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干旱：祸首桉树？

桉树，因为长得快、吸水能力强，被认为是“霸王树”。随着西南地区旱情的延续，桉树自然而然地被安上了“致旱”的罪名。而2003年开始在云南大规模投资种植桉树的印尼造纸企业金光集团（APP）也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桉树有害？其实，业界对于桉树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位于滇西南的普洱市是云南桉树种植面积最大的区域。记者前往现场探寻，所闻所见，也难断言桉树致旱。

但与金光集团一样，有众多企业觊觎云南林业资源。当地政府在经济创收困难的情况下，更是对林产业寄予厚望。

在林地资源的争夺战中，当地的生态环境正在逐渐被改变。

争议桉树

正午时分，海拔1260米的云南澜沧县东回乡东岗村艳阳高照，强烈的紫外线照在脸上火辣辣地疼。村子的中间有一块荒草遍地、林木寥落的坡地，与周围绿意盎然的林区风光大相径庭。这里是印尼造纸企业金光集团（APP）占地520亩、年产量4500万株的桉树苗圃基地。但现在，苗圃基地停工已长达4年之久。

2003年，金光集团提出了野心勃勃的种植和建厂计划。但是，其大举“进犯”林业资源和生态资源同样丰富的云南的行为遭到了环保主义者的频繁“狙击”，其云南战略一败涂地。2006年，金光集团在云南普洱市的所有业务几近停滞状态。金山集团最初在云南建设800万亩桉树林，其中在普洱市300万亩，占当地林地面积的6%，文山市500万亩，占当地林地面积的10%。

60年一遇的大旱，当年被质疑破坏生态的桉树又被疑为大旱的“罪魁祸首”，陈年旧账重提，但争论仍未有结果。

桉树致旱论

3月27日开始连续几天的人工降雨使普洱市连续近半年的干旱得到了缓解。但是遭受旱灾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从普洱市区出来进入澜沧县，公路两旁的稻田因为干旱至今荒在那里，稻田里虽然积蓄了一些雨水，仍难掩雨水下面开裂的土地。

从旱情最为严重的3月份开始，有关“桉树致旱”的说法不胫而走。目前整个普洱市的桉树种植面积近100万亩，由于桉树吸水能力特别强，外界质疑普洱地区的干旱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种植的桉树所致。

3月27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经理刘兵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5年以来，他参加过数次海南、广西等地桉树人工林的调查，调查中，有当地百姓对他反映，桉树人工林附近水库的水位连年下降。

一些专家和很多当地村民也认为，西南一些省份一直在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桉树林和橡胶林，这两种速生丰产林涵水能力很差。特别是桉树，因为长得快吸水强，它生长的同时其他物种会慢慢地退缩，最后造成桉树林都是地表光秃秃的，生态遭受颠覆性的破坏。“抽水机”、“霸王树”、“毒树”成为桉树的别称。“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形容使人们觉得桉树林有些毛骨悚然。

对于在民间越演越烈的桉树、橡胶树致旱之说，云南省林业厅于3月28日做出回应，称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证明云南种植的桉树林和橡胶林导致了此次旱灾。

而对于上述存在的争议，《中国经营报》记者数天来也多次走进桉树林，进行实地查看。

3月2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途经澜沧县往其下属东河乡的公路，一路发现在山的左侧种了不少桉树。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些桉树都是金光集团2003年开始在这里种植的，如今都已经20多米高了。村民们也告诉记者，尽管与往年相比水位有所降低，但山谷的河床上仍有水流。

4月1日，记者驱车又前往普洱市另外一个桉树种植较多的县——景谷县，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随处可见成片的桉树林。在景谷县暖里村河头组14号村民郭朝荣房前的半山坡上，近10亩地上种植了一片桉树。走进桉树林中，每两棵树间隔1.5米，树下生长着当地的一些物种，大约有齐膝高。郭朝荣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的侄儿3年前在这里种了1002棵桉树，3年以来没见到这里不长草，“我们还经常要把这些草给除掉。”

在景谷县威远镇伍乐村也同样种植了不少桉树，据该村村民徐伟介绍，他们两个组80多户，近2/3种的是桉树，他和另外一个村民2007年种植了200多亩，他还在桉树林下种了不少竹子，春天还能弄到不少竹笋吃。对于外界有关质疑桉树种种危害，徐伟表示：“这几年没看到林子出现什么生态异常现象，对于以后会出现什么生态上的破坏说不清楚。”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段昌群教授此前曾表示：“我们的研究充分证明，桉树持水保土效果和自我更新能力最差，不能靠种子自然繁殖，并对异地的原生物种有极大排抑性，对环境不友好。大面积连片种植，很容易导致土地贫瘠，原生物种衰减、退化等严重的生态危机，形成‘绿色荒漠化’，而且，这种效应不一定在两三年内显现出来。”但段昌群3月28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变得十分谨慎，目前，外界认为桉树导致干旱的看法要排除情绪化的东西，不能做一些没有切实根据的判断。

对于桉树致旱的说法，多数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华南农大林学院教授莫晓勇则认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这种说法“有点无稽之谈”，“很多人根本没有去林地实际看过” 。

而针对外界有关桉树是“毒树”，以及“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质疑，金光集团林务事业部外宣部任文斌处长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解释：“桉树之所以生长比较迅速，是因为桉树种植像栽培农作物一样，前3年都要进行施肥，肥料都是根据桉树生长所需要的营养需求，进行的特殊配比。为什么地上没有草，则是因为保障桉树生长，要定期除草。飞鸟比较少，是因为桉树疏枝，不利于鸟类建巢，同时是丰产林，每5年就要砍伐，也不利于鸟类定居。”

生态威胁论

尽管桉树致旱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证明，但在业界和当地，有关桉树给当地物种带来危害的看法同样也一直存在，认为大量种植外来物种从长期来讲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刘兵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外来树种，桉树是一种竞争性的树种，对于本地的生态安全影响更大。与此相比，云南大面积种植的其他商品林——比如本地物种思茅松，则得到了该组织的理解。

记者注意到，桉树的“外来”身份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学者和环保人士质疑的重点。同时，这种外来树种与乡土树种相比，也明显受到了当地一些村民的排斥。

东回乡一位当地的村民表示，“砍伐天然林，同时补种思茅松，这样就很好，还有经济效益。”但同样也具有经济效益的桉树种植，却遭到了他的反对，其理由是“桉树有毒”。据其称，桉树渗掉到地上的桉树汁有毒，会使下面生长的野生菌毒化。记者在澜沧县采访时也有很多村民向记者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很多人都担心桉树可能会带来一定危害。

对于桉树致毒的说法，普洱市林业局副局长刘仕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候给予否定，“刚开始的时候村民是不了解桉树，认为下面的野生菌也是有毒的，自己不吃，拿到县里去卖，结果发现没有人中毒，后来自己就敢吃了。”

尽管金光集团相关人士否认桉树存在问题，但金光集团对这方面却显得格外重视。在金光集团一次内部的讨论交流会上，金光集团中国林务事业部云南区前任总经理彭达益也曾表示，在林区规划上，在水库集水区林地坡面造林，应当在坡脚处沿水库保留30~50米的保留带，水库保留区禁止作业。中、高坡度营林应保留山地的山脊，山顶、沟谷及溪流两侧20米的植被，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而金光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跟桉树本身吸水性强的特性有关？对此，任文斌表示，这是人工造林过程中一种逐渐成熟的开展生态环境管理的措施，从而降低人工林经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样种植桉树，与桉树是否过度吸收水分无关，而是任何人工林树种经营中都应该这样做”。而杨东坦承，可能是某些桉树种植的经营管理不当，比如种在水边，没有设立生态隔离带等，造成外界对于桉树有一种误解。

如果大量种植桉树，长期单一物种可能引发的后患却不是现在所能预料到的。在采访中，金光集团一些内部人士也表示，“人工造林相比于天然林，生物多样性肯定是不够的，生态也会比较脆弱，这也是我们要改变的。”

“实际上，桉树本身是没有错的，错在人。”莫晓勇称，许多不科学、甚至违规种植很可能会使桉树成为“生态灾难”。

一个生态城市的经济求索

　　在桉树致旱的大片质疑声中，记者调查发现，金光集团仍在低调谋划“林浆纸一体化”的产业发展宏图。同时，还有众多企业也在觊觎着云南林业资源。

　　在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接触中，记者发现，出于经济创收的考虑，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开发林产的热情高涨。

　　在经济发展和环保方面，这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金光式困局

　　由于争议四起，2003年就进入云南市场的金光集团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在2006年暂停其在云南的部分投资，由于前期一直处于造林阶段，建浆纸厂的愿望一直没有落实，仅普洱地区的造林，金光集团就投资了7亿元，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收益。

　　据金光集团东回苗圃负责人张继介绍，从2003年开始，金光集团在整个澜沧县种了31万亩桉树，孟连种了15万亩，西盟种了10万亩，但2006年已经没再造林了。

　　“由于运输费用的问题，这些原料只能就地消化，因此在本地建厂非常重要。”金光集团林务事业部外宣部处长任文斌表示。但是由于前期原料桉树的种植涉嫌“毁林”，金光集团遭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所引领的舆论攻势，从而暂停了在澜沧县地区的桉树种植，建厂的工作也由此搁置。

　　而对于之前“毁林”之说，金光集团和绿色和平组织到现在仍都是各执一词。

　　根据该环保组织的说法，2004年经过调查发现，金光集团APP在云南涉嫌违反《森林法》，违规采伐天然林，并将天然林转换成人工林等问题。并且这一调查结果得到了国家林业局的证实。

　　但是，云南省林业厅对国家林业局的回复却是，根据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和《云南省林业厅关于抓紧调整地方公益林紧急通知》精神，经澜沧县政府报经思茅市政府批准，结合该县实际，于2004年调整了全县的公益林面积和布局。而上述争议林地正在此次调整之列。

　　对此，任文斌解释说，当时在确定用地的时候，该地块是公益林，但是县林业厅在考察之后，认为可以作为商品林，当时就调整了过来。所以金光集团砍伐的时候就已经是商品林用地。

　　这一段陈年老账，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清，普洱市林地管理看似明晰，但实际上，有更多的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上述的公益林和商品林之间的相互调整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据我所知，政策中对荒山林地和中低产林地，都是没有明确的标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导致了林地使用的不可控。同时也使某些企业或个人得以钻了法律的空子。” 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经理刘兵认为。

　　地方政府的经济冲动

　　记者了解到，尽管金光集团进入云南市场一直存有争议，但政府层面上，普洱市推行“林浆纸”一体化的初衷至今也没有改变。

　　普洱市目前拥有云南最大的商品林资源，现在有林业用地313万公顷，有林地276万公顷，商品林占75.3%，公益林（包括各级的自然保护区在内）有24.7%。但由于一直缺少大项目的推动，林加工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所以当地政府一直希望有龙头企业来带动林产业的发展。

　　以澜沧县为例，澜沧是云南第二大县，水、土、光、热等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林木生长，有林业用地面积780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54％。但澜沧县丰厚的林业经济效益一直没有得到体现。2004年澜沧县只有4500万元的财政收入，2009年，财政收入首度突破1亿元，但其支出达到9亿元，财政赤字近8亿元。

　　“像澜沧县这样的地方，由于山高路远，农业产品基本上是满足自用，不太容易增加老百姓的创收，目前可以做的，也只有茶业和林业。”普洱市林业局副局长刘仕清介绍，其他产业比如矿石和电力，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较大，但是在老百姓增收方面，效果却不明显。

　　因此，林业成为澜沧县乃至普洱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这其中，包括林纸、林木、林化（松脂、松香）和其他林产品。普洱市林业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市的林业总产值53亿元，其中林产工业总值达到23亿元。“目前普洱市有关林产业发展的思路仍然是以林纸为龙头，林板、林化为两翼，林下资源开发为补充的发展思路。” 刘仕清告诉记者，在澜沧县建一个30万吨的纸浆厂是一定的，并且政府也会积极促成金光集团对纸浆厂的投资。

　　正是这样的创收效果，使政府部门对商品林开发充满了期待。“商品林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收益，自然要种那些经济效益最好的林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商品林的用途，是公益林要做的。”林业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表示。而记者了解到，这种观点在当地官员和专家中都具有一定代表性。

　　刘仕清表示种桉树对于当地村民来讲，收入比较有保障：“一亩地每年有600块钱的净收入，相当于种甘蔗的收入。但是甘蔗投入的劳动力会很多，而且受干旱的影响相对前者较大。”

　　失衡的风险

　　实际上，除了早期的金光集团，如今有更多的公司在觊觎普洱林产业。

　　据悉，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已经决定在普洱投资10亿元建设一个30兆瓦生物质发电厂。目前，该公司的原料基地林筹备已经就绪，电厂项目也在云南省发改委审批过程中。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将建一个年产5万吨的生物质燃油燃气加工厂。

　　“我们种植物种是铁刀木和旱冬瓜，为了满足日后的发电需求，今年必须要完成1.1万亩。”项目经理金伟开告诉记者，原本在电厂50公里的范围内，林业和农业的废弃物就达到每年50万吨，完全能满足最初的发电要求。但现在必须建原料基地，实际上保障自己的原料安全，担心日后电厂进入正轨，村民会抬高这些废弃物的价格。

　　金伟开透露，在凯迪的能源基地建设上，澜沧县政府专门组织专班，建设一个10万~30万亩的核心种植示范地。而等核心基地建成后，政府还将支持凯迪扩大规模，力争3年内达到50万亩的规模。

　　与此同时，澜沧政府已经在县城北部的芭蕉林规划了林加工业园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已经初具规模，大大小小的林加工企业有10多家。据当地人称，包括凤凰纸业、美投、恒丰等国际国内知名造纸企业也已经开始在澜沧设立加工厂。

　　而与上述一些立足中长期的大企业不同的是，“一些小企业砍了树、赚了钱就走了，对这样的企业政府更应该加强监管。”一位大企业的负责人称。

　　但是，不管是小企业和大企业，在这场林地资源的争夺战中，最终总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引导，未来少数几个物种或许将替代云南丰富的物种资源，并将引起当地生态的变化。

　　“现在政府里有两种极端主张：一种观点是不管不顾的鼓励商品林开发，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砍树就是罪。我个人认为首先肯定要盘活商品林的做法，调动企业积极性。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规范，防止无序开发。”上述负责人指出。

　　本版文章均由本报记者何勇 实习记者梁宵采写　

中国绿肺的两难处境

　　恰逢西南大旱，桉树致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仅仅一个树种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就是因为它是发生在云南。

　　由于广阔的森林覆盖面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云南一直被誉为我国的“绿肺”。谁要破坏云南的生态环境谁就是云南的“罪人”，就是全国的“罪人”。所以，这里一直是中国环保主义者主张环保话语主导权的一个重要领地。

　　桉树是可能成为一个使得云南贫困山区脱贫的树种。当地一位林业局官员给记者算过一笔账，在云南普洱市桉树的造林成本为300元~350元/亩，4年生，可生产木片8吨~10吨/亩，每吨210元，产值1900元/亩。在广西，每年几个亿的造林资金，其中40%转为农民的务工收入。

　　当地一位农民也为记者算过一笔账，由于使用不起液化气，政府也没有建立起沼气池，云南山区大部分农民还是要上山砍伐林木烧火做饭。这位农民一家6口人，每天要烧柴25千克，一年要烧9100多千克的柴。以普洱市澜沧县为例，2009年末该县有47万多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按照山区80%农业人口统计，因此澜沧县每年被当成柴火烧掉的木材不少于100万立方米，整个普洱市烧掉的木材就更是庞大，不少于3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年产量80万吨纸浆厂的耗材。

　　对此，当地林业局一位高工介绍，云南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尤其是偏远山区，农民没有更多的经济收入来源，因此需要大量开垦来种植粮食作物以及采伐木材作为生活能源。这也就是在目前云南很多地方刀耕火种、轮歇毁林现象还比较普遍。如果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偏远山区刀耕火种现象就会减少，农民经济收入提高了，沼气、液化气等能源普及度就会高，这样破坏森林资源作为生活能源的依赖度就会降低。

　　然而，环保主义者也有自己的诉求，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是他们义正言辞的出发点。在其看来，不管是什么理由的天然林砍伐都是不可原谅的。一位环保主义者曾经私下里对记者说，看到那些砍下来的树木非常痛心。

　　一些企业家也意识到NGO力量的不可或缺，感叹志愿者的环保精神。但是，他们也同样有质疑，“环保组织的行动可以生硬地叫停一个地方的项目，但是却不能给当地老百姓一个生活水平提高的出口。”在采访过程中，市林业局的一位官员就提出，如果普洱市的森林放在那里就可以凭借碳汇赚钱，老百姓谁愿意砍？政府又怎么允许砍？

　　这正是问题所在。地方的发展关键也正在于经济和生态的平衡。这对于中国最后的生态栖息地云南来说更是如此。极端发展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极端环保主义也只是一个理念。退一步说，即便这样的行动能够清除企业的砍伐行为，但是，又怎能压制住老百姓“穷则思变”的自发行动。

　　常年往返昆明、西双版纳、普洱、丽江、文山各地的一位云南本地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在飞机上如果往下俯瞰彩云大地，也并不是处处郁郁葱葱，裸露出来的红土地有时也是成片成片的。记者在云南数日，几乎每日都要穿行一些深山之中，刀耕火种的现象随处可见，一块块的轮作地，使大山深处的林区开了很多光秃秃的天窗。实际上，对于云南森林植被的破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人工造林一方面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逐利冲动，另一方面，也不失为一个补充森林覆盖率的方法。但是，环保组织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目前大多数企业和地方的人工造林项目不乏欺骗和掩饰的目的，成为企业滥砍滥伐的遮羞布。桉树到底能不能致旱，到底是不是“抽肥机、抽水机”，也许在这个现实情境下，这个争论显得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而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干旱：水利债

保山市，地处滇西。长达200多天的干旱，已经造成646个村48万人、26万头大牲畜出现严重的饮水困难。村民经常要走上10公里去背水。

一个农业大市，喝不上水的农民们，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成片的农作物绝收。旱魃正在一步步摧毁保山市多年苦心积攒下来的经济成就。然而，情况并没见缓解的迹象。

百年一遇的干旱，使得近年来水利建设欠账问题浮出水面。水利设施建设不足，已有设施年久失修，建设资金严重不足……这一切的背后是功利性的财政投入导向。

一线调查

保山市：一个地方政府的“工程型缺水”

虽然对旱情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保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万朝伟在看到保山市各地汇总上来的旱灾损失统计数据时，依旧吃了一惊：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18日，保山市因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22.97亿元。

“现在平均每天干旱都会给保山市带来1400万元的经济损失，旱情带来的损失还在继续。保山市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14亿元左右。”言语间，万朝伟眉头紧锁。

而在距离保山市区120多公里之外的隆阳区芒宽乡空广村，村支书刘志成站在高高的山坡上，面对着大片枯死的甘蔗地不住地发愁：“今年村里的香料烟减产40%，咖啡树至少减产50%以上。甘蔗基本上绝收。大春播种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进行。今年村里的年人均收入至少要减少1000多元。”

抗旱困局

3月24日，保山市人大工作人员陈斌一早就赶到同仁街人大的大院里，跟随新一批市人大抗旱工作队前往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挂钩的腾冲县五合乡五合村参加抗旱救灾。此前保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已从办公经费里拿出3万元用于五合村抗旱救灾。“2月底我们机关干部还捐了14000多元给村里购买抗旱物资。”陈斌说。

“保山是干旱极重灾区，财政十分困难，抗旱资金非常紧张。”万朝伟说，从9月下旬开始，保山至今就一直无有效降雨，灾情蔓延的很快。在很多山区和半山区人畜饮水都需要靠运水来供应。“如果5月份还没出现有效降雨的话，保山饮水困难的人口就会突破70万人。仅保障人畜饮水这一块至少就需要5000万元。”

在这种背景下，保山市设计出市直机关以及驻保山单位定点挂钩支持抗旱救灾的方案。不仅仅要出力，关键是还要出钱。目前已经有463个单位与507个村挂钩，支持抗旱经费近1000万元。“这里面除了单位员工捐助以外，很大一部分是各单位从日常办公经费里挤出来的。”万朝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按照统计，目前保山投入的近2亿元资金中，各级政府投入了1.24亿元，来自社会和群众的捐赠为6700万元。“现在是各种办法都在想，只要能筹措到抗旱资金就行。”

万朝伟表示，虽然保山旱区现在还能保障人畜饮水供应，但现在运水成本不断增加，“有的地方要到10公里以外去拉水。运水成本也越来越高。平均成本达到每立方50元，最高成本达到了每立方70元。”按照保山市水利部门的计算，运水的成本是每天每人1.5元，大牲畜每天每头1.25元。“全市74万人畜缺水，如果按照100天的运水期来算，就需要1.4亿元。”

除此之外，更大的困境还在于随着库塘蓄水的严重萎缩，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保山市农业局局长张开位表示，春耕的农作物需水量大，而保山有92%是山区地形，很多溪河断流、山泉出水量不断减少。“而山区此前建的小水塘、小水窖在缺乏后援水的情况下，大多已经没有存水。”

保山市隆阳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地方政府两头为难：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抗旱减灾方面的能力、财力和物力都在不断地减弱。另一方面灾情损失和受灾群众的心理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政府后面的抗旱工作越来越难做。”

欠账的水利建设

“我所在的乡为了解决一个干旱村的饮水问题，从另外一个乡用管道引水过来，整个工程花了好几十万元。这些钱只是为了解决大旱特殊时期的问题。抗旱的工作要做在平时。等到旱灾发生后，投入再大都是临时掘井。”刘晓伟（化名）是保山市一个偏远山区的乡水管站站长，在他看来，水利建设上的历史欠账是如今旱情损失严重、抗旱成本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晓伟经常下到村里去巡查基层水利设施的养护情况。“你看，这个村有20多公里小水渠，但其中的一半还是过去几十年农民自建的土渠。只有一半是过去几年改造新建的石渠。”2006年，由国家投资，在刘晓伟所在的乡山头修建了一条中型灌渠。刘晓伟表示，中型灌渠在这次旱灾中的作用很大，村里很多支渠都是与它联网，把水源引到干旱的田里。“但是没有改造过的土渠由于渗透性强，流速慢，在引水的过程中，对水资源利用上存在着巨大的浪费。”

“一个村子如果能再投入一两千万元，进行坡改地、路带沟的水利设施改造，建立起完善的乡村水利体系。这次大旱带来的受灾影响至少要降低六成。”刘晓伟表示。

从保山层面乃至云南全省层面来看，水利建设的欠账在此次旱情里已经暴露无疑。云南省水利厅的一位人士表示，“在云南省年初举行的抗旱座谈会上，提出了工程型缺水的概念，也就是水利工程建设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上的不足，显得尤为明显。”

这一点在保山也有充分的反应。据了解，与云南其他地方一样，保障农村农业生产生活的主要水利建设项目是“五小”水利工程：小塘坝、小水库、小水渠、小水窖、小水泵。“五小”水利工程直接连接着保山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对农业生产和生活发挥着巨大的效用。“但在直接面对农村的‘五小’水利工程上，水利建设的欠账很严重。”一位已经退休的保山水利界人士表示。他以小水窖为例进行讲解，“一个标准的小水窖蓄水量是24立方米。在大旱时期，可供一个四口之家饭用200天。在干旱时期发挥的效用是非常巨大的。”而保山目前已建的水窖只有8万多个，其中还有2/3是烟草公司为保障烟草灌溉用水而修建的“烟水工程”。“目前保山全市农村需要的小水窖数量的缺口数量至少在9万个以上。”

百年一遇的大旱，让云南省政府再度将水利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按照云南省的规划，在2010年~2012年三年中，将建设100件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件山区“五小”水利工程。保山市也抓住这次契机，将自己的水利建设方案在近日上报云南省水利厅。“保山市的规划里除了8件骨干水利工程外，还有‘五小’水利工程项目13万多件，总投资大约需要36亿元。”保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万朝伟表示。

“这一个数字，其实基本上就是保山在‘五小’水利工程方面的欠账数字。”上述保山市水利界的人士表示。

资金困结与路径之选

百年一遇的干旱，让保山多年来水利建设上的欠账问题浮出水面。“其实‘十一五’以来，保山在水利投资上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整个水利投资将近16亿元。规模不小，成效还是很显著的。”保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万朝伟表示。

影响着这些年保山在水利设施上加大投入的关键问题是资金缺乏。“现有的水利建设投资体系，让财政并不雄厚的保山捉襟见肘。”万朝伟表示。保山是一个农业市，工业经济并不发达。保山的财政收入一直在全省的十六个市州中排名中等偏下。“国家和省上立项的水利建设项目，一般都需要地方配套一些资金。但保山的财政薄弱，很多时候拿不出配套资金，甚至连项目前期勘测、规划的钱都拿不出来。”

保山市水利局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针对“五小”水利建设项目，绝大部分都是要求地方来进行投入，他认为以保山的财政实际来看，很难进行。“比如修建一个标准小水窖，修建成本是2500元~3000元。一般是农民出一半，地方政府出一半。如果按照实际需求量来修建，保山的地方财力根本承担不了。”

在地方政府财力不济的情况下，作为水利建设的直接建设管理部门，水利系统在推动地方水利建设投资方面也深感为难。“2008年市里拨给水利局的办公经费是50万元，2009年是30万元，今年降到了10万元。连我们的办公经费都出现困难，何况在水利建设上？”

除开水利建设资金的缺乏，在已建的水利设施的维护上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一位保山地方水利干部表示这个数字在5%左右。“水利设施‘重修建，轻维护’的情况在国内‘五小’水利工程里很常见。新建的能看到成绩，而维护又花钱，又看不到成绩。”

摆在保山面前的资金问题几乎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但这场大旱也许能帮助保山解开这个资金困局。

在此次保山市水利部门向云南省水利厅上报的“五小”水利工程中，保山申请将这些项目列入全省计划，给予立项建设。“如果通过，云南省财政就将会给予巨大的资金支持。”

万朝伟表示，另一个可行之道，就是在水利改革上继续进行深化。将水利部门无力管、无资金管理的在建水利设施的维护，在保障水利设施安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把管理权和收益权释放给民间。

此前在保山所辖的腾冲，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私人将一段河道承包下来，承包人承担河道的维护、加固、清理工作，同时享受河道收益权。“他可以向在此河道捕鱼，或从事鱼类养殖的收取一定的费用。”

万朝伟表示，地方水利改革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乡村集中供水的收费权就基本已经转让出来。“通过地方水利项目产权明晰化，以租赁、承包、拍卖等方式释放给民间。我建你管，只要你管好，可以获得一部分正常的收益。”在万朝伟看来，这样的方式，可以将政府的负担和管理成本分解掉一部分。将有限资金投入到更多的水利建设上面。

“这是水利改革的一个大方向，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完成。”万朝伟表示。

各界热议水利建设缺陷

　　董军

　　视野INSIGHT

　　吕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副所长

　　以云南为例，云南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城市、人口、耕地等的分布不相匹配，实际可利用的水资源十分有限，而当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水利设施调节控制水量时空再分配的能力弱。同时，在云南现有水利工程中，普遍存在工程老化失修、病险严重、抗旱效益衰减等问题；从灌溉设施来看，当地大部分灌区工程标准低，工程老化、损坏严重，灌溉面积达不到设计标准。国家防总抗旱工作组日前赴云南省调查发现，当地水资源调配能力有限，工程性缺水问题突出。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云南全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6.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蓄水工程总库容107亿立方米，水库蓄水总库容仅占多年平均径流量的2%，年缺水总量高达40亿至50亿立方米左右。就云南省而言，其抗旱工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继续加大水利工程建设、优化配置各种抗旱水源工程、进一步规划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合理新建抗旱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等，充分调节、利用水资源，是减少旱灾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徐开彬

　　旅美学者

　　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水利建设被忽视，一部分建好的水库和灌溉系统由于缺乏管理与资金投入而荒废；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水利设施承包者短期逐利行为严重，大多将水利设施改作他途，与农业用水之间产生巨大矛盾；水利部门资本化现象严重，本来就有限的水利资金被投入工业领域，基层农田水利设施投入甚少；同时，广大农村曾经水质清澈、维护良好的水塘与灌溉系统，由于无人组织，单户农民也无力修整河塘与灌溉系统，因此年久失修而积满淤泥，成为臭水沟或者完全干涸。这些原因，导致90年代以来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减少、成灾率不断上升、抗旱和抗洪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大面积的耕地重新回到靠天吃饭的历史，一旦碰到干旱，则无能为力。

　　鲍臻

　　《南方日报》

　　农田水利建设是一项关乎农业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它无法看到立竿见影的投资回报，不但民间资本不愿介入，就连公共财政也爱理不理。最近几年，农电改造投入极大，其中主要原因是电力系统改造有利于工业品下乡，可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国家4万亿元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寥寥无几，追根溯源，主要原因还在于政府的投资导向出了问题。功利性的财政投入导向，混淆了公共财政的本质属性。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流向那些关系国计民生，但回报率低，民间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它本身并不承载或不只承载促进经济建设的功能。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西南地区有很多“望天田”，很多人还是传统地靠天吃饭，没有重视完善水利设施。其实，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就是给农民和庄稼买保险。人都需要买保险，面对全球的气候大变化，西南更应该考虑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对不完善的水利设施建设，应该实行问责制。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旱灾是常态，不能老是怨天。政府不能因为投资水利设施对GDP增长贡献不大就不投资建设。干旱问题也是责任问题。灾区的政府应该考虑到总有这样的不正常年份，将投资水利设施建设放到政府工作目标中，为当地老百姓多建一些储水库，让他们在下雨天多储水，解决农业用水的问题。这样比修建大型水库更直接、更方便，而且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