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回应过黄衫女:二、战场与战将

二、战场与战将（１)平心而论，“围剿”不成，并非蒋介石的部下不能打仗。

　　国民党方面不乏善战之人。蒋介石手下就有著名的“八大金刚”: 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继承，陈诚，蒋鼎文，张治中。

　　人们皆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朱毛”之称，却鲜知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黄埔党军也曾被称为“蒋何”。

　　一度与蒋介石并列的何应钦，生于贵州兴义县泥荡村。1906年贵州开办陆军小学，规定每县保送一人，何应钦时16岁，以兴义县第一名成绩保送。陆小毕业再保送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秋，陆军部从三个陆军中学考选20名学生赴日深造，何应考人选，入东京振武学校。

　　何应钦是以优异成绩开路的，却不知道振武学校有一个高他两年级叫蒋志清的同学也是如此。1906年，蒋志清报考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后来的保定军校）。当时浙江省报名者千余人，仅招收60，其中还有46名由武备学堂保送，自由招考名额仅有14人。蒋志清被招生甄试挑选出来，入千分之十四以内。

　　蒋志清即后来的蒋中正，字介石。

　　何在振武学校不认识蒋志清。蒋受“坚船利炮”现实影响，选学炮科；何则以传统的“步战决胜”为信条，选学步科。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两人返国，皆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事，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何任都督府训练科一等科员，仍然不识。历史的这两个交汇点，蒋、何都没有相遇。

　　两人知遇是在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兴办之日，却正是何应钦落魄之时。

　　何由日本返国后回其家乡贵州寻求发展。初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宠信，后与贵州督军刘如周之外甥女结婚。贵州两大实力人物皆与何有缘，可谓是春风得意，大树乘凉，前途无限光明。当时黔军一共有三个混成旅，何出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任贵阳警备司令。

　　但好景不长。1920年，贵州政局突变。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团长孙剑峰发动政变，何被迫辞去所兼各职，被挤出贵州，赶到云南。

　　在昆明又遇行刺，身中两枪。一枪在胸，一枪在腿。胸部子弹幸未贯穿，留下一条性命。黔军这两枪让何应钦在昆明的法国医院住了半年。自幼立志从军报国，但最先尝到的枪伤，竟是来自自己人的子弹，这不能不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憾。

　　也彻底破灭了他对贵州事业梦幻。

　　出院后他即去上海，闲住将近两年。所携不到一万元的旅费，不够过长期寓公生活，不得不为前途打算。想去广州，但眼见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失势，粤局前途不妙；想去北京，又苦与北洋系实权人物无甚机缘。焦灼之间，得悉建立黄埔军官学校，蒋任校长。他与蒋虽无深交，却与王柏龄相熟。于是托王向蒋介绍。

　　本来黄埔党军是应该称为“蒋、王”、而不是“蒋、何”的。

　　王柏龄与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在保定军校同时考取留日生，一同赴日，且同学炮科。1916年5月，居正在山东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蒋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王柏龄任参谋；后蒋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便电邀王到广州，任大元帅府行营高参；后来成立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王柏龄的排名皆仅次于蒋。军校正式开办，他立即被委任为少将教授部主任。

　　当时蒋苦于人手不够，正在极力网罗日本士官同学协助。听了王柏龄的介绍，便以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电召何应钦赴广州；何到后即委以重任，先是主持考选军校干部，后出任军校总教官，兼教练部主任，成为仅次于王柏龄的人物。

　　历史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在挨过两枪的何应钦，在一番跌荡起落之后，对历史的机缘做好了充分准备。

　　黄埔党军之所以未能称为“蒋、王”，而被称“蒋、何”，问题皆在王柏龄自身。

　　王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依为心腹股肱的头号人物。但他对教学兴趣不大，成天不务正业，去广州吃喝嫖赌，抽鸦片，每每有事找不着。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处在怎样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个关口这个地位稍微谨慎一些、敬业一些、“每每有事”找得着一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

　　何应钦与王柏龄的不一样，恰恰集中在这里。他无不良嗜好，且以军校为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无论上班下班，一找必到。于是蒋对何日加信任，开始把托付王柏龄的事交他去办。何见蒋对自己如此信任，大为感激，带领属下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等一批军事教官越干越出色。蒋则更欣慰地认为总教官没有选错，两人关系愈加密切。1924年底，黄埔组建党军，第一期毕业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任命何为第一团团长，王为第二团团长，何之地位开始超过王。

　　蒋的视线由王转向何的关键，还是通过实战。

　　1925年1月，陈炯明分兵三路进攻广州，大元帅府成立东征联军， 分路迎击叛军。何应钦率领教导第一团沿广九铁路开进，担任攻击淡水城之主力，王柏龄率领教导第二团作为预备队。这是黄埔学生军成立以来首次投入实战。何应钦为消除官兵紧张心理，率部一面行军，一面搞野外演习，每天只走一、二十里，部队还以为是实弹演习。结果攻击淡水城第一团打得勇猛又放松。攻击拂晓发起，正午突入城内，全歼守军一个旅，缴枪千余支。

　　第一团城内告捷，第二团却城外败北。王柏龄率领第二团没用上攻城，却与后续增援之敌遭遇。战斗一展开，王柏龄临阵脱逃，第二团部队立即败退。何应钦得知城外战况危殆，立即命令本团第二营营长刘峙率全营出城反攻。此时已是黄昏，敌军在昏暗中以为出城部队是逃出来的自己人，及至跟前才看清是黄埔学生军端着雪亮的刺刀冲锋，措手不及，纷纷溃退。第一团完成了攻城任务又挽回第二团的颓势，何应钦首战告捷，名声大振。

　　淡水一仗，蒋介石看出来，领兵打仗，靠王柏龄是不行的。于是以教导一团一营长钱大钧接替王柏龄，出任教导二团团长职务。何应钦漂亮地完成了事业开局。但真正奠定何应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的，是棉湖之役。

　　此役是黄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何应钦率领教导一团为决战主力，于3月12 日在棉湖西北山地与陈炯明部林虎之主力相遇。战斗从拂晓直到下午4时。第二团由于行动迟缓，未能及时攻击敌人侧背，结果敌军全力对付第一团。第一团迎击十倍于己之敌，压力巨大。双方不顾一切，都将总预备队全部投入战场。至午后，何部官兵伤亡1/3以上，整个战线开始动摇。一位营长见官兵伤亡将尽，失声痛哭。几股敌人冲到了指挥所附近。何应钦当年的司书回忆说:

　　“此次战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 假如何先生，不决心牺牲自己，则阵线动摇，教导第一团，势必全被敌人消灭；敌人便乘势进攻我孤立无助的第二团，第二团亦被各个击破，无法幸存。于是黄埔训练数年的成绩，殆不免同归于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可得而知了。”

　　何也认识到不是鱼死就是网被，只有拚死一战。他一面严令部队不论伤亡多大，都须坚持，不容稍退；一面亲率卫士队机枪排反击突入的敌军。双方犬牙交错，险像横生；战况至为惨烈。幸而钱大钧的第二团于下午5时绕过敌后，攻入敌司令部，直入夜幕，敌军终于渐渐不支而退。

　　当然，关键还是黄埔军能打，教导一团能打。作预备队的粤军许济旅中午赶到，一个团用上去，才不到半小时就被敌人打瘫了。教导一团却连打带顶带反击，任伤亡再大也坚如磐石。而黄埔学生军的英勇善战，从此威名远播。

　　棉湖之役当天，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皆在何应钦的指挥所。蒋事后云 : “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千余之众，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革命策源地亦不可复保。此战适当总理逝世之翌日，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其成也。”

　　此战若败，党军尽歼，那么也就绝对没有了后来的蒋介石。于是蒋将3月12 日作为纪念他与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党军的“蒋、何”之称，由此役后广泛传开。

　　蒋介石最念何应钦的是棉湖之役，何应钦自己最得意的则是龙潭之役。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孙传芳率部反攻南京。 当时南京只有警备师及第二十一师守卫，顶不住孙军攻势，三天下来溃兵便到了麒麟门。何应钦深知此战一败，不但江浙闽赣皖5省重归孙传芳，北方的闫锡山也不会加入北伐行列，甚至北伐军能否回广东重整旗鼓也大成问题；于是率不满300人的特务营亲临前线。溃败官兵见何应钦来了，大呼:“总指挥到了! 怕什么？冲回去!”居然一举夺回东阳镇，稳定住已溃败之局面。这时恰逢白崇禧从上海筹款返回，因铁路破坏受阻于无锡车站，临时用车站的民用电话指挥沪杭一带部队反击，形成对孙传芳前后夹击之势，孙部攻势大挫。

　　龙潭一役为北伐成败关键。此役全歼孙军50000，缴枪40000，何应钦获“捍卫党国”奖旗一面。

　　何应钦用兵谨慎细致，颇有眼光和头脑，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也表现不凡。令蒋颇为头痛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几乎就崩溃在他手里。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帮助蒋介石运筹方略， 一举打败桂系。同年11月，张发奎与与桂军联合反蒋，何应钦又主持讨伐张桂联军。12月张桂联军刚被平定，驻郑州之唐生智与驻安徽之石友三又兴兵反蒋，何应钦再度走马武汉，主持讨唐军事。1930年1月唐通电下野，何应钦获一等宝鼎勋章。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率全部主力北上与冯、闫作战， 何应钦在武汉行营坐镇后方，指挥一堆杂牌军对付倾巢出动骁勇善战的桂军。桂军占领长沙，直逼武汉时，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他蹲在满铺军用地图的作战室地上用铅笔勾勾画画，冥思苦想，把个军用地图标得五颜六色，不向蒋要增援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他以夏斗寅部死守岳阳，将火车全数开往武汉，否则就地炸毁； 又命溃败的何健部退入湘西而不退向武汉，既免武汉受溃兵之扰，又使桂军侧翼受到威胁，不敢长驱直入；最后以粤军精锐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跟踪追击桂军后尾，以湘军李蕴珩部支援蒋、蔡两师，共同夹击桂军战略重地衡阳。

　　衡阳被占，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被迫掉头回击粤军。何健部乘势从湘西进袭长沙。东、北两路也有何应钦指挥的军队压向桂军。衡阳一役，桂军遭建军以来空前大败，只有少部分部队逃出何应钦布置的三面夹击，避免了全军覆灭。但也几乎因此丧失了老本，从此一蹶不振。

　　独自对付了桂军的何应钦，不但不要蒋介石增兵，还能抽出手来，调三个师到津浦线支援北线蒋军主力作战。

　　享有“干才”之誉的何应钦，当之无愧地坐在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头一把交椅。

　　所以蒋介石调兵遣将开始“围剿”红军时，头一个想到的，便是何应钦。

　　就在蒋、冯、闫的中原大战尚未结束之时，蒋介石便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北伐与新军阀混战中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的何应钦，三次指挥对红军的“围剿”作战，却三战皆北。

　　何应钦在第二次“围剿”中担任总司令，亲自制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略方针，集中4个军、11个师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条800里长的弧形战线拉网推进，席卷红军。结果却被红军横扫700里，损失30000人，丢枪20000条。

　　第三次“围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用“长驱直入”方针连连扑空， 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所在，陷入盲人骑瞎马的苦境；不经意之中又被红军消灭17个团，俘虏20000余人。

　　第四次“围剿”何应钦任赣粤闽边区总司令，实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却弄得三个主力师被歼，两个师长被俘，连蒋军精锐十一师也未逃脱覆灭命运，败得最惨。蒋介石因此雷霆振怒，撤前敌总指挥陈诚之职杀鸡警猴，还叹曰: “惟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何应钦找了个借口回南京，再不参加这样的“围剿”。一想起与红军作战和蒋介石怒不可遏的训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首先便是他。

　　虽同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但刘峙与顾祝同最得何应钦信任，又被人称作何应钦的“哼哈二将”。

　　顾祝同与共产党有两笔帐。

　　一是第五次“围剿”中任北路军总司令，直接指挥蒋军主力进攻中央苏区。先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继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红军突围长征后，在后尾紧追不舍的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共9个师，皆为顾祝同的北路军部队。

　　二是抗日战争中发动皖南事变。蒋介石原以为需两至三个月、最少也需一个月才能吃掉项英、叶挺率领的9000余新四军精锐部队，结果实际战斗只用了7天。其中与项英、叶挺的先后指挥失误有关，也与顾祝同的精心谋划和指挥相联。

　　如果说顾祝同与共产党最少有两笔帐，那么刘峙最少就有三笔。

　　第一笔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刘峙任党军第二师师长，蒋介石召集卫戍部队讲话，他紧跟着宣读要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随即扣押了第二师和海军中所有党代表及共产党员。当晚，包惠僧质问刘峙为何如此，刘回答说:“我也不完全了解， 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第二笔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事变前蒋介石问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需要多少部队，白答:“只要调出薛岳之第一师， 留下刘峙之第二师及周凤歧之二十六军便够了。”蒋、白皆认为刘峙是反共最坚决的力量。第二师旋即进入上海，原第一师驻防的闸北兵工厂、吴淞口一带，均被第二师接防。

　　第三笔是1932年6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刘峙任中路军副司令官（司令官为蒋介石），指挥6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计16个师另2个旅，“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心脏新集和金家寨。蒋介石高兴异常，以刘峙的字改新集为“经扶县”，以刘峙麾下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之名改金家寨为“立煌县”。

　　其实攻占金家寨的，原本应该是蒋介石的另一个金刚陈继承。

　　陈继承长期为刘峙部下。1926年中山舰事件，他在刘峙的第二师任第四团长，将该团官兵集中于北校场，党代表、政工人员和中共党团员一律被缴械拘禁。后来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担任刘峙的中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四个师担任主攻。陈继承8月13日占黄安；9月上旬占新集，14日克商城，三处皆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惟有在金家寨遭到顽强阻击无法前进，让卫立煌超小路立了头功，否则蒋介石就不会叫金家寨为“立煌县”、而要叫“继承县”了。

　　因陈继承作战异常卖力，甚至不惜拚光，蒋介石调他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继承率领第三纵队，1933年11月在阳新、紫金山一带布置伏击阵地，使红九军团第三师陷入伏击，部队损失达2/3。1934年4月， 蒋又令陈继承任湘鄂赣“剿匪”总指挥。陈到任后指挥部队包抄龙门山区的中共湘鄂赣省委，省委几次突围末成，机关和部队一千多人大部分牺牲。

　　红军长征突围后，蒋介石让陈继承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攻下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的是刘峙，攻下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是蒋鼎文。

　　国民党军队战史评价蒋鼎文“勇敢善战”，属于能打敢拚的人。但首先发现他的不是蒋介石，而是苏联顾问加伦。一次黄埔军校学生野外演习，观操的加伦将军当场就战术上几个动作，连续向担任连指挥的学生队区队长蒋鼎文发问，一旁的蒋介石都为他捏一把冷汗。但蒋鼎文应付自如，对答如流；加伦对蒋介石说了一句“这人可以重用”，从此奠定了蒋鼎文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

　　苏联顾问首先发现了他，他对苏联顾问却并不客气手软。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率第五团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顾问团卫士和罢工委员会枪械的，就是这位加伦将军发现的蒋鼎文。

　　关系黄埔党军生死存亡的第一次东征棉湖之役，蒋鼎文接任教导团第一营营长，于棉湖西北山地向林虎部主力发起勇猛冲击时，胸部中弹，送进医院抢救。蒋介石当即犒赏五千元，并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亲笔在前言提及“蒋营长鼎文等十余人尚在危病中，死生未卜”。

　　何应钦不信蒋鼎文如此奋勇，怀疑是怯敌背逃时为流弹所伤。派人验明，子弹是从左肋穿入。枪伤也不争气，侧面穿入的子弹，即可说明伤者在进，也可说明伤者在退。独蒋介石宁愿相信其忠勇，因此在医院伤期内，蒋鼎文就被升任教导第一团中校副团长，很快又调任第二师五团团长。

　　如此英勇一位蒋鼎文，却在“围剿”红军中被打怕了。

　　1931年6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蒋鼎文任第四军团总指挥，率第九、五十二两师从南城地区进犯。蒋介石原想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消灭之，7月底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兴国地区，便命蒋鼎文率部向兴国急进。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却于8月4日晚，穿过蒋鼎文部和蔡廷锴部之间20公里空隙，跳出合围。待蒋鼎文反过身来对君埠以东的红军集中地取大包围姿势，第九师二十七旅却在老营盘突遭红军奇袭。他急令二十六旅驰援，中间一道山又被红军占领，增援不及。激战数小时，二十七旅遭全歼，八十一团团长王铭被俘。第九师是蒋鼎文的基本部队，这一损失使其分外心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5 日第五十二师又在方石岭受红军袭击，全师倾覆，连师长韩德勤也被俘虏。幸亏韩德勤滑头，隐瞒了身份化装成伤兵，才侥幸逃回；蒋鼎文自己则在黄土坳陷入红军三面包围，幸逢蔡廷锴率军及时赶到，才得解围，惊魄稍定。

　　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 “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谊。“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作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野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均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惟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 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为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未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负责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 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11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二。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写道:“陈诚来谒， 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 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也说法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划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 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中正到肇庆，顺便往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二，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倍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作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买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 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 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无从措手”。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 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搬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 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帐，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于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二、战场与战将（２）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2万余人。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端卿1928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 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 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 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佑，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 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 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回马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 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 “行动很成功! 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 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

　　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 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如果张发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 ”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

　　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陈赓大将1926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事变，于是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徐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汇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 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汇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 “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 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二、战场与战将（３）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到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

　　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历史的机遇。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做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着，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 “每个人都考虑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形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 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革命。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湼槃一般诞生。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 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 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 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像在当时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 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 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黑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么？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

　　“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 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肖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提出这三人: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做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所述。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 ”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关怀下找到的。

　　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肖克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份量。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三河坝部队天心圩整顿后，成为朱德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牺牲后，陈毅说是“红军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第二个是黄公略。

　　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作两股: 一股为朱毛，一股为彭黄。第一次“围剿”刚刚开始，他亲自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四人。蒋介石有自己一套判断共产党人价值的方法，他的直觉告诉他，谁对他的威胁最大。一年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价码便由5万跌到了500。

　　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与彭德怀、腾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冈直捣张辉赞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彪率领的红四军配合，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第三次反“围剿”又率领红三军独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33岁。

　　第三个是伍中豪。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

　　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是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又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两人又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

　　肖克将军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较好的旧学功底，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他的军事水平也高，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任三十一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还要强些。二十八团能攻善战，但有时稳不住。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俩都是将才，可惜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 月出院归队，途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25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就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来说，红军中最重要的野战将领，还是彭德怀和林彪。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 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 “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31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两本最宝贵的书: 《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两本最宝贵的书: 《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 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 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8000，何键率兵30000。30000败于8000，被彭德怀俘去4000多人，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8挺，迫击炮20多门，山炮2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惟一战例。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大革命中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向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向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当时各省之中，惟何健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魂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30年多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即使成了囚徒，仍令对手胆寒。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 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枝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9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 ‘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 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 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拚，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1/4；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地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 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 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二、战场与战将（４）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四， 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八，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 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 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 “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 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头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 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83岁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端: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 岂有此理! 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 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 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