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的有哪吒吗:破译财富之密——如何对待资本积累_

主办：复旦大学哲学系

承办：复旦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

 第一场

主  题：破译财富之密——如何对待资本积累

演讲人：王德峰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著名人文学者

录音整理（简略版）：

各位在座的朋友们，我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所谓思想者的聚会上做一次演讲。主办方提供给我的题目是“破译财富之谜”。

财富在今天的意义是什么？财富和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哲学的问题。打个比方：中国人说汉语，汉语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说汉语”这个表达式里，我们把汉语当工具来理解，我们惯常都这样想。但从哲学的角度上来看，汉语与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们说汉语，而是汉语说我们。汉语说我们，意味着语言和言语之间有这样的关系：语言大于言语，language比speech大，或者说语言使我们的每一次言说都成为可能。

同样的，我们使用财富，财富是什么呢？财富是我们的工具，这样想是我们日常的意识。但从哲学上说，与其说我们使用财富，不如说财富使用我们。在今天资本世界中，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怎样看待财富？中国资本的命运是将会怎样？我们必须对资本有个哲学的思考。

资本诞生于欧洲近代，中国是被迫地去学习资本的。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以后，西方资本，西方文化陆续登陆中国。整整一部近代史，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学习资本的历史。这个学习过程艰难，付出了艰苦的代价。因为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没有“财富使用我们”的概念，而是“我们使用财富”。中国人的理解是财富作为养身之资，决定着享受的对象的数量与范围。

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人格化。在中国要做好企业家，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资本的所使用者，成为资本展开自己的逻辑的工具。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会不会——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中，在资本原则全球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归于死亡。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说我不在中国文化之中？能不能说我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能不能说我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是世界公民？我们能不能把中国文化世界给抽象掉？针对这些疑问，在这次讲座中我要与各位分享的是我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见解

1.           资本与我们的关系

2.           资本原则与我们的文化精神

这两个问题也许产生的答案是冲突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属于中国的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企业家，不可能是资本的人格化。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寄托在两类人身上：企业界人士、知识分子。要有这两个社会阶层共同来承担中国未来之命运。执政党是当前中国社会、民族生活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企业家阶层是当今中国的重要责任人。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已经把这一阶层推到了民族生活舞台的中心。我们将要把我们的孩子交到他们的手上。企业界朋友心中所有的困惑，在我心中也有。

所谓“财富之谜”是什么？财富的当代形式是怎样的？资本的本性是什么？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的讲座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的哲学解释；第二部分是如何创造资本运用资本及对待资本；第三部分是资本的力量及其界限；第四部分是如何看待当代富豪与中产阶级。

现在开始谈谈第一部分：资本的哲学解释

我们知道，当代财富的主要形式是资本。资本与中国人传统理解的财富不是一回事。一些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重要机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他们成为企业家了，是如何看待这个资本？按照传统的看法，对待手中资本有三种态度：一是认为它是“我今生今世用不完的财富”，把资本当作消费基金；二是认为市场是赌场，资本是赌注，要赢利就要凭借两个要素：魄力胆色和机会运气；三是认为资本是社会存在物，它是暂时地放在口袋里，资本乃是天下之公器，你拥有的资本有多大，你的社会责任就有多大。

我觉得，第三种态度中把钱当作社会事业的基础来看是最值得提倡的。这里我不是在对企业家提道德问题，这里谈论的内容与道德伦理无关。我是从资本的本身的属性上来看的。

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social power）。权力包含着政治因素，人们对它有敬畏。那么，权力来自哪里？它是没有根基的，政治权利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达。马克思提出：“向来的历史是政治家的历史。”政治只是上层建筑。政治权力是一种表达式，政治革命的产生原因是社会生活的机器发生了问题。财富必须由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在欧洲封建社会的晚期已经有一种新的社会权力——资本，产生出来。资本家租用贵族的土地，成为新贵族。这个历史知识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权力不是来自政治统治的意志，而是来自物质生活关系的领域。那么，资本是怎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权力来自哪里？

从古代社会的商业传统中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理由是：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的产物，有交换价值。古代地主积累起的是具体的劳动，它有使用价值。在资本的经济方式中，交换价值起主导地位，而不是使用价值。资本的具体形态是种种不一的。一般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生产的。同一个劳动的可交换的社会性质专门抽取出来叫抽象劳动。交换价值成为主体，使交换价值增加。抽象劳动获得了统治地位，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慢慢地主体化了。世界变了，人类生存状态变了，精湛的技艺毫无意义，它被称为个人爱好被承认，而不是当为劳动被承认，因为它不能进入现代化工业产业的流水线进行操作，因此不称其为劳动。

马克思说：资本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要求支配具体劳动。这种支配是必要的。人面对自然有一种匮乏。在农业文明中，“民以食为天”，大米的使用价值是神圣的。农业文明局限在使用价值本身身上。但在资本的原则下，在等价交换的背景下，所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都被看成有着相同的意义。小时候父母说，你吃饭时每一粒米都要吃干净。如果不吃干净，会遭报应的。浪费粮食是要遭天谴的，粮食有其神圣性。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种心理习惯。可在今天，这个观念在资本的原则中一定会被打破，玻璃杯和半斤米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抽象劳动被主体化。

为什么会这样呢？

资本原始积累的前提是剥夺农业生产所产生的财富。英国的圈地运动把农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与资源那里驱赶出去。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下也对农民有剥夺。马克思：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肮脏的东西。资本来到人世间的结果是让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流离失所，让剩下的一部分农民接受剥削。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马克思：我们必须发现这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必要代价，积累起来的劳动必须统治具体的活劳动，劳动的积累才能进行。这是资本来到人世间的必然性。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必经的历史阶段中产生出来的权力。我大致描述了资本在西方的诞生，如此这般的诞生过程能否在中国自发的发生？它有前提，即中国人要完成劳动的抽象化。你口袋里的资本表明了你人格的存在，中国文化永远会把财富看成是感性的具体的东西，不会把它看成抽象的人格的外部实现。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不等同于西方封建社会。西方封建社会的土地是贵族等级人格的存在形式。而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与家族伦理有关，这源于亚细亚生产社会的特点。资本不会局限在西方，资本的原则是要征服世界，它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费市场当作自己的市场，要把全球的自然资源作为自己的产料，这就把非欧洲的民族强行地卷入世界历史。中国人现在表现了他文化精神的强韧的方面，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没有学习精神，不怕外来文化的入侵，因为中国人能将这些新因素纳入到中国文化的旧框框里去。中国如一个巨大的染缸，放进去，其颜色被同化了。”一个资本如果没有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自觉地话，它就没有权力，它只是一份赌注。

资本发展的历史前提是：资产与人格统一起来。动产要求自由，应该有自己的权力，动产要战胜不动产，战胜自然资源。资本来到人间的历史进步是动产战胜不动产的过程。劳动力的人格化是指：我不是农奴，不是计划经济中的单位人，我可以随时自由买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资本的现实前提。

第二部分是如何创造资本运用资本及对待资本

一旦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就会开始增值资本，在运用资本之前，要知道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今天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劳动领域和脱离劳动的领域。劳动领域又分为三个方面：物质产品、知识产业和社会交往领域（比如保险业）。脱离劳动的领域也有三个方面：资本角色与运作（比如银行、企业）、政界和人文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

这几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是脱离劳动的领域支配劳动领域，资本角色与运作直接支配物质产品领域。这些领域有两个背景：政治和思想。此两者的关系还未理清。六大领域有六个社会阶层。（六个社会阶层不是依照经济收入的标准划分的，不采用量化的手法，这是没有大意义。而是以性质来划分）在任何社会阶层构成的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核心的领域是资本角色与运作，离核心最远的是人文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没有资本运作就不能开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的资源。

有人问政治权力是代表资本说话，还是代表劳动说话？官僚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差别大。最近听说要出台一部法，是规定民工在工作期间的住宿条件的，其中第一条是：不可以让民工住没有窗或窗打不开的房；第二条：民工每人一张床。这说明事实与规定中的条文正好相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拖欠民工工资等问题此起彼伏。那么，不禁要问：劳动在政治权力上究竟得到了多少待遇？劳动最起码的政治权力在哪里？，

资本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

资本的诞生过程中有传统政治痕迹。中国政治与资本的联合经过了剧烈痛苦，现在还在痛苦中。资本要纯粹的话，应该符合它自己的原则。通过传统政治结构中获取资源，在传统社会里，物质财富等于政治特权。现在把它从政治中剥离，没有了政治身份。但资本拥有者通过与政界和传统权力结构的关系间接获得财富。

富豪绝大多数都有传统政治的痕迹，小资本拥有者，很少纯粹的从生意人发展成大企业家的。江浙一带，值得一提的是：温州的家庭企业，资本能不能积累成一定规模？健康资本的发展希望在哪里？

   98年发洪灾，文艺晚会捐款这中民间企业家较少，而大多都是国营的。这是考验中国民间企业家的关键时机。资本拥有者为了资本的正常运作，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资本的运作需要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资本，必须付出维护社会和平秩序的成本，否则，在天灾人祸下，公共暴力会使原本正常的资本运营陷入瘫痪状态。

第三方面 资本世界的非自洽性

非自洽性是马克思发现的，它是系统学中的重要概念。稳定的系统，它和各个元素各个成分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补充，功能上是互补的一个自满自足的功能体系。资本世界曾被马克思以前的英国古典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成是已经形成了的一个自洽体系。马克思揭穿了其中的迷雾幻觉。国民经济学看不到在整个资本的运作和物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人主要分两类：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在两大类之外的是流浪汉和乞丐等。在这些体系之外的人，这些失业的人是资本世界体系的基础。资产世界是动态的系统，需要不断的调整。作为资本世界的基础的流浪汉和失业人口是一次又一次的调整经济危机的结果。他们，在这个结构之外，又是这个结构的基础。这个结构是人的结构，要求是人的要求：人要有尊严的活着。这里已经不能用资本语言跟你说话了，我用人的语言跟你说话，所以这个基础里的原则和资本世界的原则是冲突的。一个资本世界它必须承认在他的基础中必须包含非基本的原则，他得承认这点。后来资本论告诉整个欧洲资本世界，你们的基础中必须包含社会主义要素。否则你们世界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他的呼喊提醒了欧洲世界，于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一不在自己的社会基础中注入了大量的社会主义要素。他们倒是更像社会主义国家。我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是：中国的资本如果能够自觉地话，那自觉的资本要倒向社会民族主义。中国尤其需要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看重社会政治中的伦理基因。

西方政治的近当代发展的实质是消解一切政治活动中的道德要求。把政治当作纯粹的形式理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概念不是state,而是父母。我们如果指责国家的话，不是指责国家不给我们独立的人格和人权，而是指责它对我们不负责任。美国人与美国国家之间是宪法规定的纯粹契约关系。政治的契约原则是普遍的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在考虑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时，恐怕不得不承认，有伦理的基因，这是促使落后的因素之一，阻碍企业家独立人格的发展。我们在伦理的关系上仍然依附于国家的政治的存在。国家仍然是政治的实体，保护着发展，也能左右于发展。这种伦理的依附会不会有一天解除？我看会解除的。中国的政治的文明不等于纯粹理性。这里的思考是很根本的。企业文化就是伦理要素与契约形式怎么统一的问题。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必定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要求。你要容纳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才可能实行的。

我主张一种新的发展，中国未来健康的资本应当同时承担社会伦理的责任，这一定与西方资本不一样。我最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中国文化精神的当代特性。

第四部分 中国当代富豪和中产阶级

这是现实而且紧迫的问题。当今社会在某些方面有进步，但在其他的方面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中华民族的道德根据在哪里？道德的前提是什么？中国没有上帝管住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的上梁是谁？一部分是官，一部分是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不能把自己等同于老百姓。因为你在运作一个领域的社会，一部分人的生活和你的决策息息相关。中国的道德榜样，对于第一部分人我们不提要求，只提一个起码的要求：廉政。对于第二部分人提的要求是要有社会观念，即超脱资本原则的社会观察力。这部分人中最顶尖的人是谁？富豪。有些富豪身上有许多光环，受着做着企业家梦的年轻人的崇拜。富豪阶级能否自觉地承担中国市场经济展开的历史使命，取决于他们法律、政治、道德上的社会身份的纯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巨大的社会冲突会产生。那他只有一条出路：被赶出历史舞台。我的理解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点，如何把自己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身份进行重建，如何在富豪阶层中完成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这种重建是有着冲突的社会走出一条新路的标志。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是指广大的民间的中小型企业家，只限制在资本的领域，不是指中等收入者。他们的现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边是官场，一边是成气候的富豪阶层；能不能健康成长？还是一个未知谜。江浙一带成长的态势已经出现。

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虽然他们在政治结构当中，也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比较容易走出来。所以他们健康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他们特别具有现代民主的要求，他们不会重蹈企业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不足。这是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的中坚力量，这批人也在逐渐地更新换代。对于大学生创业的理念我很赞赏。在复旦大学讲课，我觉得自己有价值。一个懂康德的商人是十分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