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逐言开吧:甲午战争史67

第二节 马关议和

三  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协定》的订立

日本一方面在谈判中拒绝中国的停战提议，一方面派军队攻占澎湖，以便为占领台湾作准备。不料在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谈判之后，发生了“几乎酝成国际异变”^注1的事件，才迫使日本不得不答应停战。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十五分，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四时三十分，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过江村店再向北拐，前行约五十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但在此街道拐角处，人群拥挤，争看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时，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枪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李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引接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注2当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向索议和条款，允于明日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枪对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注3回国后，他在请假的奏片中又谓：“归途被刺，晕绝复苏。”^注4甚至有些记述说他“自料必死”，或“死后复生”。所有这些，都未免过甚其词。

李鸿章中枪后感觉眩晕是有的，但并未晕绝。在遇刺的第二天，他在致王文韶的电报中说：“归途遇刺客，用手枪击中左颊，血流不止，眩晕时许复苏。”这封给私人的电报，倒说出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李鸿章一直是非常清醒的。被刺的当天晚上，他还告诉科士达，“他的朋友曾经警告他不要到日本，因为可能会有人企图暗杀他，但是田贝、法国公使及其他人们，向他保证那里没有一点危险。他说：‘现在你看，怎么样了！’”且在给日本全权大臣的照会上签字，通知对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注5

此次事件的发生，不能说完全出于偶然。凶手名小山丰太郎，郡马县大北岛人，年二十六岁，是个无职业的青年。他为什么要行刺李鸿章呢？日本山口地方法院的《判决书》提到小山行刺的动机时说：“被告(小山)丰太郎，因我帝国与中国启衅，致动干戈，皆中国现任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暗为主持，思非绝其生命，则我国不能得志，难保东方之平和。适闻其奉命来我帝国山口县赤间关议和，遂决意行刺。”^注6显然，《判决书》既美化了日本当局，又掩盖了小山丰太郎行刺的真实动机。当时，日本国内的主战气焰仍相当高涨。“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甚至声称“必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尽管有人认为“媾和条件若失之过苛，并非上策”，但也未敢反抗社会的逆流而公开发表其主张，只是在私函中流露出自己的一点意见而已。^注7至于日本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更浓，力主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日本将领所写的诗中，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人燕京”这样的诗句。李鸿章在谈判中提出停战被拒绝后，马上在日本报纸上即有反映。诗人山田松堂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手中春！”^注8可见，战争歇斯底里已经在日本国内造成一种扩张主义流行病，而小山丰太郎正是在这种流行病的感染下才决意行刺的。他在法庭上公开宣称：“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注9伊藤博文也指出小山之所以行刺，是因为“以和为非”。^注10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小山丰太郎行刺李鸿章是为了破坏和谈，以便使日本得以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从而达到“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的目的。三月三十日，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则受到了革职的处分。^注11

李鸿章遇刺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极为狼狈。对此，陆奥宗光写道：“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注12陆奥这段话，表明了日本政府有两怕：一怕李鸿章借此回国，中断谈判；二怕列强乘机干涉。因此，日本当局感到非常紧张。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皆来引接寺，探望李鸿章的伤势，并表示“慰问”。睦仁天皇接到报告后，也“深为忧愁惋惜”^注13，降诏曰：“其凶犯，自应饬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兹特明降谕旨，通饬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国家荣耀声名，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之事，而损我国之光誉也。”^注14并派侍从武官中村大佐为特使，偕石黑忠惠，佐藤进两军医总监同赴马关，“慰问李病”。皇后“赐与御制的绷带，并派护士二名前去侍养”。^注15

当天夜间，陆奥宗光亲至伊藤博文下榻之处，密商对策。陆奥提出：“我皇室对于中国使臣之优渥待遇，及一般国民之亲切好意，虽皆无可非议，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上作表示，不另采取具有现实意义之措施，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如此，不仅对中国，即对其他各国亦在事实上表现我国之诚意，同时由于我国警察之疏虞，以致使其负伤，结果自当影响媾和之早日完成，此时我军再任意进攻中国，即在道义上亦不能无所缺憾。”伊藤完全赞同陆奥的意见。但是，因涉及到停战的问题，必须征询军部的意见，便致电在广岛的内阁阁员及大本营的重臣进行议商。不料除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外，多数对停战持反对态度。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嘎本武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部次长川上操六联名复电称：“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以考虑。”^注16

为了对停战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并经睦仁天皇裁可，伊藤博文乃于三月二十五日夜离开马关。伊藤抵广岛后，与文武重臣会晤，权衡停战的得失，大费唇舌，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伊藤上疏曰：“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境地。反之，清国却因此而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果真如此，则帝国之威严必将大为丧失。因此，今日善后之策，惟有与清使继续商谈，以预先避免各国之联合干涉。”^注17实行停战的决定得到了睦仁的裁可。二十七日夜半，伊藤将此决定电知陆奥宗光。当天，陆奥已经断定李鸿章不会借故回国。他致电伊藤说：“李鸿章之情况大为好转，此际仅无归国之意，而且似乎已下决心，必须在缔结条约完毕后回国。此事无论按李经方所言，或就以前密码电报观察，其意均甚明显。”^注18但是，考虑到停战之事如由西方国家提出，将对日本不利。所以，陆奥接伊藤电后，不敢迟延，即据电意，拟成停战协定草案。

三月二十八日，陆奥宗光亲至引接寺，就李鸿章病榻，述日本天皇允诺停战之意。并面致一照会，内称：“我天皇陛下闻悉本月二十四日之变故后，宸襟深感烦恼，对前所未予见诺之无条件休战，兹已命其全权办理大臣可规定期限，在某些区域内予以允诺。”李鸿章的半面脸包有绷带。仅露一眼在外，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并向陆奥表示，因伤未愈而不能亲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陆奥随即将停战协定草案交出。二十九日，陆奥又至引接寺。李鸿章就草案中的三项条款提出了修正案。陆奥“除去请将休战范围扩大到南征军，即台湾诸岛之要求外，其他不重要的条款，完
全接受了他的提案”。^注19能够实行停战，李鸿章已经认为是很大的成功，感到心满意足，因此对条款的内容也就不去进一步争讲了。

当天，伊藤博文自广岛回到马关。三十日，两国全权大臣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六款：

“第一款 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政府，现允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各军，均确照以下所定停战条款—律办理。

第二款 两国军队应遵该约暂行停战者，各自须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内不得互为前进。

第三款 中日两国现约，在停战期内，所有两国前敌兵队，无论或攻或守，各不加增前进，并不添派援兵及加一切战斗之力，惟两国如有分派布置新兵，非遣往前敌助战者，不在此款之内。

第四款 海上转运兵勇军需，所有战时禁物，仍按战时公例，随时由敌船查捕。

第五款 两国政府于此约签订之后，限二十一日期内，确照此项停战条约办理，惟两国军队驻扎处所有电线不通之处，各自设法从速知照，两国前敌各将领于得信后，亦可彼此互相知照，立即停战。

第六款 此项停战条款，约明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即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中午十二点钟届满，彼此无须知会。如期内和议决裂，此项停战之约亦即中止。”^注20

一般认为，停战协定的签订，是日本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的结果。实际上，日本却巧妙地利用这次停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一，条约第一款规定在奉天、直隶、山东等处停战，而将台湾、澎湖排除在停战之外，这是为日本割占台湾预作准备的。其二，条约第四款规定海上转运军队军需，仍可查捕敌船，在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只对日本一方有利。其三，条约第五、第六两款规定停战期限，并谓如期内和议决裂，此协定即行作废，这实际上是逼迫中国在限期内满足日本的要求。其四，日本政府之所以允许停战三周，也是与其“征清大总督府”将于两三周后进驻旅顺一
事相联系的。先是在三月十六日，日本大本营决定成立“征清大总督府”，以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总督，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野战监督长官野田豁通及将校数十人从之，进驻旅顺，以对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可是，小松彰仁等人还不能立即出发，陆奥宗光曾经指出，其行期“尚在两三星期以后，当不致贻误军机”。^注21因此，可以说，此停战协定正是为日本即将提出的缔和条约作了铺垫。

注1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见《中日战争》(7)，第475页。

注2 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第14卷，第477页。

注3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25页。 

注4 《李鸿章奏被刺后血气日衰又约款多不如意愤恨填膺困惫难支请假20日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2984)，附件一，第38卷，第19页。

注5 《科士达外交回忆录》，见《中日战争》(7)，第475--476页。

注6 《使相遇刺纪实》，见《中日战争》(5)，第384页。

注7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15--116页。

注8 见《日清战争实记》第29编，《文苑》。

注9 加尔别林：《日本近代史纲》中译本。第333页。

注10 《使相遇刺纪实》，见《中日战争》(5)，第385页。 

注11 《复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28页。

注12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37--138页。

注13 《使相遇刺纪实》，见《中日战争》(6)，第382页。

注14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27页。

注15 《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中日战争》(1)，第282页。

注16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38页。 

注17 伊藤博文：《与清使谈判要件裁可公文》，《机密日清战争》见《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

注18 《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037号。

注19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39页。

注20 《中外条约汇编》，第152－153页，见《中日战争》(7)，第501－502页。

注21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