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之道出行骗局最新进展: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2:14:04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徐永光 2009年6月16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支持下，每月第二周周六的下午组织公益性学术讲坛——“新民教育讲坛”，邀请关心教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大教育”视角，审视、探讨、建言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教育。旨在通过这一公益性、开放性活动，致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各界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的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发展、观察及研究的思路和途径。 以下是新民教育讲坛第三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徐永光的精彩演讲实录： 徐永光：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需要第三条道路。 先解释一下第三条道路。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教育要么是公办、国办，要么就是私立，这个私立在我们理解是私人的，实际上在国际上这个“私”对立与国家，实际上是民间，它是非盈利的。 比如说美国的大学前十名的名牌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那么这些私立大学不是私人的，实际上是社会的，非盈利的，是公益性的。 在中国也有两块，一块是国家的，就是公立的学校，另外一块也是民办学校，也可以叫私立学校。中国的私立是真正的私立，是私人投资要有钱赚的，是盈利性的，是市场行为。所以中国的教育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在体制上有非常大的区别，要么政府化，要么市场化，如果把它说的严重一点是极端政府化加极端市场化。缺少第三条道路，缺少公益性的学校，即公益的、非盈利的、民办的教育机构。 最近参加北京大学一个关于教育投入体制的论坛，我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讲中国的大学要有民办的名牌大学出现，在现在的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民办大学是私人办的，是企业性质的。这种企业性质的盈利性的大学是不可能成为民办的名牌大学。民办的名牌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指望第三条道路，就是公益性的，非盈利的民办大学的出现。 现在的农民工子女教育基本上是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就是公立学校，要么就是私人办的民办学校，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求解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一个出路。 我们现在南都基金会资助建立民办的非盈利的学校，名字叫新公民学校。我介绍一下背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进城务工数量越来越大。在有些地方，外来务工的农民已经超过了本地的居民，还出现了家庭式迁移的趋势，实际上我们现在总是想不出给这些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的人口一个什么名称，到现在没有想出来，还是叫农民工，实际上他们有的已经完全不是农民了，有的就在城市定居，实际上他们应该是城市新移民。 一些研究数据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到2030年要达到3.5亿，最近还有一个数字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分三个板块，都是5个亿，5亿城市人口，5亿农村人口，5亿流动人口。人口的流动、城市化的进程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需要政府，需要社会给予特别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农民工进城以后，他们的子女分两个部分，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名称，一部分叫流动儿童，他们随着父母四处漂泊，流动儿童现在接近两千万，接受义务教育是1100多万。留守儿童公布的数字是5800万，也就是说这两个部分的农民工子弟加起来将近8千万，到2030年流动的孩子们到底有多少就不太清楚了。留守儿童他们的境况更加的困难，家庭教育和亲情的缺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流动儿童我们看到是读书难的问题，实际上读书难对于留守儿童更加严重。他们主要是因为进城没有地方读书而不得不留守在家乡。2500年以前孔子在论语里有这样的话：“父母在不远游”，这是家庭伦理。在今天的中国，家庭伦理被颠覆了。对家庭伦理的颠覆，对人类基本家庭结构应有状态的破坏，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社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严重的程度怎么估计都不高的。 留守儿童他们存在很多心理健康的问题。去年安徽一个12岁的留守儿童叫章杨宇自杀，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会比较大的关注，我们在北京还专门为这个事件开过一个研讨会。正是去年5.12当天开了关于章杨宇的一个研讨会，展出了他的一些图片、照片。章杨宇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和同学的关系也非常好。他在自杀之前甚至和同学们讲，我不久会给你们一个惊喜，他大概用词不当，会给你们很震惊的一件事情要出现，说这样话。那天放学回家，他的爷爷在家里跟别人在聊天，他亲了他爷爷一下，他爷爷非常的得意，说这个孩子还真懂事，对我那么亲热。后来孩子就找不到了，后来在一个林子里发现，他上吊自杀了，口袋里留下遗书。遗书说我不愿意爸爸妈妈离开我，就是这个原因，想自己的亲人，想父母，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些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他们读书难的问题，我和希望工程初期做一个比较，2003年，全国妇联的调查，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有100万进城以后失学。比较是这样的结果，在20年以前，农村贫困地区也有100万的孩子失学，过去是农村偏远地区的儿童，现在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子弟。产生的原因，20年以前，是因为贫困，那么今天是因为教育不公平。以前发生在偏远的农村，现在发生在大中城市。前面的这100万，我们说的残酷一点，即便他们不读书，耽误了自己，但是他们不至于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后面的这100万，这些孩子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会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是仇恨，因为他们被社会边缘化，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联合国人权宣言里面是作为人权提出来的，他们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这些孩子他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 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犯罪问题也已经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论是在内地的省份，还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的城市，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现在未成年儿童犯罪50%以上是农民工的子女。但是他们的人数实际上在少年儿童当中只是占少部分。在上海，未成年人犯罪当中，外地户籍的占7成。在一些内地的省份，少年法庭在处理案件当中也都是农民工的子女特别是留守儿童要占7成左右。移民子女的教育如果处理不当，后果在世界各地都曾经发生，特别是最近几年，2005年震惊世界的巴黎大骚乱，参加这些骚乱打砸抢烧杀人的这些青少年都是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的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用阿拉伯语改编马赛曲，唱着马赛曲去打砸抢烧。德国恐怖中学，这些学校犯事的孩子都是移民的后代。2007年美国佛尼尼亚大学发生了韩裔学生屠杀了32人。后来美国人在悼念死者的时候，点了33盏蜡烛，因为这个青年自己也自杀了。他们说他也是受害者，他是一个移民的孩子，没有融入社会，或者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善待他，所以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情绪。所以美国人在祭奠死者的时候，把这位杀人的学生也作为祭奠的对象。 这些事件的根源都是这些移民的孩子他们往往首先在经济上比较贫困，在教育上得到的资源比较少，被社会边缘化，所以很难融入主流社会。 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央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来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两为主”方针，地区政府的措施也在积极挖掘公办学校的潜力，从解决幅度来看，北京、上海大约解决50%，但这个数字非常不准确，因为我们见到北京公布的数字往往是北京解决了63%，或者是64%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其实这个比例当中是有个模糊概念，不一定都是农民工，甚至更多的不是农民工，而是外地户籍的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士的子弟，他把外地户籍都归这一类。听起来好象北京是把63%的农民工孩子都送进了公立学校，其实不是的。武汉解决的比较好，大约80%进入公立学校。从武汉这些地方来讲，他的流动是省内流动比较多，大部分在武汉工作的一些农民工很多都是本省的。广州因为是一个加工业的基地，所以生产线上的工人很多，外来的人口比例很高。像东莞这样地区80%90%都是外来人口。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在广东这些地方是鼓励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政策比较宽松，大部分是进入民办学校，进公立学校比较少。 对于城市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城市政府实际上是处于尴尬地位，两难处境。你不好好解决会受到指责和批评，但你要很好的解决面临很多困难，一个是户籍制度的困境，因为中小学教育经费是和户籍相联系的。所以农民工的孩子，他没有户籍，实际上这笔经费还是留在他们的家乡，他们进城并没有带着他们的经费来，所以有人提出能不能搞教育券，这个想的比较天真，真要给他教育券的话，县里会给他100块钱，也是很可怜的一点钱。城市政府当然是有很大的压力。北京、上海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成本是多少，一年超过1万。很简单，如果是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接受一名农工民的孩子，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要超过1万块钱。这样的成本，压力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洼地效应，如果北京市政府宣布对农民工子女进公立学校敞开大门，北京要有灾难，全国农民都会带孩子到北京来。能进入北京的公立学校读书那还了得，所以城市政府是不得不设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包括要很多证，5个证，6个证，比较严重的一些城市要有房产证，有不少地方要独生子女证，可以说80—90%的农民家庭是拿不出独生子女证的。就用7证8证把你挡在门外，其实这些证哪怕不是最难拿到的证，把这些证搞齐已经把一个农民工累的死去活来了。还有很多城市当然也包括北京，一些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的孩子，实际上真的就是不收一分钱吗？真的是免费教育吗？不是那么事？他要你自愿给教育基金会捐款，然后教育基金会把这部分钱跟学校分成。有一个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也是做的非常好的校长，他说我的孩子进的北京一所手拉手的公立学校，你说这个关系够铁的了吧，他说我还要交8千。一般那些做家政服务的，拾荒的，拣垃圾的，这些农民工能把自己的孩子顺顺当当送到公立学校去，我觉得很难想象，没那么好办的。 另外在教育方面也不能要求公立学校对农民工的孩子，给予有针对性的特色教育，这也是很难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的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和城里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差距非常大。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有一批学校，有玉泉路小学、巨山学校、大红门一小等等一批学校，是公立学校，但是现在清一色接收农民工的子弟，这个当然感觉很好。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些学校原来都是北京户籍的孩子，后来那些城乡结合部外地的人口越来越多，学校生员不满，有学位的闲置，所以就越来越多外地农民工的孩子进到这些学校读书。农民工的孩子在这些公立学校数量达到30%以后就是一个危险的警戒线，达到30%以后，说实在的，老师上课没法上了，他们的程度与同一个年级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两年，家长不干了。北京的公立学校，现在有将近一半是农村来的孩子，在一个课堂上课，老师都不知道怎么讲了。那不行，赶紧转学，结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正好这个位子腾出来，给了农民工孩子机会--是这么发生的，不是政府主动把它清空的。 前面讲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政府失灵的问题，我再讲市场失灵。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为例，北京现在打工子弟学校超过300所，经过批准的有办学许可证的只有63或者是64所。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生存，都谈不上发展。出现的原因是实实在在的需求，孩子们没办法读书怎么办？好多人就考虑办学，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甚至是文盲的办学。很简单，有一个房子找几个老师就开始办学。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4低：低投入，几十万办一所学校；低收费，收费当然也很低，一年不超过1千块，或者是1千块左右；低薪酬，老师的薪酬在800元左右，每年只发9个月，寒暑假没有钱，显而易见教育就是低质量，4低再加上非法性加盈利性。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难突破4低的瓶颈，高投入也是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没有人愿意拿很多钱来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教育失灵和市场失灵就要呼唤第三条道路的出现，第一条道路是公办学校，它无法满足流动儿童入学和他们特殊教育的需求；第二条道路是民办盈利性的学校，这些学校一类是4低，有一些投资比较高的，比如说南方一些地区，收费也比较高，无法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求政府一定要解决绝大部分，实际上这样的要求不是很现实，就算他有钱，也怕政策太宽松了会出现洼地效应。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在温州的瑞安市。在中央提出两为主的方针以后，瑞安市宣布，进城农民工的孩子公立学校全部接收，没几天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农民工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带来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过来，根本无法招架，最后打住，还得设门槛。 民办盈利性的学校，和现在国家对于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有没有冲突？一方面，民办学校可以收费，但是不能多收费。一方面，这些民办学校接受了农民工的孩子，政府要不要给他补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责任，国家要承担。民办学校挑了孩子义务教育的担子，国家就应该给补贴。但国家给补贴时又有顾虑：他们是私人办的，我给补贴到底是不是给私人老板口袋里塞钱，所以也有障碍。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政府、市场失灵。一般在研究非盈利组织，研究NGO发生原因时，经常有这样的言论，为什么出现非盈利组织、出现社会第三部门？是因为政府失灵，也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有一种带有自愿精神的公益组织出现。那么为农民工子女教育解困必须有第三条道路，就是民办的公益性的，真正公益性的，非盈利的学校出现。 南都基金会是2007年5月成立的，在成立以前，我们已经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一个课题组工作了半年，之前当然还有很多的基础。我们拿出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南都基金会提出实施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建立新公民学校。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资助建设100所民办公益性的新公民学校。我们当时提出每一所资助额度2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个钱很少，也是一个很低的基础，我们希望这种学校未来得发展不是靠南都基金会，第一政府给予扶持，应该是民办公助。第二社会投入给予资助，社会资源能够进来，第三家长适当的负担，因为家长负担对于民办教育来讲是正常的，包括国外的私立教育，实际上也收费。家庭适当负担一些应该不是问题。 对于第三条道路，现在政府已有一些动作。上海市已经对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改制，要求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要改为民办学校，其实名称叫法不一样，他们所讲的民办学校要求是非盈利性的，上海政府给予的补贴比较可观。就是说这些私人办的民办学校转为民非，成为真正非盈利的学校之后，政府给每一个学生每年的补贴在2300元左右。基本上就达到免费教育的水平了。上海的政策是很英明的。因为这些孩子如果进入公立学校，在上海一个学生政府要承担的成本是1万多。现在用公立学校的一个学生的成本可以解决4个学生在民办学校读书的费用。当然上海的政策在实施当中也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些民办学校他们原来的投入怎么处理，没有任何说法。就是说你改我就给你补贴，不改的一分钱补贴没有，让你自生自灭，其结果肯定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减少。这个政策让私人办学者陷入两难：要改的话，原来投入，不管你投入了多少钱，几十万，几百万，政府不管你。你现在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的学校，就不能赚钱，不能把钱再赚回去，怎么办呢？我相信这些投资人一定会变着法子把钱赚回去的。因为我在上海找了十几个民办学校的校长开会，给他们介绍新公民学校，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要改制为民办非盈利的学校，就是我们现在新公民学校的体制，你如果愿意改为新公民学校，当然要按照我们的规范，这个规范是比较严格的，财务、审计会比较严格。你们提出申请，你们学校未来政府给你买单，应该是很安全的，提出申请获批后南都基金会可以资助200万，有可能把原来的投资退出去。但上海没有一所改制学校申请要南都基金会的200万，一家也没有要。他们不要你这个钱，也许是怕拿了这个钱，将来学校就被盯死了，他没有自主权了。到底是真改还是假改，我还有些怀疑。这样的改制似乎有一点粗糙。 北京现在也考虑要学习上海的经验，要推动民办非盈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北京的民办学校水准普遍比较低，政府可能要调整一些，淘汰一些，淘汰掉以后怎么办呢？有的希望南都基金会介入，往新公民学校方向改。现在北京市对60所合法的民办学校补贴少得可怜，小学生一个学期给80块钱，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法是实行免费教育，一年只给160块钱。这里附带说一下，民办学校就是由民间的社团，非盈利机构办学，这在香港走得比较远，香港的中小学公立学校只占6%。通常认为义务教育都应该是公立学校承担的，在香港只有6%公立学校，4%可能带有一些私人性质的贵族学校，90%是由民间组织办学。当然他们的经费主要都来自于政府。私立中小学在美国和英国都是存在的，美国大约有10%的学校是民间办的，不是公立的。包括教会办的，社团办的；英国私立中小学大约也有7%。贵族学校基本上都是私人办的，最近奥巴马的孩子也送进了贵族学校，当然收费是非常高的。 新公民学校作为民办的非盈利的公益性的学校有特殊的优势，它的品牌的优势在哪里呢？一个是要进行有特色的教育。学校是按照一个教育非盈利组织，也就是教育NGO的模式来管理。还有社会资源的参与，能够保证新公民学校的资金的可持续。 新公民学校对政府的意义是，第一可以缓解政府的压力，就是说要求公立学校全部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政府一肩扛，单肩挑，如果是办成民办非盈利的学校就有三家一起来扛。一是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第二社会要负担一部分资金，通过民间的捐款；第三可以适当收费。按照现行法律和有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实行免费政策，进公立学校肯定是免费的，但民办学校可以适当收费，非盈利的学校同样可以通过适当的收费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讲，如果进城读书一年需要为孩子负担1千元左右，他们是愿意承担的。实际上进了公立学校，北京的孩子进公立学校一年都不用花钱了吗？也要交这个钱那个钱嘛？农民工家庭为孩子上学一年承担1千元左右的成本他们是愿意接受的，否则只能让孩子留守。 新公民学校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已经办和正在建设的，义务教育阶段是5所，北京有3所，北京一所在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朝阳区有两所，在北马房和马各庄，即朝阳区第一、第二新公民学校。今年要和政府合作办2所，一所在银川，一所在温州。还有，已经建了两所百年新公民职业学校，百年职校在北京很有名，是一位企业家姚莉创办的农民工子女的职业学校，实行全免费。我们与她合作，签的协议是每年复制2所，要给她400万。目前已在北京复制一所，今年在成都再复制一所。 新公民学校怎么发展，我们在北京已经做的3所新公民学校原来都是个人办的，我们把它接过来，原来个人投入的成本，退出，这是从私人手里转制。大兴的行知学校虽然是非盈利的，原来也是个人在做，现在变为机构办。这3所学校在改制当中发生很大困难，困难就在于学校的基础比较差，有很多遗留问题，包括人事上的一些复杂的关系，你接摊子包括教师队伍也得全盘接过来，教师队伍的建设，体制转换过程当中的一些摩擦和矛盾搞的我们很累。再一个现在政府支持很少，社会资源动员也还不充分，所以对南都基金会的压力非常大。新公民学校的制度设计是，一所学校由南都基金会提供200万元资助，设立一个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承担建校评估，监督这笔资金的使用。谁来使用这笔资金呢？我们希望有民间组织来拿这笔钱，就是地方的非盈利组织来申请，把200万拿走，他们和政府合作来落实每一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在实施过程中发现，这样的民间组织几乎找不到。因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草根NGO大多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再让他们负责办一所学校不容易。这促使我们考虑从政府那里拿到资源，走民间组织和政府合作来推动新公民学校建设的路子。已经在银川和温州进行实验。银川市一个区原有2所打工子弟学校，这个区要改造，这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要撤销，政府原本打算扩建一所公立学校，把两所撤销学校1600名学生全部接到公立学校读书，后来我们到了银川，我说南都基金会不能给公立学校资助，只能是民办学校。教育局长和区里的领导马上表态就办民办学校，民办公助办学。现在政府拿出50亩地，投入2100万资金建一个新的校舍，南都基金会投入200万，建成新公民学校，民办非盈利性质，即政府投入部分新公民学校无偿使用。在温州，南都基金会硬件投入很少，政府拿出一所原来的公立学校，再投入800万扩建，增加招生。这所学校算起来政府投入也在2千万以上，南都基金会投入80万用于设备，另外120万作为管理和服务的投入。政府的积极性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反映了新公民学校的模式是政府非常欢迎的。政府是很理性的，因为民办公助的模式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变单肩挑为三家扛。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讲，因为有了这种模式的学校，就有可能从政府那里拿出更多的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办更多的学校，给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带来更多的机会。 除了减轻政府财政的压力，政府也看到新公民学校有很多新的东西，是政府没有的。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第一是全新的公益教育的理念；第二是全社会公益参与，公益资源的参与。第三是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这是我们品牌的特征。 公益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全人教育，公民教育；第二是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特点开展的特色教育。全人教育我们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提高这些孩子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帮助他们知识修养、人生规划的全面开展、开发；作为“公民”的建设性的社会参与和贡献；要培养他们成为具有自信心、自学能力和自主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公民。教育理念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有针对性的特色教育，那么农民工子女有哪些特色呢？或者说他们的教育存在哪些瓶颈，有4个方面，一个是流动性很大，第二家庭教育非常的薄弱，第三是社会融入困难，第四是初中后教育的出路问题。 针对流动性大，我们开发一些专门的教材，引进一些适合他们的教育，比如说对新公民学校的孩子，我们有一条要求是刚性的，新公民学校的孩子必须学会阅读，要热爱阅读，我们引进了红泥巴阅读指导培训的课程。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流动性差不多在20%，我们给学生配备了很漂亮的校服，第二年一看有很多孩子没有校服，有的走了，又来了新的，流动性很大。让这些孩子热爱阅读非常重要，新公民学校的图书馆，如果图书都是新书，你就有问题，你就在那里浪费图书。一定要让孩子把图书带回去，让他们热爱阅读，一个孩子如果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手不释卷，教育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一半。 农民工子女教育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教育薄弱，很多家长都在疲于奔命，对亲子交流和家庭教育不重视。我发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在儿童教育的三个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目前教育第一责任人--家庭责任的缺失是最严重的。一个孩子的教育第一责任是家庭，而农民工家庭对此非常忽视，70—80%的儿童留守在家，有的孩子生出来，还在吃奶的时候母亲就进城打工离开了，孩子长大了都不认识父母。新公民学校强调对家长的教育，引进红枫妇女热线农民工家庭教育的项目，开设了家长学校。新公民学校都会办一个家长学校，给家长上亲子教育课。 针对融入社会难的问题，我们引进了驻校设工制度，这是在国内是最早的。新公民学校都有驻校社工，做到一校一社工。驻校社工在学生当中开展了公民教育的活动，组织参加诺贝尔获得者北京论坛，与公立学校同学开展互动，还有学生自己组织了义工团队，一些学生受到香港机构的邀请，到香港开展交流活动，很多公司志愿者到学校带领学生开展活动。学生还组织了自己的公益社团，开展君子动手不动口--就是不随地吐痰，把垃圾扔进垃圾筒的活动，城乡小伙伴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都有助于帮助农民工孩子融入城市，这在公立学校很难做到，在其他民办学校也是很难做到的。 第四个瓶颈就是初中后怎么办？初中后的农民工孩子几乎就没有出路。我到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班级，做了一个现场调查。我问他们，要求都说真话，我说想上大学的请举手。全部都举手，想上大学。问，在这里上完初中以后，想回老家读高中的请举手，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北京上高中、考大学，必须要回家乡的，要回家读高中的有4、5个举手。我说回去肯定能上高中的请举手，只有一个举手。因为他们回家乡读书，学籍都没有，如果没有后门，没有关系老家的高中都是不接收的。他们现在生活的地方高中不接收，回到老家高中也不接收。北京的职业学校宁可空，在那里呼吁生员危机，宁可让老师回家休假，学校闲着也不接收在北京工作、为北京服务的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进来读职业学校。上海有一个调查，初中后的农民工孩子有的年龄很小就去做工了，有的想办法再继续读书，大约30%就在大街小巷游荡，既没有书读，也没有工作，他们也不应该这个时候就去工作。30%在大街小巷游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新公民学校从小就要对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同时要考虑学制上逐步从小学到中学到职业学校迈进，当然我们也努力推动公办的学校能够开放资源，对他们实行公平的教育。昨天有一个好消息，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宋庆龄基金会和芳草地小学合作开展了一个超常的儿童教育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在八中做了20年了。从今年开始招收农民地的子弟，昨天开了新闻发布会，叫流动超常儿童实验项目开始招生。这个是正式消息，大家可以传达。要在北京现在读书的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农民工的子弟中招收超常生，或者是小神童。按照心理所的研究结果，超常儿童占儿童的1%。现在北京有30多万农民工的孩子，有3千多神童。这些神童，超常儿童，如果他们得不到开发，或者得不到一般的公平的教育，他们的天才就被埋没了。 流动儿童，他们的流动，开阔了眼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财富。我对农民工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我都讲这样的话，我说你们很有希望，我看过一本书，题目是改变世界的13位美国伟人，他们改变了世界。这本书最后说，这13位伟大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童年的时候都有过迁徙的经历，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个州到这个州。我说你们从农村到城市，你们走了很多地方，你们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条件，只是在北京的胡同里和上海的里弄里长大的，很难成为伟大的人物，而你们起码具备了成为伟大人物的重要条件，你们搬过家，有的搬过多次家，不同文化的刺激，环境的刺激，对有些孩子来说会激发起改变自己人生的强大动力。所以中科院开始要在北京，今年招25名农民工子女当中的神童。四年级开始培养，读4年以后就高考，至于说4年以后他们怎么参加高考，再说。八中的超常生，四年级进入八中，本来要八年才考大学的，八年的课程他们4年完成，他们不是死读书，体育课时间是正常学校的两倍。他们的平均分高于北京重点大学录取线100分以上，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考入重点大学。也就是说他们用4年读完8年的课程，而且全部以高分进入重点大学，这就是超常儿童。如果你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浪费的结果他们可能不好好学习，在课堂上睡觉，看小说，受到老师的批评，受到家长的压制，最后他们的天才被埋没了。这个培养农民工子女中天才儿童的项目很有意义。 新公民学校开展了大量的生涯教育的课程。百年职校直接切入职业教育。还有教师发展计划，提高教师的素质。新公民学校的品牌特征之二是全社会公益资源的共同参与，有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国际机构、志愿者资源。越来越多的民间的公益机构，开始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去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又推出了新公民之友志愿服务支持计划，是建立一个服务平台面向全国的，动员志愿者服务农民工子女。用4句话来表达，叫做资源共享空间、需求对接桥梁，互动参与社区，支持服务平台。这个工作已经开展的非常好，新公民之友的网站建立到现在，也就是半年时间，现在已经是中国点击率最高的公益机构网。上网时排名在300位，现在排名在20多万，几乎超过了所有大的公益机构的网站。说明志愿者对于参与、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非常踊跃。 新公民学校还有一个品牌特征就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作为公益学校的管理体制，是由董事会决策下的校长工作制，具备家乡参与、教师参与、民主管理、学校财务公开、透明这样一种公益学校的管理模式。 我最后总结的话，正好用得上6月2号《人民日报》一篇报道，报道题目是《在城市，为农民工子女放一张书桌》。这个报道前面的两部分是讲公立学校接受农民工子女面临的困惑，私人办的民办学校在生存发展中的困惑；第三部分的题目是“新公民的希望”，标题下的引语说：要把接受合格业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盈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下面两段引用我的话：“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教育需要方面都存在失灵的情况，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盈利的民办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盈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学校的崭新的空间”。 新公民学校的实践刚刚开始，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谈不上什么品牌，在探索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已经被地方政府看好，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品牌，愿意拿出公共的教育资源来支持民办公益学校。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政府认为这条道路是帮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困难。而且现在社会的公益热情越来越高，全世界的公益捐赠，第一位是捐给教育，在国外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所有上慈善排行榜的，捐赠资金的导向教育都是第一位。 过去20年的希望工程得到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民间的捐赠，救助了300多万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建设了15000所希望小学，当然也是和政府合作的，希望小学是公办民助，新公民学校是民办公助。对于希望工程，企业、个人都有这么高的热情，天高皇帝远的帮助农村的穷孩子。而农民工的孩子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很多农民工为企业的发展，为老板的发财流血、流汗，这些老板是不是应该回馈一些给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员工谋一些福利。对城里的居民来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农民工为大家的服务，而且农民工的子弟他们注定会成为城里人，他们就是城市的新公民。你现在善待他们，还是排斥他们，帮助他们，还是伤害他们，城里的居民都需要思考。实际上帮助农民工的孩子，也就是帮助你自己，是助人自助。所以我相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新公民学校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得到政府的支持，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向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领域。我对我所从事的第二个希望工程，也就是新公民计划，新公民学校充满信心。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