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闫凤娇很美:戴维堤 再说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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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力 文革中，王力既然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也没有反总理，更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那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在文革初期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过程中，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
事实上，据王力自己说，他的错误比“揪军内一小撮”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认并深刻反省过，是他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写到这里，笔者饶舌几句。虽然连王力也认为自己总结的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但孤陋寡闻的笔者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什么大错误。不但如此，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泽东本人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按照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太累了一点，目的是怕人们忘了。但一点不讲，整天蒙头大睡，被人割掉了脑袋再打电话报警就晚了一点。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硬要说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恐怕是天外来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装糊涂。
笔者认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干坏事造成的，不能说“阶级斗争”四个字是“洪水猛兽”，正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了一样。王力为毛泽东总结这几句话我看不构成犯罪，虽然王力本人一个劲地对这个问题反复检讨。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7.20”事件不久，林彪为打击军内的老帅们和反对派，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在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央文革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社论，全国立即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伟大领袖发了火，赶紧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陈伯达把责任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把他们抛了出来。
中央文革小组一共那么几个人，领导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日理万机，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时候，却不停地从内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王力为什么被打倒？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但深层和幕后的原因却鲜为人知。
笔者认为，虽然王力、关锋（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当作替罪羊“端”出来的，但绝对是毛泽东作同意的。毛泽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稳定军界，丢卒保车。文革这盘棋中，毛泽东一直在玩丢卒保车。在中国，秀才们象卒子一样，很好找，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却不能轻易舍弃。毛泽东是用枪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对和他一块从枪林弹雨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帅、将军们怀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党们若不是想谋害他，他也会手下留情的。而对秀才们，就不一样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什么可惜的。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的治国之道。文革中的秀才们（上至陈伯达、康生、王力，下至大学里的红卫兵头头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政治，更没有“读懂”毛泽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替罪羊和阶下囚，最后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个原因是书生气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从1959年以后，思想比较左倾，这是事实，但他究竟是1939年入党的副部长级的老干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将”，多年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挥捧下转，毛泽东的话要听，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的话也要听。他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有毛泽东的东西，当然占多数，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文革前由于他有权直接请示毛泽东，所以常常同江青产生矛盾。这样时间长了，江青便对他有意见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说：“你这个王力，我不找你，你从来不找我！你的眼里只有主席，没有我江青。”当时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办，王力不识好歹，问道：“是主席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是主席说的，我们照办。”这就惹火了江青。
后来成立中央文革时，本来没有王力，1966年6月20日以后，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江青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为当时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乔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来。当时中央专案组由江青负责，是专门整刘、邓等老干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参加专案组的工作。这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事实上帮了王力的忙，王力没有参与整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王力最后免于起诉并差点被邓小平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当了几天办公室主任，发文件时，王力坚持按原来的中央常委名单发放，就是说照样发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及肖华、杨成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常委生活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点名要王力发言批评邓小平，王力一言未发，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刘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建议应把刘、邓分开。江青知道后，指着王力鼻子说：“你为什么总讲邓小平的好话？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967年8月，江青让戚本禹和八三四一部队在中南海里批斗刘、邓、陶夫妇。并动手打人。王力批评江青，说主席不同意面对面批斗刘、邓、陶，为什么不听主席的话？
“武汉事件”后，连谢富治都说：“想不到中央文革里还有你王力这样右的人。”
以上所述，说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势在必然。
王力说，他同陈伯达熟，关系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离，敬而远之。当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找替罪羊时，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还须大作广告，人们才会相信。
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当时就认为：王力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说，王力、关锋问题是我们搞出来的。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插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钉子，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了。
陈伯达（不知羞耻地）说，都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康生说，王力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国民党，是苏修特务。他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关锋，后将戚本禹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绩。
周总理也说，王、关、戚确实是刘、邓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派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了出来。
江青说，就算王力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注：！！！）
江青为了让毛泽东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对毛泽东说：“7.20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这话恶毒透顶，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听了老婆的话。
1967年8月31日，周总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扬成武、吴法宪等人参加。会上，主要是康生发言，给王力罗列了四大罪状：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二：“八.7”讲话反周总理；三：反对中央文革；四：刘、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江青最后宣布对王力“请假检讨”，散会后叫王力、关锋立即搬家到钓鱼台二号楼，从此失去自由。
有人在“大作”中写道，周恩来神色冷峻地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四个卫兵立即把王力、关锋逮捕，押出会议室…… ”这样写历史很吸引读者，不亚于武侠小说。
一个半月之后，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后，又让王力“搬家”。这次把王力交给了卫戍区，送到了西山一座别墅里关了起来。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囚车（未带手铐）送到了秦城监狱，一直被关到1982年1月18日。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房客”几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无权光顾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们的爪牙对秦城监狱的“房客”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过的“礼遇”，是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
王力回忆说，被关的头五年，不准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五年睡觉不准翻身，必须对着牢门的小孔，那里有一双眼睛24小时始终盯着你。床是两条凳子支着一块破木板，一条破被子，一条破褥子。白天不准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从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204小时用喇叭对着你放一种噪音。不给看病，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人产生幻觉。最可气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就这样反复广播，一天宣布数次要枪毙王力。当王力作好了准备要赴刑场时，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明天再说。第二天又说后天再说。（读者，你们相信中国有这种事吗？但这是事实。）显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脑破坏。他们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他们不利。所以采取这种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蛮手段对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令人发指的黑幕已经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年的六八一三号“犯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描述说，“监狱里夜里反而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顶层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用广播员的口气讲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有一个女子不停地唱歌，总是那几句歌词，昼夜不停地唱。常识告诉人们，她们不堪忍受这里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里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来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后，1972年2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长）的夫人来探监，回去后把秦城监狱不给水喝等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作废。”此后，秦城监狱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后来，到了1981年，监狱里才可以发纸和笔，王力便向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写信，揭发“四人帮”之流的问题，并写了大量宝贵的党内斗争史料，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议，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样的处境和条件下，仍“多管闲事”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停地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1982年12月，邓小平通过对王力长期、全面地审查后认为：王力（当然是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过问下，王力终于结束了15年的牢狱生活，离开了秦城监狱，恢复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据说，后来中央有人曾让王力探讨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
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写东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对文物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应当整年锁在黑暗中，应当交流、展览，大部分文物应当允许自由买卖……
王力忍辱负重，希望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后人，当然也想为自己开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终不放过他，始终把他当成“四人帮”之流。就连他拥护邓小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成了“讨好权贵”、“别有用心”、“阴谋东山再起”、“文革余孽的反扑”。笔者实难相信，说这种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懂不懂法律？有没有良心？如果他们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有情可原，遗憾的是他们中某些人不见得不是“文革余孽”。文革初他们也积极拥护毛泽东，奋起造反，喊“打倒刘少奇”不比别人少，抄家、斗“黑帮”、打“黑五类”的勾当没有少干。笔者并不认为王力文革中没有错误，也不认为王力是多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请问，如果30多年后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骂这个是“文革余孽”，那个是“文革余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余孽”们站出来说两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文革中造反派组织起码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50以上，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也不下几百、几千万人，难道都是“文革余孽”？如果是“文革余孽”，那么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当年主动写的“永不翻案”又怎样解释？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拿王力这样一个文弱的“秀才”出气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毛泽东的尸体换个地方，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从地球上消灭，那才是“英雄好汉”！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关照下，王力最后被免于起诉（王力从未被正式剥夺过公民权利，也从来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在陈云、王震、习仲勋等人的坚持下，王力最后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权衡利害，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救人没救到底。
关于王力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保护王力（差点重新启用）这件事，国内外许多人不知内情，甚至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修斗争主要是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康生具体领导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论战的主要笔杆子，应当说邓小平对王力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说王力是刘、邓的人也不算错。文革开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刘、邓派王力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而江青对王力是不欢迎、不信任的，所以作为中央文革成员，唯有王力一人没有参加整刘、邓的中央专案组。虽然王力文革初彻底“投靠”了毛泽东并有许多极左言论，但他对邓小平始终是同情和说好话的。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邓小平在他东山再起之后，不可能把王力当做坏人对待，那样太不够“哥们义气”，就是这么回事。
据王力说，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两天，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如果将来林彪身体不行了，中国的事情可能还要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从以后毛泽东三次重新启用邓小平--尽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终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看来，王力的话是可信的。
王力是个热心人，有时候甚至童心未泯，有点可笑。他在秦城监狱中和出狱后，经常忘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多管闲事”。有两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陈伯达被判十八年重刑关押之后，尚关在秦城监狱中的王力自身难保，却多管闲事。他想，尽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来”时，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批发者陈伯达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么说，陈伯达是他多年的领导和上级。王力刚参加革命时，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陈伯达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陈伯达视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现在老师遭了难，不管怎么说，应当给他说几句好话。于是王力在狱中向中央投书，说陈伯达活不了几年了，他还是干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的：例如，1964年12月的一天，陈伯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个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这如何得了呀！于是陈伯达偷偷地告诉彭真、陶铸二人，让他们劝少奇同志赶快向主席检讨，刘少奇照办了。结果毛泽东主席推迟了整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另外，陈伯达开始主持写“5。16”通知时，没有那些严重的话，是主席和康生后来加上去的；上海刚开始一月夺权时，陈伯达反对过，认为不应该夺权，而可以监督；还有，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主张今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结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认为，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又已经关了十年了，可否让他假释以度苍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笔者注：这话的意思大该是，给他一点小恩，他会因此而高兴、感激；惩罚过头，他会喊冤、发怒而抗议你滥施刑罚。）
可能中央考虑了王力的意见 ，陈伯达很快就假释了，中央并把他的儿子调来京照顾他，陈伯达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议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4年初，黎玉同志领导了开滦煤矿总同盟三万人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山东进行土地改革时，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党野心家”，撤消了一切党政领导职务，从中国革命的战场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时王力在山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当时整黎玉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崇拜”、“个人野心”。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两党代表开会或谈判时，对方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当然不能挂毛主席的像，只能挂出黎玉的像，这完全是处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并非黎玉同志有“个人野心”。中央领导同志赞同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30多年。如此一位老资格的、功勋卓著的、1926年的共产党人，山东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将为革命作多大的贡献呀！可惜，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哲学太厉害了。（注：看来，共产党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时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终于平反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谢中央，也感谢王力。他立即约王力一晤，定于第二天上午见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医院时，黎玉同志却因过渡兴奋在头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这就是王力，这就是被“四人帮”关押15年至今仍被世人咒骂的王力。
听说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满头银发、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谈及对文革中的错误定性问题，王力没有把中纪委的定案文件和相关证据拿给我们看，只说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享受局级生活待遇。他反复强调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关照的结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当时听后，不禁哑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书呆子气；二笑自己也是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同王力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这使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是戴松紧带的，许多人都可以戴。
“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我说，“你的错误不过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传声筒。就算错误，也是路线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你一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二没有反周总理，三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周恩来自己捅的娄子，拿你当替罪羊。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的责任吗？怎么最后还是开除你的党籍？”
王力说：“我也想不通。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很少开除党籍。张国涛是投靠了国民党才开除党籍的。王明的党籍毛主席一直为他保留着。所以文革中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是错误的，造成被动。无论如何，刘少奇的党籍应当运动最后处理，这是主席的失误。”
“当时是谁积极主张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问。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据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主席、林彪、总理也是看了这个报告才拍板的。”
“对!‘刘贼’这个词就是周总理讲话中第一次使用的。当时我们听了还大吃一惊呢？”
王力感慨的说：“刘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帮专案组逼供信的结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尝到滋味了。我一直认为，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务的口供和证明材料，不能轻信。他们一些人为了保自己，要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
王力谈了自己被打倒的经过，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不明白，今天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坏人，就抓起来投进监狱。看来“政治斗争残酷无情”，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5。16”问题，王力说他在秦城监狱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5。16黑后台”的罪名。我一听，又是哭笑不得。
“这就怪了！”我说：“全中国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可是我们去年去看望老同学的父亲肖华时，他也说被关押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提起过‘5。16’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要整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力说，“‘5。16’就是‘四人帮’凭空捏造出来整人的，‘莫须有’嘛！当时我们这些人早被打倒关起来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向我们头上扣。”
“可是抓‘5。16’是主席、林彪和总理发的指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同于‘犯走资派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走资派’，有伸缩余地，还有‘犯走资派错误’和‘死不改悔’一说。”
“主席晚年有许多失误，文革中就更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认识的。人老了，许多事情全靠汇报，偏听偏信的事就难免发生。像贺龙问题、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还有我的问题，主要是听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话。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很难更改。文革问题，要不是发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会认半点错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这个性格。”
“早知道中央内部是这个样子，当年打死我们也不当红卫兵造反派！”
“历史不能假设。斗争和灾难是宝贵财富。文革史无前例，不光对你们，对我们老家伙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的一生还是经历一些斗争和受一点磨炼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话”仍然脱口而出……
王力从1967年8月到1982年1月18日被货真价实地关押了近15年。最后来了个免于起诉。这15年算怎么回事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无期以上，死在了监狱里。而陈伯达、姚文元、黄、吴、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时间长。笔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关在秦城监狱15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关押、致死的老干部们还有个平反的追悼会，王力最后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喷门癌扩散转移病逝于北京某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除家属亲友外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人物。许多人对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挽联、诗词摆满了医院的地下室，可是，正当遗体告别的时候，有人突然拉掉了电闸，家属只好借来应急灯。这种与死人过不去的作法实属小人之举，令人愤慨。
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历史的事实应当恢复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令国内外反华反共小丑们和右派先生们讨厌的左倾分子。（注：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实“同志”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秦城监狱15年的关押远远超过了对他错误的惩罚。如果不算政治迫害，没有其它解释。
王力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主要起草者，中苏论战虽然早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至今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政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错。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决不是老百姓不必过问的小事。君不见资产阶级上台之日，罗马尼亚党中央总书记的胸膛上挨了几十发子弹；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看大门没人要；铁托的故乡南斯拉夫成了北约的耙场；中国的大使馆成了人家的炮弹坑。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祖坟”的人将大有人在，但绝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们，而只能是共产党内、外的叛徒、败类和贪官污吏们，还有吃“肯德基”、“麦当劳”和“日本料理”长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余孽”的家伙们。
如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也差点成了“反革命组织”。戈尔巴乔夫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早已得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苏联共产党后来绝对垮不了台。这话有没有道理且不论，但历史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肢解；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下了台，成了在野党甚至非法组织；许多老共产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逮捕、关押和判刑，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好处”！“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东、西方的战略平衡，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使中国暴露于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最前哨。作为中国人，我们面临的威胁和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证明，前苏联这步棋，是苏联共产党人自作自受。尽管反共的先生们认为共产党完蛋是大好事，但笔者不敢恭维这种论调，因为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早在1965年之前就看到了苏联这步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当然也为了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永远的统治地位，他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但目的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树敌太多，伤害了大量无辜。在他死后，被别人全盘否定。
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的俄罗斯《独立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灭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人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扼杀了民主；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故意要那样做？”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想取消苏联共产党，消灭共产主义。
不管历史怎样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将永远被钉在共产主义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怪的是，现在有一股嚣张的妖风邪气，谁要是说两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好话，立即被骂为“土老帽”、“极左派”或“文革余孽”，甚至被罗织罪名投进监狱。而“极左派”和“文革余孽”成了某些人骂人的口头禅。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过文革苦头的大人物们为了一时痛快，不顾后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妖风邪气，令人可悲。骂人谁都会，整天骂“文革余孽”的人中不能说没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美国佬与日本鬼子的杂交种和数典忘祖的中国人的败类。在当前国际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人云亦云装糊涂，更不能助纣为恶，视共产党的江山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儿戏。否则，伊拉克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极左的路线错误，但他一没整刘少奇，二没整邓小平，三没整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人，他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他不应该为“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错误负太多的责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临死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党中央仍然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中国文革中的悲剧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间”是王力临终前的遗愿。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可有可无；有的人死了，却仍然被话着的人怀念或议论，因为他对社会的功过影响着后人。王力的骨灰撒进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脚印却留在了人间。他的是非功过任凭后人们评说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经听不见了。
公元2002年，百万字的《王力反思录》在香港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了畅销书。大陆许多骂了王力多年的大小人物们看了该书后，了解了历史真相，改变了对王力的看法，纷纷向王力的家属表示友好地慰问。该书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成为“达官贵人”送礼的首选之物。王力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
笔者认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在文革初期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过程中，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
事实上，据王力自己说，他的错误比“揪军内一小撮”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认并深刻反省过，是他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写到这里，笔者饶舌几句。虽然连王力也认为自己总结的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但孤陋寡闻的笔者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什么大错误。不但如此，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泽东本人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按照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太累了一点，目的是怕人们忘了。但一点不讲，整天蒙头大睡，被人割掉了脑袋再打电话报警就晚了一点。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硬要说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恐怕是天外来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装糊涂。
笔者认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干坏事造成的，不能说“阶级斗争”四个字是“洪水猛兽”，正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了一样。王力为毛泽东总结这几句话我看不构成犯罪，虽然王力本人一个劲地对这个问题反复检讨。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7.20”事件不久，林彪为打击军内的老帅们和反对派，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在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央文革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社论，全国立即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伟大领袖发了火，赶紧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陈伯达把责任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把他们抛了出来。
中央文革小组一共那么几个人，领导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日理万机，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时候，却不停地从内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王力为什么被打倒？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但深层和幕后的原因却鲜为人知。
笔者认为，虽然王力、关锋（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当作替罪羊“端”出来的，但绝对是毛泽东作同意的。毛泽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稳定军界，丢卒保车。文革这盘棋中，毛泽东一直在玩丢卒保车。在中国，秀才们象卒子一样，很好找，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却不能轻易舍弃。毛泽东是用枪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对和他一块从枪林弹雨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帅、将军们怀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党们若不是想谋害他，他也会手下留情的。而对秀才们，就不一样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什么可惜的。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的治国之道。文革中的秀才们（上至陈伯达、康生、王力，下至大学里的红卫兵头头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政治，更没有“读懂”毛泽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替罪羊和阶下囚，最后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个原因是书生气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从1959年以后，思想比较左倾，这是事实，但他究竟是1939年入党的副部长级的老干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将”，多年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挥捧下转，毛泽东的话要听，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的话也要听。他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有毛泽东的东西，当然占多数，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文革前由于他有权直接请示毛泽东，所以常常同江青产生矛盾。这样时间长了，江青便对他有意见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说：“你这个王力，我不找你，你从来不找我！你的眼里只有主席，没有我江青。”当时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办，王力不识好歹，问道：“是主席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是主席说的，我们照办。”这就惹火了江青。
后来成立中央文革时，本来没有王力，1966年6月20日以后，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江青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为当时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乔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来。当时中央专案组由江青负责，是专门整刘、邓等老干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参加专案组的工作。这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事实上帮了王力的忙，王力没有参与整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王力最后免于起诉并差点被邓小平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当了几天办公室主任，发文件时，王力坚持按原来的中央常委名单发放，就是说照样发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及肖华、杨成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常委生活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点名要王力发言批评邓小平，王力一言未发，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刘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建议应把刘、邓分开。江青知道后，指着王力鼻子说：“你为什么总讲邓小平的好话？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967年8月，江青让戚本禹和八三四一部队在中南海里批斗刘、邓、陶夫妇。并动手打人。王力批评江青，说主席不同意面对面批斗刘、邓、陶，为什么不听主席的话？
“武汉事件”后，连谢富治都说：“想不到中央文革里还有你王力这样右的人。”
以上所述，说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势在必然。
王力说，他同陈伯达熟，关系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离，敬而远之。当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找替罪羊时，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还须大作广告，人们才会相信。
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当时就认为：王力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说，王力、关锋问题是我们搞出来的。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5。16”的黑后台。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插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钉子，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了。
陈伯达（不知羞耻地）说，都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康生说，王力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国民党，是苏修特务。他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关锋，后将戚本禹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绩。
周总理也说，王、关、戚确实是刘、邓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派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了出来。
江青说，就算王力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注：！！！）
江青为了让毛泽东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对毛泽东说：“7.20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这话恶毒透顶，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听了老婆的话。
1967年8月31日，周总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扬成武、吴法宪等人参加。会上，主要是康生发言，给王力罗列了四大罪状：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二：“八.7”讲话反周总理；三：反对中央文革；四：刘、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江青最后宣布对王力“请假检讨”，散会后叫王力、关锋立即搬家到钓鱼台二号楼，从此失去自由。
有人在“大作”中写道，周恩来神色冷峻地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四个卫兵立即把王力、关锋逮捕，押出会议室…… ”这样写历史很吸引读者，不亚于武侠小说。
一个半月之后，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后，又让王力“搬家”。这次把王力交给了卫戍区，送到了西山一座别墅里关了起来。1968年1月26日，王力被囚车（未带手铐）送到了秦城监狱，一直被关到1982年1月18日。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房客”几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无权光顾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们的爪牙对秦城监狱的“房客”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过的“礼遇”，是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
王力回忆说，被关的头五年，不准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五年睡觉不准翻身，必须对着牢门的小孔，那里有一双眼睛24小时始终盯着你。床是两条凳子支着一块破木板，一条破被子，一条破褥子。白天不准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从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204小时用喇叭对着你放一种噪音。不给看病，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人产生幻觉。最可气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就这样反复广播，一天宣布数次要枪毙王力。当王力作好了准备要赴刑场时，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明天再说。第二天又说后天再说。（读者，你们相信中国有这种事吗？但这是事实。）显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脑破坏。他们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他们不利。所以采取这种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蛮手段对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令人发指的黑幕已经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年的六八一三号“犯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描述说，“监狱里夜里反而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顶层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用广播员的口气讲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有一个女子不停地唱歌，总是那几句歌词，昼夜不停地唱。常识告诉人们，她们不堪忍受这里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里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来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后，1972年2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长）的夫人来探监，回去后把秦城监狱不给水喝等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作废。”此后，秦城监狱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后来，到了1981年，监狱里才可以发纸和笔，王力便向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写信，揭发“四人帮”之流的问题，并写了大量宝贵的党内斗争史料，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议，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样的处境和条件下，仍“多管闲事”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停地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1982年12月，邓小平通过对王力长期、全面地审查后认为：王力（当然是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过问下，王力终于结束了15年的牢狱生活，离开了秦城监狱，恢复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据说，后来中央有人曾让王力探讨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
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写东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对文物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应当整年锁在黑暗中，应当交流、展览，大部分文物应当允许自由买卖……
王力忍辱负重，希望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后人，当然也想为自己开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终不放过他，始终把他当成“四人帮”之流。就连他拥护邓小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成了“讨好权贵”、“别有用心”、“阴谋东山再起”、“文革余孽的反扑”。笔者实难相信，说这种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懂不懂法律？有没有良心？如果他们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有情可原，遗憾的是他们中某些人不见得不是“文革余孽”。文革初他们也积极拥护毛泽东，奋起造反，喊“打倒刘少奇”不比别人少，抄家、斗“黑帮”、打“黑五类”的勾当没有少干。笔者并不认为王力文革中没有错误，也不认为王力是多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请问，如果30多年后对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骂这个是“文革余孽”，那个是“文革余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余孽”们站出来说两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文革中造反派组织起码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50以上，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也不下几百、几千万人，难道都是“文革余孽”？如果是“文革余孽”，那么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当年主动写的“永不翻案”又怎样解释？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拿王力这样一个文弱的“秀才”出气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毛泽东的尸体换个地方，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从地球上消灭，那才是“英雄好汉”！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关照下，王力最后被免于起诉（王力从未被正式剥夺过公民权利，也从来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在陈云、王震、习仲勋等人的坚持下，王力最后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权衡利害，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救人没救到底。
关于王力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保护王力（差点重新启用）这件事，国内外许多人不知内情，甚至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修斗争主要是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康生具体领导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论战的主要笔杆子，应当说邓小平对王力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说王力是刘、邓的人也不算错。文革开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刘、邓派王力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而江青对王力是不欢迎、不信任的，所以作为中央文革成员，唯有王力一人没有参加整刘、邓的中央专案组。虽然王力文革初彻底“投靠”了毛泽东并有许多极左言论，但他对邓小平始终是同情和说好话的。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邓小平在他东山再起之后，不可能把王力当做坏人对待，那样太不够“哥们义气”，就是这么回事。
据王力说，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两天，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如果将来林彪身体不行了，中国的事情可能还要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从以后毛泽东三次重新启用邓小平--尽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终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看来，王力的话是可信的。
王力是个热心人，有时候甚至童心未泯，有点可笑。他在秦城监狱中和出狱后，经常忘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多管闲事”。有两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陈伯达被判十八年重刑关押之后，尚关在秦城监狱中的王力自身难保，却多管闲事。他想，尽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来”时，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批发者陈伯达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么说，陈伯达是他多年的领导和上级。王力刚参加革命时，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陈伯达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陈伯达视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现在老师遭了难，不管怎么说，应当给他说几句好话。于是王力在狱中向中央投书，说陈伯达活不了几年了，他还是干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的：例如，1964年12月的一天，陈伯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个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这如何得了呀！于是陈伯达偷偷地告诉彭真、陶铸二人，让他们劝少奇同志赶快向主席检讨，刘少奇照办了。结果毛泽东主席推迟了整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另外，陈伯达开始主持写“5。16”通知时，没有那些严重的话，是主席和康生后来加上去的；上海刚开始一月夺权时，陈伯达反对过，认为不应该夺权，而可以监督；还有，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主张今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结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认为，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又已经关了十年了，可否让他假释以度苍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笔者注：这话的意思大该是，给他一点小恩，他会因此而高兴、感激；惩罚过头，他会喊冤、发怒而抗议你滥施刑罚。）
可能中央考虑了王力的意见 ，陈伯达很快就假释了，中央并把他的儿子调来京照顾他，陈伯达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议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4年初，黎玉同志领导了开滦煤矿总同盟三万人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年山东进行土地改革时，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党野心家”，撤消了一切党政领导职务，从中国革命的战场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时王力在山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当时整黎玉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崇拜”、“个人野心”。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两党代表开会或谈判时，对方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当然不能挂毛主席的像，只能挂出黎玉的像，这完全是处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并非黎玉同志有“个人野心”。中央领导同志赞同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30多年。如此一位老资格的、功勋卓著的、1926年的共产党人，山东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将为革命作多大的贡献呀！可惜，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哲学太厉害了。（注：看来，共产党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时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终于平反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谢中央，也感谢王力。他立即约王力一晤，定于第二天上午见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医院时，黎玉同志却因过渡兴奋在头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这就是王力，这就是被“四人帮”关押15年至今仍被世人咒骂的王力。
听说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满头银发、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谈及对文革中的错误定性问题，王力没有把中纪委的定案文件和相关证据拿给我们看，只说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享受局级生活待遇。他反复强调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关照的结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当时听后，不禁哑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书呆子气；二笑自己也是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同王力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这使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是戴松紧带的，许多人都可以戴。
“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我说，“你的错误不过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传声筒。就算错误，也是路线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你一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二没有反周总理，三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周恩来自己捅的娄子，拿你当替罪羊。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的责任吗？怎么最后还是开除你的党籍？”
王力说：“我也想不通。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很少开除党籍。张国涛是投靠了国民党才开除党籍的。王明的党籍毛主席一直为他保留着。所以文革中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是错误的，造成被动。无论如何，刘少奇的党籍应当运动最后处理，这是主席的失误。”
“当时是谁积极主张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问。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据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主席、林彪、总理也是看了这个报告才拍板的。”
“对!‘刘贼’这个词就是周总理讲话中第一次使用的。当时我们听了还大吃一惊呢？”
王力感慨的说：“刘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帮专案组逼供信的结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尝到滋味了。我一直认为，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务的口供和证明材料，不能轻信。他们一些人为了保自己，要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
王力谈了自己被打倒的经过，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不明白，今天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坏人，就抓起来投进监狱。看来“政治斗争残酷无情”，这话一点没错。
关于“5。16”问题，王力说他在秦城监狱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5。16黑后台”的罪名。我一听，又是哭笑不得。
“这就怪了！”我说：“全中国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可是我们去年去看望老同学的父亲肖华时，他也说被关押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提起过‘5。16’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要整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力说，“‘5。16’就是‘四人帮’凭空捏造出来整人的，‘莫须有’嘛！当时我们这些人早被打倒关起来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向我们头上扣。”
“可是抓‘5。16’是主席、林彪和总理发的指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同于‘犯走资派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走资派’，有伸缩余地，还有‘犯走资派错误’和‘死不改悔’一说。”
“主席晚年有许多失误，文革中就更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认识的。人老了，许多事情全靠汇报，偏听偏信的事就难免发生。像贺龙问题、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还有我的问题，主要是听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话。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很难更改。文革问题，要不是发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会认半点错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这个性格。”
“早知道中央内部是这个样子，当年打死我们也不当红卫兵造反派！”
“历史不能假设。斗争和灾难是宝贵财富。文革史无前例，不光对你们，对我们老家伙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的一生还是经历一些斗争和受一点磨炼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话”仍然脱口而出……
王力从1967年8月到1982年1月18日被货真价实地关押了近15年。最后来了个免于起诉。这15年算怎么回事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无期以上，死在了监狱里。而陈伯达、姚文元、黄、吴、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时间长。笔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关在秦城监狱15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关押、致死的老干部们还有个平反的追悼会，王力最后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喷门癌扩散转移病逝于北京某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除家属亲友外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人物。许多人对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挽联、诗词摆满了医院的地下室，可是，正当遗体告别的时候，有人突然拉掉了电闸，家属只好借来应急灯。这种与死人过不去的作法实属小人之举，令人愤慨。
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历史的事实应当恢复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令国内外反华反共小丑们和右派先生们讨厌的左倾分子。（注：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实“同志”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秦城监狱15年的关押远远超过了对他错误的惩罚。如果不算政治迫害，没有其它解释。
王力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主要起草者，中苏论战虽然早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至今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政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错。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决不是老百姓不必过问的小事。君不见资产阶级上台之日，罗马尼亚党中央总书记的胸膛上挨了几十发子弹；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看大门没人要；铁托的故乡南斯拉夫成了北约的耙场；中国的大使馆成了人家的炮弹坑。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祖坟”的人将大有人在，但绝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们，而只能是共产党内、外的叛徒、败类和贪官污吏们，还有吃“肯德基”、“麦当劳”和“日本料理”长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余孽”的家伙们。
如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也差点成了“反革命组织”。戈尔巴乔夫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早已得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苏联共产党后来绝对垮不了台。这话有没有道理且不论，但历史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肢解；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下了台，成了在野党甚至非法组织；许多老共产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逮捕、关押和判刑，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好处”！“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东、西方的战略平衡，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使中国暴露于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最前哨。作为中国人，我们面临的威胁和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证明，前苏联这步棋，是苏联共产党人自作自受。尽管反共的先生们认为共产党完蛋是大好事，但笔者不敢恭维这种论调，因为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早在1965年之前就看到了苏联这步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当然也为了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永远的统治地位，他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但目的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树敌太多，伤害了大量无辜。在他死后，被别人全盘否定。
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的俄罗斯《独立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灭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人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扼杀了民主；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故意要那样做？”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想取消苏联共产党，消灭共产主义。
不管历史怎样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将永远被钉在共产主义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怪的是，现在有一股嚣张的妖风邪气，谁要是说两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好话，立即被骂为“土老帽”、“极左派”或“文革余孽”，甚至被罗织罪名投进监狱。而“极左派”和“文革余孽”成了某些人骂人的口头禅。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过文革苦头的大人物们为了一时痛快，不顾后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妖风邪气，令人可悲。骂人谁都会，整天骂“文革余孽”的人中不能说没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美国佬与日本鬼子的杂交种和数典忘祖的中国人的败类。在当前国际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人云亦云装糊涂，更不能助纣为恶，视共产党的江山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儿戏。否则，伊拉克的今天就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极左的路线错误，但他一没整刘少奇，二没整邓小平，三没整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人，他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他不应该为“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错误负太多的责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临死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党中央仍然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中国文革中的悲剧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间”是王力临终前的遗愿。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可有可无；有的人死了，却仍然被话着的人怀念或议论，因为他对社会的功过影响着后人。王力的骨灰撒进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脚印却留在了人间。他的是非功过任凭后人们评说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经听不见了。
公元2002年，百万字的《王力反思录》在香港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了畅销书。大陆许多骂了王力多年的大小人物们看了该书后，了解了历史真相，改变了对王力的看法，纷纷向王力的家属表示友好地慰问。该书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成为“达官贵人”送礼的首选之物。王力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