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学园第四季爱奇艺:华容道，掀起你的盖头来

　　公元208年，曹操因赤壁兵败北归的华容道，关羽在这里义释曹操，使中国鼎定三国之势。由于《三国演义》小说和由其改编的电视剧的大肆宣染，关羽成为了当代人们，特别是商界人士崇敬的偶像，华容道也随之成为了史地界注重的课题。然而，千百年来，华容道被蒙上了层层面纱。今天人们抱着急迫的心情，希望掀起你的盖头来！

　　百家考古篇，欲说何易。

　　华容道在哪里？这是每个了解三国义释曹操历史的人们都非常注重的问题，也是历史地理专家、学者们长期探讨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事物方法的差异性，古今历史地理专家、学者对此的观点并不一致。

　　“县治”派。“县治”派的观点主要是县治在哪里，曹操就应走那里。“县治”派的主要代表作有郭沫若同志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该集《赤壁之战》地图将曹军的水军进、退军和孙刘联军的水军进军路线标在自赤壁至江陵的今荆江段，将曹军步骑的进、退军路线和孙刘联军的进军路线标在从乌林横贯云梦泽经古华容县治（图上县治位于今潜江县城南偏东，但《监利县志》载明在今县城西，《辞源》解释在今监利县城东）至江陵之间。无论是曹军还是孙刘联军，水军与陆军的行军路线相距百里，且步骑要穿越近200里的沼泽地，往北绕道较多。“县治”派的主要代表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教授的《云梦和云梦泽》和张修桂教授的《赤壁古战场与华容道》。谭教授在《泽》文中写道：曹操撤退时“遇泥泞”“正可以说明云梦泽在华容道中”。张教授在《赤》文中写道：“可以肯定：潜江县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及华容县故址。确定了华容县故址，华容道的具体走向就清晰可辨。华容道横贯今江汉平原中部，东南端起自今洪湖县乌林，中经今潜江县龙湾华容县故址，西北直抵南郡治所的今江陵县，全长150公里。”但二位教授在这里的观点与后面介绍的水道问题有些相矛盾。也有人认为《辞海》和《辞源》也是“县治”派的代表作。二者对华容道址的解释是很明确的。《辞海》解释：“华容：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南朝梁废。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战败后北归，取道于此。”整个解释分成5个自然句。每句都是针对“华容”一词解释的，并没有把“县治”与“华容道”联起来，第五句无疑是指“华容道”过“华容”境而已。《辞海》解释：“华容：春秋许容城地。汉置华容县，属南郡。后周废。故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东。汉末赤壁之战曹操兵败从华容道北走，即此。参阅《读史方舆纪要》七八《荆州府》。”同样，第五句“即此”。应指“华容”县境而非华容“故城”。我们在潜江市考查华容道时，该市的史文界的专家、学者认为以古华容“县治”为“华容道”，既缺有力的历史证据，又无必然的逻辑关系。

　　“文赤壁”派。《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有来自全国的史地专家、学者的31篇论文是针对黄州赤壁说和鄂州华容道说的观点进行反论的。可见在这本论文成书之前黄州赤壁说和鄂州华容道说大有人在。鄂州和赤壁同属一省，为辨真假“猴王”，大动刀笔，一时“论”起萧墙。虽然今黄州赤壁景点建筑物内还有不少论文争辨“大战”就在黄州，但毕竟因史料不足和地理位置有误难以自圆其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载：“赤壁山苏轼以为周瑜败曹公处，非也”。所以黄州赤壁渐渐被誉为苏东坡作赋的“文赤壁”了。“赤壁”不存，“华容道”焉附？所以鄂州市西北50里自宋建华容镇（10年前这里又设置了鄂州市华容区）的地方有华容道一说便不攻自破。我们2004年10月去考察采访时，无论是区政府的文史官员还是镇上的普通居民，都认为“华容道在湖南”。

　　“桃花山”派。《中国古代史》引《武昌志》曰：“曹操……大败，取华容道归”。《史》注曰：“华容，今石首也。黄州赤壁非是。”由于今华容与今石首接壤，从两县的辖区分析，曹操从洞庭湖走今石首的任何地方回江陵，必须经过今华容县的境地。何况，倒马崖是华容与石首的界口，走石首也必走横亘东西四十五里的桃花山。《监利县志》说，曹军到了今监利县的东南境诸址。但曹军仍可以从这里经广兴洲或洪山头一带走桃花山的倒马崖逃往江陵。何况还有诸葛亮派兵前诱后追，曹操便乖乖地进入了诸葛亮事先在倒马崖设置的伏击圈。除曹操一路人马北逃之外，曹军还有浩浩荡荡的几十万大军北逃也不会只走一条路，肯定是望北诸路逃窜，其中一部分步骑经过监利县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几十代人的口传历史。金秋十月，华容道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实地考察倒马崖，问及沿途老少，都知有个倒马崖。被问者个个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时，走露天之口，在倒马崖马失前蹄倒地，故名倒马崖。我们在华容县东山镇大旺厂村问一位姓廖名志炎的先生，他告诉我们哪里是倒马崖，哪里是望夫山、娘娘庙，哪里是吴王庙。我们过倒马崖来到石首市桃花山青竹沟村，一位姓吴的老农正从白杨湖弄了一条鱼在剖肚，他向我们介绍了吴王庙和吴家祠的地方。在溪港边，我们碰到一位刚过门的年轻媳妇也知道关羽释曹的地方。这种妇孺皆知的情况与鄂州市华容区、华容镇的干部群众个个否认当地有华容道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老家住大旺厂村的先后任岳阳市原方志办副主任、档案局局长的朱培高同志在《是是非非华容道》一文中写道：“听大人们讲，这露天之口和豁口以北的峡长山谷，就是曹操兵败逃命、关羽义释曹操的地方。每次从这条峡谷经过，大人们总是指点形胜，谈古论今，绘声绘色。这华容道也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家在东山镇包家仓村的岳阳市人大秘书长包忠清同志也经常听到祖父和父亲讲过倒马崖的故事。而这些传说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从建安十三年算起至今应相传了大几十代人了。

　　周边的三国遗址如星拱月。在倒马崖周边，还有很多关于三国传说的遗址，见景生情，犹如古三国战场如今仍然狼烟四起。以倒马崖为中心，右有孙夫人遥祭夫君刘备的望夫山、娘娘庙，左有关羽挥刀砍断的斩龙石，亲手种植的白果树，下有纪念吴大帝的吴王庙，往回走，有张飞杀猪飨将的杀猪港，在县城西的鼎山有刘备庙。监利县在魏晋时代与今华容县河东共为一县并无长江之隔，连为一体。曹操几十万大军进、退不排除到了今监利县境（当时属古华容县）。《监利县志?名胜风光》中有位于周老嘴镇鲁桥村一带的“仓库垸”，相传赤壁之战时，曹操的儿子曹植曾押运粮草时在此修仓屯粮；有位于白螺杨林山的“子龙岗”，相传是当时赵子龙三千人马阻击曹军的地方；有位于白螺镇白螺矶的“狮子山葫芦口”，相传是当时张飞三千人马伏击曹军的地方；有南起汴河镇曹桥村，北止毛市镇毛家口长达10公里的“华容道”和位于毛家口的“放曹坡”。《监利县志》收集了华容道的诸多传说，而《潜江县志》上则无。监利的曹桥村那里现有该县县政府立的“华容古道”石碑。但据当地人说这里只不过是曹操饥渴时在一丘田里扯了萝卜吃的地方，这里今有一丘“救曹田”为证。就算是曹操当时走了这里，也只能望西北走“华容隆起”的桃花山，因为当时从这里往北是茫茫湖沼地带人马无法通过。

　　《华容县志》的记载更有真实性。距今392年前的明万历四年的《华容县志》载：“倒马崖俗称曹操赤壁战败，从华容奔荆州，道经兹崖，马坠，因以名。按史，操败于乌林，由华容道走。乌林在今临湘乌黎口。而倒马崖，石首南界；石首亦古华容地。”台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华容县志》载：“倒马崖，邑东70里，俗称曹操战败由华容走荆州，道经此，马坠，因以名。”县志是地方历史地理书，不可能凭空捏造事实，一定是根据更远久的《华容县志》或其他史料编印的。而倒马崖虽不知何时命名，但现存的几个不同时期出版的《华容县志》的舆图上都有倒马崖地址。当地还有人说倒马崖边有战马所踏脚印和曹操顿刀之孔。这些虽然早已不见痕迹，但也不排除当地人为了纪念倒马的历史事件，刻石为记的可能性。“无风不起浪。”既然千百年代代相传倒马崖义释过曹操，也就不由人不信了。

　　《三国演义》可作参考。自宋元以来，各种文艺作品如小说、戏曲、曲艺之类，涉及三国的故事不计其数，其中尤以元末明初罗贯中的讲史体小说《三国演义》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最大。《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重大事件主要出自《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有些细节来自民间传说，接近事发年代，也具一定的真实性。《三国演义》是通俗化的《三国志》。虽然不可完全拿《三国演义》作史来研究，但可作论证华容道的连环佐证参考。

　　写曹操首战、水战在三江口并就地整训水军，与“至巴丘”合。《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写道：“却说曹操知周瑜毁书斩使，大怒，便唤蔡瑁、张允等一班荆州隆将为前部，操自为后军，催督战船，到三江口。早见东吴船只，蔽江而来……曹军不能抵挡……曹军败回……于是张、蔡二人，自去训练水军。沿江一带分二十四座水门，以大船居于外为城郭，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至晚点上灯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红。旱寨三百余里，烟火不绝。”第五十回写道：“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

　　写曹操被逼往彝陵，全程皆山路，与“华容隆起”合。第五十回又写道：“操此时指望合淝有兵救应；不想孙权在合淝路口，望见江中火光，知是我军得胜，便教陆逊举火为号，太史慈见了，与陆逊合兵一处，冲杀将来。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见张?，操令断后……“纵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渐远，操心方定，问曰：‘此是何处？’左右曰：‘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刺斜里一彪军杀出，大叫：‘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了！’……操问：‘那里投南郡江陵去近？’军士禀曰‘取南彝陵过葫芦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芦口……早见四下火烟布合，山口一军摆开，为首乃燕人张翼德，横矛立马，大叫：‘操贼走那里去！’”

　　写曹操被诱骗进华容道山口，与其性格合。第五十回接着写道：“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余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余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峰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

　　写“山僻路小”、“砍伐竹木”、“行至谷口”，与桃花山地形物产合。第五十回最后写道：“操见前军停马不进，问是何故。回报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堑内积水不流，泥陷马蹄，不能前进。’操大怒……传下号令，教老弱中伤军士在后慢行，强壮者担土束柴，搬草运芦，填塞道路。务要即时行动，如违令者斩。众军只得都下马，就路旁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曹操既脱华容之难，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止有二十七骑。”

　　是是非非华容道，究竟哪条是真道？下一篇的史料证明今华容也是古华容，华容道就在华容县。

　　千古华容道，究竟何在？

　　华容道，指三国时曹操从赤壁逃往江陵所经过古华容县的那条小道，即华容道址，应有三个层次的概念：一是指华容道上关羽义释曹操的地点，即狭义的华容道；二是指曹军在古华容县境内的撤退路线，即中义的华容道；三是指曹军从赤壁撤退到江陵的路线，即广义的华容道。人们想知道的往往是狭义的华容道。因为只有这里才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才有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无穷知识和探讨这些的浩瀚空间。然而，如果不研究广义的华容道，就弄不清中义的华容道，也找不准狭义的华容道。如果不研究曹军进军路线和孙、刘联军的阻、追路线，也难弄清曹军的退军路线。

　　曹军进军时，从江陵经巴丘到赤壁。《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求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资治通鉴》引《武昌志》云：“曹操自江陵追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败，取华容道归。”还有数十本权威史书都说曹操自江陵进军赤壁时经过了巴丘。这里恕不赘引。曹军进军为什么要经过巴丘呢？郑翔在《古战场蒲圻赤壁论文集?谈蒲圻赤壁的几个问题》中说：“巴丘位于江陵的东南面，是攻取长沙、零陵、桂阳的最好途径，当时之所以未去占领上述地方，是打算先消灭东吴主力，再定这三郡。从巴丘顺江东下，可直取夏口，巴丘更可作为部队粮草的中转站，且江南有延绵的丘陵，有利曹公的骑兵征战。”冯金平在《古战场赤壁论文集?蒲圻三国赤壁考》中说：“巴丘是今岳阳，曹操进退军都经过了巴陵湖中”，“古代巴陵湖，又作巴丘湖、云梦泽，即今之洞庭湖。一千多年前的洞庭湖广八百余里，与长江连成一片。军族于此，不知何处为吐，何处为纳。巴丘是古代的军事重镇，曹操大军下江南，途经巴丘，为防腹背受敌，请问他该不该占领？要占巴丘又该不该走于巴丘湖中？”

　　曹军在退军时从乌林回江陵经过了巴丘和华容道。《资治通鉴?汉纪》载：“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舆地纪胜》载：“曹操既败，取华容道归。”《三国志?郭嘉传》载：“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春孝在，不使孤至此。’”说明曹军在巴丘湖面上烧船后还江陵。《三国志?吴主传》载：“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复追至南郡。”《江表传》载：“曹操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获此名。”《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载：“曹自江陵追备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败取华容道归。”张修桂教授在《复旦学报?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一文中写到：“曹操沿江溃败之后，尽焚江上残余战船和巴丘曹由洲上的后援舰队（摘自《括地志辑校卷4岳州巴陵县》）。”关于曹军从巴丘湖的哪个方位撤退的问题，冯金平在《赤壁考》中又写道：“至于说曹操赤壁败后，至巴丘湖中无船渡江问题，我们认为：曹操赤壁兵败，其主力已被孙刘联军歼灭，但曹操二十六万水兵决不可能全部被歼。要不然，孙刘联军也就大不必水陆并进直追到南郡了。曹操赤壁兵败后其败兵水陆两路撤退，其水军退入巴丘湖中，遇雾迷路，孙、刘追兵又至，曹操于是将余船放火烧毁，以免被孙、刘方面所获利。这个曹操烧余船的地方，就是今洞庭湖中的曹由洲。曹操烧掉余船，而后登北岸经华容道逃走，既有余船烧掉，怎么会没有船渡江呢？”《括地志》载：“巴丘湖中有曹由州，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冯金平又引用《春秋?释例》文：“南郡华容县东南有巴丘湖。”《汉书?地理志》也认为古华容县之南即今洞庭湖是无可非议的。

　　孙刘联军水陆并进追击曹军也是自巴丘至江陵。《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资治通鉴?汉纪》载：“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周瑜、程普将数万众，与曹仁隔江未战。”《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载：“先主与周瑜俱自巴丘追踬之。”这些记载十分明确记载了“自巴丘”、“水陆并进”、“追至南郡”、“隔江未战”的史实。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自江陵经巴丘至赤壁，然后经巴丘、走华容道回江陵呢？这与当时战争环境所决定的战略战术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战略战术上来探讨行军方向方面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曹军是经县治还是过县境。从军事角度分析，曹操应是从古华容县境而过，而非经古华容县治。其一，如果古华容县治已被曹军占据，那么，曹操在日夜兼程之后既然到了“家”，又何苦再逃100多里路到江陵呢？其二，如果古华容县治未被曹军占据，那么，曹操经古华容县治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曹军初定江陵就集中兵力挥师南下决战，不一定分散兵力占据古华容县治。因此，我们认为曹操撤退到江陵时所走的是古华容县境的小道，而非是通往古华容县治的大道。

　　第二个问题，曹军是奔沼泽还是走高地。《资治通鉴?汉纪》载：“操行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赢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赢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很多专家据此认为曹操一定是走云梦大泽了。我们对此不以为然。首先，文中指的是遇泥泞，不一定是指遇云梦泽的水面或沼泽。泥泞一般为丘岗地黄壤或其他粘性土壤因晴天碾成灰尘后遇雨成泥，而湖中的沼泽地虽然也是泥泞，但随时有陷人进去的危险，就如红军长征中所走的草原一样，人一般是不能走的。其次，曹军就算是偶尔遇到了一段湖中沼泽，有可能是在洞庭湖烧船后上岸要经过的一段沼泽地，但曹操决不会选择全程300多里路远的云梦泽沼泽路。因为这样，曹军在前面“负草填之”，却被孙刘联军轻骑追之，几十万大军岂能逃之？三是作为军事家曹操，一定对打赢了怎么进，打输了怎么退，早已部署了几种方案。这乃用兵常识。所以曹操应当早就选好了如果合肥或襄樊方向走不了，便回江陵的退路。而位于古华容县南境的“华容隆起”自巴丘湖起至今石首县城有近200里通往江陵的高岗丘陵，是步骑理想的逃生这路。

　　第三个问题，曹军是走江南还是江北。曹军和孙刘联军步骑是走江南还是江北？这似乎成为人们认定华容道的前提。其实，并非如此。曹操自江陵征备，除了有刘表水军外，还有几十万北军是惯征善战的步骑，既得江陵，沿江并进，乘船过江也不是难事。如果沿江两岸部署步骑，可防敌军侧击水军。《中国古代史》载吴国长史张昭对孙权的劝谏：“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进，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这既说清了曹军“水陆俱下”，又道明了孙刘联军无长江之险可守了。因此，不能排除曹军过了江。至于孙刘联军追曹军至江陵，“隔江未战”一事，既可理解为江南有曹军，孙刘联军追至江陵曹军再从江南退守江北而“隔江未战”；也可理解为孙刘联军溯江及沿其两岸追曹军到江陵，然后从江北收缩队伍到江南“隔江未战。”从赤壁战后态势来看，主要是长江上游的曹军与下游的孙刘联军作战，而非江北的曹军与江南的孙刘联军作战。

　　第四个问题，曹军为何只有“蒙冲斗舰。”在赤壁之战中，曹军只有乃以千数的蒙冲斗舰之类的小冲锋舟船，而孙刘联军却有大舰，且舰上装有冲桩、捣樯、火笼，船舰及其装备技术先进。我们以为荆州水军并非不熟水性，而是原来的小舟、小船只能出入江面较窄、风浪不大的荆州地区的长江，来到洞庭湖后，便感不适应大江，不得不连锁防覆，不得不重训水兵。曹操原以为冬季不会有东南风，所以撤退至江北乌林扎营，谁知孙刘联军抓住偶尔一阵东南风，烧了曹军一个措手不及。荆州之军为什么不造大舰呢？是不是经济实力不行？非也。因为当时长江在枝江分枝，江窄加上冬季江水更少，船大反碍事，不得已而为之也。从洞庭湖到赤壁一带，不但九江合流，而且汉水顶托，江水一定大，江面自然宽，所以曹军进入洞庭湖后，为了适应新的水战环境进行了水军训练。

　　我们知道，华容道是古华容县境内的一条小道，是曹军从赤壁败退时经巴丘退往江陵的一条“长征”之路。因此，如果今华容县境内没有古华容县境风的辖地，那就可以排除今华容县境内有华容道的可能。相反，如果今华容县境内有古华容县境内的辖地，那就不能排除今华容县境内有华容道的可能。进而，如果巴丘与古华容县境和今华容县境重合的辖地接壤，那就增加了曹军从巴丘经今华容县境内退军的可能性。更有，因为今石首于公元284年，今监利于公元222年均从古华容县划出，且都与今华容县境接壤，有的史书认可华容道在今石首，或在今监利，这就不但与华容道在今华容县境不矛盾，而且可更进一步佐证就在今华容县境。

　　今华容县东部境地就是古华容县西南部境地。古华容县始自汉朝。《岳阳纪略》载：“今华容县，以古华容得名。古华容，由章华台、容城两个地名合成（参见《历史地理沿革表》）。”据《监利县志》载：楚国时有容城地。楚项王二十一年，秦拔楚郢（今江陵纪南城）改为南郡，容城地属南郡。汉高祖元年，改南郡为临江郡，分容城地设州陵县（治今监利县东30里）、华容县（治今监利县西北周老嘴关西三里）。汉高祖五年废临江郡，复置南郡，州陵、华容二县改属南郡。《荆州地区志》载：西汉时南郡治江陵，辖华容等18县，东汉时南郡辖华容等9县，三国蜀、吴时的荆州的南郡辖华容等9县。晋朝的南郡辖华容等11县。《华容县志?大事记》载：“隋开皇十八年改安南县为华容县，为今华容县之始，唐武德四年分华容县置石首县。唐垂拱二年避武则天讳，改华容县为容城县。唐神龙二年复华容县名至今。”

　　今华容县东鄙属古华容县境。明万历《华容县志?舆封》载：“意古者地广，跨（今）江东西，皆其境土。西鄙近安乡者，或隶孱陵，东鄙则乃华容，与监利、石首共为一县，到晋乃分而三也……。大抵今华容在六朝实二县，东袭故名，南侧南安，至隋始并为一县，或者萧梁置郡时所并也。”《岳阳纪略》载：“今华容县则属南郡古华容县和武陵郡时所并也。”“古华容为公元前202年建，属南部，县治在今监利，辖境以监利为中心，包括今石首和今华容县东北部。”

　　今华容县东部境地属古华容县南部境地，且“东袭故名，”不但有上述史料记载，而且《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自西汉至西晋时今华容县河东均为南郡的古华容县境。

　　古华容县和今华容县与巴丘接壤。《辞海》解释：巴丘“山名，在湖南岳阳。相传夏后羿杀巴蛇于此，骨堆如丘，故名。三国时为吴重镇，鲁肃、万●等皆曾率重兵屯戊于此。”《岳阳纪略》载：“岳阳县原称巴陵县，始建于公元280年，即晋太康元年（《水以注》），范围包括今岳阳市区、岳阳县及临湘县境，属长沙郡。县治在今岳阳市南区岳阳楼一带。”《岳阳县志》载：岳阳县“东汉下隽县地复属长沙郡。至三国时期属吴，名巴丘，仍隶长沙郡。”以上可以看出，巴丘即今岳阳，与古华容县接壤，也与今华容县毗邻。《春秋?释例》：“南郡华容县东南有巴丘湖。”这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巴丘湖即今洞庭湖，北岸就是古华容县，也是今华容县河东一带，古华容县境有些时期甚至包括了今君山区的辖地。

　　今石首县和今监利县是从古华容县分出来的。史料记载石首市和监利县是从古华容县划分出来的。《石首县志》载：“西晋太康五年分华容县西南境置石首县，属荆州南郡。南北朝宋元嘉十七年省石首县入华容，北周废华容入监利。唐武德四年，复分原华容地置石首县，属江陵府。吴黄武元年，析华容县东境始置监利县，属南郡。”正因为今华容县的东北部、石首、监利县同为古华容县，所以有的历史书往往各为己用。如《中国古化史》在引《武昌志》介绍华容道时曰：“华容，今石首也。”《监利县志?大事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兵败赤壁，引残部从华容道（今上车镇曹桥村至毛家口）步归。”由于今华容县河东一带的桃花山之北为石首，之东为监利，所以曹军先往今监利方向逃跑，后被孙刘联军追逼后选择进入“华容隆起”从桃花山翻山进入今石首地带的记载，正好“刀鞘合”，且桃花山之倒马崖和斩龙石均为今石首之南界，今华容之北界。

　　尽管上述史料证明华容道就在今华容县，但人们还有疑团：滚滚长江东逝水，曹军如何到江南？下一篇介绍的资料告诉我们：长江古道是九百年在东，九百年在西。

　　万里长江水，曾经何处？

　　从本文第一、二两个问题中不难看出，即使是古长江就走荆江一线，曹操也是从洞庭湖北岸登陆走华容道回江陵的。但是总有一些人盯住长江不放，问：“曹操回江陵时到底是怎么过江的？”这就不得不查一查荆江的史料了。

　　万里长江，汇纳百川，浩浩东流，千古不息。但长沙通过三峡之后进入今宜昌地区，在今江汉和洞庭湖平原的江道并非千古不变。水总往低处流，有流水便有淤积，淤积久了了便低处成高处，高处通不了水便另寻低处流。有关史料载明，长沙之水以枝江为起点，先北灌云梦泽，以湖代江，云梦泽淤积到一定程度后，便分流向南入洞庭湖，并逐步成为主流，当北流地带越淤越高，南流地带淤积又步其后尘，便把江水挤向中间即荆江开始漫流，再演变成今天长沙??荆江。长江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从湖北省的宜昌到江西省的湖口为长沙中游。从湖北省的枝城到湖南省的城陵矶一段的长江因经过古代的荆州地区而称荆江。荆江分为上下段，以藕池口为界。

　　监利东境的荆江河床南北朝时仍为漫流区，至唐宋暑期才塑造完成。《荆江大堤志》在《河道形成与演变》中，引张修桂教授《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一文，认为“江流进入了浩瀚的古云梦泽。”《志》述“该文认为：荆江统一河床形成阶段，经历了由西向东逐渐形成的过程，即首先是江陵境内，其后是在石首、监利境内的形成过程。史前时期，荆江尚示形成明显的河床形态，那时江流在今湖北江陵县边缘进入浩瀚的古云梦泽中，然后以漫流形式向东南倾注。至周秦两汉时期，由于江水所携带的泥水在云梦泽长期沉积，以致首先在水泽西部形成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并在洲上发充了分流水系。当时在这块三角洲上，古荆江水系吃不开扇形向东扩展，汇注云梦泽。此时，下荆江地区则尚处在高度湖沼阶段，洪水季节主泓横穿湖沼区至城陵矶与洞庭湖诸水相会。至魏晋时期，因北岸水系继续分泄泥水的结果，荆江三角洲在向东继续延伸的同时，迅速向南扩张，迫使位于今石首东北境内的云梦泽主体向下游推移，自此荆江在石首境内始摆脱漫流状态，逐步形成河床，其形态发展到南北朝时已极为清晰。而这一时期监利东境的荆江河段，则依旧横穿云梦泽，向东南方向漫流。到唐宋时期，云梦泽完全解体，演变成若干星罗棋布的湖沼，自此监利境内的荆江河床最后塑造完成。”张修桂教授的依据又从哪里来呢？他在《长江宜昌至城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中写道：“魏晋时期……监理境内的荆江河段，大部分依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地面的独立河道尚不明显，仅有东南方面的大体泫路。至南北时期，荆江主河床仍然如此，故《水经注?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下荆江河床形态已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而且还有较高爽的自然堤供人类定居，江中还有不省沙洲分布。而监利境内的下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这绝不是郦道元的疏勿或者受当时的资料限制，而是监利境内下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边缘，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科学反映。结合当时云梦泽边缘，尚处于漫浪为主要形态的科学反映。结合当时云梦泽在监利、惠怀一线以东”萦连江沔”的记载，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下荆河道是在江汉平原古云梦泽的消亡过程中逐渐发育形成的……唐宋时代，云梦泽消亡，下荆江完全摆脱漫流状态，统一的河道塑造完成。”

　　监利筑堤自五代始，明、清之后水涨堤高。《长江水利史论文集》载《荆江大堤的历史发展和长沙防洪初控》一文称：“康熙《监利县志》有‘五代高季昌守江陵，筑堤防于监利’的说法，可能就是这一堤段的始筑，”“北宋中其时，刘仞在《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中反映当时的情况是：监利‘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县不足，取之旁县。’”《长江志?古近代大事记》载：“宋末，监利县筑车森堤（即上车湾堤段），用以捍御洞庭涨溢。”始修监利江堤自五代始，大修监利江堤则自明嘉靖四十五年起。《长江志?古近代大事记》引清康熙《湖广通志》：在荆江堤防大决之后，荆州知府赵贤估议重修荆江南北岸江陵、监利、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六县江堤……越三冬，六县堤修竣，始立《堤甲法》。

　　监利、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六县江堤……越六冬，六县堤修竣，始立《堤甲法》。该志引《大清会典事例》：清雍正六年湖北大修荆江堤防并议管理体制。该志记载了清道光二十年、国民政府大修荆江大堤的情况。建国后，荆江大堤更是不断加修，才有今况。综上所述，"周秦两汉时期"，上荆江江水分流呈"扇形"汇注云梦泽。因此，这里尚为湖泊，曹军应不得通过。此时的"下荆江地区则尚处在高度湖沼阶段"，只有"洪水季节主泓横穿湖沼"，那么冬枯季节则应无水，且为沼泽，曹军的水陆两路皆难从此通过。这种情况至魏晋时期，监利东境的荆江河段，则依旧横穿云梦泽，向东南方向漫流。长委水利专家周凤琴在《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中写道：云梦泽"随着淤积发展至唐宋时消亡，荆江水位加快上升，已达2.5米右左。后来人为筑堤，口穴被堵，尤其明嘉靖二十一年后，因荆堤连线，通江的荆北口穴全被堵塞，从而促使荆江水位急剧上升……自南宋距今约800年来，洪水位线上升量约达11.1米之多。"

而今以长江为障碍否定曹军走今华容县的人们可谓是"今人不见古时江，错把今江当古江。"今荆江在当时既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曹操从这里过江的问题。

上面提到"古荆江"汇注云梦泽。而今人却不见云梦泽，易生疑义。这就有必要刨刨云梦泽根底了。

云梦泽在什么地方？1980年《复旦学报》载谭其骧文《云梦与云梦泽》，就云梦泽的方位和变迁作了精辟的阐述。文载："作为先秦九薮之一的云梦泽，在《周礼》、《尔雅》等书中只说在荆州，在楚地，没提到它的具体位置……两汉三国时代，或作在江陵之东，江汉之间，或作在（古）华容县境。前者如《史记?河渠书》载，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曾'通渠汉水云梦之野'，这是说郢都凿渠东道汉水，中间经过云梦泽地区。又，同书《货值列传》论各地风俗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泽之绕，指云梦泽在江陵之东。后者《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义》都说云梦泽在（古）华容志，并且还指明这就是《职方》的荆州薮。《周礼》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注，《汉书音义》，《汉书音义》都说泽在（古）华容而不及方位。《水经?禹贡山水泽地》作泽在（古）华空东。（古）华容故城在今潜江县西南，正好在江陵之东，大江、汉水之间，所以这二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过去千百年来对先秦云梦泽所在的各种解释，只有汉魏人的江陵以东江汉之间的说法是正确的。"其他还有很多学者、专家的观点大同小异，我这里不多引。

云梦泽由大到小直至消亡，所以今人不见云梦泽。谭文又载："湖泽这种地貌的稳定性是很差的，特别是冲积平原的湖泽，变化更为频数。云泽梦当然不会例外……春秋中叶以前的江汉之间的云梦泽，也要比汉代仅限于（古）华容东南方位的云梦泽来得大一些……（战国时）'方九百里'的云梦泽……到了汉代……限于（古）华容以南的云梦泽，其宽广应不足九百里……南朝时代，江汉之间以大●、马内等湖为最大……到了唐代，大●、太白二湖不再见于记载，到了宋代，连马内湖也不见记载了……由此可见，南朝时那些著名大湖，至是已为葭苇弥望、荒无人烟的沼泽地所代替。"《长江志》的记载大抵与上相同："秦汉以前云梦泽南连（今）长江，北通汉水，'方九百里'，面积近二十万平方公里。当时长江洪水出三峡后，入云梦泽调蓄，再下汉口……到南北朝时期，云梦泽已由过去的'方九百里'演变为'方三四百里'……到唐、宋时代，统一的云梦泽已不复存在，成为分散的星罗散布的小湖群。"《历史地理?第十辑》载周凤琴《荆江历史变迁和阶段性牲》一文中有一幅现今通过地质钻控绘出的示意图，表明早期的长江完全走云梦大泽，且"以沙市为质点产生两支分注，主干所形成两支卵石背。"而在监利一带只有漫流的沙洲，不见河床呈现的卵石背。《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河麻烦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一文确认："由于江汉平原地区，在中全新世大体上属长江漫流区，云梦泽实质上是漫流区内长江的吞吐型浅水湖泊。"

再看云梦泽中的洪湖变迁。洪湖位于乌林之侧，曹军当年却在此扎起了数十万大军旱寨，这是怎么回事？张修桂教授在《长江》一文中解开迷团。原来洪湖在先秦时代，"还发现有两周时代的墓葬，说明二千多年前，长江西侧这一带，也早已形成了可供人类定居的泛滥平原。今天潮渺的洪湖，在当时并不存在，而是此后地貌变迁的结果……洪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属云梦泽东部的长沙泛滥平原"，曹军在这里扎营，沿江进、退军就无水障了。

上述可知，"到了汉代"，至唐宋以前，古华容以东及以南尚有近九百里的云梦大泽，想必曹军的水陆大军不可能走这里进、退军了。

在魏晋前后，云梦泽缩小，今荆江尚处于漫流状况，那么长江之水又往哪里去了呢？多数史书认为长江的正流走向洞庭湖。

洞庭湖因洞庭山即君山而名。今洞庭湖含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秦汉以前的洞庭湖，还只是君山附近的一小块水面，"方二百六十里"，其余都是被湘、资、沅、澧四水河网切割的沼泽平原。到南北朝时期，洞庭湖与南面的青草湖相连，扩大到"方五百里"。到唐、宋时代，又向南扩展，西吞赤沙，横亘七、八百里，使洞庭湖湖面进一步扩大到"方八、九百里"。全盛时期，洪水湖面达6000多平方公里。往后由于长江南支大量泥沙带入使洞庭湖加速淤积，到1949年减少为4350平方公里，到1984年洪水面积只有2691平方公里，1995年枯水水面仅645平方公里。洞庭湖在古代称为九江。《同庭湖志》载万年淳《九江考》曰："皆以九江为洞庭，以巴陵为东陵……；考曾彦和以沅、渐、无、辰、叙、酉、资、湘、澧为九江……；窃考洞庭虽名九江，其实入洞庭者惟澧、沅、湘、资四大水，其中入沅都四，入湘者一，务为九者，以其源流甚远，足成为江故也。"该志载陶澍《〈禹贡〉"江别为沱，至澧，过九江，至东陵"解》对东陵的解释："荆州本治江陵，而城陵与夷陵分踞东西，夷陵为楚西陵，则城陵山之为东陵无疑矣。"该志又载夏大观《九江考》曰："江先合澧而过九江，以为从九江之外而过，不知实从九江之内而过。"

　　《长江水利史论文集》载《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开发治理史料考》引《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过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并解释说：“古人受地理位置限制中，将岷江水作为长江正源（是错误的），但对长江干流从上游到下游经流、流向记述都是正确的。即长江正流曾会合澧水入洞庭湖，今荆江一段即古荆江沱，是当时长江干流的北支……沱江为先秦时期荆江的名称，为长江北支。正流经今虎渡河、会澧水、入洞庭、出岳阳与沱江汇合。”《洞庭湖志》载万年淳《三江考》：“江自枝江来，岐为分二，故县名枝。《水经注》：‘江陵县有洲曰枝回洲’，《宋书》作（枝）［枚］回洲，江水自此而分为南、北江。《寰宇记》云：‘江自枝江百里洲首派别，面为外江，北为内江。’考南江，自枝江县南又东，迳安乡县西又东，南为涔水，历澧州东北，合澧水；经华容县南，入赤沙湖；又东南，迳安乡县西，东南入洞庭，与北江会；所谓外江也。”该志载《〈禹贡〉“江别为沱，至澧，过九江，至东陵”解》曰：“王晦叔谓：‘［南］江在古时为岷江之正流，从虎渡口注澧，而北江则沱水也。”《水经注》云：“夏与沱一水而二名。夏始于分江，冬竭夏流。”《荆江大堤志》载：“夏水自豫章口、中夏口分江流，东北经监利过洪湖沙口，至丰口附近的土京口汇夏杨水，再经仙桃东北入沔水。这种流向自汉时至南朝一直未变。”

　　　  两汉时期长江南支曾为主流。《荆江大堤志》载：“根据《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的记载，历史上虽因此认定公元五世纪以前的长江主泓，是注虎河入澧南注洞庭，再由城陵矾夏汇入江的，而今天的荆江在那时只不过是一条汊道而已。这种就法，见于文字记载的有明未文学家袁中道的《澧游记》，该游记说，‘郦道元《水经》，于江陵枚回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变迁，今之大江独专其澎湃，而南江迹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禹贡锥指》中亦说：‘南江会澧故道，参以近志有所得而言者，江陵县西二十里有虎渡口，在龙洲之财，南江从东流注入澧水同入洞庭。’”

　　　  认为长江南支曾为主流的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如长江科学院专家罗海超在《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早期治理》中写道：“长江出三峡后至宜都以下，进入平原地区，水流漫溢，分汊众多。枝江原在长江两支分流之间的百里洲上，故称枝江（现技江已寓于长江岸）。当时南江为干流，北江为沱（支流），南江经由虎流河下行汇于洞庭。”《长江水利史略》写道：“两汉时期，原来作为长江主流的南支开始淤塞，演变成后来的虎渡河，长江北支荆江变为大江的主流……南宋时期，荆江大堤和南岸的虎渡河口调弦口，集中向洞庭湖分流。”《长江水利史论文集》载周凤琴《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文称：“据史料记载，在公安杨厂上首，古有一部尚残存可见，在地貌上有所反映。”该文又写道：“荆江分流转向荆南分流，荆江泥沙沉积中心由荆江古云梦泽转向荆南洞庭湖区……据有关研究，在先秦汉晋时代，洞庭地区已是河网平原，东晋以后，随着荆江地区云梦泽的逐渐衰亡，人工堤防发展，荆江水位上升，使洞庭湖在长期缓慢沉降的基础上，向沼泽化和成湖化方向发展。……（在洞庭湖已经淤高后的）1825年实测分流量占荆江总流的46.6%。”

　　　  洞庭湖的淤积使荆江水位不断提高。《荆江大堤志》载：“洞庭湖不断萎缩的结果，导致其对荆江洪水调蓄功能的减小，抬高了荆江洪水位……近年来，随湖水位的抬高和四口分流的减少，沙市站在同一流量下，洪水位每年平均上涨了0.02米。”长江向南分流也有人为的原因。《荆湖关系的历史评鉴》中阐明：“给观千余年来的荆湖关系，不难看出，历朝历代都是主张向志分流的。”

　　　  纵观江汉、洞庭湖平原魏晋时代的水道，云梦泽水陆皆不得通行，今荆江一线尚属漫流区，而长江南又是正流，那么，曹军只有走南江进、退军，孙刘联军也是沿南江水陆并进追赶曹军了。史书载曹军进退都经巴丘，并在进军时于洞庭训练水军，退军时于洞庭湖烧毁余船北逃就应没有疑义了。

　　　  在查找史料时我们发现，水道、建置与县治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多数情况下，县不跨江，治则在江边。这大根是受古代交通落后的环境影响所致。这也说明，“共一县”时无江隔，划分县是因江隔。

　　　  先有华容河后有今县城。西晋太康元年，分汉潺陵县置南安县（据《水经柱》、《旧唐书》），治所在华容河东赵家湖侧。隋开皇十八年，改安南县为华容县，属巴陵郡。大业十年县治所由河东赵家湖迁河西今址。《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载：“县城北有华容河，晋杜预所开，以通零桂之漕，北接大江，南达洞庭。”《长江水利史略》引《晋书?杜预传》：“‘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这漕’……相传是荆江南岸修的华容尚可，可能是由今石首县的调弦口，经湖南省的华容县到达洞庭湖。”查史，杜预正是太康元年正月进驻江陵的。明万历《华容县志?舆封》载：“故县河为预所开无疑。”如果这年开凿华容河，在今华容县城设治，以便于水上交通，合情合理。

　　　 历史上，华容县治曾设潭子湾。《中国古代大词典》载：县治“次年（从今县城）移治潭子湾，北宋至和元年还今治。”在潭子湾设治249年之久。《华容县志》载：“神龙二年复华容县名，移治于河东安南港滨。”这个安南港滨是否就是潭子湾的泛指？尚待查证。《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载：“澧水：在（华容）县西南，九江之一也，从安乡县废，作唐县东流入（华容）县境合赤沙湖而注入洞庭。”潭子湾应为今鲇鱼须镇潭子口一带。1981年曾在此考古挖掘出城堡建筑群。古代在这里设了治，增加了澧水或长江南支流经此地可能性。

　　　  今华容县与今监利县的分分合合与长江当时有无密不可分。汉高祖元年设古华容县（治今监利县西北周老咀关西三里），至晋朝。其间吴黄武元年，析华容县东境置监利县，北周废华容入监利。又，西晋太康元年废，旋复置，南朝陈废。古华容县虽分置过监利县，但没有把今年、华容县河东一带与今监利县分开设县，仍为一县。这可能与当时此境并无长江阻隔有关，因为“魏晋时期”此地仍是“漫流”区（《荆江大堤志》）。

　　　  今华容县和监利分设时有了荆江。随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安南县并合古华容县的今华容县河东境地为华容县，治今县城，为今华容县之始。“大抵今华容在六朝实二县，东袭故名，南则南安，至隋始并为一县”（明万历《华容县志?舆封》）。这时才把今华容县河东与今监利县分开由两县分治。因为到“唐宋时期”“监利境内的荆河床最后塑造完成”（《荆江大堤志》）。后经唐武则天避讳更名容城县20年，后复名至今。

　　　  综上分析，长江水道消长与行政区划建置及县治设置有密切的关系。在隋开皇十八年前，由于今华容县河东与今监利共为一县，也无荆江之隔，曹军的步骑从今监利走今桃花山回江陵也就不是没有可能了。

 华容道，你到底在哪里？全文结束之时，我们希望大家一同参与考察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