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心中的巨人好词:余秋雨：文革中我是清白的

　　编者：余秋雨和余杰的笔墨官司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有一个对“文革”的认识问题。虽然那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但却是中国人心中的一块痛。

　　杨：自从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之后，有关你“文革”经历的是是非非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时至今日，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余：我对余杰一直很宽容，因为这件事不是他引起的。大家翻一翻目前的畅销书《秋风秋雨愁煞人》就可以在大量惊人的字句中找到一条线索。起因是我发表了一个反盗版宣言，严辞揭露日益猖獗的盗版集团既是文化盗贼又是文化杀手，不料被曲解后出现了《谁是文化杀手》的文章，指出我才是30年前“文革”中的“文化杀手”，根据是自称“当年同事”的人在我出名后一直在社会上传播的流言。余杰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把别人的批判进一步推向极端，二是把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流言用彻底肯定的词句正式发表，又下了最吓人的政治结论和人格上的结论，广为发行。

　　当时我就惊讶，作为一个有逻辑能力的大学生，他难道分辨不出，他的指控早已不属于“忏悔”的范畴，而是必须捉拿归案的问题了。

　　杨：假如你认为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那为什么你不去控告余杰呢？

　　余：我不想立即诉诸法律。首先，当时盗版集团正在狂喜，他们一次盗印50万册《千禧日记》的刑事大案果真立即被一个政治诽谤案遮盖了。我不能让这种遮盖得逞，而余杰我相信未必受盗版集团指使；其次，余杰毕竟年轻，惩罚余杰又会遮盖住那种人。我内心多么希望，余杰只是一种“过错”而不是“故意”，因此用最温和的语言给他写了一封信细细规劝，还见了他一次，当面劝导(我和余杰并没有争论，更谈不上和解，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二余争论”和“二余和解”之类的事情)。我告诉他，你们口头上说反思“文革”，方式却与“文革”中的“造反派”、“专案组”和“大批判”不谋而合，结果只能是颠倒黑白。当然在法律上，这种劝导也是一个界线，在此之后，再有诽谤只能是“故意”的了。

　　杨：要是按照你刚才的说法，就是余杰对你的批评在客观上帮了盗版集团的忙？有关的这些批评，都和盗版行为存在一种逻辑关系？

　　余：对。此种情景就像劫机事件正在发生，突然有人要某个机组人员反思30年前的往事，一来二去，劫机反倒变成“正义”的了。有一个基本的法律观念需要让更多的人懂得，即使对于一个真正有历史问题的人，对他实施盗窃也是有罪的。“文革”中有一个叫刘学保的人杀害了一个据称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当时被捧为英雄，20年后终于绳之以法。

　　杨：你以前也多次说过，对你的批评和对你著作的盗版有一种深层联系，不过，据我所知，这种论调每次都会带来强烈的反弹。另外很多人对你面对批评的态度有一种印象，就是总在为自己辩解。为什么你不选择一种更谦虚，可能也更被公众接受的回答方式？

　　余：当诽谤已经铺天盖地，谦虚就变成虚伪。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记得我与余杰见面时，好几个人都在场，他客气地对我说：“余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个人，如果我生活在你的那个时代，也会与你一样。”我立即摇头表示否认。怎么会是一样呢？我在那个以伤害别人为时髦的年代，整整10年没有伤害过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他生活在一个严禁伤害别人的时代，却那么轻易又那么严重地伤害了我。我当时笑着对他说，你可知道，我这个姓余的人，刚满20岁因父亲被关押就挑起了一家8口每月生活费只有26元的可怕生活重担，而从未向掌权的造反派求过一句情：最后连全国性的“批邓”狂潮也没有一字一句参与，为此宁肯食宿无着地长期流浪在外，你这位姓余的小老弟一定能做到吗？闹到现在，能肯定我在“文革”中落笔较多的文章就是那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前不久已由《中华文学选刊》2000年第2期转载，就算每个字都是我写的吧，大家可找来一读，再对照一个余杰他们批判我的文章，分辨一下，究竟谁更像“文革”？

　　杨：针对你《答余杰先生》那篇文章，余杰后来又写了一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在那篇文章里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大意是“我有权要求你忏悔，只要我没有利用权力来强迫你忏悔”。

　　余：我认为他们的实际行为败坏了忏悔意识的名声，阻挡了它的正当出现。忏悔意识本是一种澄彻的历史理性，一种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格自觉，但他们却把它投入了中国的负面遗产，变成了喜欢看别人忏悔的恶趣，变成了强迫别人检讨的霸道，变成了互相揭发、彼此咬来咬去的社会丑剧，这恰恰是“文革”中最时兴的一套。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

　　杨：最近上海有一个自称是你“当年同事”的人写文章，被有些报纸称为“历史见证人”，对他的言辞，你有何评价？

　　余：不瞒你说，当我在年轻人的文章中看到“据当年同事揭发”的字样，闭眼一猜，第一个就是他。这次看到他终于站出来了，朋友们在电话里不禁哈哈大笑，历史总是那么幽默。一般读者也许会被他这一种过于戏剧性的出场所吸引，而细心的读者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承认自己从头到底都在“石一歇”，是最老的资格，也承认我很早就离开他们了，又说我的问题是在离开他们之后，那他有什么证明资格？

　　杨：不过这件事情实际上让不少人都感到困惑，特别是有关你是不是足够坦诚的问题上，很多人是没有把握的。

　　余：我的读者经常为我而受侮辱，真对不起。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别再担心我历史上有什么严重问题，因为这种担心就是上当。近20年来中国法院经常判决商场职员对顾客进行非法搜身的案件，开始很多民众关注的重心是那个被搜身的顾客是否真的手脚不净，后来渐渐明白，这里真正违法的是搜身行为。这个观念转变，几乎经历了十几年。由此懂得，当我们突然被大规模地“政治历史搜身”时，必须以法律的名义彻底拒绝，如果与他们辩论历史真相，等于承认了他们的搜身。因此，在那个“当年同事”发表文章后，一些真正的同事想写文章反驳，都被我一一劝阻。

　　杨：这个事情占据中国的文化视野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结束，能以什么方式了断？

　　余：还会闹三四个月，不会再长。本来还会结束得更早一些，因为那个盗版本《千禧日记》50万册已经销完，不必再闹；但下个月这本书的正版将以新的书名面世，当然又会有盗版，因此还会闹一阵。以后我不写了，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风波了。这个规律我早就指出，逐一准确应验，可见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但是，鉴于目前文化界诽谤、侮辱事件发生得越来越普遍，手法越来越肮脏，已经伤害到各种不同年龄的文化建设者，造成文化生态的严重恶化，我决定在搁笔之前再做一件事，那就是挽请一批著名的法律专家和法官，与我一起来剖析这些年出现在我身边的与盗版案和诽谤案有关的各种文章、书籍，在报刊上一一予以法律评点，告诉大家这些作者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何种法律。我暂时未必起诉，但要现身说法，留下一些为文化和做人的起码规矩。套用西方法学界的一个说法就是：“尽管你们人数不少，声音很大，我也要向你们喊一声，你们头上还有法律！”这句话早在30年前就想对着造反派红卫兵呼喊，可惜当时他们头上的法律也已被推倒，现在终于不一样了。

　　同时，这也是一种文化补课，不管是伤害者还是被伤害者都需要。我很赞成英国法学家布赖斯东的一句话：懂得各项法律，是每个学者应有的教养，是自由文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杨：你前段时间提出要封笔，让人挺吃惊的，也有许多猜测。有人认为是受盗版的影响，有人认为与受批评有关系，但最近网上的一个调查里，我看到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认为你封笔的真正原因是“江郎才尽”，这样的说法会不会让你感到伤心？

　　余：我不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自己的写作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霜冷长河》有那么多盗版，正版还卖掉了47万册，超过我以前作品的总和，如果一本书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销掉40多万册，而这个作者突然就江郎才尽了，这很可笑。

　　而且我的写作不是卖弄才情，而是靠走路来写作的。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我始终是在走路，现在到“千禧之旅”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所以我是一直在写考察报告，根本说不上才尽不才尽。

　　杨：这本书出来的反响确实不如前两本书那么好。

　　余：《文化苦旅》刚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包括后来不少喜欢《文化苦旅》的人又不喜欢《山居笔记》，到《霜冷长河》也有很多非议。不过，《霜冷长河》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我希望能以一个中年人讲平常事的方式来构造文章，想摆脱以前那种“麻辣烫”的笔锋，追求平淡风格的作品，希望它“像清水没有颜色”。也许这样的风格注定只有更少的知音。

　　杨：不过面对着知音的减少，是不是多少会有些失落呢？

　　余：我不需要太多知音。我想这跟社会整体环境有关，因为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而这是一本并不浮躁的书。它的话题和说话的方式，是需要有一种安静的心态和心情来看的。杨：那么你到底为什么要宣布封笔？

　　余：其实我说的意思不是“封笔”，这是涵义很强的两个字，说“搁笔”比较好吧。大多读者对于我暂时没法写下去的各种原因的猜测，是因为对中国盗版的严重性没有亲身的感觉。我已经和盗版者周旋了七八年了，近三四年来越来越激烈，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这次《千禧日记》可以说我们是用生命的代价做的这一本书。因为怕土匪抢劫，我在那些最危险的时候总是把书稿背在身上，心想着什么都可以被抢，但是书稿不能被抢。但到国内一看，已经满地都是了，还是被抢了，而且盗版本上还印上了50万册的印数，这种牛气是向我、向出版社的示威，也是对法律的示威。

　　所以我现在知道，我再出任何书都摆脱不了被盗版，而且盗版的手段也越来越高了。所以，如果说江郎才尽的话，我觉得我在反盗版的问题上是“江郎才尽”了。

　　杨：那你决定停下来写作，就是在这次《千禧日记》被盗版之后吗？

　　余：不是，只能说《千禧日记》强化了这一点。

　　杨：你说以后想和法律界合作的事情让人很感兴趣，也出人意料，这和你以前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太多联系。

　　余：我的人生喜欢做阶段性的干脆了断。我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学术研究，出过150万字的学术著作。后来，我就放弃了做学术去做行政工作。我完全没有行政经验，以前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却突然要管一所大学，从零开始，应该说做得还不错，不过后来我还是了断了，开始了以文化考察为契机的文化随笔写作，在那以前从来没写过。这个阶段写了4本书，从中国大西北出发开始文化考察直到走完世界古文明的一条道路作为了结，起承转合正好，我觉得很圆满。所以，从我整个人生过程来看，这不是一个老在写文章的人的突然封笔。而是一个一次次了断自己生活过程的人非常自然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杨：你是天生喜欢冒险吗？

　　余：也不能这么说，我是希望多活几辈子的人生。假如我感到在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情，自己愿意做而且也有能力做的话，就希望能去尝试一下。

　　杨：是不是在做每一种转换的时候，都有一种激情在推动着你？

　　余：激情这个词并不准确。不过任何一件事，只要我决定做了，我对这件事情就具有了使命感。比如说，这次“千禧之旅”我坚持一定要自己走完，不坐飞机。而且这种使命感，这种艰苦，这种认真，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享受。

　　杨：当初听到你要封笔的消息，首先的感觉是你要像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那样归隐，但现在看起来这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余：我不太喜欢那种归隐的生命方式。不管怎样，生命还是要开创自己的新阶段。而且归隐要看相对于什么来谈。在中国，这个命题，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原来一直在做官，突然不做了，那可能是归隐；或者乱世，人家在打仗，你躲到山里去了，那也是归隐，而对我来说这两者都不是。

　　杨：以后会不会在形象上有所改变？上次你说有可能要拿掉眼镜，可能还会留个光头？

　　余：那是跟你开玩笑。我只是想以此来说明，我对自己的可行性的设计还是很多的，很有弹性。不过假如真要剃光头，我也觉得很好。

　　杨：那搁笔后会不会考虑经济上的问题？

　　余：我和马兰生活都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太大支出。另外马兰也还有收入，我也还有稿费。平常的日子肯定过得没问题。

　　杨：假如说因为你离开文化界时间太长了，人们真的把你忘记了，你能忍受那种寂寞吗？

　　余：其实我一直都很寂寞啊。

　　杨：但实际上你根本不寂寞！

　　余：不过我从来不看媒体上讲我的热闹，根本不知道媒体上怎么说我。我很少看报纸和电视，其实是处于一个对传媒不了解的状态。

　　杨：但其实你并不是对传媒不在意呀。

　　余：我不拒绝传媒，但对有关我自己的报道播出效果并不在意。他登不登，播不播我都不知道，红起来是另外一件事，但写作本身和传媒没有关系。

　　杨：从你开始写文化散文，名声逐渐到达一个高峰，但是随着这两年的一些批评，你本来相对完美的形象受到了损害，你不觉得可惜吗？

　　余：没有关系，因为那个高峰可能本来就是虚幻的，也许今天对我印象不好了，反而更真实，而且，追求名声可能就是某些人攻击我的一个虚幻的价值坐标。

　　杨：你的自传现在写到哪个阶段了？

　　余：暂时保密。不过我希望在这本自传里面，表现我和我身边的一群人，这一代中国人的各种经历，由他们的生命体验来了解中国这半个世纪的一个角落。

　　杨：自传写作的一个要害是真实问题，取舍事实的问题，你能不能做到完全坦荡地讲述自己的历史呢？

　　余：我觉得人完全没有必要打扮自己的道德形象，那样会很虚假。

　　杨：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很多地方会非常难受。

　　余：也会非常净化。人可以原谅别人，也可以原谅自己。

　　杨：“文革”这一段历史在自传中会不会占很多篇幅？

　　余：不会很多，因为假如写得多肯定表扬自己太多。“文革”实际上是我人生过程中显得很成熟，表现得十分像话的一个阶段。那时我身边有很多诱惑，很多灾难，我有避开灾难的方法，但我没有避，我有接受诱惑的可能，但我没有接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导我。

　　杨：自传里面会不会涉及到你和马兰的感情？

　　余：会有，但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因为我和马兰的结合过程十分平常，就像是《霜冷长河》里面的文字一样平实。我认为最好的感情是没有故事的，我们两个见面没有觉得是谁追求谁，就是觉得非常好，是最好的知心朋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走向婚姻，是那么的普通，那么的自然，那么没有故事(笑)。杨端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