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谬误——浅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作者：石绍成    发表日期：2010-9-2 11:09:42   来源：中思网

思想史上的谬误

——浅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石绍成

[摘要] 卡尔·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并且这些思想的载体是群体。他认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思想存在两大错误，它们分别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关键词]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乌托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物。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知识的日益庞杂化，同时也增加人们掌握它们的难度。齐美尔的“文化悲剧”（tragedy of culture）理论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担心[①]。因而对知识、思想的清理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知识社会学正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本文将集中地讨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人们在思想领域里所出现的谬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形式。

一、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卡尔·曼海姆在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探讨的是人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曼海姆，2007）。当然，这样的论断似乎太宽泛，因而也无法说明知识社会学的准确内涵。但是，这句话已经隐隐的说明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人的思想。在上文我们已经说明，对知识和思想史的清理是知识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使命。

但是，知识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本身就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就是说思想史本身与其外在社会环境有相对独立性。仅仅的思想史问题并不能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命题，只有将思想与其具体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才能纳入社会学视野之中，知识社会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曼海姆说：“我们不能把思想进化仅仅理解为一个遗传的生命过程，以此来探索知性（intellectual）潮流潮起潮落的奥秘，并且在其中发现有意义的模式，因此我们不得不抛弃思想史纯粹内在的因素的观点。”（曼海姆，2000）同时曼海姆也明确地指出了知识社会学自身最为重要的特征：“我们可以断言：一个问题在未成为现实问题之前，不会成为知性问题……‘位系’范畴隐含的问题就要求我们不仅对于某一时刻的所有理论有一个概要性的了解，而且要考虑同一时刻的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曼海姆，2000）另外，作为知识社会学重要特征的是“它不断地从集体行动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曼海姆，2007）就是说，知识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并不是个体的视角，而是集体的视角。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知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实际上是他所属群体的产物，[②]也唯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

在仔细梳理人类社会中的思想问题，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将思想纳入自己研究范畴之内的远非知识社会学一家。史学特别是思想史以及哲学都可能与思想有关系。因此，也很有必要将知识社会学与哲学以及思想史对知识问题研究进行区分。

首先，哲学以及思想史都没有考虑到总体的社会－历史进程，它们在进行理论建构之时往往忽略了研究对象具体的历史条件。哲学和思想史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因此它们的研究计划也总是从内在实体的水平出发，独立于它们的起源。”（曼海姆，2002）当然，它们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哲学对思想的研究，往往通过“研究这些独立的内在实体的结构和内容以获得它们的根据和有效性”，而“思想史则企图对时间发展的交互关系进行历史的重建，但又独立于具体事件的后果。”（曼海姆，2002）

其次，关于思想与认知的哲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研究的路径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别。哲学倾向于将对思想史的研究建立在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永久和绝对的理性之上，或者假设理性的形式属性是不会变化的。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思想史问题是纯粹的经验问题。“如果经验的探究表明思想的形式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程在发生变化，知识社会学就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经验科学的发现（曼海姆，2002）。”

上述分析基本能够将知识社会学的内涵给表现出来了，在此，我们也将给出知识社会学的定义。曼海姆认为：“它是一门探讨每一个知性立场对其背后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视为己任，因此视乎历史主义为此学科提供了一个富有收获的开始，同时也指明了一个可能取得进一步成果的方向。”（曼海姆，2000）

二、知识社会学的使命及其产生历程

任何学科的产生都不是瞬间的事情，而是依赖于长期的历史演变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知识社会学也不例外。人是能够思维的动物，思想作为人思维的衍生物，长久以来都是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正确的思维、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知识于是乎变得更加重要。但是曼海姆认为，在他的年代里人们的思维依然是不科学和不精确的[③]，为了能够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科学——这就是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最基本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出适当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这种类型的思想（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及其变化，阐述那些既与公平对待它的独特性质有关，又与制定从根本上理解它的方法有关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这里还需要对这一看法进行必要的补充。我们知道，科学探讨的是客观性、普遍（适）性、可重复性的问题。曼海姆的这一论断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知识社会学是具有这种特征的。实际上，曼海姆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是思想本身，可以通过“彻底地推敲对含义的分析”，可以达到各类不精确的概念“由各种思想类型的愈益精确和具体的特征所取代”（曼海姆，2007）的效果；其次，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思想背后所分化的社会群体，可以将这些群体视为相互作用的社会力量网络，“从中通过不同时代显示自身存在的现实已经产生的各种观察和思维模式”。通过上述两个步骤，曼海姆认为能够赋予知识社会学以精确论述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科学化的工具，这也正是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在含义分析和社会境况判断的结合之中，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精确论述的可能性，以至于总有一天把它们同自然科学的方法做比较。”（曼海姆，2007）

知识社会学产生的现实基础之一在于集体无意识动机变成有意识的过程，然而并是所有时代都会产生社会群体对自身的动机经行反思的条件，“显然，只有在分歧比一致更明显的时代这种问题才可能成为普遍。”（曼海姆，2007）这种差异的出现是以社会“横向运动”和“纵向运动”达到一定的频度为基础的。所谓横向运动，指的是人的空间位置的改变。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拥有自身传统的思维习惯，频繁的交流往来无疑能够让这些习惯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而纵向运动指的是身份地位的改变。用曼海姆的话来说，“只有当横向运动伴着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才会改变。”（曼海姆，2007）这些改变也伴随着从集体无意识到对动机的反思的漫长演化过程，这也是知识社会学自身产生、演化的历史。

西方社会的思想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曾经出现过一段黄金期，各个思想流派纵横捭阖、著书立说，也可算是一段佳话。在这期间，希腊启蒙时代的诡辩学派已经开始触及知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④]曼海姆称诡辩学派唤起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怀疑主义的浪潮，这种怀疑主义集中地体现了城市手工业者与统治贵族之间认识论方面的差异。然而，自西方社会步入中世纪以后，人群间认识论上的差异就被抹杀掉了。社会在认识上高度的同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高度同质的“知识界”决定的。“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传教士都被看作知识阶层”（曼海姆，2007），在世俗社会处于神权统治的中世纪里，这些职业在社会中无疑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这些知识界“之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其享有对于重建其他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在此基础之上，他们通过步道、忏悔、训诫等手段，“在较不复杂的社会发展层次上不同的世界观得到了调和”。（曼海姆，2007）

然而，随着中世纪的结束，由教士特权等级把持的对于世界解释的垄断权已经被打破，知识界的阶层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界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中补充人员，它的思想已经不再受等级组织的禁锢和支配。知识界的去组织化给予了知识份子较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甚至开展竞争。教会对知识垄断的崩溃带来了知识的繁荣，这一过程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有了反思其世界观的机会和可能。

知识社会学的产生除了与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相关外，还与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变革有关。这些研究方法分别是认识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⑤]这些方法的出现对于知识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这些方面的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

当然现代的认识论、心理学以及社会学方法的出现都是以教士阶层对知识垄断的结束为前提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西方的哲学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唯理主义的哲学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这种观点的极端。因此，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上存在这样的取向：“主体比客体对于我们来说更直接地易于理解，客体由于受到种种不同的解释而变得过于模糊不清。”（曼海姆，2007）因此，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以经验为根据在主体之中重建思想之源，因为主体是我们更易于把握的。”（曼海姆，2007）当然更为极端的是，认识论的观点认为只有感觉自己可以控制、证实的东西才是有效的。

曼海姆也明确地指出这种求助于主体的认识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也正日益分化成大量专业分工的领域。心理学基本上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是“看到每一种含义的背后原因，并且按照它起源于主体来理解它（发生的观点）”。（曼海姆，2007）第二种是“企图以被形式化的和抽去含义的心理体验为要素，构造一种机械的科学（心理力学）”。（曼海姆，2007）心理学的方法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含义，[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开始涉及到对单个主体生活经验的思考。

认识论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相比，它们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企图从主体的意义上来解释含义，虽然它们的研究可能涉及到对个人生活经验的理解，但是两者都共同地将这些情境与群体分开了。“因此，它们在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基本问题中不知不觉地引进了错误的假说。”（曼海姆，2007）一旦将对各主体的思想的解释与其更广泛的集体环境结合起来，这就涉及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同时“把发生于个人的含义同发生于群体生活背景的含义并列起来，这就是社会学观点的长处。”（曼海姆，2007）这种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出现标志着知识社会学已经开始成型。

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在上文已经提到，知识社会学致力于达至一种精确的描述和理解。然而在自近代以来，伴随着集体无意识的觉醒，两种错误的思想在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路上阻碍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事实，这两种错误的思想分别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出现是与对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分不开的，特别是在政治与科学理论联姻过程中产生。“这种政治学与科学思想的混合的结果是，每一种类型的政治学逐渐地在它们提议接受的形式上被赋予了某种科学味道，而每一种类型的科学态度也依次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曼海姆，2007）但是这种结合是也有其非常危险的一面。这种不利的情况可以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虽然知识想要公正的判断一些新的事情，可是它总是不得不保留它的经验特征，而由政治态度所支配的思考却不能允许自身不断地适应新的经验。”（曼海姆，2007）这对于知识份子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知识份子愈是成为党派的工作人员，他们便愈是失去了他们从他们原先的不稳定状况所带来的理解力和弹性的优点。”（曼海姆，2007）（2）政治思想的危机也将成为科学思想的危机。由于政治本身就是冲突，并且在某些时刻还能成为一场生死斗争。“政治讨论具有根本上不同于学术讨论的特征。它不仅寻求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还寻求摧毁其对手的社会和思想存在的基础。”（曼海姆，2007）摧毁对手社会和思想存在的基础就意味着要对群体思维中无意识的情境决定的动机进行揭露。曼海姆认为以上两种情况是其时代智能危机的突出表现，这种智能危机的最终加强，以至于可以用两个类似于口号的概念来表示，那就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一）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过程

1.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政治冲突领域里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维中强烈地倾向于把利益与形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再也不能看清那些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支配感的社会事实。对多数人来说，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当代人来说，意识形态之争最突出的表现可能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端。但是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及其包含的意义都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更悠久，而且这个词的新含义也是层出不穷，而且这些含义的形成也都与马克思主义无关。[⑦]

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意识形态关注是论敌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其表述的实际含义，并且它也倾向于从个人或者集团的社会状况来片面地理解论敌的言论。这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的视野里，“观点、陈述、命题和观念系统都不是在其表面价值上被了解，而是根据表达者的生活状况来做解释。”（曼海姆，2007）这样，论敌的言论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下不过是沦为他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罢了。

为了能更好地揭示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曼海姆将这个术语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在论述特殊概念与总体概念之时，曼海姆并没有给出他们的具体定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对这两个概念的比较之中分析得出它们的具体内涵。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的特殊含义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它的总体含义，指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曼海姆，2007）

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与特殊含义存在如下区别：（1）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这个概念仅仅涉及对方言论的内容；相反总体概念批判的是论敌的总体的世界观，并且这种批判还试图将论敌的观念理解为他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结果。（2）特殊概念只是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思想进行分析，此时的批判仍然假设双方共享相同的判断标准，之所以出现谬误那是因为对方在撒谎；而总体概念的批判则是达到了一种精神层面，它认为差异出现的原因是在于思想体系、经验模式以及解释模式的差异，因而它将批判上升到了思维模式的框架。（3）与前者存在对应关系的是，特殊概念认为利益的差异是一个谎言或者欺诈出现的原因；而总体概念则假定论者的社会状况与一个既定的观点、见解、直觉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总之，特殊含义从未脱离心理学的层次，分析的参照点总是个人，总体含义则更多地指向思想的总体概念，分析的参照点是社会群体。

2.意识形态的历史过程

“意识形态”这个词开始的时候并未包含不同现实领域的价值观之含义，它最初只表示社会理论。“意识形态主义者”是法国的一个哲学团体的成员[⑧],他们主张摒弃形而上学的传统，寻求将人文科学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后来拿破仑发现这个哲学团体具有反对他的倾向，从而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为“意识形态主义者”，从而导致了现代意识形态观的诞生。这个词从此也带上了贬义的色彩——一种与现实不一致的状态。在19世纪末，经过政治家的努力，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逐渐流行开来。

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是立基于心理层次的，所以这个概念可以在许多历史场景中得以成立，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是以群体无意识的揭露为历史条件的。因此，由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向总体概念的过渡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如下重要的步骤：

（1）意识哲学的发展。认为意识是由一致的要素构成的统一论的观点，在德国得到了发展。“意识哲学在一个无限多样化的和混乱的社会中确定了经验组织体，其统一性的保证是有领悟力的主体的统一性。”（曼海姆，2007）在这个阶段，世界被设想为一个结构上的统一体，而不是众无联系的事件。这种结构统一体在其整体性上与主体相关联，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指的并不是特定的个人，毋宁说，世界就是虚拟的“意识本身”。

（2）人们开始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也是超现世的观念。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哲学家们认为，这个统一体处于持续的历史变化的进程之中，并且倾向于在更高层次上不断地恢复它的平衡。黑格尔开始将超社会的实体“意识自身”融入“世界精神”之中，认为它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潮流中是不断变化的。

（3）当“阶级”取代“种族”或民族之时，意识形态的总体含义最终形成。在这一阶段集体意识找到了与之匹配的社会结构。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得意识形态出现了综合化、集中化的趋向，同时这一概念又更趋灵活且更具适应性。[⑨]

(二)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过程

1.乌托邦的基本特征

“乌托邦”这一概念反映了政治斗争中的发现，即某些政治上受压迫的群体在思想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在社会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乌托邦思想全然不关心存在的东西，他们全力地在思维中寻求以改变现存局势的因素。因此，与其说乌托邦思想不是对现实局势的判断，倒不如说它只是用来指导行动。

如果一种思想与现实情况不一致，则可以称这种思想为乌托邦。乌托邦与现实不合的地方也很明显，“这种思想状况在经验上、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朝向于在实际环境中并不存在的目标。”（曼海姆，2007）然而，并不能把所有与现实状况不同的思想都称之为乌托邦。所谓的乌托邦“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当然，由于立场的差异性，所谓的“与现实不一致”或者“不可实现”都只是相对的，因此，乌托邦概念也具有一定的相对性。[⑩]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只要某个思想还能够与那个时代总体的世界观特征结合在一起，那么它还是那个时期适当的意识形态，一旦这一思想试图打破现有的秩序或者引发革命，那么它就是乌托邦，这也正是“无托邦”与“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别。

2.乌托邦的历史过程

在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乌托邦的形式，它们分别是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及保守主义的思想。

（1）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所谓的千禧年主义指的是地球上出现一个千年王国的思想，这一思想总是包含着一种革命的倾向。在再浸礼教和托马斯·闵采尔眼里，这一千年王国是此时此刻便能重返人间的，因此，千禧年主义为当时的社会行动注入了神奇的动力和热情。“千禧年主义体验的唯一真实、而且也许是唯一直接的识别特征是绝对的存在。”（曼海姆，2007）这一“存在”是不以时间为转移的，它就发生在此刻。正是因为这种看法，所以千禧年主义者具有及其强烈地反对现存秩序的热情，并且他们把革命本身视作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目的。

（2）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相对于千禧年主义以及保守主义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相对折中的乌托邦思想。自由主义“只被用来当作一把‘尺子’，据此可以从理论上来估量、评价各种具体的进程”。（曼海姆，2007）与千禧年主义割断历史的做法不同，自由主义持着一种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它认为，在达到完美状态之前的所有试验阶段都具有相对的可行性，因此它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千禧年主义的吸纳。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过于专注于规范，而不关心实际存在的真实状况。所以，它必然为自己构思一个理想世界。”(曼海姆，2007)

（3）保守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本身没有理论化的倾向。那是因为保守主义认为，只要人们很好地适应了生活的环境，就不会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守主义实际上是属于对现状态拥有实际控制力的知识。然而，在“只有新事物有继续存在的前途，其余的一切事物都逐渐的消亡” （曼海姆，2007）这类“进步思想”的刺激下，保守主义开始走向理论化。与自由主义强调经验中的“规范”、“应该”相反，而在保守主义中，强调的重点转移到了现实，即“是”什么。甚至这种取向还出现了以下的强化方式，那就是它倾向于将过去具有的当前行和直接性当成了实际体验，即它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过去。

参考文献：

[1] 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3]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m]，李朝晖、牟建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①] 参见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杨淑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②]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③]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④]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⑤]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⑥]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⑦]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⑧]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⑨]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⑩]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

11 这里对曼海姆的看法进行了修正，删去了其关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论述。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版，第215-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