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思想精粹

辜鸿铭，名汤生，生于清咸丰七年逝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857－1928年）。

辜鸿铭先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怪杰。他通晓九种语言，熟知欧美的历史文化，获十三个学位（包括文、史、哲、神学、法、商、理、工、技艺）。圣雄甘地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文豪托尔斯泰与他通信，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都拜会过他。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有一妻一妾，一子两女，两个女儿在他去世当年就在苏州落发为尼了。

说起辜先生都称其“怪”，而究竟怎样语焉不详，辜先生的书又看不到。一九九六年起陆续出版了辜先生的文集和传记。有海南出版社黄兴涛编译的《辜鸿铭文集》，严光辉著《辜鸿铭传》，江苏出版社孔庆茂、张鑫编著的《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这才使我们有了比较具体点的了解。

辜先生早年留学欧洲诸国，回国后当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把《论语》、《中庸》译成英文，（建议懂英文的朋友好好探究，看看学贯中西的辜先生高妙的译法，一定收获菲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时政评论、作演讲，应邀去朝鲜观光，去日本、台湾讲学，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北京大学、并随蔡元培进退。先后曾任南洋公学督学、北京四国银行团翻译、主编北京日人英文报、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等。

辜先生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鄙视西方凭借枪炮的殖民主义，极力推崇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向西方推介儒家思想。辜先生的思想观点是东西方文明比较后所得，即使在今天也很有价值；不能以一个“怪”字蔽之，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借鉴。读他日本的讲演，可知他其实极富人情。难怪有“风姿飘逸，内蕴外傲”之赞。

《辜鸿铭文集》上卷

据报道，她（中国的皇太后陛下慈禧）已说过人生无非一死。她为人行事的原则——正如丹东所言，除了荣誉，一切都可以抛弃。

列强在中国要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让中国独立，看管好外国人，使他们在中国规规矩矩，安居乐业。

当权者应当诚实一点。诚实不仅是指钱财方面，而且指理智方面。要老实承认错误，老实面对困局。伏尔泰说，胆怯乃是好人的不幸。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歌德说，唯有真诚才能使他们（群氓）焕发人性。

在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看来，中国今日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更多的是“无治”。我所谓的“误治”，是指任意的、没有限制的滥用权力，公然的背信弃义，残酷无情、专横无理地践踏人民利益和感情，乃至腐败。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官员自身、地方利益和人们福利。

在列强目前的对华政策下，像我这样只关心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文明的人，绝不会升任到一个最能为国家尽力的位置上……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不然的话，目前作者在这一时刻就会站在皇太后一边给她出谋划策，如果必要，为之献出生命——而不是在这儿写这本书，在国际世界面前维护她的荣誉和祖国的尊严了。

辜先生认为，中国人作为个体和民族热爱崇敬父母，进而热爱崇敬国母皇太后及皇嗣，义和团就是基于这样热爱崇敬的狂热。

狂热就是能够驱使人们去从事那些需要勇气和英雄主义，能为之献身的特殊行动的唯一冲动。它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要保卫他们心中赞赏、热爱和崇敬的事物所激发的冲动。当这种赞赏热爱和崇敬变得无限度和超常时，那种勇气和英雄主义也随之变得无限度和超常时——这就是狂热。

中国人的人性与欧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种人性的中国人，当他们得到一种可怕的印象，感到有人要灭绝他们，不让他们活下去时，就会作出可怕的事情来与之对抗。

传教士在中国的存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一个危害。目前外国政府支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伤害。

治外法权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它已经在道德效果上，对中国的良治事业产生了危害。

如果平心静气、公正中允地给去年的事变（公元1900年，中国军队围攻使馆）作一定论，我以为它是这样一种情况：先是外国使臣丧失了常识，接着是中国人发脾气，最后是欧美的人民和政府发脾气并丧失常识。

英国国会最初是个智囊，一个智者的会议，现在却是个思虑重重者的会议。

现在的世界不认公理，只认强权和物质力量。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巨大的文明难题。

辜先生认为，为了和平，中国人仍能牺牲一笔合理的赔款，但要保证中央政府的行动自由，条约应当经由类似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发里亚”的会议审定，对条约要修改甚至彻底改变。

那种君王意志是最高法律的说法，孔子是不赞成的。

纯粹的军事独裁令人可怕的失败是：那用以镇压群氓的军人刺刀，在和平时期面对资产阶级、庸鄙之人、市侩们的狡诈与自私时，却完全无能为力。

德皇的“黄祸”之梦，实在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梦魇。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得明白些，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有什么样的道，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道，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保罗•波尔悲愤地说：国家召唤警察，而警察却与小偷打得火热。

不能以枪易枪以暴易暴，唯有爱和正义的法则，能收到一场干净的革命之效。

俄国下层及士兵是残暴的，美国人被认为粗俗，而伦敦佬或欧洲资产阶级才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粗俗。

现代“律师”是产生现代“警察”真正和直接原因，是现代欧洲卑鄙庸俗的滑膛枪崇拜的代表。现代“律师”是假教士，正如现代警察是假军人一样……公理通行之前，只好依靠强权。

美国人现在不相信“君王风度”，他们信仰自由与无君；法国人现在信仰自由、无君和无基督。但是中国人相信没有君主便没有自由。中国人的君主观念是——英雄崇拜（尊贤）。

常言说得好：如果他得到了整个世界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他还是毫无所得。这句话对于民族国家同样适用。

卑鄙下流者的突出标志就是粗俗。相反，单纯朴质之人的确切标志则是彬彬有礼、高雅脱俗。发自内心的礼貌，它构成一切军人道德或武士道的基础。

且听着，统治者们，请明察：决定世界事物的人，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

生活水平本身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生活水平可以作为文明的“条件”来考虑，却不是文明本身。

过去的道德文化主要依赖于希冀或敬畏的情绪；人性理论是“性本恶”；语言是象征、隐喻性的。旧文化的方法起于“敬畏上帝乃智慧之发端”。新的道德文化依赖人性的整个理智力量：求助他的理性情感；人性理论是“性本善”；语言是具体实在的科学语言。现代文化教育方法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建立在一个依赖于人的平静的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文化，纵使不是一个较高层次的，也是个极其博大的文明。这一文明，人们更难达到，而一旦实现，就将永恒持久，不衰不灭。

太平天国暴动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们抛弃了他们本民族的仰赖理性的道德文化，而退回到依赖于民众心中希冀与敬畏情绪的中世纪欧洲的道德文化上去，其结果是践踏了各省，屠戮了百万生灵。

建立在自私卑鄙精神习惯基础上的生活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上海建立一所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国际学校，与此同时派遣大批中国学生去欧洲和美国，这比起出动欧洲各国最强大的舰队来，倒更能促进外国商业的利益。（《尊王篇》）

欧洲国家惩办罪犯是为了保护钱袋。在中国，国家惩办罪犯则为了满足国家正义的道德情感。

中国真正的改革只能出自品学兼优的中国好人之手。而无知的外国人认为所谓英雄的维新派，从道德和智力上说都是病态的。

外国人在中国应该支持的事业不是改革和维新，而是支持好政府的事业（良治），就是用各种可能的办法维护正统权威的权力。

一个人、一个民族、几个民族的事物陷入困局时，唯一正确的摆脱方法，就是去找到其道德本性的中心线索和平衡状态，去寻回他们的真实自我。或者通俗一点说，去恢复他们心境的平衡，保持其不偏不倚的评判（择乎中庸）。

像《茶花女》这样的书居然能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可以说是其文明或道德教育普遍衰落的令人担忧的标志。

每种伟大而悠久的文明都产生过优美的妇女类型。妇女乃民族文明之花。

中国妇女裹小脚是“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中国妇女不得不裹住脚，自我保护，不致于过渡劳作。”

这位皇太后（慈禧）就是满族文明之花，确切地说是满族统一中国后的中华文明之花。更确切地说，有着比汉人，比明朝末年的汉人更好的更高的文明水准。所以只有这些游牧之民能够征服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华大帝国的主人。

在今日中国，真正的儒家文明或道德文化正在衰落，在日本却处于强盛时期。地道的日本式妇女实际上是真正原始的中国或儒家文明之花。

俄罗斯民族那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堪称最为庄严雄壮的圣歌。

中国人购买力的提高，最有利的，就是同中国有最大贸易的国家。

臣民受痛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他们忍受的极限，就会陷入混

乱。（摘自几篇短文）

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拒绝一切，一味抱住陈规故套不放，将其当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太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理性和上帝意志。

今日中国，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么多的“进步”和“改革”而是“门户开放”和“扩展”，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扩展。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扩展，也就不可能有进步。

一个法国作家说，一切文明和统治赖以存在的最终基础，在于民众的一般道德和公共事务中正直行事的足够程度。

中国革命以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而告终是一场灾难，若是外国列强找不到抵制袁世凯及其民国的办法，迈出承认它的令人作呕的一步，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它不仅危害中国，而且危及全世界。

美丽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质特征。我们喜爱美丽芬芳，厌恶丑陋下流。

古人说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时又供奉财神。

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无人过问之事。

当人们懂得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而花钱时，他们将不在乎有什么，而在乎怎么做——不是去追求浩大、豪华和炫耀，而是追求高雅的趣味和生活环境的优美。

歌德说，每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美的东西，有人只鼓励有用的东西，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

狂热就是陷入疯狂之中的高贵人性，要有效地对付狂热，最最需要的是才智——知识的力量。

伟大的曾国藩侯爵乃中国文人学士的领袖。先以超人的知识及时制止了太平军的疯狂进攻，接着在实战中逐渐学会了战争艺术，最后扑灭了这场叛乱的烈火。

中国太平天国叛乱相当于欧洲的法国革命，两者都是要摧毁不公正的腐败的社会秩序。捣毁旧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震动，总会带来习惯势力的崩溃。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牛津运动最著名的人位是张佩伦和张之洞。

外国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文人学士才是排外的，一般人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比知识阶层更保守。

梁启超是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

约翰逊博士的名言：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

李提摩太牧师说：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

张之洞试图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儒教的理论和现代欧洲新学理想调和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张的口号）

法国人茹伯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能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

当外国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得出结论：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唯一的救星。

中国的宪法是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

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旦面临革命和扩展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极端理性主义者。

生活在革命的混乱时代和社会变革时期，那些品德高尚但缺乏智识修养的人，要想不变成丧失理智的疯子，或丧失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三种方式：

一，他们学问智识高于常识，只有抛弃常识，变成极端虚伪的理想主义者。二，他们常识远远超过学识，只有置学识、高贵品质——“道德法律”于不顾，变成悲观主义者。三，他们既无常识又无学识，只有英雄主义和高贵品质，靠的是变成白痴，成了盲目巨人，有力量却没眼睛。

真正的力量都是道德的力量，道德力量都具有建设性。

《金瓶梅》是真正的写实主义小说。它描写明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比左拉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有力度。《红楼梦》所描写的是没有高尚理想的社会生活。《红楼梦》尽管算不上是写实主义小说，但所反映的满洲贵族中上层人物堕落的程度已经很是惊人了。

太平天国叛乱后，中国统治权从满洲贵族手中落到中产阶级文人学士手里。

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机灵、精明、讲求实惠的生意经、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湖南人粗豪、耿直、勤劳、节俭但不吝啬。长江流域的人无论上游下游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勇敢、坚毅。这种道德品质是中国其他各省，特别是广东人不具备的。

刘坤一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有气节或道德勇气的最后一个文人士大夫，甚至连张之洞也缺乏气节或道德勇气，尽管他秉性高洁。

中国的群氓尽管有道德，却不高贵，因为他们无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个人要高贵，必须首先彻底战胜和抑制自身的动物性——他的欲望。群氓粗俗不堪无优雅可言，所以一旦掌权总是蛮横残暴。

与饭碗作对是愚蠢至极的。

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

公正地讲，李鸿章还不是个邪恶的、不道德的、刻毒的人。李鸿章只是个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恶毒。而康有为及其中国雅各宾党人不只庸俗粗鄙而且恶毒暴虐。

中国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中国的良治完全仰赖统治者的道德品质。

不轻易发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风要好，善于控制自己情绪比攻城夺池还难。

反对或试图消除一个社会、政治的错误有四种方式：抗议、对抗、竞争、消极抵制洁身自好，但是决不能改变。孔子的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优美的举止风度，是一个人道德品质健全完美的体现和确证。

1900年中国爆发的庚子事件，实际上是受到伤害的民族自尊心的狂热迸发；而当今这场革命（辛亥革命），则是一次民族自大心理的狂热爆炸。（《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但见己之过，不见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

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

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必至于无政也。

何为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

《中庸》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其为物不贰。”不贰则诚，诚则有功。

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

余曰：“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莩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恨，浮则必薄必轻。

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唯礼教可以已之，非刑罚所能治。刑罚所能治者，作奸犯科之事耳。

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

余尝撰联以自勖曰：

不忮（妒忌）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余谓今日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

（说到彩票云）人偶有所得于分之外，必不能复力于分之内也。

邹吉水（元标）曰：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

俗美则世治且安，俗颓则世危且乱。天下安危系乎风俗。正风俗必兴教化。风俗之转移，操之自上，朝廷能肃纲纪，实行不过一二端，即足以使上下悚然，洗心革面耳。（《张文襄幕府纪闻》）

现在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在于官员的贪污腐化，而在于他们的无能。

一个国家里，高等阶级腐败现象的标志和证据是奢侈浪费和轻浮无聊。

在这次武昌革命之后，我们也将迎来新中国真正的开端。（《致字林西报》）

脚踏实地立足自己古老可靠的文化基础，不生搬硬套西方文化。

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关心青年的思想灵魂，考虑学生品格的培养，把他们培养成自由的、坚强的、诚实向上的人。

大多数永远是不好的，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民众，绝无一次能正确地判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无耻、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虚伪，简言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民主的真正含义是没有特权、一切平等、人尽其才。

为了怜悯，在战争中有时需要残酷无情。战争的叫嚣只能惊吓野兽和动物，却吓不倒一个文明的民族。

动乱、争端、战争中，仇恨之情是最危险的东西。

我坚信，参与武力征服世界的人都应当受到审判。

所罗门说：一个温和的回答可以平息怒火，伤害的言辞却能激起愤怒。

在我看来，除了中国人外，美国人是目前世界唯一拥有真正文明之本的民族。

现在已经是新学教师或那些想成为教师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无能授徒，也无志于学的人。

对学生在精神、品格和情趣方面的陶冶，要远比他所学习的那些实用性知识重要。

优秀的学子在研习典章过程中的唯一目标是：理解生活，探寻人生之道，由此学会怎样生活、怎样过真正人的生活。

统治不是忙于管理的细节而是选拔合适的人才。中国统治者真正的任务不仅要承担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品格，还要承担起培养整个民族品格的严肃责任。歌德说，最好的统治是使统治变得多余。

一种伟大智慧的真正特征，是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中只见其善不见其恶。

不完善的教育，必定使人的本性得到不完善的发展。

道德改革必须置于所有改革之先。

在我们中国，上帝指的是秩序。（《呐喊》）

《辜鸿铭文集》下卷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人的类型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该文明的灵魂。

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法国人、法国人民拥有一种非凡的精神特质：灵敏。

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导致了人人憎恶个个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在德国，所有挚爱正义、憎恨不义的人都是迷信强权者。

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

能力就意味着责任。

歌德感叹：人类要学会温和地待人、宽容地对违法者，像真正的人一样对待非人，还必须经过多么漫长的历程啊！

正是德国外交上的无礼，或者说是德意志民族的无礼，直接导致了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义和礼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礼”并重的。

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单个地去反抗群氓。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德国的军国主义。要制止这场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克服自身的自私与懦怯。

要想清除强权及世界上一切不义的东西，就不能依赖强权，而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优雅得体的举止。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一种比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人类情欲不予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

欧洲人民所以就范于秩序，主要依靠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这里畏惧本身就含有使用强权的意思。在欧洲，教士和军警导致了战争，而群氓则将带来革命和混乱，且后者比前者更糟。

良民宗教的第一条原则，要相信人性本身是善的，相信善的力量。爱的法则就是要爱你的父母。正义的法则就是要真实、可信、忠诚；忠于丈夫、忠于君王。良民宗教的最高责任就是忠诚之责任，忠诚不仅表现在行事上，而且蕴藏于内心。

一个词可以把中国人给你的印象归纳：“温良”。温良是同情与智能的结合。

一个外国朋友说，在日本居住时间越长，就越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感情的生活，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深处——心灵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中国人礼貌的本质就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感情。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一样的生活，所以使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幼稚。每一件无需心灵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中华民族青春永葆、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在现代欧洲，宗教拯救人心却忽略了人的头脑，哲学满足了头脑的需要又忽略了心灵的渴望。

对中国人而言，佛寺道观、佛教道教的仪式，其消遣娱乐作用远远超过了道德说教的作用。中国人的玩赏意识超过了他们的道德或宗教意识。他们往往更多地求助于想象力而不是求助于心灵。因此，与其说中国没有宗教，还不如说中国人不需要——没有感觉到宗教的必要更确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家的哲学理论体系——取代了宗教。

宗教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它能减轻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所造成的重压。

孔子抢救出中国文明的蓝图，按照文明的蓝图做了新的综合与阐发。孔子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给予了人们真正的国家观念。

欧洲人心目中的宗教，企图使每个人变成完人，一个圣者、一个佛陀、一个天使。儒教却仅仅限于使人成为一个好的百姓、一个孝子良民。

为了使社会每一部分得以运转，廉耻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绝对必需的。人没有了廉耻感，社会就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一段短暂时间。暴力无法使一个社会长治久安。

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仰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对族类不朽的信仰之上。

人类所有纯真的情感均可容纳在中国字“仁”中。

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讲着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大众的爱戴。

中国的学校是以教人明辨是非为目标的。

要成为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

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又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中国的国教儒教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使人服从它的规范，原因就在此。

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灵魂趋向，它是一种心境，一种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这种使我们洞悉物像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便是中国人的精神。

真正理想女性总为家庭之主妇。在中国，一个妇人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做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

罗斯金说：一个真正的战士的荣誉，毫无疑问不是杀了多少敌人，而是愿意随时准备去献身。

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并忠实于丈夫，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丈夫活着。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而“忠诚教”即男人之道——中国君子之道。

一个男人真正爱其妻子，并不意味着就应该一辈子拜倒在她脚下去奉承她。衡量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他的妻子的尺度，是看他是否不仅合情合理尽心尽力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和她的感情。

在中国，一个合法的公民婚约不是男女个人间的事，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间的事，她不只是与他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真正的国家或公民秩序的观念，他就必须首先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庭观念，而要拥有真实的家庭和家庭生活观念，必须先拥有真实的婚姻观念。

中国自宋朝以来，那些可以称作孔教禁欲主义者的宋代理学家把孔教弄窄了，使其变得狭隘和僵化了，孔教精神、中国文明的精神被庸俗化了。

中国理想女性本质特征是：幽静恬静，羞涩腼腆的优雅妩媚，纯

洁和贞洁。真正的、真实的中国女性是贞洁的、羞涩腼腆而有廉耻的、轻松快活而迷人的、殷勤有礼而优雅的。

今日世界上那些半受教育的群氓才是文明真正的危险。

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

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那些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

孔子主张，行为的道德与否，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中国的拯救将不取决于进步官员所制造的改革，而取决于这些改革将如何被推行。

孔子时代的人对文学形式的理解还非常不完善。

散文体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体。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随笔，后者在文体上与培根散文更为相似，而不同于艾迪生或哥尔斯密的散文。六朝诗疯狂的夸张和粗糙的用词不同于唐诗的纯净、生动活泼与色彩鲜明，就如同济慈早期诗作的冗漫和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的刚健、清晰和色彩适中一样。

对一个民族礼仪风俗的评价，应当建立在对该民族道德原则知识的基础上。（《中国人的精神（春秋大义）》）

如今，人们当务之急想要得到的，不是胡适博士之流“重估一切价值”的空谈，而是设法让共和国政府制止国家钞票的贬值。

本朝一位学者谈起文学风格时说：语言要高雅，表达要自由，用字要简练，意义要完满。好的文言特征之一就是高雅。

堕落退化的文明时代，一个人越来越变得有文化或学问，他所受的教育就越少，就越缺乏与之相称的道德。明末著名学者顾亭林谈起他那个时代的人时说：一旦成为秀才、举人或太学生，他立刻就会变成道德上没有希望的人了。

友谊的动机不是图钱不是图利，而是激于感情、情操，激于那种神圣的敬重赞赏和爱的情愫。这种由天然情感激发的关系，是神圣的天伦关系。

法国人茹伯说：一个不自爱的人，也不可能公正合理地对待他的邻居。

当统治者醉心于文饰外表、教士阶层沉溺于搬弄是非时，可以肯定，那个国家已经陷入糟糕透顶的境地。

演说，这个讲话和发言的艺术，几乎毁掉了中国的全部文明。

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益承恩的王室的忠诚，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君子之道，即廉耻和责任大法，就是名分大义。

中国总统反对贪污腐化如此无能的原因，是他自身破坏了忠诚大法——中国人的道德宪法。

抚慰孤寡是社会之爱，洁身自好不为尘世所污则是廉耻。中国的政教，社会之爱的根本是对父母的孝；廉耻和名誉的根本是对皇帝的忠。诸葛亮说：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在中国，贪污腐化不是不诚实或不道德的产物，而是缺乏修养、风纪不足的产物。这种风纪不足又是无能的结果。（摘自几篇短文）

独是外患之忧，犹可以为计；若内政不修，则未有能立国者也。

盖凡所以经邦治国，定之者谓之制，行之者谓之政，行政若无定制，则人人可以行其私意，若既有定制，则虽人君亦未便专行已意，故制度者非特以条理庶事，亦所以杜绝人欲，杜绝人欲即所以存纲纪也。

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忧实多。行法不实而立法不善，故徒改法度适足以滋扰乱耳。

办理外事应定规制，其关键在乎用人用款两端，两端之中尤以用人为最要。

自来两国相争，衅端多由彼此猜忌，不能深原其本意，以致兵连祸接。

窃谓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

欧洲文明及学说是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及学说为先义后利。

诗贵有理趣，而忌作理语耳。（《读易草堂文集》）

政治经济学所讲的事情是从家庭开始的。真正的经济并不限于使国家富足有钱，它必须处理有关道德的事情。我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视为道德的学问。

孔子的思想，在对人民施以教育提倡修养之前，必须先给他们足够的衣食。

教育和教养仅靠量不讲质是不能达到教育目的的。与其造出一大批一知半解的不成熟的人，不如培养少数人，让其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两年里自称为大学的机构，犹如西菜和咖啡一样一窝蜂似地冒出来了，酒吧和西餐馆到处都是。我觉得为了普及所谓的初等教育，枉费了太多的钱财。受到不良教育后，人反而会变坏。

在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本性是情爱。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教导人如何去创造财富，怎样赚到钱；东方的政治经济学则是教导人应如何去化钱。

奈尔逊说：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应该非常俭朴，在帮助别人时则应大方些。

雅典的民主主义的民众政治行将灭亡前，希腊社会所关心的是：出色的演员和美味佳肴。在希腊雅典，曾出现过演员被奉为上宾而国家灭亡的事情。

梅兰芳长得很漂亮，是一位有着女人一样容颜的男人，但他决不是第一流的了不起的演员。（《辜鸿铭讲演集》）

实际上日本所以能达到今日这样的水平，全都是向中国人学习的结果，尽管有不少日本人否认这一点。

中国是把关羽作为军国主义名义上的保护者而崇拜的。

应该说今日的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那时的中国精神，今天在日本继续着，而在中国却已大部失传了。在唐朝，中国的文明如同盛开的鲜花，繁盛到了顶点。在今日中国真正继承了中国文明精华的只有浙江和江苏两省，所以如此，主要是蒙古入侵，宋朝皇帝和一帮贵族逃到了杭州，才使纯粹的中国文明在这两省得以保存。今日中国，汉唐以来的真正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的游牧民族破坏蹂躏了。

我对西方文明的厌弃，不是厌弃其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物，而是厌弃所有的欧洲人不仅仅是德国人滥用现代文明利器这一点。要正确利用文明利器，必须有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也就是民族精神。

法律为纽带组成的社会需要警察，理解真正文明精髓的国民不需要警察。

中国文明精神自元代以后，在中国本土已不复存在。为了保护这个文明，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引为自己的天职，给全体东洋的人民带来真正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是日本的神圣使命。（辜先生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作用。若是他早知道在离开日本前后所受的非礼和冷遇，若是看到十多年后日军侵华的暴行，大概会有别样的说法了。我们不妨可以把这看作辜先生对故国混乱的叹息，对汉唐文明的深情眷恋。）

教养就是有知识。阿诺德说，了解自己，了解世界就是教养。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养，不仅要了解世界的地理还要精通世界历史，不光知道报纸上刊载的世界现状还要知道世界的过去。有教养的人拥有的知识不是暧昧的而是系统的科学的知识。真正的教养，就是对世界即对存在着的一切拥有系统的科学知识。

要提高文化教养，第一清心寡欲，第二谦恭礼让，第三朴素生活。教养即所学东西必须为大众服务。阿诺德认为：教养发源于对至善的爱。

西洋文明的理想可以说是进步，就是尽量提高生活水准。东洋文明的理想是朴素的生活和崇高的思想。

什么战争啦、革命啦、混乱啦，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就在于缺乏教养。战争、革命、混乱，这决非人类走向了堕落，而是因人们都不知道怎样去生活。真正的教养是指给人们一条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路径。

东西方的文明在发展形式上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东洋文明有连续性而西洋文明因外来文明的入侵而出现波折。

中国文明的起点在夏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与古埃及文明对应。

中国商代，道德和心的发展——与犹太文明，《圣经》对应。

中国周代文化达到最高潮，“知”的全盛发展——与古希腊文明之花对应。

中国文明之花凋落开始于过分重视知的发展，以后中国文明朝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老庄学说的兴起，一方面是礼仪的进步。礼就是艺术（包括行为的艺术和活动的艺术）。

老庄之类作为药剂使用还是可以的，但如果当饭吃就有弊无利。秦始皇看到“乱道之儒”的危害，断然“焚书坑儒”。但依靠法律维持的文明没有持续多久，秦用官吏取代学者，使事业归于失败。

与秦对应的是欧洲马其顿帝国统一希腊，但也两代而亡。东汉西汉对应于罗马帝国（也分为东西罗马）。而汉代的“黄老之学”与斯多葛学派对应。

佛教带来的“知”与孔子思想的“仁”结合，形成了新的思想，进入了浪漫的时代——三国。佛教为中华文明增添了色彩，但也带来了混乱——“五胡乱华”两百年。

唐朝类似西欧的文艺复兴。唐代文化相当美丽纤巧，由于纤弱染上了“文弱之病”。“宋代儒学”类似新教（而汉代儒学相当罗马旧教），韩愈虽生于唐代，但其思想行为应是宋代的。他的“新儒学”起了类似马丁路德的作用。宋代学者弥补了唐代文化的缺陷，使中国文化趋于完美。

宋代类似欧洲清教派兴起的时代。伟大的学者朱子是韩愈之后的大儒。朱子近乎盲目地教人服从孔子的教义。王阳明则不然，他主张“良知”。用常识去确定自己的行动，尔后再遵从孔子的教义。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要靠东西文化的交流，从儒学的束缚中走出来。

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

欧洲文明源于罗马文明，罗马文明源于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以基督教和圣经为蓝本，创造了新的文明——中世纪的巴洛克文明。而后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与中国的六朝的文艺复兴相对应。

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

基督教叫人做好人，孔子叫人做良好的国民。欧洲人认为人生目的在于运动，中国人认为人生目的在于生活。西洋人为运动而生活，东洋人为生活而运动。他们为赚钱而活着贪得无餍；我们为享受生活而创造财富知足常乐。孔子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孝悌仁之本”，是中国人的人生观。

欧洲的教育目的是做一个成功的人、适应社会的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为发现人所固有的辨别道德的能力在于明德，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培养人才。初等教育注重记忆力，而不是判断力。

东洋，人与人的关系是神圣的道德、名分关系；西洋则是金钱关系。东洋社会建立在“亲亲、尊尊”基础上，也就是社会亲情和英雄崇拜。

政治机构是以保护人民安宁为目的的。中国初期政治是“神道设教”，西方是强权政治。我们维持社会秩序靠的是良心、廉耻和道德观。

文明就是美和聪慧。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

日本今天的强大，在于日本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的苏醒和发扬，这种伟大精神来源于古老的东方文明。

欧洲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革命性阶段：第一是宗教改革，第二是基督教文明，第三是民主主义文明。

英语中“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农庄”，相当于中国的“丘”。“得之天子为诸侯，得之诸侯为卿大夫，得之丘民为天子。”两千年前孟子思想与古希腊民主思想何其相似！

合理的民主政治既不是人民政治也不是为民政治，更不是依靠百姓成立的政府，而是自然产生的对权威的尊崇。

我认为与其说为了民主去争取和平，不如说为了世界和平，必须保障民主。

政治由受人尊崇的贵族政治转向了低级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只能统治民众，不能教育民众。官僚政治的必然结果是事务繁杂、机构庞大。

武士阶级同君主一样，都拥有高贵的灵魂，他们依靠自身所有的闪光的情绪、灵魂来驾驭民众的。官吏的行动是无生命的整个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依靠活生生实在在的君主权威即民族的灵魂来唤起民众的精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民族之魂，民主政治下的官员必然会堕落成官僚。民主制度下，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必须要有君主的存在。官僚政治容易导致可怕的、危险的、破坏性的民主运动的发生。从中国历史看，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所建立的政治，仍然也必然是官僚政治。

我所说的高等教育，主要是贯彻民众教育的实质，使人性从根本得到校正，使民众行为能自然地本能地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当今世界所以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主要是因为低俗的教育过于泛滥的结果。法国的罗兰说：要想使全体民众都得到良好教育，关键在于对部分阶层首先进行高等教育，只有待这部分人的高等教育成功后，才能面对全民。

真正的民主其实质不在于民主政治，而在于民主的社会。

真正的贵族政治必须依靠对民众自身高级教育的完善，即实质性地提高民众的修养。

华兹华斯说：对于一般的没有教养的人而言，即便是美丽的樱花，也不过只是一株樱草而已。苏东坡可称为中国的华兹华斯。

一心要赚钱、没有高贵灵魂的人是不能理解含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事物的。

中国文化的目的、中国教育的精神就在于创造新的社会。

无道德秩序的地方，真正的或实际的进步是不可能有的。（《辜鸿铭论集》）

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

道德行为就是受（追求）正确的自由意志驱使、出自纯粹的道德责任的行为。道德，就是对道德责任感的公认和服从。如果每个人都能完美地按照道德责任感行事，那将是个完美的社会，它不需要警察，甚至连一切政府都不必要存在。

中国文明树立了一种理想的目标，它不是要限制每个人的快乐，而是限制自我放纵，使每个人都得到幸福，“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歌德说：魔鬼，那无恶不作的幽灵的化身不过是本性发展不完善的东西。

要采取像中国古代和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称之为“养士”和“造士”的那样一种国家教育制度。

要确定事物真实正当与否之前，首先要看看他的自我、他的本然之性是否处在正确状态之中。

戈登说：当我们必须在东方冥行索途之时，最好的道路就是按照公正行事。

费希特证明，哲学的真正目的和归宿，是发现可以知晓的知识之限度，发现人类智慧的限度。

古人说得好，当天的苦恼就够了，不用替未来担心。

卡来尔说，当你受尽人间苦难还能爱它，那才是至上之境。

在欧洲主张打破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主义者，与那些想要维护不平等特权的阶级一样不道德。他们不认识社会不平等的道德基础，没有认识到并承认是道德责任构成社会平等的基础。（英译《中庸》序和附录）

鄂中贺万寿节，歌《爱国歌》，辜先生曰：独无爱民歌乎？，于是自编曰：天子万岁，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先生通晓熟悉多种语言，他对我国典籍的解释、今译，很有独到之见，极有参考价值，列举如下：

“率性之谓道”——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自由），即按上帝的旨意办事。

“有教无类”——在真正有教养的人之中，不存在种族之别。

“乱臣”——鬼鬼祟祟，暗中生乱之人。

“贼子”——举止粗俗行为不端的无赖。

“名分大义”——有关名誉与责任的重大原则。

“君子之道”——上等人的行为方式。

“礼”——文雅、得体、有礼。

“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之道始于夫妻关系，将其推到极致，君子之道就支配万物。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教育过程中，以《诗》进行情感教育，以《礼》进行是非教育，以《乐》完善人的品性。

“色难”——困难在于方式和态度。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贤贤易色”——充分看到人的性格中美好高尚的东西。

“吾必谓之学矣”——有教养的人。

“尊王攘夷”——夷非黄种白种之谓，忘恩悖义如今日优倡政客、不知纲常之武人。优倡政客即“乱臣”，不知纲常之武人即“贼子”。

“不诚无物”——没有诚意，就没有存在。

“天、地、人”——神、自然、人生。

“十五而有志于学”——即志于教养的修得，要排除杂念狠下功夫。

“四十而不惑”——四十岁前决不出书。对问世之作要有确切的把握。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人类，而且在于使所有被创造的事物都能得到充分的成长和发展。

“致中和”——找到道德本性的中心线索，并按照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高等教育的目的在增进本性的美好，使人更理智。

“文明”——美好和智慧。

“中庸”——中即中心，共同的、一般的、平常的即普遍。庸即正确的真实，公正确当的普遍标准。中庸就是：关于正确的普遍常识。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这是完全彻底的智者的特征，有自知之明，谦逊，留心和调查浅近的事物。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异端，即半真理，也就是智慧误用。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