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寿全斋红糖姜茶的功效:圣经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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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神学
目的在阐明圣经在其历史方面的教义与伦理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欧勒尔。
『圣经神学』这个名称，似乎是起于十七世纪中，目的是要与『经院学派的神学』相对立。乃是要以圣经作为 神学的基础，完全与那根据哲学的观念和宗教的传统所建立的神学有别。
此后，『圣经神学』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了。本来，圣经神学乃是根据圣经或基于圣经所系统化的教义神学。近代对于圣经神学的意义，乃是指在圣经的教训中作历史性的神学研究。这种圣经神学的原则比较客观，因为目的乃是要从圣经中发现神学，如此就不必决断神学的权威是从何而来，也不必依据某种宗教的传统。这种研究神学的方法是任何一宗派的学者都能从事的，无论是东正教的，或天主教的；宽大派的或保守派的；都能从圣经中发现神学教训；虽然这些学者有不同的派别，遵守不同的教规；都能同心从一本圣经中研究神学。对于一个纯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承认圣经是神的启示，更能对他信仰有极大的助益；如同海灵顿(Harrington，1973)所说：『圣经神学乃是我们要从圣经中寻找生命——即永远的生命。』
我们如果用『神学』这个名词来讨论圣经的内容，似乎不太正确。假使『神学』是专门有系统地讨论神的教义，那么全部圣经对于这方面内容甚是有限。然而，通常我们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有更广泛的意义，凡是关于神的本性或神的行事的经文，都可以被称为『神学』。当我们讨论『圣经神学』的时候，乃是指这个广泛的意义。
圣经神学的历史
改教时期。『从改教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圣经神学的论述；路德马丁与加尔文对于圣经神学性的注释，是非常有权威的写作，不单是对于教会，而且是对于全欧洲都发生影响力，使读者们能从他们的写作上得着重生的经历。』(史马特，Smart，1979,p．49)。圣经神学这个名词在改教时期尚未使用，但很显然地已表明了改教者们的目的。改教者原则中很重要的一则，乃是『唯独圣经』，他们首要的目标，乃是要使圣经的神学，成为并确定基督教神学的基础。
加布勒(John Philipp Gabler，1753-1826)。我们曾提到，在十七世纪时，『圣经神学』乃是作为『教义神学』的改革：但是在一七八七年，加布勒建议要将此两者分别清楚。他称『圣经神学』是神学的叙述部门；教义神学是神学建设部门：『圣经神学是历史性的，是圣经的作者们将神的事情叙述出来；教义神学却是教导性的，由某一个神学家按哲学与理性的原则，并根据他的本性，时代，年日，地域，并宗派的背景，以及其他同样的外在的影响来决定关于神的事。』加布勒本人并没有写过圣经神学，但他所定的原则，成为日后圣经神学作者的根据。
历史性的批判。在十九世纪时，因为历史批判的风行，对于圣经神学的兴趣就比较衰落。当时许多圣经学者，不是竭力以历史性的批判眼光来看圣经，就是竭力反对历史批判派，并指出他们的错误，很少有圣经学者注意到圣经是一本神学的经书。当时有些称为『旧约神学』，或『新约神学』的书发行，但实际上内容乃是论到圣经的宗教历史，并不是神学的历史。但也有些例外(如Johann von Hofmann，1810-1877)，改教者以神学来研究圣经的方法，被改为以历史性的方法来研究圣经。
以历史方法来研究圣经，被认为更客观，可以避免单以宗教来研究圣经时的偏见。在某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但是这种方法最基本的错误，乃是只以历史来研究圣经时，完全忽视了圣经为一本重要的神学经书。因此，圣经学者只注重历史，而一般基督徒却关心圣经实际上对于信心有益的神学方面的意义；两者之间有了一条极大的鸿沟。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神学生，在学历上很有资格，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准备到教会去事奉。
『圣经神学运动』。德国的巴特发表了《罗马人书注释》一书之后，开始了圣经神学的运动。此后，又有爱赫洛(Walther Eichrod)在一九三O年发表了《旧约神学》巨著；又有韦邱(Wilhelm Vischer)的《旧约对基督的见证》(1934)。英语作者中，有罗宾生(H．Wheeler Robinson，1872-1945)的旧约著作，又有达德(C．H．Dodd)的新约著作，都甚有贡献。
许多圣经神学的书籍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行，因此被称为『圣经神学运动』时期。在这方面的作者中，有许多甚为著名的作者，其中有：德国的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以及古门(Oscar Cullmann)，房拉德(Gerhard von Rad，1901-1971)，耶利米(Joachim Jeremias，1900-1979)，盖士曼(Ernst Kasemann)以及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有英国的霍布(Gabriel Hebert，1886-1936)，劳雷(H．H．Rowley，1890-1969)以及李查生(Alan Richardson)；北美的有赖特(G．E．Wright，1904-1970)， 孟尼尔(Paul Minear，1906)，白赖得(John Bright，1908)，史马特(James Smart)以及麦根全(John McKenzie)。戚尔兹(Childs)将这个运动归纳为五大要素：
(1)重新发现神学的规范；
(2)全部圣经是统一的；
(3)神在历史中的启示；
(4)圣经中有希伯来的思想，和希腊的思想之区别；
(5)圣经与环境的区别。
有这么多的神学家与神学思想，是否能合在一起被称为—种运动，仍有可辩论的余地。或许只有戚尔兹的五要素的第一点，被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学者所接纳。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圣经神学的复兴与发展，却是对于研究圣经与神学有极大的贡献。因此，有许多宗教杂志出版，其中有专门刊载圣经与神学作品的《注解》杂志(Interpretation，1947)。在德国有葛督(Gerhard Kittel，1888-1948)所编著的《新约圣经神学辞典》(1933-1979)；此外，又有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旧约圣经注释》，不单是一本巨著，而且也特别注重旧约神学。有一个称为SCM的出版社，也开始继续出版《圣经神学研究》集；其中不但有许多旧约的圣经神学，而且也有新约的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现况。我们不必惊异，在教会中也有些圣经学者反对『圣经神学运动』，尤其北美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名叫巴尔(James Barr)的学者，在一九六O年代中特别批判圣经神学运动，他说，我们不能太注重希伯来与希腊思想的判别；同时又不能轻易地忽视其他方式的启示，而只注重神在历史中的启示。戚尔兹甚至于在一九七O 年时说：圣经神学运动已经瓦解了。虽然，圣经神学运动在某一方面需要改正，但是这运动的基本原则上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运动特别指出圣经中神学方面的内含。
圣经神学今天逐渐地被人接纳为各种主要的圣经注解的部门，与语言、文学、历史性的圣经研究一样重要。我们从今天出版的各种注释书的内容可以看到，如《新世纪圣经》，《基要圣经》，以及其他许多旧约圣经注释，如《旧约学库》，《国际神学注释》最后两册为天主教学者所著都特别注重圣经神学。不论是那一个宗派，都承认神学一定要根据圣经，或出于圣经的教训，才真正是基督教的神学。
圣经的统一
圣经神学通常被分为旧约神学与新约神学。只有少数的圣经神学著作曾将全部圣经的内容作为研究的主题。圣经神学至今仍分为两部门，虽然旧约神学的学者，与新约神学的学者，彼此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但圣经神学两方面很少有所联络。最近有几个神学家曾尝试以全部圣经的内容来写圣经神学，但从事这工作的人仍是有限。
无疑地，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从事全部圣经的神学写作，其事工所费各方面的资源甚为浩大。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资料与意见显示，就是要将旧约与新约配合起来著作圣经神学，但这已是非常困难，若是要包括全部圣经，那么更是困难。
另一个理由乃是至今学者们并不能确定旧约与新约的关系。马吉安(Marcion)曾认为旧约是一本犹太人的书籍，对于基督徒并无价值的看法，虽然现已不再被人重视，但至今还有许多基督徒仍然保持一种观点，觉得旧约并不太有益于教会。
在神学著作方面，有从天国的观念，救恩历史，神的应许以及预表的成就等来统一新旧两约。但一般的神学家都承认，新旧两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其中牵涉到合一与分裂，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一方面，我们看到新旧约的统一性，两约若被合起来，可以显出彼此都一样重要。从另一方面看来，学者们也看到旧约与新约各有不同的功用与权威；两者的神学不能被合在一起，成为『圣经的神学』。
圣经神学的主要目的，乃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使我们了解圣经是统一的，同时也要从旧约与新约的分裂处，看到两者的统一性。
圣经神学的特点及内容
无论何人如有对于圣经神学任何方式有所批判的话，必须要记得一个主要的原则：圣经是一本神学的经书，如果不涉及神学，就无法解释圣经。这并不是否认圣经里面也包括文学或历史，或任何其他用以解经的方法。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圣经里面多数都是神学；最主要的是，圣经乃是教导我们认识神，以及祂的行事；所以圣经神学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极其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学者必须特别注重圣经的神学，这与他们注重圣经的文学与历史一样重要。
所以圣经神学的中心必须是全本圣经。虽然我们并不需要每次都是研究全本圣经，但我们研究个别的经文，或主题时，必须配合全本圣经的神学。保罗书信，或是约伯记中『受苦的观念』，或是使徒约翰对圣灵的教训；但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见证之某一部门时，也必须记得这些分题的研究，要有圣经其他的经文、教训所支持与配合，如此才能被称为『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对于研究圣经与教义神学有极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圣经与教义神学必须有圣经神学配合，才能使 两者不会分隔。
圣经神学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圣经 中的神学，所以乃是使用释经学，就是各种释经方法，如文学与历史的批判，指出各经文的正确内容。同时圣经神学也供应教义神学正确的材料，目的是要使教会有正确的教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圣经神学也需要圣经本书，以及各种释经书籍来建立圣经神学的主题。照样，教义神学也需要以圣经神学作为根基，来发展圣经的教义，教会的传统，哲学与文化等。
我们必须看到圣经神学作为释经与教义间的桥梁的重要性。无论是释经或教义都不能独立。若没有释经，圣经神学就不够深入；若没有圣经神学，教会就会对于圣经看作一种断章取义的『天书』，只挑选那些有利于自己的字句或经文，却完全忽视全本圣经中的见证。同时，若无教义神学，圣经对于我们就不过是一本出于不同文化的古卷，与现代人完全不发生关系。我们也时常看到圣经注释与教义神学，不但不与圣经神学发生关系，而且各自分别发展，互不联系，也都失去功效。
近来这三种对于圣经研究的部门却有彼此合作的趋向，使我们对于圣经，以及圣经的神学，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在以后的日子中，也能帮助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
目的在阐明圣经在其历史方面的教义与伦理的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欧勒尔。
『圣经神学』这个名称，似乎是起于十七世纪中，目的是要与『经院学派的神学』相对立。乃是要以圣经作为
此后，『圣经神学』的意义又有所不同了。本来，圣经神学乃是根据圣经或基于圣经所系统化的教义神学。近代对于圣经神学的意义，乃是指在圣经的教训中作历史性的神学研究。这种圣经神学的原则比较客观，因为目的乃是要从圣经中发现神学，如此就不必决断神学的权威是从何而来，也不必依据某种宗教的传统。这种研究神学的方法是任何一宗派的学者都能从事的，无论是东正教的，或天主教的；宽大派的或保守派的；都能从圣经中发现神学教训；虽然这些学者有不同的派别，遵守不同的教规；都能同心从一本圣经中研究神学。对于一个纯正的基督徒，因为他承认圣经是神的启示，更能对他信仰有极大的助益；如同海灵顿(Harrington，1973)所说：『圣经神学乃是我们要从圣经中寻找生命——即永远的生命。』
我们如果用『神学』这个名词来讨论圣经的内容，似乎不太正确。假使『神学』是专门有系统地讨论神的教义，那么全部圣经对于这方面内容甚是有限。然而，通常我们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有更广泛的意义，凡是关于神的本性或神的行事的经文，都可以被称为『神学』。当我们讨论『圣经神学』的时候，乃是指这个广泛的意义。
改教时期。『从改教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圣经神学的论述；路德马丁与加尔文对于圣经神学性的注释，是非常有权威的写作，不单是对于教会，而且是对于全欧洲都发生影响力，使读者们能从他们的写作上得着重生的经历。』(史马特，Smart，1979,p．49)。圣经神学这个名词在改教时期尚未使用，但很显然地已表明了改教者们的目的。改教者原则中很重要的一则，乃是『唯独圣经』，他们首要的目标，乃是要使圣经的神学，成为并确定基督教神学的基础。
加布勒(John Philipp Gabler，1753-1826)。我们曾提到，在十七世纪时，『圣经神学』乃是作为『教义神学』的改革：但是在一七八七年，加布勒建议要将此两者分别清楚。他称『圣经神学』是神学的叙述部门；教义神学是神学建设部门：『圣经神学是历史性的，是圣经的作者们将神的事情叙述出来；教义神学却是教导性的，由某一个神学家按哲学与理性的原则，并根据他的本性，时代，年日，地域，并宗派的背景，以及其他同样的外在的影响来决定关于神的事。』加布勒本人并没有写过圣经神学，但他所定的原则，成为日后圣经神学作者的根据。
历史性的批判。在十九世纪时，因为历史批判的风行，对于圣经神学的兴趣就比较衰落。当时许多圣经学者，不是竭力以历史性的批判眼光来看圣经，就是竭力反对历史批判派，并指出他们的错误，很少有圣经学者注意到圣经是一本神学的经书。当时有些称为『旧约神学』，或『新约神学』的书发行，但实际上内容乃是论到圣经的宗教历史，并不是神学的历史。但也有些例外(如Johann von Hofmann，1810-1877)，改教者以神学来研究圣经的方法，被改为以历史性的方法来研究圣经。
以历史方法来研究圣经，被认为更客观，可以避免单以宗教来研究圣经时的偏见。在某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但是这种方法最基本的错误，乃是只以历史来研究圣经时，完全忽视了圣经为一本重要的神学经书。因此，圣经学者只注重历史，而一般基督徒却关心圣经实际上对于信心有益的神学方面的意义；两者之间有了一条极大的鸿沟。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神学生，在学历上很有资格，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准备到教会去事奉。
『圣经神学运动』。德国的巴特发表了《罗马人书注释》一书之后，开始了圣经神学的运动。此后，又有爱赫洛(Walther Eichrod)在一九三O年发表了《旧约神学》巨著；又有韦邱(Wilhelm Vischer)的《旧约对基督的见证》(1934)。英语作者中，有罗宾生(H．Wheeler Robinson，1872-1945)的旧约著作，又有达德(C．H．Dodd)的新约著作，都甚有贡献。
许多圣经神学的书籍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行，因此被称为『圣经神学运动』时期。在这方面的作者中，有许多甚为著名的作者，其中有：德国的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以及古门(Oscar Cullmann)，房拉德(Gerhard von Rad，1901-1971)，耶利米(Joachim Jeremias，1900-1979)，盖士曼(Ernst Kasemann)以及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有英国的霍布(Gabriel Hebert，1886-1936)，劳雷(H．H．Rowley，1890-1969)以及李查生(Alan Richardson)；北美的有赖特(G．E．Wright，1904-1970)， 孟尼尔(Paul Minear，1906)，白赖得(John Bright，1908)，史马特(James Smart)以及麦根全(John McKenzie)。戚尔兹(Childs)将这个运动归纳为五大要素：
(1)重新发现神学的规范；
(2)全部圣经是统一的；
(3)神在历史中的启示；
(4)圣经中有希伯来的思想，和希腊的思想之区别；
(5)圣经与环境的区别。
有这么多的神学家与神学思想，是否能合在一起被称为—种运动，仍有可辩论的余地。或许只有戚尔兹的五要素的第一点，被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学者所接纳。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圣经神学的复兴与发展，却是对于研究圣经与神学有极大的贡献。因此，有许多宗教杂志出版，其中有专门刊载圣经与神学作品的《注解》杂志(Interpretation，1947)。在德国有葛督(Gerhard Kittel，1888-1948)所编著的《新约圣经神学辞典》(1933-1979)；此外，又有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旧约圣经注释》，不单是一本巨著，而且也特别注重旧约神学。有一个称为SCM的出版社，也开始继续出版《圣经神学研究》集；其中不但有许多旧约的圣经神学，而且也有新约的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现况。我们不必惊异，在教会中也有些圣经学者反对『圣经神学运动』，尤其北美的神学家。其中有一个名叫巴尔(James Barr)的学者，在一九六O年代中特别批判圣经神学运动，他说，我们不能太注重希伯来与希腊思想的判别；同时又不能轻易地忽视其他方式的启示，而只注重神在历史中的启示。戚尔兹甚至于在一九七O
圣经神学今天逐渐地被人接纳为各种主要的圣经注解的部门，与语言、文学、历史性的圣经研究一样重要。我们从今天出版的各种注释书的内容可以看到，如《新世纪圣经》，《基要圣经》，以及其他许多旧约圣经注释，如《旧约学库》，《国际神学注释》最后两册为天主教学者所著都特别注重圣经神学。不论是那一个宗派，都承认神学一定要根据圣经，或出于圣经的教训，才真正是基督教的神学。
圣经的统一
圣经神学通常被分为旧约神学与新约神学。只有少数的圣经神学著作曾将全部圣经的内容作为研究的主题。圣经神学至今仍分为两部门，虽然旧约神学的学者，与新约神学的学者，彼此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但圣经神学两方面很少有所联络。最近有几个神学家曾尝试以全部圣经的内容来写圣经神学，但从事这工作的人仍是有限。
无疑地，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从事全部圣经的神学写作，其事工所费各方面的资源甚为浩大。因为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资料与意见显示，就是要将旧约与新约配合起来著作圣经神学，但这已是非常困难，若是要包括全部圣经，那么更是困难。
另一个理由乃是至今学者们并不能确定旧约与新约的关系。马吉安(Marcion)曾认为旧约是一本犹太人的书籍，对于基督徒并无价值的看法，虽然现已不再被人重视，但至今还有许多基督徒仍然保持一种观点，觉得旧约并不太有益于教会。
在神学著作方面，有从天国的观念，救恩历史，神的应许以及预表的成就等来统一新旧两约。但一般的神学家都承认，新旧两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其中牵涉到合一与分裂，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一方面，我们看到新旧约的统一性，两约若被合起来，可以显出彼此都一样重要。从另一方面看来，学者们也看到旧约与新约各有不同的功用与权威；两者的神学不能被合在一起，成为『圣经的神学』。
圣经神学的主要目的，乃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使我们了解圣经是统一的，同时也要从旧约与新约的分裂处，看到两者的统一性。
圣经神学的特点及内容
无论何人如有对于圣经神学任何方式有所批判的话，必须要记得一个主要的原则：圣经是一本神学的经书，如果不涉及神学，就无法解释圣经。这并不是否认圣经里面也包括文学或历史，或任何其他用以解经的方法。但是必须注意的一点，圣经里面多数都是神学；最主要的是，圣经乃是教导我们认识神，以及祂的行事；所以圣经神学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极其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学者必须特别注重圣经的神学，这与他们注重圣经的文学与历史一样重要。
所以圣经神学的中心必须是全本圣经。虽然我们并不需要每次都是研究全本圣经，但我们研究个别的经文，或主题时，必须配合全本圣经的神学。保罗书信，或是约伯记中『受苦的观念』，或是使徒约翰对圣灵的教训；但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见证之某一部门时，也必须记得这些分题的研究，要有圣经其他的经文、教训所支持与配合，如此才能被称为『圣经神学』。
圣经神学对于研究圣经与教义神学有极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研究圣经与教义神学必须有圣经神学配合，才能使
圣经神学的目的，乃是要建立圣经
从另一方面来看，圣经神学也需要圣经本书，以及各种释经书籍来建立圣经神学的主题。照样，教义神学也需要以圣经神学作为根基，来发展圣经的教义，教会的传统，哲学与文化等。
我们必须看到圣经神学作为释经与教义间的桥梁的重要性。无论是释经或教义都不能独立。若没有释经，圣经神学就不够深入；若没有圣经神学，教会就会对于圣经看作一种断章取义的『天书』，只挑选那些有利于自己的字句或经文，却完全忽视全本圣经中的见证。同时，若无教义神学，圣经对于我们就不过是一本出于不同文化的古卷，与现代人完全不发生关系。我们也时常看到圣经注释与教义神学，不但不与圣经神学发生关系，而且各自分别发展，互不联系，也都失去功效。
近来这三种对于圣经研究的部门却有彼此合作的趋向，使我们对于圣经，以及圣经的神学，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在以后的日子中，也能帮助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