中财网琼瑶翦翦风电影完整版:毛泽东：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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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空前绝后的国学大师
笔者根据卢志丹先生《毛泽东品国学》一书提供的资料和《毛泽东选集》1～4卷，对毛泽东引用国学经典与引用马恩列斯文献的情况分析认为，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千年一遇的国学大师。毛泽东思想包含有丰富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学精华共同构成的。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学成分
首先，要说明什么是“国学”？它所包括的范围有那些？在世纪之交，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对什么属于“国学”的界定有二个限制条件，一是“国学”就是“国产”的思想学说，与西学相对；二是国学不限于儒家或道家学说，而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后世者的全部思想学说。
其次，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中有国学成分并不某些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可以由毛泽东的许多言行来证明的。比如，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学说影响最大。因此，要说明毛泽东思想中的国学成分，就不得不说明毛泽东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态度。过去，一般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对儒家持批判的立场和态度。但是，根据卢志丹先生研究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并划分出“早期崇信”，“中期‘一分为二’”和“晚期全盘否定”。（ 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第26～30页。）更加重要的是，毛泽东与国学不限于儒学。毛泽东在许多方面的思想理论都源于国学,尤其是军事思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群众路线、人民军队建设和为人民服务思想都根源于国学的滥觞。
1、毛泽东的启蒙教育是国学。毛泽东自8岁开始上私塾读了六年“四书五经”，使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早在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长文《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涉及《语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2，毛泽东自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在长期而艰苦的革命生涯中，仍然不忘学习研读诸子百家的经典。由于毛泽东超人的记忆和手不释卷的勤奋，使他掌握的国学信息资料达到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成为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极其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300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这足以证明毛泽东思想与国学的联系是何等密切相关。毛泽东特别爱读“二十四史”。这个24部史书，总计3259卷，线装850册，约4000万字。他批注最多的是：《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出处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语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它不仅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且对指导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发挥重要作用。
毛泽东还发掘出一些言简意赅的古语，比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它们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3、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军事思想，这是由中国革命战争、民族战争漫长历程决定的。据统计中国古代兵书现存约500部，著名的约50部，其中《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影响最大。比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真理；“以众击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兵不厌诈”：造成敌人错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击，等等。都是毛泽东运用《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针。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计159篇文章中涉及军事56篇占35﹪（如按军事科学理论可能占半数）。可以想象在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代，战场上的胜负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正是由于毛泽东从“兵学圣典” 《孙子兵法》中汲取大智慧的营养，并将其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战谋略和原则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战争中，才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使他成为世界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军事家，堪称现代“兵圣”。毛泽东吸收、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军事科学重要组成部分。
4、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卢志丹先生在《毛泽东品国学》中列举了19个之多，还列出了毛泽东提及孔子和《论语》的史事32次。
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中说：“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对纠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而孔夫子的“每事问”就是《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5、毛泽东对四书之一的《孟子》是熟读成诵。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为人民服务”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毛泽东引用《孟子》名句的著作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整顿党的作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学习和时局》等。
6、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成语语典故和史事，有40条出于《左传》。（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第35页。）
7、史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对《周易》仍然抱有强烈的探究兴趣。《周易》所揭示的“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的辩证法和形而上等思想对毛泽东有深远影响。据卢志丹先生考证，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论持久战》、《矛盾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等文章中都引用了《周易》。
8、据卢志丹先生考证，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等文章中都引用了《尚书》。
9、据卢志丹先生考证，毛泽东对《中庸》和《礼记》都很精通，并精辟见解和运用。
10、毛泽东对《老子》思想也是精通活用。他先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引用《老子》。
11、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讲堂录》中就开始对《庄子·逍遥游》进行分析解释。并先后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中引用《庄子》。
12、毛泽东对《韩非子》也有多次引用，如《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等，还有他读《韩非子》的批注和同毛远新关于读史的谈话。
13、毛泽东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他对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做了长达1000余字的批解。
14、毛泽东著名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就出自《列子》,并引伸出“人民就是上帝”的不朽思想。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中，还活用过《列子》中的“千变万化”、“杞人忧天”这两个成语典故。
15、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中引用过《淮南子》。
16、毛泽东是伟大的诗人，这与他读研中国古典诗词辞赋是分不开的。有资料证实毛泽东欣赏、研读诗词时圈划批注过的共有429位诗人的作品，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还有大量诗词毛泽东读过而未作圈划的。从《诗经》到《楚辞》，从汉魏乐府到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乃至鲁迅的诗作，毛泽东无一不涉猎研读，毛泽东还熟读了中国“四大名著”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等等。
17、毛泽东主张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还有，我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等，都是充分体现了“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综上，我们从毛泽东著作、谈话、书信、诗文中大量引用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及其后世学说文献的思想资源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
从学术的层面讲，要证明一种思想包含有另一种思想的事实，那么就必须从书面形式上找到这种思想的资源是来自另一种思想的证据。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是可以在书面形式上，找到毛泽东引用马克思著作文献资料的出处或观点的。
一、根据笔者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卷的统计，毛泽东只有七篇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文献
1、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一节：“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引用一次，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中意思。“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
2、毛泽东1937年5月8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而斗争》引用一次《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中的意思。“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
3、毛泽东1937年7月《实践论》引用一次马克思《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意思。“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4、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引用4次其中2次为恩格斯的原话，2次为马克思的原话，它们分别是：①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一句话，“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5页。）
②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三段话，从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5页～306页。）
③和④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2句话。“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和“……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1页。）
5、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引用马克思原话2次：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言》中的一句话。“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4页。）
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种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4页。）
6、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
7、毛泽东1949年9月16日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引用一次马克思的观点，即“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3页。）
二、毛泽东引用列宁、斯大林文献的情况简述如下：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卷收集毛泽东的文章共计159篇，毛泽东先后在22篇(约占14﹪)中，除了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如上所述7篇）外，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或话语分别为：列宁20次，斯大林16次，从略。
三、根据笔者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的统计，邓小平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文献分别是：
1、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引用马克思话语说：“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先后有1次引用列宁的观点和4次引用了列宁的话语,从略。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差别
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将主要从毛泽东的阶级立场、土地政策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等三个方面简要讨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差别。
一、体会、理解毛泽东的一段经历
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在“国导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个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金及冲《毛泽东传》280～281页。）
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4月11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常委就括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农的革命（虽然没有在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金及冲《毛泽东传》300页。）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毛泽东在1958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金及冲《毛泽东传》333～334页。）
毛泽东的这段经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个缩影，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果再加上上述国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力，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国学成分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差别。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共产党宣言》的联系与差异
中如下两段话语看到毛泽东采取了不同于马克思对农民的立场。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我们知道，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论，但是毛泽东却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在90年前的中国，符合马克思标准的“无产阶级”，全国不足200万人。这就是那些“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派瞧不起毛泽东、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的根据。然而，这却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认为：“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司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又：“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最后，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最为值得一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采取的阶级立场。当时由于受到《共产党宣言》中上述观点的影响，党内党外存在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制不住。……。”
由于毛泽东采取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且采取了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分清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目标，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即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立红色政权的根据地的革命战争等一系列超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本章（一）所陈述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主张一直到1934年期间都受到来自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责难和打击。
三、毛泽东制定的土地政策与《共产党宣言》的差别
我们在上述的“毛泽东的一段经历”中，可以看到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制定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千百年来愿望，也是国学精华的成分。现在看一看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和对工商业的政策。
毛泽东在1948年2月27日《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在领导方针上。……。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
毛泽东在1948年5月25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指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丁）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戊）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两大件事情：一是军事，一是土地政策。军事上马克思沾不上边，土地政策是与马克思对着干的。马克思消灭私有制和实行公有制的思想理论，是在全国解放后逐步实施的完成的。并且，毛泽东及党中央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于1964年最终确定在农村实行了“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集体所有制。
四、毛泽东军事思想与马克思无关联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三个时期，军事斗争始终处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军事上胜负是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思想资源是来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卓越的丰富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和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理论的思想资源，不是在马克思，我们从第二章陈述的毛泽东引用马克思文献的情况可以证明此事。
毛泽东曾说过，在长征之前《三国演义》对他的指挥作战起了重要参考作用，毛泽东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借鉴古代军事家优秀军事思想相结合，创造许多军事史上奇迹，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的现代军事思想理论。给中国军事科学史留有宝贵军事思想理论财富。
第四章 当前学术界、思想理论界
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的几个现象
首先，要说明什么是“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所谓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就是毛泽东的某个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并不是马克思的，而将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
党的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上看，它无意中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资源限定于马列主义一个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国学，是产生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的根源。但是，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毛泽东思想的书面形式即《毛泽东选集》等文献，分析一下它的内容和构成它的成分，就会发现这一结论有失偏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并纠正这些错误的做法，还其本来面目。这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毛泽东创导群众路线的思想资源是《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马克思没有过关系。
在党史学界、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有一种说法：“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把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的联系是什么？石仲泉先生《我观毛泽东》一书中，并未举出“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资源是来自马克思的任何证据。至于说：“群众路线思想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石仲泉先生列举了1922年和1925年党的有关决议中提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里面去”和“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等，并认为“群众路线同毛泽东思想的其它观点一样，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第616页。）但是，群众路线思想不仅仅包括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和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更包括为群众谋利益。所以完整的群众路线思想是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来，并运用指导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蕴含有强劲的群众路线思想。“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请参考第三章1～3节的内容。
我们认为，孟子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思想资源。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高度的升华。毛泽东一直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又依靠这些智慧去领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相信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每个中共党员入党的宗旨，毕生的座右铭。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爱戴的领袖。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著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提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因此，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继承、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即国学精华而创造出的现代民本主义的光辉思想。
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思想资源是《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它与马克思没有过关系。
1930年5月毛泽东写成《反对本本主义》中说：“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即引用了《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辟论断。对纠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盛行起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并没有引用马克思任何话语，观点等文献资料。这应是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即“国学”精华而创造性提出“调查研究”思想的范例，而有的学者却将其说成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贡献。”（石仲泉《我观毛泽东》第44页）石仲泉先生在《我观毛泽东》第一篇中，引用马克思的9个文献资料来证明。其实，毛泽东当时根本就不可能读到这些马克思的文献。显然，这是上演一曲“关公战秦琼”的戏，是一种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
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就是一个例子。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的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有十一个材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基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丰富、材料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的调查。它们是:
1、兴国土地法；
2、寻乌调查；
3、在永新等处对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调查；
4、吉水东塘等四个地方的村乡调查；
5、赣西南土地分配调查；
6、江西土地斗争错误在吉安的调查；
7、分青和出租问题在吉安的调查；
8、吉水木中村调查；
9、兴国长冈乡调查；
10、上杭才溪乡调查等
上述所有调查，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革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寻乌调查，毛泽东整理后的文字有八万多字的材料。
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思想资源是中国古代丰富而优秀军事思想，它与马克思无关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认为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三篇著作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笔者孤陋寡闻，从未看到马克思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著作。既然马克思没有军事科学方面的思想资源提供给毛泽东，怎么能得出这种结论呢？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只引用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详见第二章。但是引用了《孙子兵法》等国学中的军事典故达14处。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既没有引用马恩列斯的文献，也没有一次提及他们的名字。引用中国古代军事典故2处。
毛泽东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在讨论战争与政治时，只引用了列宁的话语：“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除此之外，通篇均未见马恩列斯的名字。不是毛泽东不引用，而是马克思确实没有军事科学方面的思想资源。相反，毛泽东却引用了中华民族古代优秀军事思想与典故达12处。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认为上述三篇著作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的说法就是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化的一个例子。我们把毛泽东这三篇著作看成是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军事科学，难道不是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吗？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活用中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成功地指挥千百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一书中列举了毛泽东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及其它中国古典军事文献的情况。马克思在天之灵做梦也没有想到，从人类历史上具有最卓越军事思想的中国会向他送来这份珍贵的礼物，他除了感激之外可能就是汗颜了。
第五章 集国学大师与马克思主义者于身的一生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胸怀救国济民的远大志向。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在总结了康有为、梁启超谋学问救世之道后说：“来日之中国，艰辛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由于《共产党宣言》提供了一种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除剥削与压迫的学说，主张无产阶级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达到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模型，这种思想理论模型很适合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诉求。加上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的思想后，就朝着这个既定的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毛泽东采取完全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和“十月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应当说，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到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长达30年期间的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路线都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党宣言》提供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毛泽东却采取了与《共产党宣言》截然相反或对立的阶级立场，即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是与马克思对着干的）。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过渡理论。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放战争推翻官僚资本后，全国进行的土改工作仍然是分田到户，即土地私有化。直到1956年才进行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它也不是如马克思所说采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方式。1958年才实行土地公有化。但是由于人民公社化过程呈现出大量的问题，使毛泽东发现土地国有化的生产关系并不利于社会生力的发展。我们在《毛泽东传》中看到了毛泽东及党中央核心层在1958年至1964年期间对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艰辛探索过程的详尽细节，可谓感人至深。在毛泽东及党中央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于1964年最终确定在农村实行了“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集体所有制。换句话说，毛泽东实现建立马克思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目标，是在1964年才完成的。
毛泽东在晚年发动、领导的“文革”运动，可以证明毛泽东的一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源头还要从1964年“四清”说起。“四清”实际上主要是清查各级领导者的经济问题，最终反映出来的是人民群众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965年，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传》1390页。）其实，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何曾不是如此呢。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就是由于没有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所以他们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不仅马克思认为只要生产资料土地公有了就没有了剥削和压迫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这样认识的。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是那样简单的。比如，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生产队、公社、县都发生瞒报私分的现象，吃大食堂有的说好也有说不好的，最后是自行消失了。公有制观念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人类永不消失的幻想与理想，在许多情形下让人们产生一种崇高的体验，它使人们难以说出私有制的意义和自发性作用。毛泽东在这时期从理论到实践艰辛的探索中取得一系列的成果，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思想理论财富。比如，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全民公有制的“共产风”走向“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坚决否决了陈伯达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的主张（也是马克思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不能取消商品生产，等等。这不仅在理论上都超越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也在实践上超出了苏联模式。事实上，“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仍未充分发展农业生产力。比如，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的农民自发自愿形成的“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直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得到肯定与承认。
由于苏联发生否定斯大林事件的影响，毛泽东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论”。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长达10年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
“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
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自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已经证明，党的决议已经作出了结论：十年“文革”运动是毛泽东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对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损失。然而，人们似乎没有追溯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是什么？显而易见，十年“文革”是毛泽东采取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理论的结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资源无疑来自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理论曾经对毛泽东产生积极的重大的影响，可谓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成萧何，败萧何。”也印证了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界限。因为马克思没有提供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作为执政党如何建设党的思想理论，也没有提供采取民主政治制度保障共产党通过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思想理论。说白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创世学说，它不包含治世的思想理论。运用创世学说来治世，真理必然成为谬误。进一步说，马克思的经典文献缺乏治世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还可举出许多的例子。比如，在公务员队伍中，贪官污吏层出不穷，他们不知道“为人民服务”为何物。但要将这些人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论处，则缺少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基础的理论依据，只能以单个人的责任依法处理，但是马克思仍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资源。认为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化了，就消灭了剥削与压迫，人与人间关系就平等了，等等。
通过前四章所述、分析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土地政策所体现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军事思想，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统一战线和平建国思想等，它们的思想资源都是发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滥觞。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通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和斗争的过程中，同党内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争鸣中逐步形成的。《东方红》的歌，在很大的意义上反映了这种实际情形。那种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所谓集体智慧的观点，是一种虚化毛泽东和弱化毛泽东思想的做法。
按照学术规范，享誉国学大师称谓的人一定要有学术著作存世，毛泽东有吗？这就要多说几句话了。毛泽东虽说没有过这样的学术专著，但是《毛泽东选集》1～4卷和《毛泽东文选》1～8卷实际上就是一种版本的国学著作。在毛泽东文章、书信、谈话、诗作中包含涉及了几乎全部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后世学说的经典，这也是任何一部国学学术著作所不能媲美的。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运用国学作用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和所面临并肩负任务，作用于他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国家所担负职位和发挥的历史作用，是任何一位纯学术界的国学大师不能比肩的。毛泽东运用国学所特有的思想资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服务，为了中华民族摆脱百年来内忧外患，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它是跨越时代跨越政治类型将国学现代化的典范。
尤其是，1944年9月8日毛泽东根据和借鉴吸收司马迁《史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国学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的时代精神。发表《为人民服务》著名演讲，阐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创立了建设新型军队的思想理论模式。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仁学”在现当代的时代性发展的成果。中宣部等单位组织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已经是第三届了。是什么思想和精神成为各种类型的道德模范的核心精神呢？归根到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国道德模范各种典型事迹，都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解读。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民族现代性的伟大精神的旗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生中，大量引用国学经典解答问题，有的借古为鉴，有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有的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的是引申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它们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是国学的现代版。我们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走向未来的思想理论基础。
（电子信箱：bftgd@sina.com）
参考文献：
卢志丹：《毛泽东品国学》，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邓小平文选》2～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2011年，新华网，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