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ster案例:从叶剑英的崛起看其对毛泽东的3种态度

从叶剑英的崛起看其对毛泽东的3种态度         叶剑英的崛起有其必然性。「文革」是毛一生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选人用人特别慎重。时至1966年，彭德怀已倒，贺龙将倒，罗荣桓逝世，朱德年高，刘伯承养病，陈毅转业，要在林彪之下再设一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只有叶剑英与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从历史渊源看，同为一方面军出身的叶、聂的可能性要大於原四方面军总指挥挥徐向前，尽管由於四方面军系统的高级将领甚多，徐的象徵性地位必须充分考虑。叶、聂之间，聂的地位长期高於叶，在1959年的军委领导人中，聂是排在林彪、贺龙之后第三副主席，叶只是常委。但叶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在长徵中的向毛泽东报信。二是叶长期没有直接指挥军队，没有「山头」的嫌疑。这一点很重要，1967年武汉「七二O 」事件后，徐向前被认为是陈再道「黑后台」；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聂荣臻被认为是杨、傅的「黑后台」，只有对叶剑英，毛泽东基本上可以省却敲山震虎的麻烦。三是叶不是「文革」前军委的主要领导，与刘少奇等人较少工作合作。毛对聂评价不差，1967年夏说他是「厚道人」，但厚道人并不一定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需要的。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他提议增加的人员中有叶剑英和徐向前，却明确把陈云、朱德、聂荣臻排除在外。此后聂一直排在徐向前的后面。现在还不清楚毛何以对聂不满，但聂既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而发动「文革」又需要一次大换班，那么以叶代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政治生活中也有其「后发优势」。五年后林彪垮台，幸存的各位元帅的状况与1966年一样，叶再度主持军委既顺乎时势也合乎人情。1975年，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常委。
    
    刘少奇有党的基础，林彪有军队的实力，所以威严无比的毛泽东也必须拥有自己的支持者。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历史经验相当重要。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毛叶关系的真正起点就在此一「电报」，但其真相还不能说是很清楚的。1982年，徐向前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人的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於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於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甚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当年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叶对此信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徐既是1935年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又与叶持同样立场，他的质疑是不能不认真回应的。范硕在1995年出版的《叶剑英传》中，引用多位领导人的讲话以肯定有这样一份电报，其中之一是徐向前1977年送给叶的贺诗「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已定」。但表彰叶的「大事不糊涂」并不意味着认可有「电报」一事。在后来纪念叶的文章中，徐就完全不提出长征往事。《叶剑英传》没有正面回答徐向前的问题，七年之后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新的说法。
    
    「大事不糊涂」并不代表事事都满意。终「文革」十年，「刘亭长」对「吕端」的态度是基本信用也略有防范。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在「意识到军队中潜在的危险」后，「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领导干部，一再声明不能沖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造反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晚，叶向毛汇报白天的争论，毛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2月16日，「三老四帅」又一次重拳出击。接着谭震林说蒯大富是反革命的话头，陈毅，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对「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在场的周恩来可以缓冲地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但毛泽东可以容许老同志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决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相对而言，叶在「逆流」中的表现较能为毛所容忍，江青当时就发现：「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到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批准的张春桥起草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没有被点名。叶还於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也留有余地，他要江青去看望陈毅；204月30日晚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允许他们於「五一」上天安门城楼。在次年召开的以批判「二月逆流」为中心议题之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也说得比较温和：「他们有意见嘛，不同嘛，他要说嘛，就是要谈一谈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当然，这既不是真心话，也不是给浓烈的批判气氛降温，而是毛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策略。三年之后的1971年11月4日，毛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鉴於叶已回到军委领导岗位的现状，再一次重覆：「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用语雷同意在表明：我从来就是保护老同志的，68年我就是这么说的嘛！
    
    「文革」中军委三次改组，叶是得大於失：两次重用奠定了他作为军方领袖的地位，而两次「靠边」都没有使他失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使叶可以在改变历史的1976年发挥作用。正因此，「吕端」对「刘亭长」表现出来的态度首先是敬。1974年，当张爱萍提出「文化大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时，叶却说：这也许不是毛主席的本意。「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当人们提起毛泽东的名字，讲述毛泽东的往事，他每每老泪纵横，激动不已。」其次是畏。1976年，当王震提出「把他们弄起来」时，叶做了一个手势：先伸出左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意思是说一切要等毛逝世以后再说。严厉的党文化氛围使任何高级干部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王震也只有在毛泽东病重时才敢出此大言。终毛时代，叶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来不敢与毛有丝毫的对立，而且不断以「唯心的话」和「唯心的事」来表达自己的忠诚。第三是怨，从50年代的「刘亭长」的隐喻开始，叶对毛就有很深的怨气。1967年夏，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对叶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啊？叶叹了口气说：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26「文革」结束后，叶对毛也有相当批评。其中最有意义、也最被忽视的，是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尽管叶的「民主」主要还限於领导要听取意见、接受批评等作风、方法的范围，但把社会主义与民主联系起来，在当时毕竟是「思想解放」之论，其中当然包含了叶对毛泽东专横作风的反思。「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充分发扬的党内民主和在会外体现的社会上的民主并列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后来在发下的定稿中删去了，但这几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甚么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不论是《选编》还是《汇编》都没有收入叶剑英这篇讲话。」27与许多老干部一样，敬畏与疏离是叶对毛的基本态度。
    
    没有毛的信任，叶不可能成为军队的主要领导，没有后来成就大事的资本和力量。但如果完全听信毛的一切，叶就不可能参与结束毛亲自发动的「文革」的思想，没有成就大事的动力和理想。「吕端」与「刘亭长」有分有合，毛之所以两度让叶靠边，就是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在这一分歧的背后，是军方将领在「文革」中的複杂关系和自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