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 cfo cto coo:由祭孔想到的:哲学的浪漫与政治的审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02:42:30

 

         9月28日,是先贤孔子诞辰2561周年纪念日,首都北京举行了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虽然祭孔大典已于先前数年在全国各地举行,但此次在中国地缘政治中心的祭孔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它标志着官方对儒学进一步、更为空开的肯认。在多元文化为表象,实则潜藏着文明冲突、文化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向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回归,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释放了我们不仅追求国家富强,更期盼文明复兴的积极信号。因此,也有理由相信,祭孔大典的象征意义绝不会仅仅止于“尊师重教”,弘扬传统文化,其更远大的抱负当是复兴儒学,并藉此为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图景开放出另一种想象空间。这样的工作虽然已在学界兴起数十年,但学术与政治的可能联姻,在令人期待之余,亦不免有一丝忧虑。

  我们今天已习焉不察的一套现代性话语,其实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古典传统的背离。在传统观念中,人是一种双重性的动物,既涉及公共利益也涉及个人私利,要使政治有效运转,必须克服自身的自私倾向,克制个人的私欲,才能成为高尚之士。在此,德性、节制、责任,都先于权利。而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任何时候都不会自然地趋向于群体公益,传统的方式既严苛又无效用,且与人性相悖。于是他们展开了调动个人利益为公益服务的试验,把人类天性中的自由置于自我克制的德性之前。尊重他人的权利,自己也会被尊重!这一切在上帝和圣贤看来确实无法令人振奋,但是对于贫困、羸弱、受压抑的人类大多数来说,这却是获得拯救的保证,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就是这种建立在地上的起点虽低但根基牢固的制度(built on low but solid ground)。 这便是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论说的转向,它以现实的姿态而非理想的情操观察人类的生活,它将源于“非功利精神之功利源泉”的权利置于德性、节制、责任之前,它抛开了对基本善恶、对错、是非的坚持与区分而预设了“尚同”与多元主义前提下的人类和解,它也因而从一种静观反思的哲学转变为一种政治实践性的论说。至此,上帝已死!哲学将亡! 因为,哲学终究是浪漫的,其浪漫之处在于骨子里无法抑制的道德理想,和将之付诸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冲动。于是,经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相继祖述建构起来的启蒙理想,在其完成之日,即受到了来自卢梭的挑战;而由其开启的政治浪漫主义传统,经由康德、黑格尔的阐发,其血脉一直延续至今。当代的新康德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皆从中获得启发,试图为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想提供补救。

  自由主义现代性理想的根本危机即在于“权利优先于善”的逻辑在保证了个人生活优先性和正当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观价值领域的虚无主义;日益技术化和形式化的理性制度建构在驱赶着道德驻守空间的同时,也助长了个人合理但非善的欲求;而摆脱了政教合一,在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国家越来越无力应对由此导致的现代人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冷漠。于是,越来越多的智识之士回到自己文明的源头,在那已被科学和理性推倒的断壁残垣中,聆听古圣先贤的教诲。于是,儒学在这个时代又找到了它的知音。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国版的政治浪漫主义。只是,哲学的浪漫是可爱的,政治的浪漫却不友善。对此,无论是前苏联的制度实践(国家层面),还是法国革命的多数暴政(民众层面),亦或者是为纳粹鼓与呼的海德格尔、施米特(哲学家个人层面),皆是前车之鉴。而儒学的困境在于:如若离开了政治的辅助,仅仅驻守于心性之地,在哲学与政治之间,虽可保有“和则两伤,离则两美”的清誉,但又难免不沦为学者掌中的玩物,而无法共鸣于社会大众,进而也无力抵御现代性的功利洪流;但儒学如若离开心性之地,涉身政治,虽可期于“和则两美,离则两伤”的美景,但又难免不差枪走火,过犹不及。一时之间,进退维谷,不得门径而入。

  其实,在心性与政治之间,儒学倒是还有一片天地可以腾挪。我称之为社会儒学的社群路径。社会在此,既是儒学义理阐发的灵感之地,也是个人修为的践行之所,更是儒学经由社会实践到理念再造进而上升至公共选择,最终进入政治言说的一个场域;而社群路径则强调对公共生活和情境的关注,以避免原子论式的、脱离情境的自我理解。社会儒学其实一直是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间的衔接地带,也一直是儒家义理得以生发孕育的沃土。而心性儒学与现实政治无涉,政治儒学缺少义理之孕育过程而可能将自主的公共选择变为强制、专制,或许都不是儒学再生的明智之举。反观社会儒学却可能起到先“引凤再筑巢”之功效,经由心性儒学—社会儒学— 政治儒学铺设儒学复兴之路。

  具体来说,先由心性儒学重新阐释儒家义理,这种新义理如果合理而且具有智识上的吸引力,就会对民众、学者、甚至官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其行为方式。但是,这一制度的创生过程需要一个社会践行的场域,可行的出路便是社会儒学:经由重新阐释的儒家义理,首先进入社会层面进行实践。无数人基于这些新理解而行动、而互动,就会形成某种新共识、新制度。这些共识和制度是现代的,却可成为儒家义理的“寄命之地”。此为 “先引凤”。而当社会层面的各种制度相对成熟,再在国家制度建构层面让之通过公共选择(因为儒家义理在民间的实践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民众的认可)以一种现代社会具有合法性的方式成为制度建构,也就是让儒家在公共选择中脱颖而出,在各种价值道德理想中通过竞争胜出。此为“再筑巢”。当然,这个背后仍然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过程可以首先在民间层面、在教育层面,在和政治并不直接关涉的层面进行。儒家在历史上的两次复兴,即汉代的复兴与宋代的复兴,都是从义理的重新解释开始,以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为主,进而推动政制之再造。以史为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儒学复兴之路的可行性。

  不过话说回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儒学的浪漫主义呢?重温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必要的,但壮士断臂的勇气更为可贵。如若儒学最终无法在公共选择中胜出,又当如何呢?对此,便需要一种信念了。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或许就成了路。

  桂晓伟 哥本哈根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