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斗之王微软更新补丁:“记者公害论”是“文革意识” - 肖鹰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记者公害论”是“文革意识” 

默认分类 2010-11-30 14:13:00 阅读76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记者公害论”与“文革”遗害

肖　鹰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用媒体人士的话说，是与媒体“相与而生”的文化名人了。孔庆东在媒体上的表现，以北大学者（新近升为教授）身份，一方面惯于以“中国人民”的代言自居，另一方面又长于以媒体上的大话雷人，这两方面，都是媒体娱乐求之不得的“专家才艺”。这次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先生的“双起记者论”，不仅抛出“记者国家公害论”，而且还“煽动”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就以代言人身份把大话擂到山那边去了。

这样的大话公开出口，就是在每年4月1日玩愚乐，也是要担风险的。但是，孔教授就是说出来了，而且是在网络视频采访中正二八经地说出的。这就是演戏，也是演得太过认真了，显然是过于入戏，假戏真作，把戏演砸了。

现在媒体针对孔教授“公害论”的文章，都是异口同声讨伐孔教授的，既有指责他无法律常识、缺少社会理性，也有指责他揣着明白装糊涂、投靠权势搞表演，甚至也有从文革的暴力专政和权力崇拜影响来分析他的极端表现。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教授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

文革给予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论者在批评孔教授对文革的辩护和对朝鲜的推崇时，也多少联系到了这两点。而这次孔教授说“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鼓动王立军局长“要用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确是难免让人联想到文革培养的“狼性”和“奴性”的延时发作的。

然而，我认为，文革遗害的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当年红卫兵不仅对“黑五类”，而且可以对“走资派”操作生杀大权，就是这些人不是“革命一类”。正是在“以类分人”的精神根基上，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长盛不衰。

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其文明性不仅表现在从人类整体上肯定人之作为人的天赋权利，而且表现在尊重个性、尊重独立，并且以个性和独立的原则看待他人。反之，则是对现代文明的危害。德国法西斯在20世纪欧洲发生，根本的文化原因就是“以类待人”，他们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集体屠杀，就是“人的分类哲学”的逻辑结果。在文革时代，中国同胞的自相残害，也是以“人的分类哲学”为前提的。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警察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如此立论是一个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而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是明目张胆将记者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孔庆东如是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一个在职大学教授还在今天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难除了！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就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在这样的原则和眼光下，我们就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差，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文革的“以类分人”的遗毒才真正得到根除了，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