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到手: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文革研究”的几个问题
　　　　　　　　　　　　　　　　陈小雅
　　今年，是“十年文革”结束的二十周年。如果从中华民族丧失的现代化发展机会，及其滞后效应来说，“十年”应该说不是一个很短的历史；但如果从对一段无比复杂的历史作出盖棺论定的总述，二十年无疑又是一个太短的时间。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学术界应该重视对文革的研究。
一．宏观研究需要“更上一层楼”
　　作为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并对社会历史和人们的心理留下长远而深刻影响的一段历史，人们对于文革的研究，实际上从文革末期就已经开始。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它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但时至今日，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仅就国内而言，在史料和叙述性研究方面，已出现较为客观和系统的作品。在文革的定性研究方面，有比较明确结论、又为大众所知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１）误会论：即认为文革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不适当的时候、用不适当的方法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１〕　　２）意识形态或路线斗争说：即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继续，或者说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　　３）权力斗争说：即认为文革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２〕　　４）“人民文革”说：即认为有两个文革，一是毛泽东出于自己的目的所发动的文革，另一个是老百姓为自己的目的所参与的文革。两者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　　　　“误会论”的特点在于：它是从批判与总结前人经验的需要出发，给予文革的一种政治性判断。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种科学研究结论。它的不科学性在于以事物的结局统论前因；不能说明事物的主要动力机制（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参与者的动因）；没有分别说明文革的历史必然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人为偶然因素诸方面的关系。这种用“一‘错’以蔽之”的方法，它可以作为特定时期的、需要“相对模糊”的政治结论，但离科学的判定则有较大的距离。它的最大不利处，是虽然笼统地号召“要彻底否定文革”，却不能帮助人们从具体的事物中分辨：哪些是可能导致文革的因素，哪些事物在形式上“反文革”，在实际上却是文革逻辑的继续。　　作为“误会论”的对立解释，“意识形态”或“路线斗争”说主要是文革发动者及文革中大多数群众持有的观点。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它的历史危害性的日益暴露，参加者大部分已改变了看法，站到了它的对立面。在这一摆动中，最极端者甚至根本否定文革前的党内有“两条路线”，认为那时也不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但是，随着当代历史研究的逐步展开，尤其是党内元老各种回忆录的不断问世，以及与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思路相仿研究的深入，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看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４〕此说的特点，是能够在宏观历史的层次上把握事物。但迄今为止，它仍不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原因在于它不能正确地定义对立的双方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性质，并估价其意义。因而，据此难于做出价值的判断。　　“权力斗争说”受西方政治评论影响，盛行于８０年代中期。持此观点的论述，把从批判《海瑞罢官》、“炮打司令部”到“砸烂各级党委”，再到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全部解释为彻底铲除刘少奇的权力基础的需要。这种说法注重了文革在政治操作层面的特点，但没有说明“权力斗争”的性质，忽略了作为文革动员手段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实在性；同时因为过于强调领袖个人动机对历史的作用，看不见“历史对领袖的支配”这一重大的事实，既不为严肃的科学研究所重视，也不为广大的文革参加者所愿闻。　　“人民文革说”就产生年代说，与“全面否定文革”几乎同时。它主要流行于积极参加过文革、又在文革中受害并未承担文革“历史罪责”的一批人中间，近年来在海外有所伸展。它的最大特点，是把历来被看作是“被动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动机，放到了一个相当醒目的位置。此说的优点在于扩大了历史研究的眼界——看见了一场大的群众运动有多个“动力源”和多个“主体”，有助于揭示客观历史的复杂结构，用互动的观点看待有多个主体参加的一场运动的结果；无论在研究的深度推进方面，抑或是总结教训的层次上，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仅就事论事地看，这类研究仍存在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往往忽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动机受潮流支配的现象，过于夸大“个人动机”的自主性。因此，它虽然避免了“权力斗争”说“只见领袖不见人民”的倾向，但是同样具有其“见人不见物（事物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的“自发展”规律）”的缺憾。少数人更有“见今人不见古人”的倾向。〔３〕　　以上各种观点，如果分开来看，都难免不够全面，并互相排斥。但凭心而论，它们又均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其情形正所谓“盲人摸象，各持一端”。如果分开来看，说“这就是大象”，显然不能公允。但如果把它们“组装”起来，作一种综合的考察，便可能得出比较全面的、公允的结论。　　通过１９９０年以来对文革本身的研究，以及近期对“文革研究”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前人所作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文革研究已来到一个新的台阶面前。踏上这个新台阶需要“新的综合”。这个综合就是结束“盲人摸象，各持一端”的思想方法，寻找一个能够自我周延、把各种角度的研究与各种层次的问题“整合”到一起的认识“模式”。　　为促进讨论，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先提出一个假设模式以就教于有识者：　　文化革命，是中国转出传统社会、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由于权力集团内部路线与目标分歧，由最高领导人（在欲建立的目标模式缺如的情况下）亲自发动，运用全社会力量，在意识形态名义下进行的一场对当时实际操作权力体系的领导人、以及通行体制的政治斗争。
二．用“矛盾文革”代替“荒诞文革”
　　自文革结束以来，由于人们对它所造成的后果的深恶痛绝，大家在评判它时感情色彩多于科学成分，要么厌倦避谈，要么全盘否定，总之是一个“荒诞”了之。在一些人眼中，文革不过是一大堆领袖人物尔虞我诈，群氓百姓你争他夺，个人恩怨纠缠图报，人性隐灭兽性横行，人人自相矛盾、自打耳光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闹剧！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荒诞”的怪事出现呢？难道只是因为上帝下错了一着棋，打翻了棋盘，于是人人的思维行动都错了位？只要我们不满足于躲在“上帝的阴影”里，不想逃避历史的责任，事情必有一个和我们众人相关的“来头”。于是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由青年的“学雷锋——学毛著”运动会走向“破四旧运动”，并导致“天安门８次检阅红卫兵”？为什么批判一条“刘少奇路线”会带来工、农、兵、学、商全面分裂？为什么一个党在“二线”的领导人的几句话，会造成各级政权几乎在一夜之间瘫痪？通过研究，我们必然会摈弃“荒诞文革”说，并代之以“矛盾文革”说。　　以近年来文革研究中对于红卫兵运动的解释为例，一些学者受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启发，注意到运动与同时期发生的“法国红卫兵运动”以及西方大学经常发生的“校园骚动”的类似之处。于是从青年学生的“青春期”特点方面立论，开掘文革的形成原因。这一研究，开阔了人们的思路，改变了传统历史研究只重政治、经济因素，而忽视“人”本身的问题的弊病。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在这种所谓“青春期骚动”背后，还有笼罩其上的更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我们知道，所谓“青春期骚动”，是人在青少年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人生阶段。它是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都正在告别“被哺养”阶段，确立独立人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一种征兆。在这段时期内，青少年时常以超出社会常规的反秩序、反权威、反道德和反伦理的隐性或显性的行为，以示“反叛”。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容易染上吸毒的恶习、交坏朋友，甚至过失杀人。但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一般都有明确的意识：“我知道不对，但我就是要这样做。”这个阶段有明显的年龄标志，它仅仅存在于人生的一个时期，并仅仅是社会上少数人的行为现象。这和文革中的全社会认同“造反有理”，以侮辱人、打死人为“光荣”，并争着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的“革命”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说，前者只能使人想到“孩子突然变得乖戾”的话，后者却使人想到中世纪的“火刑柱”。　　通过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文革中的工人、干部的造反举动，与同期发生在法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现代社会世界各国都经常发生的“校园骚动”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国别的差异性”显然大于“年龄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文革期间处在“青春骚动期”的红卫兵的行为与年龄要大得多的工人和干部的行为之间的差异，远远小于年龄相同但国别不同的其他国家的“校园骚动”。另外，我们如果把文革中的红卫兵、工人和干部的造反行动，与西欧中世纪和近现代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动荡与宗教骚乱进行比较，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它们在“克利斯玛”（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号召力大于法理型权威方面；在“意识形态宗教化”，以及人们为之献身的狂热方面，以及“反物质主义”倾向方面，都有着质的雷同和规模上的可比性。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６０年代中期，之所以会发生人类历史上规模罕见、影响至深至烈的、无与伦比的大动乱，除人们日常所见的易变的、表层的活动以及外在结构以外，还有所谓历史的“恒在性力量”与“隐性结构”在暗中主宰。〔５〕换句话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控于它的发动者或参加者，而是受控于“社会历史规律”。如果我们注意到１９６７年以后政治斗争的许多回合，并不是按照它的发动者的设计而出现的，而领袖本人不得不疲于各种“遭遇战”之间的奔命，就更容易确认：文革的发动者虽然利用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并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运动一旦发动，便具有了“自我生长”的能力，不到其上紧的“发条”全部走完，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这个客观世界不可抗逆的“大法轮”中，它的“玩火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被它牵着鼻子走，直到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造成文革的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它并不依个人的兴趣与性格为转移。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说，它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与它的“现代化理想”的一次“不可避免的冲撞”。
三．“两条路线斗争”应有新解释
　　如果说文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这并不是说，他的发动者就可以逃避历史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必然要谈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我们不满意“权力斗争”说，那么，“两条路线斗争”说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事实上，文革中的“两条路线”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在执政前大多数时间里忙于应付战争事物、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党，对于建国的理论准备是很不充分的。虽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总结“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已著有《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想，但它只能是一个没有具体面对执政压力，更没有将“与国际帝国主义竞争”问题列入议程的模糊理想。而当上述问题逐步临近，执政变为现实，一切都需要具体化时，这种模糊理想显然就不够用了。于是，“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了它最现实的抉择。　　所谓“俄国人的路”，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苏维埃＋电气化）。它意图通过“国家所有”的方式，防止社会增长的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通过“高度计划”集中调配社会与自然资源，以求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但是，这条道路的实践证明：国家所有虽然可以防止财富向私人集中，但却在另一方面遏制了生产力，高度计划虽然可以集中资源但也容易带来行政的“僵硬性”；国家所有与高度计划相结合，如果没有人的“高度觉悟”作后盾，必然导致“官僚体制”的出现。　　当苏维埃建国４５周年到来之际，苏联体制的这一弊病已经无法掩盖。而这时的中国，正以全速向苏联模式靠拢。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当时面临着“反贫困”和“反官僚化”两大任务的包围，有没有一种“奇特的战术”能够突围呢？至少在整个５０年代，毛泽东都在研究这场新的战争。当刘少奇领导的“经济体制现代化”战争，顺利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和管理机制“科层化”、“专业化”，一步步向更高的“公有制”和现代化进军的时候；毛泽东则通过“三反、五反”、“整风”探讨着“反官僚化”的战略（最终凝聚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武器），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尝试“反贫困”的突围（总结为“三面红旗”），并写下了《论十大关系》，企图在理论上修正“俄国人的路”。　　苏式体制，“大限”未到，而６０年代前半期的历史却证明：毛泽东的“突围”，遭到了历史性的惨败。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苏式官僚计划体制培育了它的基本群众，毛式中国现代化理想更有它的社会基础。于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步深入，中国社会不能不全面分裂为两大派。在这个两条路线统括下的两大派斗争中，人们为要争取个人在这些“现代化”模式中的地位及合法性，均采取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致对方以死命的武器，即宣布对手为“资产阶级”。
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
　　通过对文革发生的社会结构、动力机制及历史根据的研究，我们得以知道：“否定文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彻底地否定文革，就要改变文革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改造其动力机制，消除文革矛盾的历史根源。这决不是喊几句“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禁止“四大”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它有赖于包括法制建设、精神文明、政治科学化等现代社会因素的发育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确立一个符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规律的“现代化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　　如前所述，文革的发动者，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现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名词，找到了“上、管、改”的道路，并树立了几个“样板戏”。但直至整个运动终结，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代替文革前（苏式官僚计划体制）的“目标模式”。而社会需要稳定，人民要生产生活，于是７０年代以后的运动，从主流上看，呈现出“一波高于一波”的旧体制、旧方法、旧人物回潮（朝）的现象。或许毛泽东也看到：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阶级斗争”方式并不能解决“体制”的问题，它只能作为一种清洁剂，“过七八年又来一次”〔６〕，执行“大扫除”的功能。　　“革命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文革后执政党的第一个接班人——在意识形态上不能超越前代领袖围困的华国锋，本能地沿着回归的路线朝“５０年代”走。是邓小平打断了这一回归的路线，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发动了一场实际上是针对苏联的“中越自卫反击战”，并亲自推进了从毛泽东已经开始的对西方关系的“解冻”。他选择的“改革开放”路线，出奇制胜地突破了“贫困”的包围，中止了“官僚化”的前途。它在最终超越“俄国人的路”的同时，也将从根本上消除文革重演的基础。
【注　释】
〔１〕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版。
〔２〕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版。
〔３〕见郑义《历史的一部分》。
〔４〕见廖盖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序》，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３月版。
〔５〕参见拙作《谁应该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载《东方》１９９５年第三期，第２４页
〔６〕关于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给江青的这封信，笔者怀疑“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这一句，为后来所加，时间可能在７３—７４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