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 俞莲舟:寻找北京原住民:北京市井民生相（图）

寻找北京原住民:北京市井民生相（图）
  上贴时间: 2009-4-4 19:23:33 (北京时间: 2009-4-5 7: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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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论的层面上，今天的北京，并不存在“原住民”或“土著”。我借用了这两个概念，而最后要说明的就是，我无法找到北京“原住民”、北京“土著”，因为他们生活在我无法分割的北京层层叠叠积淀起来的历史之中。

　　在北京生活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是不是北京人。



　　在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意味的问话中，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在这个城市不同的生存状态给出自己独有的答案。



　　但是，究竟谁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呢？



　　我们希望找到北京的“原住民”，得到一个答案，并从他们家族承袭的历史中看到北京城的历史变迁。

　　很久以来，在我每天出门见到邻居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有着一种默契，彼此的眉眼中传露出一种“自己人”的目光。因为我已经被认同是北京人，与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来自外地的租房者不同。我想似乎我也应该责无旁贷，接受这一种地域观念带来的情感交互。但又想到，我比现在年轻20岁的时候，初入京城，在北京人的眼光中彷徨迷惑的时光，心里总是无法释然。到底谁是真正的北京人？近年来传媒中无处不见的“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河南人”……之间的争执只让我知道，一些人以自己是“北京原住民”为荣，而另一些人则对“北京土著”嗤之以鼻。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应该去寻找更加本原的东西。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是北京的“原住民”。


　“一根筋”的北京人


　　在蒲黄榆的“老五爆肚”店，我遇见了三个老北京。我看他们是老北京完全出于寻常的判断，用一口北京腔纵论天下，间或带出一些犄角旮旯的只有北京人才知道的人和事儿，彼此兄弟相称，悠闲而且客气。满脑子是“原住民”的我本能地瞄上了他们。几句搭讪，排除了我要与他们谈“投资”的可能性以后，陌生和戒心一起消解了。李子河看着和气，李志强是一副什么都不吝的样子，大胡子王凤春看上去则很有几分豪气。


　　“要聊这个可就远了去了。”李子河想想说：“我给你出一主意，上什刹海，就那些提笼架鸟的老爷子，跟他们聊。跟我们聊吧，也就说点儿皮毛。”三个人里，李子河的祖籍是山东招远，父亲在解放前来到北京；李志强祖籍是天津的，也是父辈才来北京，都是“旧社会学徒的，给人受苦受累。”李志强的见解是：“真正祖籍在北京的人还真不多，两三辈儿是北京人就不错了。要说老北京，还得是旗人。”王凤春显然也认为自己是当然的老北京，但说起家世，还是不免有点含糊：“在北京至少有五六辈儿了吧，老家在广渠门那块儿，祖籍在哪儿说不太清楚。”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更多有价值的讯息，但第二天，大胡子王凤春就帮我约了一位正黄旗的后裔赵永泉。在北京公交驾校工作的老赵50多岁，身体壮实。他平伸出左臂，握紧拳头，展示自己的一根直筋：“真正的满族人，就是一根筋！拿过来满族人一看，不用跟我打岔儿，一根筋就对了！”我照葫芦画瓢，在自己的手腕上看到暴起的两根青筋。老赵随后撸起裤管：“我的腿谁看了都说细。我比你壮多了，粗细跟你差不多，知道为什么吗？祖上骑马骑出来的！”而对满人的习俗，老赵也给了我一个形象的说法：满人干净、理儿特多。这些理有好的，比如和气礼貌尊重老人；也有陋礼，早晨起来刮舌头、漱嗓子、咳嗽之类的。老赵说他的祖上是清朝皇宫里管物资的总管，管理全国给皇宫的供品，管皇帝的赏民。比如赏给南方的黄金白银，可赏蒙古人，就是盐、茶叶、酱油；满人生了孩子，男孩赏一袋小米、十两银子，女孩就赏一袋小米。做过了宫内的主管以后，赵家开始走向没落，清朝以后赵永泉爷爷辈的哥几个都改了姓，各奔东西。“有一个不争气的，就看菜市口那个杀人的虎头铡，真是没落了，没的干了！”老赵的父亲解放后在公安部当油工，还当过劳模，一生知足。老赵追述父亲70多岁时和他闲聊，想起前世族人寿命之短，感慨道：“我活这么大岁数，已然是‘欺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游走在民间、街头寻找北京“原住民”的下落。在这样的经历中，你能感受到北京人的热情、讲理和大度，他们会给你出主意，会在自己的朋友里帮你寻找，最后我与他们也都成了朋友。但对我的目标，就像大海捞针，很难有真正的收获；即便遇见在北京居住很多辈的老北京，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他们也很难有一个能经得起考证的说法。

什刹海的“老”

　　但我也没有忘记李子河出的主意。李子河的脱口而出起码说明，许多普通北京人的情结就是什刹海，就好像上海人的城隍庙，苏州人的盘门。从北海后门向北，透过几棵疏散的古树，一汪湖水现了出来，湖水发散着一层薄雾，蒸托着远处高大古朴的钟鼓楼。这就是什刹海。


　　我开始安步当车。顺着湖的左岸，越往里走，身上越感到一阵阵清爽的凉意。周围越来越静，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更确切地说是老人多了起来，几乎全是老人。有拄着拐杖立在湖边的，有坐在躺椅上在树荫下纳凉的，有三五个人一起聊天打牌的。间或会有几位中年人，也有些谈情说爱或服侍老人的年轻人，但老人占据着这儿的大多半“江山”，我仿佛到了一个老人国，北京的“老”仿佛就老在这里。


　　走累了，我便歇下来。旁边有位老人，60多岁的年纪，身体已经明显发福了，上身穿着那种老北京的府绸无袖汗衫，下身是宽松的绸灯笼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看水。没等我坐稳，他却开了口，问我是不是外地旅游的，一口有些缓慢但不乏清脆的北京腔。我看他面善，又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正好是个聊天寻古的“老北京”。

　　没等我开口问他的身世，他便告诉我他从小就住在这水边上。“其实呀”，他讲，“当初皇上进北京的时候，就看上了这儿的水。元朝盖大都，明代盖北京，街道一直横平竖直，只有什刹海例外。这什刹海只是中间的一段，北边连着后海，南边连着北海、中南海。北海、中南海一直是皇上家的，惟独这什刹海和后海留给了老百姓。所以这儿的人忒多，而且离市场近，热闹。那边那个，”他一指北边的鼓楼，“听老人讲，过去老北京报时，听的就是那儿的晨钟暮鼓。”如今，胡同旅游让这儿火了，蹬三轮的差不多都是山西的。


　　看讲得挺多的，我也感觉熟了一些，就问他：“那您祖上一直住这儿吗？到您这儿第几代了。”“我们祖上先前也不住这儿，我爷爷12岁从河北老家来北京学徒，本来一直住前门边的草厂，那儿都是些手艺人、生意人、劳动人民。到我小时候就跟着大人到这边来住了，一住就60多年。去年我的大小子在北边买了房，把我给接那儿住去了。今儿有点儿闷，就让他开车送我到这儿透透气。这儿的房子卖了，现如今也不知住上谁了。”


　　“那您的儿子呢？怎么不陪着您。”


　　“他们到那边的茶馆去了，那儿热闹。”他指向湖的对面，又放下手，仿佛热闹的只是他们。此时，对岸的什刹海已经变得人声鼎沸、意乱情迷。

前门的主流商人

　　什刹海的百姓多跟离市场近确实关系很大。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闹市是早年北京的一景；但清军入京后，顺治宣布内城的汉民必须限期搬到外城，北京便又有了新格局。最初的“前朝后市”不见了，最大的市场从地安门至鼓楼一带挪到了前门外。在从前正方形的城圈里，皇族文化和平民文化混杂在一起。这一回两种文化分流了。汉族的平民百姓移居到南城，借助前门的兴盛迅速发达起来，来自全国各地谋生的小商贩也归流入南城。于是，前门平民文化圈开始滋生和发源，并迅速向着整个南城流淌。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就在今天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


　　现在我去大栅栏的目的通常只有两个，去同仁堂买药或者去张一元买茶。当然，它们也是这条街上最著名的老字号。那么，它们的创始者会是北京“原住民”吗？专家的答复和看到的资料很快就打消了我这个念头。因为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和张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祖籍都不是北京。


　　乐氏祖籍在浙江宁波慈水镇。几百年前，江浙一带一位穿布鞋披布衣，与村人相处融洽，既治病救人，又闲话家常的老郎中被当地人称为“乐家老郎中”，他就是乐家的祖先。乐氏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宁波乐氏始祖乐人规为了不让乐氏宗族失序，纂修了乐氏宗谱，并以乐汝贞为第一世祖。在宁波居住繁衍了31世以后，明永乐年间，乐家才有人迁往北京。


　　经过乐氏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四世乐显扬成为清朝太医院的吏目（掌管御医的高级医官），完成向正统中医药转变的使命，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年）创办同仁堂药室，他就成为北京同仁堂的肇始之祖。

　　同仁堂的左邻就是张一元。北京的老字号茶庄有四五十家，但只有在大栅栏的张一元需要排队买茶。它的商标是隶书的“张一元”字体，金色的铺底体现出它的“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张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1869年生于北京，老家是安徽歙县。歙县人在北京从事的行当主要有两个，都是文雅的买卖：茶叶和文房四宝。老北京的茶叶铺很多都是歙县人经营的，正是歙县的老乡介绍张昌翼在茶庄学徒。学足了茶叶的拼配功夫以后，1900年翅膀长硬的张昌翼在花市开办了第一家店，取名“张玉元”，“玉”有茶的意思，“元”则取第一的涵意。1906年在大栅栏观音寺开设了第二家店，取名“张一元”。“一”和“元”，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文革”曾经让张一元成为“红旗茶庄”、“大栅栏茶庄”，但1982年张一元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老牌匾找不到了，董石良先生重新书写的“张一元”三个字就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茶叶包装纸上的字体。


　　可以说，几百年来大栅栏就是在乐显扬、张昌翼们的苦心经营中很快变成前门第一综合大街的，在这里的老北京，同样是在不同的时代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成长为地道的北京人。

琉璃厂的磁场

　　栅栏象征着旧时北京的商业繁荣，琉璃厂记录的却是老北京骨子里那种特殊的文化气质。琉璃厂穿越年代的优雅会吸引每一个靠近它的人，而对于我，接近琉璃厂，还因为一种究底的愿望。我希望，在北京城市研究文献最集中的中国书店、在这个最有北京味儿的地方找到真正的北京人、找到北京“原住民”的线索。


　　“我与琉璃厂，那真叫有缘份啊。”上身穿月白色中式短袖衫，面色沉静的马涧农先生从前后左右呈包围态势的书堆中抬高他的头，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缘份：“每天走过这里的人成千上万。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对于我，琉璃厂东西二里地的小街已经构成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马涧农的讲述中，我能看到近20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会出现在和平门地铁口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的这个北京人。岁月流逝，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马涧农变成了一个成熟稳健的中年人，与阅历成正比的是，他的职位也从中国书店的普通店员升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总编。生活中有些东西总在变化着，而有些东西却永远也不会变，你一直在往前走，但无论何时，只要你一转身，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有些面孔，一直在老地方等你。在马涧农的生命中，这个老地方，就是琉璃厂。


　　这里在明清时有一个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中期就搬家了。窑走了，却没把名字带走。大约200年前的清朝乾隆年间，那些在科举中名落孙山的举人们回家之前，会把带来的书籍、墨砚等拿到这条街上卖掉，而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就永远留在了琉璃厂。


　　我国古籍版本学家、书行元老郭纪森祖籍河北，他的说法是：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87岁的郭纪森老人从15岁起便离开家乡，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当学徒，至今他在琉璃厂已经72年。郭老认为，造成琉璃厂空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康熙时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撰《四库全书》。因为这两部史书的编撰，大批学子纷纷进京，琉璃厂成为他们购书、售书和看书的最佳去处，琉璃厂也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繁荣。图书市场的发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做图书的分类、装裱、修补等工作，“河北靠近北京，很多河北籍人士从明朝起就在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朋友带朋友，同乡带同乡的传承关系使不少河北人来到琉璃厂，日久天长，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成功的书商。到1956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人经营。


　　对郭老的看法自然会有争论，但毋庸置疑，琉璃厂能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化街是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结果，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奠基了琉璃厂的文化气质。马涧农从小就随他的父母在这七八百年的历史中穿行，真切地体会着那段历史、那种气质。
　　马涧农的母亲是河北人，父亲是河南人。这两位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在鼓楼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养育了马涧农。除了逛厂甸庙会，玩风筝吃糖胡芦的乐趣外，他们一家总会不定期地前往琉璃厂淘书，琉璃厂的“磁场”对马涧农来说就像是某种召唤。 “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赵园先生在《北京：城与人》开篇这样讲。马涧农也在这样的精神品质中熏陶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新派北京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深明大义的傅作义将军将一座完好的北京城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北京人虽然经历过无数历史变迁，但还是感到腰杆儿硬了许多。


　　叶挺将军的后代也在这个历史阶段来到了北京。这代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来到北京的一大批主流北京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在他拍摄的《红樱桃》、《红色恋人》里表现着一种对红色的偏爱和执著。或许因为叶挺将军的缘故，有人把他归为“红色贵族”，他告诉我不喜欢这个称谓，因为他不是贵族更不红色……但必须承认，父辈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为北京人的经历：


　　“部队大院儿孩子突出的地方，是在我们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所谓‘暴力美学’，就是说用审美的方式看待暴力。因为从小崇尚英雄，打小就在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下成长起来，军人对于我们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特殊情感。”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叶大鹰的成长经历了新中国每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这让大院儿里的孩子更加与众不同，他们还无法体会到政治苦难的严重：


　　“童年生活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特别忙，从早到晚的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爬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去钓鱼，六点钟左右提着战利品回家，领着妹妹到食堂打饭，再给被隔离的父亲送饭。然后背着书包出门，其实根本就不到学校去。叶大鹰在老乡家里养了一只狗，他的任务就是喂狗，再玩儿一圈。到中午快放学的时候，继续打饭送饭。下午更加快乐，游泳、钓鱼、偷西瓜、偷白薯……。晚上六点半一到，大喇叭播放的全国新闻联播是全院儿打弹弓仗的小孩儿们集合的号令，他们的子弹是用白天撕的大字报做成的。等到回家，昏头昏脑，已经基本上睡着了。


　　等到理解了政治运动的意义以后，叶大鹰开始更多地感受北京，感受北京人。1969年随父亲下放到上海，1984年回到北京，十几年的磨砺让叶大鹰更多地体会到了北京的独特。“北京是我最亲近的地方，我最愿意呆的地方。”用北京人的幽默感“调侃”自己对情感的一种理解、表述心情状态也成了叶大鹰在人们面前的一种常态。叶大鹰很勤奋，但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却是：“ 北京人工作的态度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也用功但看起来总像是一玩票的。反正我就是这样，这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见叶大鹰，可以去酒吧。他和王朔、姜文三个人一起开的酒吧叫 “非画廊”，取谐音“废话廊”，这儿就是他们和朋友聚在一起说废话的地方。


　　而在大院儿以外，新中国给北京人带来了另外一种优越感。中国从1958年起实行的户籍制实质上是一种城乡隔离制度，这种制度与特殊时期需要对全国的资源进行优先调配的环境相匹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使得在这一时期要进入北京只有极其狭窄的个别通路。资源优先配置在城市，尤其是优先配置在北京，也就在无形中培育了一些北京人的优越感。想起现在还时有发生的“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感情或心理冲突，就是两种体制转轨带来的不适反应。


　　但在一个进步的时代，社会整体的变化减弱了社会隔离程度，制度方面刚性的减少也促使融为一体的趋势不断加强。今年7月起，具备一定资格的外地聘用人员均可申请办理俗称“北京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这个证件的意思是，原先附着在北京户口上的很多附加值将不复存在，北京人的构成又将发生不小的变化。我的朋友金炎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工作。每次她从此地到彼地，都会说“我回北京”或“我回哈尔滨”，对每个城市都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时空变成了概念，地域的鸿沟变成文化融合的高速公路。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北京人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弱化与信息交流的便捷频繁消解地域的观念。


　“原住民”钱鸿绪？

　　显然，历史一直在告诉我，北京从来都在荟萃精英，它是一个大熔炉。来自各地的英才乃至谋生的小民，不分门第民族，汇集到这个大熔炉里以后，才形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样的北京人给了北京多元化和宽厚的特征！北京的城市气质中之所以有一种内在的包容性、差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北京居民的五方杂处。所有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开始以一种弹性的尺度来对待北京“原住民”这个概念。


　　然而，像是上天奖励我的苦心，7月6日，一位爱好民俗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在北京居住了33代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后人钱鸿绪老人至今还住在崇文门外薛家湾胡同的钱氏宗祠。


　　在据说是今年入夏以来北京紫外线照射强度最高的几天，我开始寻找钱鸿绪老人。在崇文门，我先后向在街边开小副食店的老大妈，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下躲避烈日的城管队员和在马路边闲聊的汉子打听薛家湾，但他们一口地道的京腔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希望。我从崇外大街新世界的对面穿过地下通道，终于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知道了薛家湾的大致方位。但5分钟后磁器口路口的一派新气象又让我迷失了方向，街道南边冠名“大都市街”的若干座商业楼让我有些恍惚。实际上这里更像上海或者深圳，而且更加的“房新树小话不老”。我在一位交通协管员的帮助下找到一个胡同口，才走进去只有几步，就是另一个世界，在即将拆除的胡同里，一种闲适和淡定竟然让我感到了一种破败的古意。


　　两位老人在闲聊中守着一个烟叶摊子。他们知道薛家湾，但问我：你是外地人吧？我说，我在北京已经快20年了！他们很宽容地看着我，说：你走错了，在磁器口路西、北边，到了那儿你也未必找得到。我在毫无遮拦的烈日下，穿过一个拆掉了胡同的大工地后，又回到了高大的新世界背后。两个多小时的奔波已经让我接近于中暑了。就像老人预言的，我没有找到薛家湾。


　　我再一次寻找薛家湾的时候，首先来到我上一次寻找的终点：崇外大街新世界的背面。这里同样有一个拆得七零八落的胡同，是东兴隆街。从早晨开始我就不懈地问路，目的是找到一个不但知道，而且能带我到薛家湾的明白人。终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带着我到了东兴隆街的尽头，告诉我要拐几个弯才能到。我在胡同中又迷失了两次方向，最后穿过奋章胡同，终于在人们要吃午饭的时候找到了薛家湾胡同。


　　到了这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条几百米的胡同里来回走了两遍。胡同两边的老槐树带给这里清凉，特别是胡同东侧，树阴中斑驳的大门、风化的门墩、灰色的屋瓦高墙,立刻给人以古老的历史感。显然这里的一些四合院应该是过去做买卖的有钱人家。但想象不到，钱氏宗祠是在胡同偏西靠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大门内。就这样，我贸然闯入了钱家。


　　院内是一派大杂院的景象，而且比北京许多的大杂院更拥挤，院子里没有任何空挡，最窄的通道也就是能容一人走过。在这个彻底的大杂院里，现在住了钱氏6户人家，20来口子。带我来到钱鸿绪老人床前的是老七钱致孝，老人躺在一个高高的小床上，非常的瘦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有家里人能听懂他偶而发出的咿呀声代表什么意思。老人有12个孩子，六男六女。到现在，老人已经卧床14年了，留在北京的9个子女，分6个白班和3个夜班，轮流伺候父亲。老人今年99岁。


　　钱致孝也已经61岁了，但显得很年轻，有掩饰不住的书生意气。据钱致孝的描述，钱氏宗祠原来占地约300平方米，分三个院落。前院是钱氏祠堂,内供钱氏画像、牌位，康熙和雍正赐的“保障江山”、“保我子孙”的匾额，以及乾隆时的100多件官窑瓷器等供品；中院为娘娘祠堂,供奉着钱氏夫人的牌位；后院为花园，但“文革”时被居委会占用，今天成了被居委会转租出去的库房。钱氏宗祠的珍贵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道光十八年重修钱氏宗祠的石碑还埋在地下。


　　钱致孝的四哥钱致忠介绍，薛家湾已经有了改造规划方案，在中、日、美几家投标公司的规划中分别标注了保留“五代前王钱氏家祠”、“吴越钱氏宗祠”、“五代十国钱氏”。这些名称的久远再次让我感到这个院子的厚重，也希望钱家恢复钱氏宗祠原貌的愿望尽早实现。然而，钱氏宗祠之前冠以的这些朝代让我感到有些蹊跷，在钱氏宗祠重修之前，钱氏宗祠又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年代建成的呢？他们惋惜地看看父亲，因为已经说不清了。父亲会偶而睁开眼睛看看儿子们，他知道一切，但无法再告诉他们了。我知道，他能听懂我们说的。因为在讲到文革期间老人逼迫自己的儿媳砸毁题有“乾隆御制 钱氏家祠”官款的瓷器时，他的眼里透出了深深的无奈和惋惜。


　　以后，还是舒了先生的一篇文章帮助我系统地了解了钱家的渊源。


　　钱鸿绪是吴越武肃王的第33世。武肃王即1000多年前唐末五代初、统治江浙一带40多年的吴越王钱。钱出生于浙江临安，唐乾宁三年(896年)，钱被封为镇海和镇东节度使，统辖江浙一带，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在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的中国大地，唯有钱统治下的江浙一带，成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的一个“世外桃园”。自此，钱受到各个朝代朝廷的尊敬，苏轼、范仲淹、米芾、岳飞等都曾为钱泼墨，文天祥更是以“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称颂武肃王。


　　宋朝时，统治江浙一带的吴越王为钱氏之孙钱弘 。钱弘 后来依照钱氏遗言，纳土归宋，举家迁居洛阳。这以后，钱氏后裔流落到全国各地，其中一支来到北京，建起钱氏宗祠。钱氏后裔千余年来人才辈出，像北宋大臣钱惟演、文学家钱钟书……；而科学家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外交家钱其琛等都与钱鸿绪一样，是钱氏的第33世后裔。


　　钱氏宗祠自道光十八年重建已有165年的历史。在我以后对钱家的几次采访中，已经无法问清钱氏家族进入北京的确切年代。8月初，我又一次来到钱氏宗祠，为的是挑选几张钱氏家族的照片。这时钱家已经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7月21日下午，钱鸿绪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成为老人生前见到的最后一名记者。


大汗的后代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寻访“原住民”的方法。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寻找了无数线索，也试图在北京最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找到踪迹，但总是没有缩短与“原住民”的距离。所以，我开始把思路转向寻找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专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冯其利的名字，在我采访琉璃厂的时候就听说过，最终，他成为我在大量的专家中筛选出的最合适的专家。笑称自己是档案馆临时工的冯其利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常务理事。他听了我的询问，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题目晚做了10年！”冯先生研究北京的皇族后裔多年，对北京历代皇族的变迁历史清晰明确，但令他痛心的是，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能够讲清历史的传人了。他们或者没有下落，或者年高作古，而下一辈人也同样是踪迹渺茫；能找到的后人，也基本上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所知不多。但毕竟是专家，冯先生提供的线索和介绍的文献在我以后的寻访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冯先生的研究中，明朝皇族后裔的下落是一个难点。明清交替时的巨大动荡，迫使明朝皇族乃至官员们隐姓埋名甚至出走逃亡，导致了后人极难找到他们后世的下落。


　　冯其利认识中央民族大学的离休老干部博大公。他明确告诉我：博大公的家族从元代开始就来到了北京，是蒙古人的后裔。

　　费尽波折，我才得知博大公老先生已经去世近三年了。于是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博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博亚和博京那儿。刚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博京联系上，他就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家不是老北京！”。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辛辛苦苦找到的不是元代后裔吗？博京的“见面礼”兜头泼了我一盆凉水。


　　怀着有些失望的心情，我还是执着地要求与他面谈。于是，在紫竹桥西南角“生活频道”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博京。刚坐稳，又进来一位高大粗壮的汉子，一口北京腔，这是博京叫来的哥哥博亚。弟弟刚要解释他们家为什么不是老北京，哥哥却一脸豪气地说：“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族从元代就在北京生活。”这个场面倒让我有些惊讶，兄弟间对自己家庭渊源的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南辕北辙呢？哥哥看出了我的疑惑，接下来说：“我们是博尔济吉特族的后裔。”我更是一头雾水。博亚看出我的不解：“你如果不是学历史的，对这个名字肯定不熟。这么说吧，我们就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后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都是我们家族的一员。”我大吃一惊，一代风流成吉思汗怎么会和我面前端坐的两位今人联系在一起呢？博亚于是对我开始了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


　　渐渐地，我终于摸索出博家一条大致的发展脉络。博家不仅是一个大家族，而且是显赫一时的皇族。“博”是蒙古皇族姓氏“博尔济吉特”的简称。早在元代的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忽必烈汗都是“博尔济吉特”家族的一员，他们的姓氏都是“确特?博尔济吉特”。大约800年前，博亚兄弟的三十世祖忽必烈汗建大元，定都北京，即元大都，这就是博氏家族与北京的第一次“联姻”。直到明朝建立，蒙古皇族逃出北京，在科尔沁草原继续着他们对权力的梦想。再后来，位于蒙古东部的博氏家族归顺了努尔哈赤，被编入了满州正蓝旗，为清朝的建立出生入死。200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博亚兄弟的九世祖刘祥在盛京（今沈阳）户部主事任上因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升任刑部侍郎，自此博氏家庭二度定居北京，一住就住到了博氏兄弟的高祖保恒那代。保恒曾任直隶提督，重点防卫长城古道，以后调升为乌鲁木齐都统。故事讲到这里，博氏兄弟的家族又一次搬出北京，几经变迁，直到博大公先生因求学入京，养育下博亚、博京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姐姐，生活到今天。博大公先生北上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就读时，曾经师从于罗常培、季羡林、李森等名家，1953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工作，一直从事民族教育事业，直至1987年离休。而博亚、博京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二代嫡孙了。

　　博京特别提到冯其利，作为著名的清史专家，他对清朝的王爷坟了如指掌。一听到“博尔济吉特”，就明确指出，博氏家庭的祖坟在今天北京的通州半壁店。博京确信不已，专门前去探访，可惜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高速发展，他们的祖坟早已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无法寻觅了。


　　探寻“元裔”老北京的事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突然想起是否可以参观一下他们的家。博京立刻表现出一派蒙古人的豪爽，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不过他也告诉我祖上确实没留下什么遗物，祖上的家业不知变迁何处，留下的一些字画也在时代的蹉跎中销声匿迹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怀着好奇心，前往博亚的家。进了门，迎面却是两张老得发黄的黑白照片，右边一张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俄氏军服的旧派军人，帅气得很，一派威武的气势，这位就是博氏兄弟的祖父——孝昌先生。左边的照片上是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慈祥、充满睿智的老者，他就是博大公先生。博亚轻轻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为了让儿子能记住自己的祖先，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博尔苏勒”，一个充满蒙古族、满族文化与韵味的名字。


　　重复着这个听上去民族色彩就很浓的名字，我不禁又陷入对博家历史的遐想。不知当年金戈铁马的忽必烈大汗能否想到，他的部落经历了历史长河的冲刷后，又在北京这一片曾经显示过他的威严仪仗的都城中，继续生活着……


  酒吧街里的金都遗民

　　今天的木樨地以南，有个地方叫会城门。我无数次经过这里，在林立的楼群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城门遗迹。然而，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正是从有了会城门开始的。1153年，金主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屈指一算，今年刚好850年。850年，还会有完颜家族的后裔生活在北京吗？在文津出版社的《辽金史论集》（五）中记载了完颜在京家族的世系表，其中最后一世是“椿万”。向冯其利先生请教后，竟然得知“椿万”正是完颜氏的后裔王椿万，而且冯先生帮助我联系到了王老，他今年67岁，住在三里屯朝阳教委的宿舍。


　　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在白天全然没有了喧哗，槐花铺满了雨后的人行道。这里的安静也是一种充满现代感的安静，只是灯红酒绿的小小间歇。我无法想象在这条街上能找到北京850年前建都初始金人的后裔，也无法把王椿万这个名字与完颜氏联系起来。按事先问好的地址，我在街上转悠了20分钟，但无数的酒吧迷惑了我，最终还是王老亲自出来找到了我。


　　其实就是一墙之隔。


　　王椿万的名片背面赫然印着“金世宗二十八世孙（完颜氏）”。“王”也同样是满文“完颜”的汉译。与我想象不同的是，王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谦和周到。讲述完颜氏历史的时候，王老的烟很勤，在五六根“中南海”下去以后，他帮助我厘清了完颜家族在北京的历史。


　　满族为女真之后，前金时皇族是完颜氏，清朝皇族则为爱新觉罗氏。宋金议和时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南边属南宋，北边属金朝，金朝比南宋盛，南宋则向金称臣。随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建设了中都。1161年完彦雍废黜海陵王登基，成为金世宗。金中都的建立也就是王老的家族进入北京的开始。但中都的繁华转眼化为灰烬。1215年，蒙古骑兵攻入中都，一把大火，宫阙万间化成烟云。中都城随即复名燕京。因为元朝的兴起，完颜守祥东归金人发源地长白山，被后人称为东归一世。王老20岁生日时，父亲为他作诗“八百年前帝子家，天兴末年返天涯”，讲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从这里算起，王老排为东归二十六世。以后，东归十四世鲁克素归附努尔哈赤，编为镶黄旗。吴三贵请清兵入关时，完颜氏 “从龙入关”，再次进入北京。作为金朝皇族，完颜家族受到清朝历代皇帝的格外重视。经历了一系列显赫的外放作官后，到道光年间，从东归二十二世麟庆时，完颜氏便一直定居北京，直到王老这一代。


　　完颜氏在北京的老宅就是位于亮果厂、名噪京华的半亩园，这里是他的曾祖崇厚从大戏曲家和诗人李渔手中买下的。但王老没有感受过半亩园小巧玲珑的楼轩台榭和小桥流水间的夹石作瀑，以后完颜氏搬到了汪家胡同，盖了寸园。王老就出生在寸园，一直到13岁。那时王老被称为少爷，而且按照满人习俗，后来有同辈人结婚，就升为了六爷。童年的记忆非常深刻：楼台殿阁、有山有水，297间房，王老父亲哥四个，一家一个四合院。而寸园的东院是一个大花园，有月牙河、影堂，东院大厅前是七间小厅，出门就可以攀上楼阁，还有竹房、水座上的四角厅，相当曲折……解放后一两年，寸园很便宜地被海军买走了。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寸园已经不复存在，王老无比惋惜：“盖了楼了！”


　　但家族给予王老更多的是开明的思想。曾祖崇厚与李鸿章、奕忻、张之洞共办洋务的经历使他的家族更加新派，学习外国的东西比较多。“我们这一支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很多满族的习俗，我们很尊祖，但决不再是满口‘ 吱喳着是’”。从王老的父辈起，他们的家族就是单传，王老兄妹四人，就他一个男孩；而王老的儿子王昊，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考虑过家族传承的问题吗？” 我问王老。王老对上五年级的孙女王轩显然十分疼爱：“我和儿子都没有这个思想，我还偏重比较喜欢女孩。”

　　王老每周都要去看和妹妹住在一起的母亲。他向南穿过酒吧街，走不远就可以坐上701路公共汽车直达玉海园。也许这就是天意，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博亚的家也在玉海园。


找不到的“原住民”


　　从王老家出来，我寻找北京“原住民”的历程就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在辽代或者更加久远的年代里，无论北京是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居住地还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都会有他们的后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存至今；在已经过世的石继昌先生的著述中，曾经记载了耶律阿保机的后人在北京的情况，但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世，历史传承的断裂，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他们的后人。

　　但我并没有失望的感觉。也许今天会有他们的后人看到我们的文章，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寻访北京“原住民”最精彩的结局。

　　我忽然很想再看看寻找钱家时走过的胡同。过了紧挨薛家湾胡同的北桥湾街，我漫无目的地在胡同中穿行，其间的生活气息很亲切。只不过10多分钟，我就到了熟悉的鲜鱼口，从这里我就知道怎么去大栅栏了。到张一元买了半斤六安瓜片后，我吃了小肠陈的卤煮，路过梅园乳品店，又有我最喜欢的当天制成的鲜奶酪。我心满意足地望着前门牌楼，感觉我是真正的北京人。一个熟悉北京，接受北京的人，无论他来自何方；同时，北京也包容了他、容纳了他。那么，他当然就是一个北京人。


　　最后，我必须要做的是澄清概念。在寻访北京“原住民”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少有学者对这个话题进行研究，最后发现是因为我犯了一个无知的错误。在今天，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土著”，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对原住民的定义是：“指原先生活在某一地区、但被后来者征服的当地居民。尽管这些居民依然在当地保存着自己的特有文化，但他们在社会经济和其它方面都继续面临种种歧视。”而对于“土著人”，国际法上尚不存在任何普遍接受的定义。联合国土著人口工作组为工作便利给“土著人”下了一个相当长的工作定义，主要内容是：“土著社会、土著人和土著民族是指承认他们自己是被征服的领土上原始居民的后裔，他们自己认为他们与主流社会是不同的，他们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形式、社会机构和法律制度将祖先的领土及族类特性维护、发展并世代相传，他们要保持祖先的土地、文化、语言等的历史延续。”


　　因此，在理论的层面上，今天的北京，并不存在“原住民”或“土著”。我借用了这两个概念，而最后要说明的就是，我无法找到北京“原住民”、北京“土著”，因为他们生活在我无法分割的北京层层叠叠积淀起来的历史之中。【文/谓君 卜庆华 梦湄 王震雷|图/郭建设 陈宁 姜平 李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