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走路就能瘦:第七篇：一个人与一座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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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又自鸣不凡，且刚愎自用，其言其行则常常桀骜不驯。在督鄂期间他曾写过一首七绝，其诗有曰：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诗中叙述的是南宋君王常不用南方之人为相，但该朝几个著名大忠臣如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却都是南方人的史实。
张之洞以宋代南北用人之别比喻今清廷满汉畛域之分，表达自己不为朝廷重用的怨忿之情。因为他自以为个人政绩实在昭著，无人可出其右。
张之洞待人接物傲慢异常，尤其是对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初见面时常以长者自居，设局刁难之事屡见不鲜。
清末，梁启超先生到武昌讲学时，曾造访张之洞。一见对方乳腥未干，张之洞的傲慢劲儿又按捺不住了。他缓缓道：“听说先生才华横溢、文采出众，老夫倒想见识见识。我这里有个上联，想请你对个下联。”其上联为：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
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从联面上看，这里的“四水”是指中国四条大江大河，代表着中国的主要河流。而联中的“江”字按惯例专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故有“四水江第一”。“四时”则指“四季”，夏在四季中排序第二，所以说“四时夏第二”。同时它们又构成“江夏”二字。因而其联意是：你这小子来江夏见我，咱们两人在当今中国，究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潜台词自然是“老子第一”。
这是件很让对方为难之事。但梁启超何许人也，转个身即念念有词地对出一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
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这里的“三教”即儒、道、佛，“三才”指天、地、人，“儒人”则指读书人。意思是说：我这个读书人知道尊敬前辈，是故“何敢在前？”但以学识来看，可能还略高于你，所以只有当仁不让地“何敢在后？”
梁启超巧妙地避开锋芒，不卑不亢，不失分寸，对得既工仗又得体。一向傲慢的张之洞碰了一个软钉子，便连声叫绝，执礼甚恭。
孙中山刚从国外回来时也曾去拜见张之洞。孙中山当时递呈了一张“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帖。张之洞见后颇为不悦，心里嘀咕：“一个平民布衣，竟敢与我这封疆大吏称兄道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便在那帖子背面写了这样一个上联：
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
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便知张之洞瞧不起自己，故而一笑，要来笔墨，对了一个下联：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这一反击可谓针尖对麦芒，更直截了当。张之洞看后暗自一惊，心想此人不仅行文不俗，而且流露出一股少有的豪迈之气，日后定当有大作为，便马上礼请入衙。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是人中之龙。或许也只有他们才能让自恃清高的张之洞有所信服。
张之洞性情乖僻，士踵门求见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厅，历数时不出，或出见，略询数语，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故君子亦望风远避，平时所识拔者，只一二浮华浅露之士而已。
张之洞饮食起居与常人迥异。他每天下午2时始入睡，至晚10时乃起床问政理事。幕府中人及僚属，有事请谒皆在深夜，甚至候至天明始获传见。
总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办公，皆在晚上10时以后。与张之洞商洽公务，往往谈至翌晨出署。藩臬两司于上午谒见，常值其神疲体倦之时，在门厅坐候，不即延入，动辄数小时之久。道府以下属官，有待至数日不获一见者。有时会客谈话未已，张之洞忽然闭目假寐，甚至鼾声大作，将客人搁置一旁不理。客人不便惊动，只得知趣自行退出。为此，大理寺卿徐致祥还参劾他辜恩负职，奏疏中说：“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清廷便谕令李瀚章查明具奏。
李瀚章因张之洞督粤时理财有方，自己继任后应用裕如，心存感激，遂拟一措辞极妙之奏复：“誉之者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
如此这般轻描淡写地将此事敷衍过去。
毕生礼贤下士
傲慢的张之洞却特别优容人才，毕生礼贤下士。《清史稿》中称其“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他在山西巡抚任上，即以保荐人才众多而出名，后在督鄂与暂署两江期间，保荐人才之多，更称一时之极。
1894年11月，张之洞特片保举蔡锡勇，称蔡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悉洋情，曾充美日各国翻译、参赞等官。蔡锡勇于张之洞督粤时，即任办理交涉事务，后随张移鄂。张之洞督鄂期间，委派蔡锡勇任铁政局总办，具体实施汉阳铁厂计划。蔡锡勇协助甚力，其人操守廉洁，公正无私，可惜稍后英年早逝，使张之洞顿失臂助。
曾长期为张之洞幕宾的梁鼎芬，人称“梁疯子”，以敢于直谏著称。法国对越南用兵时，负责督办越南事宜的李鸿章秉承慈禧意旨，主和不战，迁延观望而坐失时机。人莫敢言，梁鼎芬偏上疏，弹劾北洋大臣李鸿章，疏上不报，旋追论之，却被斥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梁鼎芬遂愤而辞官返乡，“伏处田里十有七年”。
爱惜人才的张之洞“高其风节”，慕其“学问如此渊博”，遂于1886年4月延请他主讲惠州丰湖书院。1887年夏，又转任肇庆端溪书院山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辄聘梁鼎芬“主广雅书院讲习”。任两江总督时，辄聘梁鼎芬“主锺山书院”。
移任湖广总督后，梁鼎芬“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梁鼎芬入幕后长期追随左右，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总是在紧要关头，协助张之洞作出重要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梁鼎芬成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
在时势的影响与实践的磨炼中，梁鼎芬逐渐成为“中体西用”洋务思想的崇奉者。张之洞的洋务新政，尤其是文教兴革，梁鼎芬都是重要的实践者。
在梁鼎芬的促动下，两湖书院被建成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梁鼎芬还辅佐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开创武汉近代留学教育事业，创办近代军事教育。他还是张之洞改革封建传统教育体制的高参，协助张之洞推进了近代洋务教育的发展。
谈起张之洞的教育功绩，梁鼎芬功不可没。时人称张之洞每“言学务惟鼎芬是任”。张之洞视梁鼎芬为知己，相继委任其为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并请求朝廷赏加二品衔，以示鼓励。
梁鼎芬始终未忘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去世后，梁鼎芬至南皮奔丧，痛哭之声，压过众孝子。梁鼎芬还为张之洞作挽联云：
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没犹闻忠谏语；
无邪在粤，正学在湖，讲道论心惟我久，凄凉廿载，怀知那有泪干时。
又云：
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
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何如？
字里行间充满对张之洞的深切缅怀之情。此后，他坐火车每过南皮必肃然起座，面向东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时，每逢月之十五，必到张之洞祠前行礼。
对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张之洞热衷学习日本，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阻力。张之洞极力倡导，将子孙数位送往日本留学以作示范。学生出洋，张之洞必亲自送行，回国则设宴接风。总督衙门有一挑水夫，曾有人对他说今天总督接风的是留学生某某，挑水夫则说：“这学生正是我儿子啊！”
张之洞对学生格外宠爱，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有一次，南路小学堂学生范熙绩、陆象岩等在黄鹤楼茶馆饮茶，因招待不周，与茶馆老板发生争执。老板自恃是督署戈什哈（清代高级官员侍从武弁）的亲戚，便不由分说，关门殴打学生，事后反而诬告学生打毁茶馆，引起学生公愤，聚集多人交涉。茶馆老板虽知理屈，仍气焰嚣张地要求学生立即离开，学生及家长不甘示弱，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南路堂长及督署参谋刘邦强赶到，查明真相，会同武昌知府梁鼎芬商定，令茶馆老板向南路全体学生认罪，用几顶轿子将留在馆内的学生抬送回校，并沿途放鞭炮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本是性情中人
生活中的张之洞，原本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清代官场，爱玩古物成风，张之洞尤酷嗜此道。
早年张之洞与潘祖荫等人曾在北京以流连诗酒、赏玩古董字画出名。后来，张之洞历任封疆，爱好古玩的雅兴不减，且自命精于古物之鉴别。
清朝末年，古玩行情看好，利润巨大。故仿古赝品也应运而生，而且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有一年，张之洞在京城以高价购得一古鼎，此鼎乍一看斑斓璀璨，可谓价值连城，其极为自鸣得意。回鄂时便大张筵席，遍请僚属共同欣赏。席间便置古鼎于案，插梅花一枝于鼎中，注水少许以润花。不料酒过三巡，鼎下竟有水徐徐流出，满堂惊愕，大扫雅兴。
后经仔细检视，方知此鼎并非古铜所铸，实乃纸板仿制之赝品。张之洞方知为古董商所蒙骗。此事一时在朝野上下传为笑柄。
张之洞虽祖籍直隶南皮，世人常以“张南皮”称之，但因其父曾在贵州为官，他生长于贵州，说得一口贵州官话，并无半点北方口音。
张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因身材甚矮，曾有人作画讥之。武昌横街头，到处都是书画、古玩等店铺。光绪末年某日，某裱画店板壁上裱有用水彩画的“三奇闻”画幅，画的是三个矮子的写生：分别是张之洞、瞿廷韶与巡警道冯绍祝。张之洞贵为总督，身材矮而瘦，瞿廷韶亦以瘦小称，冯绍祝系粤人，绰号“冯矮子”。画像突出一个“矮”字，招来许多人驻足观看，一时轰动省城。
张之洞知道这是店家利用文人的笔墨游戏唱生意经，也不介怀，嘱僚属将画买下，事遂寝。
张之洞出身于官贵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少知道农民的艰难与寒士的困窘。他常说：“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么？”加上他心性高傲，创办新政，讲究排场；爱好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便常命人拿物去当铺典质。
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啊！
在饮食方面张之洞最嗜食鲜果及糕点蜜饯等物，其办公桌旁常设有小几，放置各种鲜果及糕饵十余盘，以备随时取食。每日正餐亦必设水果数盘及中外佳酿若干种，先以果类佐酒，饮毕进餐。喜蹲椅上据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
张之洞还喜爱养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只，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而且还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由此可见他对猫的偏爱与宽容。
功过任人评说
张之洞自命“楚人”，以湖北武汉为第二故乡。在他70岁寿庆后，曾有诗自谓“劳歌已做楚人吟”。自命楚人的张之洞，与湖北还有另一层渊源。
张之洞督鄂前，曾于1867年至1870年间任湖北学政。督鄂时，正好是原湖北巡抚胡林翼谢世28年。张之洞11岁即问业于胡林翼，与其有深厚的师生之情。
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曾并称为“咸同中兴”的三大名臣，但从才识与魄力看，胡林翼居于首冠。不仅左宗棠的入仕仰赖于胡林翼的引荐与提携，连曾国藩亦对其十分推崇，“奏称其才胜己十倍”。
胡林翼主政湖北6年，鉴于局势，重在整饬，政声颇佳。以他的才具、见识与胆略，本可以成为武汉兴办洋务事业的巨擘。但当时形势需要他务实而非通变。1869年9月胡林翼呕血而死，倒在武汉正式开埠之前，跌倒在洋务运动的门槛之外。成为一位“远远超越于顽固派之上，又距洋务派仅一步之遥”的人物。
他的继任者们，包括总督大臣，与之相比显得那么的平庸与无能。直到他的门生张之洞登上湖北政治舞台，才使一切出现转机。历来以儒臣自命的张之洞，再度来鄂时似乎有着一种“薪尽火传”的使命感。沿着恩师的足迹，完成恩师未尽之遗业，“为鄂兴百世之利”，应该是张之洞大张旗鼓地施行新政的动因之一。
1861年汉口开埠，本是一个历史契机。但从汉口开埠直至张之洞督鄂前夕，武汉竟然未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未兴办一所近代学堂。而正是张之洞的到来，才让一切发生历史性的大变革。显然，并非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
假如没有张之洞长达18年的督鄂，武汉近现代化崛起的历史就会改写，武汉在近代中国傲视群雄的光环也会“褪色”。
曾有论者讥讽张之洞是“种豆得瓜”：如果不是张之洞动议修建那条卢汉铁路，他或许终身不可能督鄂，也就不可能有“湖北新政”一词；如果不是张之洞操练的那支湖北新军，辛亥首义或许不可能在武昌惊天一爆而告成；如果不是张之洞兴办工业、培养大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就可能会被改写。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的诡谲在于，其客观之历程与人们主观之认识间，总有分辨不清的模糊地带，在历史的烟尘背后，总有楚人的歌吟。
新政业绩昭著的张之洞，曾一度或被视为“守旧派”，或被看作“康梁一党”。
中国近代，从魏源到梁启超，乃至之后的更多中国士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中西文化之会接点，梦想汲取异域文化之精华以兴邦。假如从这一角度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实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相近。但具有如此突破性见解的张之洞一向被视作“守旧派”，而胡适则被奉为趋新象征。清末世风之激变，清末民初学界之扑朔迷离，实在超出人们之认知。
颇有意思的是，“守旧”之《劝学篇》当年却为意见相左的帝、后两党共同青睐，而张氏在戊戌政变后不仅未遭贬，反获重用，其书亦为朝廷所大力推行。故后人常言，张之洞善逢迎，“中体西用”论，涵义广泛，立论模棱，其间留有不少回旋伸缩余地，让朝廷人士来作官式的诠解，自圆其说，借此掩护满清帝制，此言大约不差。
然以真正守旧者之眼光看，《劝学篇》颇有可议之处。戊戌当年已有人上奏：“西学为用，中学为本，此欺人之谈也。”又有叶德辉直言，张之洞观念与康、梁主张“雷同”。
当时看出张之洞与康有为观念相通者何止叶德辉一人。徐桐到庚子年仍指斥“《劝学篇》尽康说”。若慈禧太后有意黜张之洞，理由原也充分。张之洞能借《劝学篇》以免祸，实因慈禧太后无意广为株连。其中重要原因，乃政变后“六君子”被杀，久已平息的满汉轸域又见长，故借《劝学篇》为由放他一马。
张之洞无疑是“勤笃务实”者。他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吴越春秋》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寓刻苦自励以成大业之意。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他忠君亦爱国，时刻不忘“挽利权”，让人笃信其并非只是一个在官场混混的“琉璃球”。
既济水电创立之前，不知有多少双“蓝眼睛”盯着武汉水电事业的高额利润。正是这位张总督，屡次驳回洋人办水电之请。理由明摆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能恭手白送给洋人。以后三拨申请虽然打着中国人出资的招牌，走的却是暗中吸收洋股的路子。一经查明，又一概驳回。曾有一拨在申请时瞒骗过关，动工后却被查出系“空手道”，背后还是玩洋股花样，照样让它停槁摆桨，上岸回家。而对宋炜臣主持创办的既济水电公司，张之洞则给予“政策倾斜”。理由颇简单：中国人自己投资，而且资金到位。
“纱布丝麻四局”的创建，同样出于“挽利权”。四局之中，布局最先开办。当年洋布大量充斥于市，国人争购居为奇货，一般士大夫根本就不会将其与国家利权相联系。而张之洞早在两广总督任上就奏请建立织布局。他在奏折中道：“窃自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办权。”
于是，他带着从英国买回的布机来武汉上任。为让布局织出好布，他还进口优良棉种，制定奖励办法，积极推广美棉。能缜密至让种棉与织布相配套，足见张之洞绝非那些尸位素餐的封疆大吏。但张之洞毕竟面对的是一群并不杰出的封建官僚。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之积习早让他们精于趋利避害之术，而对任何变革都麻木不仁或反感抵制。官场积习使大部分官员身在四局感觉仍似在衙门。当年四局之中，官员有品有级，进门的轿子出门的旗锣伞盖少不得，总办进车间，居然拿轿子抬去抬回。从而也把张之洞抬成“中国负债经营的祖宗”。
眼看四局亏空越扯越大，曾经赚的亦因贴补于汉阳铁厂的亏空，自身则变得虚弱不堪。张之洞即改为“官方产权、招商承办”。其中的楚兴公司由于人才齐全，获利最大，将近10年竟获纯利1100万两白银，也诞生了后来雄踞武汉的那个“裕大华”。
张之洞实在太看重自己的政绩，项目总在随他个人调动而调动。铁厂、四局本在广州一地，张之洞移鄂即调至武汉，仅运费一项也绝非小数字。后暂署两江总督时，他又把纱局中尚未建成的一部分带到两江，连机器都包装着运到南京。南京没办成又运至上海。没想到自己又很快回武汉，机器就丢在了上海，结果赔本36万两才算了事。张之洞办厂确实交了数额不小的冤枉学费。
但张之洞又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廉洁的清官，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之洞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朝野震悼，送挽章者甚多。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
死者长已矣，云门石甫同怅望；
魂兮归来乎，朝云暮雨各凄其。
此联中之云门、石甫，皆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即樊增祥、易顺鼎之号。联文寓讥诮二氏之意。朝云、暮雨据传是张之洞的两妾之名。
张之洞去世后，朝廷赐谥号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早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然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人们每及此事便说：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辜鸿铭也曾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在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中，张之洞的人望最好。左宗棠的偏狭遭人讥议，李鸿章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讽刺就足见人们对其的腹诽。张之洞的爱才好学使他赢得宽厚的清名，他的廉洁也为他挣得很好的官声。虽然死后未免萧条，无遗产留于后人，靠馈赠办后事，但在督鄂期间取得非凡业绩，却至今为人所称道。
（未完待续）
下篇：昔贤流风韵犹存——武汉的名人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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