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in和not in的用法:东坡词与《世说新语》

东坡词与《世说新语》

一、东坡词用《世说》典考辨

词出民间，本不重书卷，自东坡（苏轼，字子瞻，1036-1101）始，渐增学问，典实乃盛。作为后代典实一大渊薮的《世说新语》（下简称《世说》），便常当其选。

宋代（960-1279）以降，东坡词笺注最为著名者当数龙榆生（1902-1966）的《东坡乐府笺》（下简称龙笺）。龙笺多据宋傅干《注坡词》残本、王氏四印斋本及毛氏汲古阁本，并时有补充发明，被誉为宋词三大笺之一。[1]薛瑞生（1937-）《东坡词编年笺证》（下简称薛笺）[2]在龙笺基础上，辑东坡词360首，博采前泽，进而作了详尽、严密的查考、匡正、增补，从而使笺注更为详实完备，堪称近年来东坡词研究的一大硕果。[3]其中注引《世说》典故者共21处，兹列如下表：

词牌 用典语句 薛笺页 薛笺引《世说》篇目
临江仙 欲知肠断处 32 黜免
南乡子 痛饮又能诗 90 任诞
南乡子 痛饮从来别有肠 97 任诞
浣溪沙 傅粉郎君又粉奴 180 容止
木兰花令 弄色金桃新傅粉 226 容止
江神子 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304 任诞
水调歌头 恩怨尔汝来去 324 排调
蝶恋花 又是何郎婿 405 容止
浣溪沙 恨无人借买山钱 421 排调
踏沙行 临风慨想斩蛟灵 441 自新
点绛唇 我辈情钟 518 伤逝
贺新郎 扇手一时似玉 533 容止
浣溪沙 有人归去欲卿卿 557 惑溺
浣溪沙 云何不饮对公荣 558 简傲
木兰花令 不惜玉山拚醉倒 560 容止
行香子 不语书空 652 黜免
临江仙 凝然点漆精神 680 容止
瑶林终自隔风尘 赏誉
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 容止
省可清言挥玉麈 容止
点绛唇 闲倚胡床 681 容止

然而，东坡词用《世说》典者，不止于此。薛笺有22处引《晋书》典，似应以典出《世说》为宜。如《菩萨蛮》（玉笙不受朱唇暖）“堕泪攀枯柳”句，注引《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柳，泫然流涕。”查《世说·言语》：“桓公北征，往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柳，泫然流泪。”两者文字基本相同，意思一致。唐初八史皆有类“小说”之处，而《晋书》为最。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4]。《四库全书总目》说《晋书》“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为史传乎”[5]？既如此，《世说》与《晋书》同载之事，固当以出自《世说》为宜。查薛笺引《晋书》而实与《世说》相同之典如下表：

词牌 用典语句 薛笺页 薛笺引晋书 事见世说篇目、则次
瑞鹧鸪 拍手欲嘲山简醉 45 山涛传 任诞19
清平调 身后风流陌上花 50 张翰传 任诞20
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 57 桓宣传 任诞49
江神子 谩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77 明帝纪 夙惠3
定风波 今古风流阮步兵 103 阮籍传 任诞5
菩萨蛮 堕泪攀枯柳 119 桓温传 言语55
长安远似天 明帝纪 夙惠3
减字木兰花 容我尊前先堕帻 121 庾峻传 雅量10
水调歌头 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王羲之传 言语62
浣溪沙 归去山公应倒载 205 山涛传 任诞19
满江红 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282 谢安传 言语92
定风波 何妨吟啸且徐行 332 阮籍传 栖逸1
西江月 障泥未解玉骢骄 336 王济传 术解4
水调歌头 欹枕江南烟雨 399 孙楚传 排调6
蝶恋花 清润潘郎 405 潘岳传 容止7
浣溪沙 潘郎白璧为谁连 420 夏侯湛传 容止9
水龙吟 桓伊去后知辜负秋多少 481 桓宣传 任诞49
西江月 拍浮何用酒为池 506 毕卓传 任诞21
乌夜啼 更有鲈鱼堪切脍 512 张翰传 识鉴10
儿童莫教知 王羲之传 言语62
蝶恋花 膝上王文度 550 王述传 方正58
虞美人 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 575 王述传 方正58

其次，薛笺又有注引《晋书》，而典故实出《世说》刘孝标注者世。《隋书·经籍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6]孝标注是对《世说》的生动补充，许多注文使原文内容更加丰富，人物更加生动，故自其问世以来，就与《世说》相辅而行，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孝标注“所引诸书，今佚其十之九，为赖是注已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7]。薜笺注引《晋书》，但实可溯源于《世说》孝标注者共四处：

《定风波》（今古风流阮步兵）：“今古风流阮步兵。平生游宦爱东平。千里远来还不住。归去。空留风韵照人清”。薛笺于此处注引《晋书·阮籍传》[8]：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说“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

而《世说·任诞》第5则孝标注引《文士传》[9]曰：

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

可见两者基本相同，故应把《世说》孝标注作为典源。下面几处亦是如此，为避烦赘，不再一一引述原文：

《满庭芳》（三十三年）“穷途坐守”。薛笺引《晋书·阮籍传》文与《世说·栖逸》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文同。

《醉蓬莱》（笑劳生一梦）“年年落帽”。薛笺引《晋书·孟嘉传》文与《世说·识鉴》孝标注引《嘉别传》文同。

《点绛唇》（我辈情钟）“古来谁似龙山宴”。 薛笺引《晋书·孟嘉传》文与《世说·识鉴》孝标注引《嘉别传》文同。

按前面所述，孝标注与《世说》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这四处典故出自《世说》孝标注，当然亦算是出自《世说》。

复次，应注出自《世说》而薜笺漏注或误注为其他典籍者，有六处：

《殢人娇》（别驾来时）“向青琐、隙中偷觑”。薛笺注引《汉武故事》：

西王母尝见帝于承华殿，东方朔从青琐窃视之。

推敲前后词义，此注似不太妥帖。而薛笺在该词之后的考证部分却引了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在“闻子有贤妇，华堂咏《螽斯》”处的注“邦直初娶韩魏公（琦）兄之女”，又说查注可与词中“向青琐隙中偷觑，元来遍是，共彩鸾仙侣”句对看，还推测邦直此次至密州，似是携其夫人同行。薛笺此处考证倒颇为有理。“元来遍是，共彩鸾仙侣”，是用裴鉶《传奇集文箫》中书生文箫游钟陵遇仙女结为神仙美眷的故事戏邦直，那么，“向青琐隙中偷觑”更像是用贾氏女青琐窥韩之事戏邦直。[10]《世说·惑溺》第5则云：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

《哨遍》（为米折腰）虽为隐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词，然其中“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似亦化用《世说·言语》篇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抚柳之叹。而薜笺与此处未加注释。

《满庭芳》（归去来兮）“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一句下，薛笺引贾岛《忆江山吴处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但该词开头有“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表达思乡归田之愿。所以，这首词更像是使用《世说·识鉴》第10则张翰思归的典故：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洛水、秋风、思归，都与东坡之语意相合，比引贾岛诗句更为贴切。东坡不止一次用此典表达归隐之志，如《乌夜啼》（莫怪归心速）“更有鲈鱼堪切脍”等。

《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绿珠娇小，绮窗学弄”句写吹笛侍女。薛笺引《岭表录异论》（参《南乡子》（旌旆满江湖）注）“绿珠井”故事，然此故事并无涉及吹笛事。而《世说·仇隙》第1则孝标注引干宝《晋纪》曰：“石崇有妓人绿珠，美而工笛。”以此注“绿珠娇小”，似更贴切。

《千秋岁》（岛外天边）“斜阳正与长安对”，似用《世说·夙惠》“日近长安远”典故：晋元帝问幼年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明帝答：“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明日，元帝又问，答：“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此故事经后人使用、改造，已定型为：欲亲君报国，却不得机遇之意。这首《千秋岁》作于元符元年（1098），东坡时在儋州，虽“一饭未尝忘君”[11]，然系待罪远谪之身，因而有“长安远”之叹。王水照（1934-）评此词亦云：“这首和词依然有京城的眷恋，对君命、臣节神圣性的崇拜”[12]。东坡在表达仕途失落感时，曾多次使用“日近长安远”之典，如《江神子》（翠蛾羞黛怯人看“谩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菩萨蛮》（玉笙不受朱唇暖）“长安远似天”等等。薜笺于此处未加注释。

《江城子》（腻红匀脸衬檀唇）“一自绿窗偷看后，便憔悴，到如今”。此词描绘一女子深夜画堂伤春思人。《世说·惑溺》载“青琐窥韩”故事（同上）。东坡“绿窗偷看”似化用“青琐偷窥”的典故。薜笺未注。

综上诸端，东坡词用《世说》典共53例（或不止于此，尚待发现）。

东坡多用《世说》典故，与当时《世说》流行有关。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世说》题跋云：“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而宋汪藻（1079—1154）《世说叙录》[13]于《世说》书名下有双行注文：“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玉、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宋代四大书目中唯一的官修书目——《崇文书目》中录有“《世说》十卷”。官、私收藏、编订《世说》如此，加之当时印书业已经发达，《世说》之流行必广。然笔者尚未从现存东坡著作中找到东坡自己关于读《世说》的记载。不过从东坡熟悉《世说》故事的情况看，他应该是直接读过《世说》的。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沈作哲《寓简》卷八提到：“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北宋绍圣间人孔平仲曾“撰取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依刘义庆《世说》之目而分隶之成书十二卷”[14]，写成《续世说》。黄鲁直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孔平仲是东坡文友。这些人如此熟悉《世说》，东坡岂能没看过《世说》？

二、东坡词与《世说》精神

读《世说》一书，“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15]，《世说》在德行、言语等三十六个门类中记录、描绘了阮籍、嵇康等五六百人的思想、生活、风神、气度，展现了魏晋名士的一代风流,影响波及中国历代名士，故鲁迅称其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16]。作为宋代最大的名士，东坡亦从中获益良多。东坡曾屡屡在诗文中表达他对魏晋风流的向往，如他在《与梁先、舒焕泛舟》[17]一诗中到：“风流魏晋间，谈笑羲皇上”； 又如他在《书黄子思诗集后》[18]中极为推崇魏晋之“高风绝尘”[19]。这里，我们主要从东坡词来看东坡与《世说》生活情趣、人文精神等方面的传承关系。典故的运用是最明显的证据，当然，不管用不用典故，东坡词中都或隐或现地贯穿着《世说》精神。以下择要言之。

1、诗酒风流的名士风范

自古文人与酒的关系，总比普通人多具文化含量。而文人中堪称名士者，多有诗酒之风流[20]。“以故人们只要一提及文士的生活方式，无不一言以蔽之‘诗酒风流’。”[21]而其主源则应追溯到魏晋名士，鲁迅就曾注意到魏晋风度与酒之关系，[22]《世说》所反映的名士的生活情趣，正是以诗、酒为主要特征。这些名士“虽然酒量各异，志趣有别，但诗酒人生成了共同的生活内容和旨趣，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强烈的反响。”[23]《世说·任诞》主要是记载当时名士纵情放诞之事，54则中，与酒有关的近30则。如第3则：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又如第21则：

毕茂世云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再如第53则：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魏晋名士如此嗜酒，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酒中有人生启悟和艺术精神，酒酣耳热之际，遣愁忘忧，吟诗作文，无限风流。[24]正如《世说·识鉴》第16则孝标注引《嘉别传》，桓温在龙山宴上问名士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尔。”

“酒中趣”是什么？综观《世说》所载名士酒趣，或为文学雅趣，或为哲思理趣，或为文化人之性情意趣，大抵是排忧解愁，借酒助兴，谈玄论道，吟诗作文。[25]

东坡的酒量其实很小。他曾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天下之不能饮者无在余下者”[26]，并承认：“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27]，。但是东坡的酒兴却极高，竟到了“殆不可一日无此君”[28]的地步。东坡饮酒亦如魏晋名士，主要是追求“酒中趣”。他在词中频繁使用《世说》之酒典，就表明他对魏晋名士诗酒风流的企羡与实践。如《南乡子》（东武望余杭）“痛饮从来别有肠”，用的是上面所提及的《世说·任诞》篇王孝伯典。《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拍手欲嘲山简醉”，《浣溪沙》（惭愧今年二麦丰）“归去山公应倒载”，用《世说·任诞》山简酣饮而醉典，以山简自况，写酒酣尽欢之态。《定风波》（今古风流阮步兵）“今古风流阮步兵”，用《世说·任诞》阮籍为求好酒而任步兵校尉典。《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用《世说·雅量》庾峻颓醉典。《西江月》（莫叹平齐落落）“拍浮何用酒为池”，反用《世说·任诞》毕卓拍浮酒池典。《木兰花令》（元宵似是欢游好）“不惜玉山拚醉倒”，用《世说·容止》嵇康醉若玉山之将崩典。从这些词作中，就可看出东坡之诗酒风流直承魏晋名士风范。人之于酒，兴趣固有不同，然东坡之饮与魏晋名士之饮却大有相通之处，如解烦忧、忘俗务、启哲思、助清谈、激发诗兴文思、提高艺术审美情趣等。以下略举数端。

首先是解忧忘俗。一提起酒的作用，人们常常立刻想起曹操的名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古来不知多少文人把酒当作销愁破闷的灵丹妙药。如果说愁是敌阵，那么酒对他们来说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特殊兵种，故唐人有诗云“酒冲愁阵出奇兵”[29]。人生总是有许多愁恨，生死愁、失意愁好像充斥了人的一生。酒有麻醉功能，它能使人暂时疏离外物，排遣事实上存在的忧愁苦闷，“醉境的陶冶可以把人类意识的深层忧惧意识化入浑然的忘我之境”[30]。乌纳穆诺认为哲学“常常是一种把悲愁止息为睡眠状态的麻醉剂”[31]，而酒可以与哲学的这种特质相沟通。魏晋名士如此沉湎于酒，与这一时代人的命运和遭遇分不开。魏晋时代是政治特别黑暗的时代，故而魏晋名士往往特别容易处于生死关头，正如井波律子所说，在那个乱世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命近乎于风前之烛，那怕极细微的情况判断失误，或人际关系的倾轧，也会轻而易举的因此丧失生命。[32]更不要说时时遭受失意的沉痛打击。他们平时虽然表现得非常放达和超旷，内心其实隐藏着深沉的悲哀与忧愁，故须通过狂饮酣醉来排遣。正如《世说·任诞》里王忱说：“阮籍胸中块垒，故须烧酒浇之。”阮籍生逢乱世，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而又无可奈何，内心郁闷，便借狂饮烂醉而销愁避世，远祸保身。《晋书?阮籍传》载：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豁免。

这显然是借酒逃避政治的烦扰，并以此为全生之计。而刘伶纵酒放诞，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又何尝不是排遣内心苦闷的一种方式？叶梦得（1077-1148）《石林诗话》说得甚好：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33]。

魏晋名士充分利用酒的功能，既是销愁之需，也是韬晦之计。

如果说愁是垃圾，那么酒对东坡来说就是“扫愁帚”[34] 。东坡之时，赵宋王朝的危机日益加剧，士大夫文人的政治处境也愈加险恶。一个人越具有超凡的智慧，对现实越有清晰的认识，他就越痛苦，[35]有天才之称、有报国之心的东坡，非但不能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抱负，反而不幸成为南迁北徙的罪人，其对现实之认识不可谓不深。他的一生充满政治忧患和人生忧患，以他的话来说即是“人生识字忧患始”[36]，胸中自然郁结了许多“块垒”。东坡也是认识到饮酒有销愁作用的，于是，他想“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37]，便拿起酒这把“扫愁帚”，希望“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使“都来万事，付与千钟”。这样“醉醒醒醉……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38]。醉翁之意不在酒，东坡亦然，饮酒至酣，可冲淡自己胸中郁结的愤懑不平，扫去现实的羁绊和人间苦闷，使 “人间荣与利，摆脱如泥尘” [39]。罗素认为每个人都可能被悲伤压倒，故每个人应尽最大努力逃避这个命运，应当寻找一些消遣，[40]而对东坡来说，饮酒便是他压倒忧愁的消遣。

其次借饮酒获得心灵的自由，激发哲学、文化、文学艺术创造的灵感。这是文人酒趣之根本要义。阮籍的《咏怀诗》、刘伶的《酒德颂》、王羲之的《兰亭集叙》等等几乎都是酒后挥洒出来的艺术精品。在西方文化中，早有酒神崇拜，尼采认为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41]，又指出“醉”则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他说由于酒的威力刺激酒神激情的高涨，而主观逐渐化入浑然忘我之境，[42]这种忘我之境正是从事文艺创作时所必需的。《世说·任诞》载王蕴语云：“酒正使人人自远”。王荟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自远”或可理解为酒后主观心灵自觉而又自然地远离世俗，而与艺术思维的佳境却接近了。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主体既有了与外部世界的“隔”，更重要的是又有了心灵内部的“空”，[43]艺术作品便诞生了。“著胜地”的能指极丰，对东坡来说，微醺的境界应是超尘葆真的清淳境界，是心灵无羁、自由开放的思维境界，是艺术灵感如泉喷涌的创作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他忘怀世间的得失荣辱，“成功地实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亲和与和谐，以艺术家兼哲理家的心灵摄取了无穷无尽的自然美”。[44]林语堂曾说：“多亏他爱酒爱月，这种生活使苏东坡写出了最好的散文和诗篇。”[45]的确，在他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这种乘『醉』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实在是举不胜举。有人说酒是李白抒发英风豪气的催化剂，[46]而对东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醉酒真可说是苏轼词作里浪漫的催生剂，豪放上演的舞台道具”[47]如《江神子》（密州出猎）就是在“酒酣胸胆尚开张”时写下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在“欢及达旦，大醉”后写成的；而《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则是在春夜酒酣时书于桥柱之上的。酒对东坡来说，是自由心灵的启动器，是激活创作灵感、驱动艺术天才的兴奋剂。酒的排忧功能是暂时而有限的，但东坡酒酣之作却是永恒的。东坡“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得极量的丰富和充实”[48]，这实在得益于他深识“酒中趣”。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酒是东坡词产生的决定因素。是那个时代和东坡个人的品性、学识、遭遇成就了东坡词，酒，起的是一种催化酝酿、刺激引发的辅助性作用。

2、不遇其君、不逢其时的忧伤

《世说·夙惠》“日近长安远”的典故，后来逐渐凝定为心系君国而不得知遇的失意原型。东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典故的，如《江神子》（翠蛾羞黛怯人看）：“谩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菩萨蛮》（玉笙不受朱唇暖）：“长安远似天”。《千秋岁》（岛外天边）“斜阳正与长安对”。

东坡频用此典，表达心系君国而君臣难遇之意。东坡少时读 《后汉书·范滂传》 便“奋励有当世志”[49]；嘉祐年间，东坡赴京赶考，高唱“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50]；密州出猎，他曾申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51] 之志；黄州贬谪期满，放归阳羡，他有“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52]之叹；直到晚年，东坡仍存报国之心，正如他在《千秋岁》（岛外天边）里所唱：“君命重，臣节在”。东坡何曾一日忘苍生社稷？东坡的思想虽然儒、释、道杂糅，但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及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始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条基线，虽时常有起伏偏斜，却是始终贯穿其中的。[53]即使贬谪黄州时期亦是如此。[54]然而北宋社会终究未给他提供一个施展雄才大略的机会，而且由于新旧党争、小人讥讪，东坡屡遭贬谪，非但不能奋励济世，反而离朝廷越来越远。这种遭遇使他很容易产生“日近长安远”的感叹。

《世说》中许多人物都有不遇其君、不逢其时的感叹。阮籍登广武山，面对楚汉战场，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55]的感叹。《世说·栖逸》篇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则恸哭而返”。东坡论云：“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事，所以放于酒耳”[56]。东坡于此颇有同感，谪居黄州时所作《满庭芳》（三十三年）云：“流年尽，穷途坐守”。就是用阮籍穷途痛哭之典。其所流露出来的时不我待、机不我予、仕途蹭蹬的穷途末路之感不下阮氏。

《世说·黜免》载：“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惟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东坡《行香子》（昨夜霜风）中的“不语书空”句就是用此典。其时，东坡已至迟暮之年，却因莫须有罪名被贬至惠州，以东坡旷达心性及大半生颠沛流离生活之考验，似不必再以此经怀，但东坡此时恰值“病起”之际，心灵格外脆弱敏感，不免对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命运感到困惑与愤懑不平，而当时朝廷防士人之口甚于防川，“言及乘舆而天子改容”[57]，于是“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58]的东坡将殷浩书空作字发泄不平之事信手拈来，化入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仕途失意在人生旅途上经常表现为离别之痛，别离往往是中国古代士人远隔心态的最具体表现。仕途坎坷，士人时时遭遇贬谪迁移，不得不常常离亲别友。这种离别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59]那样欢快豪迈的，而是沉重郁闷的，这正和与君主、与朝廷相隔有相似的心理意识，所以失意士人别乡、别亲、别友之际，更是容易感慨自己的“不遇”身世。《世说·言语》载：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则作数日恶。”谢安之中年伤别，与忧国伤时及其与桓温的斗争大有关联，史书于此屡有记载，兹不赘述。谢安的这种离别慨叹在当时士人中是颇具代表性的。东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年亲友离别，丝竹缓离愁”，用谢安伤别之典，用意弥深。思亲念友之悲与怀才不遇、流落天涯之叹实在是难分难解的。东坡志气宏毅常与风波跌起的朝廷龃龉，故而有时一岁数移，天涯流落，因此，他从离别之痛生发出来的仕途失意之感于前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许多离别词看似伤别，实际都有伤士不遇的隐衷。比如他自请外放，通判杭州，“是想待时待遇，在以退为进的缓冲中重新找到建功立业的机会”[60]，他在《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就借用了汉代班超、马援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志愿。然而，他从时时遭受离别之苦中，感受到自己的人生价值理想与现实反差较大，实现之机，颇为渺茫。作于熙宁七年（1074）的46首词，几乎篇篇有伤别之意。[61]如《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醉落魄》（轻云微月）“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沦落”。均是借离乡、别友之事抒发人生飘零、功业难就之感。东坡初期的离别词就流露出这种深沉的感慨，更不要说他后期的词了。

求知之难，感知之切的情结“使古代士人在心灵中孕育着许多沉忧积愤，于是发抒于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62]，东坡词中抒发这种情结之作，除以上提到之外，还有不少，下面再举两首比较典型的词作：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鮦阳居士在《复雅歌词》中逐字逐句解说其兴寄之意，未免太过牵强附会，然而他最后说：“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63]还是颇有道理的。《考槃》出于《诗经·卫风》，写贤者不遇于世，隐居自乐之事，欧阳修《诗本义》云：“《考槃》 本述贤者退而穷处。”这首《卜算子》写于元丰三年（1080），即东坡遭遇“乌台诗案”的第二年，本来东坡是“缘诗人之意，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64]，然而却被小人诬陷为“诽谤时政”，以被系狱、被贬谪。东坡心中自然充满不被君王、朝廷、世人所理解的悲哀，故他在这首词中以“孤鸿”自比，发出“有恨无人省”的慨叹。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荫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这首词主要描写了那绝代佳人的孤独忧伤、高洁寂寞，从而表现出一种不为人所理解的愤慨，故项安世在《项氏家说》说此词“兴寄最深，有《离骚经》之遗法，盖以兴君臣遇合之难，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65]

3、高蹈隐逸的自由情怀

叶嘉莹在分析东坡《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时说“这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之将入仕的用世之志意，与归隐之超旷之襟怀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典型”[66]李泽厚说东坡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67]。王水照则认为“苏轼则是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68]。

东坡固然有儒家士子忠君爱国、匡世济时的思想，但仕途却坎坷多难，两次外放，三次贬谪，仕宦的失意，理想的破灭，贫病刑辱和精神折磨，使他不免厌倦仕途：“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常鲜欢”。“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意识到自己长期陷于仕途奔波和政见纷争中，容易失落自我。他希望过上“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适生活，他决心“休向荣枯事”、“莫问世间何事”[69]，这些词句都流露了他心灵深处的渴盼退隐的呼声。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超乎常人的才具与智慧，又使他有资格也有能力不拘泥于仕宦，能够超越功名利禄、穷达祸福等世俗价值层面，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加之他生性酷爱自由，所以归隐山林便成了他常存心底的一个念头。在词中，他便常借《世说》名士思归的典故抒绎心曲。如《清平调》（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乌夜啼》（莫怪归心速）“更有鲈鱼堪切脍”等，用的就是《世说》任诞、识鉴篇张翰思归之典。又如《水调歌头》（落日秀帘卷）“欹枕江南烟雨”，用《世说·排调》篇孙楚年少时欲隐山林，把“枕石簌流”误说为“枕流簌石”典故，来表明自己欲效许由洗耳，归隐山林。《浣溪沙》（徐邈能中酒圣贤）“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用《世说·排调》支道林、深公之事，叙写归隐之志。《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八声甘州》（有情风）“愿谢公雅志莫相违”等，用谢安思归之事，寄寓“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见东坡《水调歌头》序）之意。“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70]，政治不稳定，机诈屡起，小人当道，仕途坎坷，处处有陷阱，时时有谗害，故魏晋名士多生归隐之思。《世说·识鉴》张季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千里以要名爵”，正反映了魏晋名士追求人格自由，隐居以避祸的思想。因为追求名爵就意味着赞成名教，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不仅使人格个性受到束缚 ，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东坡频繁使用这些典故，正是因为他与这些魏晋名士一样，对世事有灰冷之心，希望通过隐退来全身避祸，获得人身自由。隐退的思想，东坡在各个时期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但自从“乌台诗案”后，其归隐田园的意志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正说明了他意欲归隐的现实来由。事实上，东坡没有真正实现“身隐”，却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心隐”[71]

《世说》名士向往隐遁山阳，为当时的时局所迫，只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又与他们崇尚老庄道家哲学有关。老庄之学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是超脱尘俗、逍遥出世者的精神家园。庄子的逍遥游、藐姑射之想，都是幻想中的彼岸世界，是对高蹈出世的企望。

东坡幼年时曾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学习，他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亦自称“某龆龀好道……未尝一念忘此心也”[72]，可知道家思想在东坡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产生影响。而东坡濡染庄学是从青年时期开始并终生不弃的：“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73]，“他虽然早期就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但天性中却有一份酷爱自由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与道家精神十分接近，从而与《庄子》一见之下，深相契合”[74]。庄子鄙薄仕宦、高蹈出世的生命理想一直是东坡归隐愿望的思想渊薮。“他的政治热情从产生之时便透出必然冷却的念头”[75]。“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76]，苏轼尚未步入仕途就有了退避的念头，还没真正走入社会就有了归隐的打算，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人生便有了一种虚无感，这就是苏轼深得于心的老庄思想的无意识流露，在他渴求功名跻身仕途时与儒家思想同时显现。早在嘉祐六年（1061），26岁的苏轼在写给子由的一首诗中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77]。这是兄弟两人不恋官场，早日退隐的盟约。嘉祐八年（1063），28岁的苏轼在凤翔签判任上写的《南歌子》（带酒冲山雨）“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据薜笺编年），就流露归隐意向。苏轼此时初入仕途，可谓少年得志，尚未遭遇坎坷。从熙宁七年至熙宁十年（1074—1077），东坡多次在词中写其归隐之愿，如“故山空复梦松楸”，“故山归计何时决”、“故山犹负平生约”，“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78]，此时的苏轼虽与执政不合，自请外任，但仍心存“大发之于政”[79]之想。他最愿选择的方式是功成身退，功名和自由先后兼得：《南乡子》（东武望余杭）“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功成名遂早还乡”。这些都是从《老子》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80]化出。可见他归隐之愿与道家的出世精神一脉相承，有了老庄哲学的隐逸思想作为背景思想，一旦遭遇人生的不幸之事，归隐的意向就越来越强烈 。

这样看来，东坡与《世说》名士的归隐之愿有着基本相同的现实原因和哲学渊源。

三、结论

《世说》记录、描绘了魏晋时代几乎所有名士，如：孔融等建安七子、阮籍等竹林七贤、王导等中兴名臣、王羲之等书法巨匠、顾恺之等画坛泰斗的言行、事迹，堪称为记载魏晋名士风流最详细、最充分、最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世说》的精神实质就是魏晋名士精神，它以独特魅力成为历代名士追慕的楷模。作为宋代道德、文章魁首，作为宋代最大的名士，东坡结合自己的性格、命运、思想，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传承了《世说》所蕴藉的生活情趣和人文精神。从使用了《世说》典故的东坡词入手分析看来，主要体现为追求诗酒风流、感伤士不遇其时、向往归隐山林。东坡也因此展现了自己的名士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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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重点
1、 检索出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注》中注引《世说新语》典故者有21处。
2、 考索出薛笺注引《晋书》典故，而应注引《世说》典故为宜者有22处。
3、 考索出薛笺注引《晋书》典故，而应注引刘孝标注为宜者有4处。孝标注已成为《世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这4处也应算出于《世说》典故。
4、 考索出薛笺漏注或误注为其它典籍，而应注引《世说》典故为宜者有6处。
5、 在考索出东坡词共有53处用了《世说》典故的基础上，得出东坡与《世说》关系甚密的结论。
6、 主要从用了《世说》典故的东坡词入手，分析东坡词所体现出来的东坡与《世说》在情趣、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7、 首先是诗酒风流的名士风范。东坡与《世说》中的名士一样都深得“酒中趣”。
8、 深得酒中趣的表现之一是借酒排忧忘俗，远祸避难。
9、 深得酒中趣的表现之二是借酒获得心灵的自由，激发文艺创作的灵感。
10、其次是不遇其君、不逢其时的忧伤。
11、一是日近长安远的感伤。
12、二是从离亲别友生发出来的士不遇情绪。
13、再次是高蹈隐逸的自由情怀。
14、仕途的坎坷、纷争是这种情怀的直接动因、现实依据。
15、而老庄自由精神则是这种情怀的思想背景。

注 释：
[1] 参见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后记，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唐玲玲：《<东坡乐府>的版本及对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的评论》，《东坡乐府研究》附录，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272-293。
[2]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以下简称薜笺。
[3] 石声淮、唐玲玲的《东坡乐府编年笺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在材料的收集和考订上亦有较大参考价值。
[4]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10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以下各注所引四库全书均据此本。）第1290册，页735。
[5]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以下注中引述该书皆据此本）卷45，页405。
[6] 《隋书·经籍志》，《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4册，页1011。
[7] 《四库全书总目》卷140，页1182-1183。
[8] 《晋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本文引《晋书》内容皆据此本
[9] 本文之《世说》引文皆据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吴企明：《<东坡乐府笺>斠补》（《杭州大学学报》，第12卷第2期，1982年6月，页35）对此条亦有考证。
[11] 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简称《文集》)卷10，页318。
[12] 王水照：《“苏门”诸公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122。青山宏在《唐宋词研究》（程郁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17）里提到这首词时也说“词人在万里之外，遥念京城，在后阕的第三、四句『君命重，臣节在』，也表现了他对君主的忠节之念。”
[13]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王利器校订的日本影宋本《世说》，汪藻《世说叙录》亦一并影印。森野繁夫的《世说新语考异的价值》（日本：《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3期，1963年）专论《世说叙录》。
[14]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页1846。
[1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四库全书第886册，页308。
[1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附录，页309。
[17] 《与梁先、舒焕泛舟》，《东坡前集》卷8，《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以下简称《全集》），页126。
[18] 《书黄子思诗集后》，《文集》卷67，页2124-2125。
[19] 朱靖华：《论苏轼诗风主流“高风绝尘”》（《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年，页139-156）多有谈及。
[20] 张海鸥：《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中山人文学报》，1999年8月，第9期，页97-120）对文人的“诗酒风流”有深入论述。
[21] 刘扬忠：《稼轩词与酒》，《文学评论》，1992年1月，第1期，页106。
[2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页501。
[23] 万伟成：《四配世家》，《中华酒传》（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页74。
[24] 不少学者对此有所涉及，如陈文新：《“世说”体审美规范的确立——论《世说新语》>，《学术论坛》，1994年7月，第4期，页73。萧艾：《<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页230-234。阮忠：《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1月，第6期，页118-125。
[25] 万伟成：《酒中有趣君不识》（《中华酒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1年，页269-299）对“酒中趣”有精到论述，颇有参考价值。
[26]《书东皋子传后》，《文集》卷66，页2049。
[27] 彭乘《墨客挥犀》卷4，四库全书第1037册，页689。
[28] 《饮酒说》，《文集》卷73，页2369。
[29] 韩偓：《残春旅舍》，见钱牧斋、何义门：《唐诗鼓吹评注》（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页83。
[30] 李裴：《文学与酒文化》，《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1月，第1期，页65。
[31]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2，页32。
[32] 井波律子：《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8，页3。
[33] 《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3册，页2711。
[34]《洞庭春色》，《东坡后集》（《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卷2。
[35] 叔本华：《论痛苦与意志的煎熬》《爱与生的苦恼》，金玲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页8。
[36] 《石苍舒醉墨堂》，《东坡前集》卷2，页54。
[37] 《薄薄酒》（其一），《东坡前集》卷7，页119。
[38] 以上三处分别引自：《满庭芳》（蜗角虚名）、《行香子》（昨夜霜风）、《醉落魄》（醉醒醒醉），分见薛笺第426、652、739页。
[39]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二，《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5，页107。
[40] 伯特兰·罗素：《快乐哲学》，王正平、杨承滨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页147。
[41] 尼采：《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尼采文集》，楚国南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页476-477。
[42] 尼采：《悲剧的诞生》，熊希伟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页6。
[43] 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226-232。|
[44] 刘扬忠：《酒趣·诗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5月，第3期，页86。
[45] 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海南出版社，1992年，页162。
[46] 赵昌平：《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文学遗产》，1999年3月，第2期，页34。
[47] 木斋（王洪）：《苏东坡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12。
[48]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99。
[49]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栾城集》，曾枣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411。
[50] 《和子由苦寒见寄》，《东坡前集》卷1，页42。
[51] 《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薛笺页78。
[52] 《满庭芳》（归去来兮），薛笺页463。
[53] 参见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10月，第5期，页87-88。
[54] 参见马兴荣：《读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以及王元明：《试论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思想》，《东坡研究论丛》（《东坡研究论文集》第3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页106-113，页163-172。
[55] 《晋书·阮籍传》，页1361。
[56] 《历代名贤确论》卷58，四库全书第687册，页497。
[57]《上神宗皇帝书》，《文集》卷25，页740。
[58] 《答李端叔书》，《文集》卷49，页1433。
[59]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15，页744。
[60] 梅大圣：《论词的传统与东坡词定位与创作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61] 西纪昭：《苏轼初期的送别词》（孙康宜译，《词学》第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页98-109）谈到苏轼初期词以送别为主，而作于熙宁七年的词中有大约半数是送别词，其中颇多人生无常的感慨。村上哲见：《东坡词札记》（村上哲见：《唐代北宋词研究》，杨铁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88-290）也说到苏轼初期送述古和元素的词中的惜别之情并不次于其诗集中的许多送别词。
[62] 缪钺：《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12月，第4期，页48。
[63] 转引自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页244。
[64]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页1414。
[65] 转引自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页534。
[66] 叶嘉莹：《论苏轼词》，《灵谿词说》，缪钺、叶嘉莹合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213。
[67] 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页159-163。
[68] 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5月，第3期，页136。
[69] 以上五处分别引自《沁园春》（孤馆灯青）、《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行香子》（清夜无尘）、《虞美人》（持杯遥劝天边月）、《好事近》（烟外倚危楼），分见薜笺页132、376、623、718、259。
[70]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183。
[71] 陈如江：《一蓑烟雨任平生——唐宋隐逸词》，《词林屐步》（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页218-222。
[72] 《与刘宜翁使君书》，《文集》卷49，页358。
[73]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页1421。
[74] 胡遂：《论苏词主气》，《文学评论》，1999年5月，第6期，页54。
[75] 张海鸥：《试论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8月，第8期，页61。
[76] 《与王庠五首》（其一），《文集》卷60，1820。
[77]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东坡前集》1，页38。
[78] 以上四处分别引自：《浣溪沙》（倾盖相看胜白头）、《醉落魄》（苍颜华发）、《醉落魄》（分携如昨）、《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分见薛笺第66、117、127、194页。
[79] 苏轼：《墨宝堂集》，《文集》卷11，页358。
[80]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35。

论文提要: 文章在考辨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注引《世说》典故的基础上，考索出东坡词用《世说》典故者共有53处。据此断定东坡词与《世说》关系密切。继而论述证东坡词（特别是使用了《世说》典故的词）所体现出来的东坡与《世说》在生活情趣、人文精神方面的相同之处：一是诗酒风流的名士精神；二是不能知遇君王的忧伤；三是高蹈隐逸的自由情怀。

作者简介：郭幸妮（Xing-Ni Guo），女，1978年生于广东梅州市，现为（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