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备用药十大排行:党风廉政讲课材料

党风廉政讲课材料

反腐倡廉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永恒的主题，那个国家都存在腐败，西方国家三权分列，他也有腐败。从历史上看，相对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要更严重一些，原苏联是因为党和政府、特别是相当级别的腐败，脱离群众，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复存在而造成的，南斯拉夫、波兰等东欧一些社会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说，腐败现象不是我们国家的专利，但是我们一党执政的国家面临的课题要复杂、反腐任务更艰巨，而且我们国家从封建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紧闭国门到向全世界开放，国人抵御腐朽思想的能力欠佳，所以说反腐倡廉的任务更加艰巨，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们要倡廉，每个党员、每个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是反腐败的一个基础。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历史、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现状和任务、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廉洁自律，避免或减少犯错误。

一、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历史（简介）
什么叫党风，简单地说，党风——党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首先提出党风的概念，在1942年2月1日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党内整顿作风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一个政党的党风，归根结底是由这个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作风，其核心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其核心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我党的反腐倡廉历史分四个阶段：一是战争反腐，从建党之初的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表现为战争年代反腐，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建党建军之初到全国解放，廉政反腐工作主要是在党内和军队内开展，是我党廉政反腐工作的初级阶段，由于党员和军队处于“血与火”的战争环境，腐败现象不突出，处于萌芽状态，但我们党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一大”就将党的纪律列入了党纲，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二大”《党章》，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三大”首次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这是党内最早的廉政反腐专门机构规定。（监察委员会1949年11月改设为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3月又恢复为监察委员会，到1969年4月，“九大”
撤销了全党的纪检机构，1978年12月18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重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
而国家监察部是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的，钱瑛被任命为部长。）
在“三大”上，首次规定了对党员的五种处罚方式，即“警告、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定或其他破坏党的行为的党的地方组织，规定要给予警告、改组或重新登记（解散组织）。这与我们现在规定的对违纪党员和党的组织的党纪处分非常相似。
1928年4月，毛泽东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违纪的情况，在湖南省桂东县少田集合部队进行纪律教育时，正式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为：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为：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47年改为八项注意。
1930年3月，首次出现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作出如下规定：怠工放弃职责者、侵越职权者、行动乖张为群众所厌恶者、违反决议案者撤职；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擅发或捏造号令者、把持政权者、借公报私为害他人者撤职并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侵吞公款至300元以上者、受贿至50元以上者、将内部秘密报告敌方者、乱烧乱杀者、假借政府名义私打土豪有据者枪决。
193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共同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强制劳动。
这期间的各项廉政反腐规定比较散乱，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但她是我们党廉政反腐的萌芽、是现在两个条例的基础。
战争反腐期间有两起比较典型的案件：
1934年1月，瑞金县财政部科长唐仁达侵吞大洋2000余元，处以极刑，没收其本人财产；同时对知情不报的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对事前全无觉察、事后又不抓紧检查的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给予警告处分。这是我党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经济案件和渎职案件，唐仁达也是因经济问题被执行枪决的第一人。同年2月，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熊先壁因犯贪污渎职罪，被最高法院判处一年监禁，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因经济问题被处理的中央委员。
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是个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党员，立过多次战功。因迫婚不成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电视剧《延安颂》中有这一场景），多少老红军、老革命为其说情，希望免其一死，但最后还是枪决了，当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让其在法庭判决时当众宣读，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得不这么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廉政反腐的第二阶段是全国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我们称他为运动反腐阶段，以搞运动的形式倡廉反腐，运动反腐是我们党的一大发明，实际上战争年代也已经酝酿和试验了这种方式，如延安整风等。全国解放以后，战争逐渐远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集体意识到，战争年代生死与共、官兵一致，在血与火的环境下，腐败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战争逐渐远去，离开了血与火的环境，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情绪越来越突出，如何克服这些情绪，避免太平天国李自成进城就不思进行、贪图享乐，最后被曾国番围困消灭，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命运，反腐倡廉将是新中国和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毛泽东同志想了很多、很复杂，他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
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运动反腐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搞运动，用运动形式反腐。著名的运动有“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底开始，
“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来又加上“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运动结束，全国县级以上机关中383万余人参加了运动，查出贪污1000万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10万余人，总金额达6000亿旧币，有42人被判处死刑、9人死缓、67人无期徒刑、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
如果说“三反”、“五反”还比较正常、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恢复经济建设有益、对廉政反腐起了正面作用的话，则接下来的划右派、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完全是负面的了。
反右运动，划右派，扩大化，分指标。（传说：赵钱孙李推举右派）
1966年5至8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党的廉政反腐工作进入一个十分困难时期，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错误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酱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先是所谓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后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被相继打倒。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和人民在主观愿望上仍想加强廉政反腐工作，毛泽东同志也是希望通过“防修反修”、廉政反腐建立一个没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没有商品和市场，分配大体平坦，党政干部能够做到廉洁清正、不谋特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人实现了思想革命化的理想社会。但不该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结果导致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彻底破坏，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69年4月，“九大”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种混乱，成为他们迫害老干部的借口和手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案件是1951年11月揭露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两人都是30年代入党的老班干部，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他们贪污各种地方款项和骗取银行贷款共1554954万元旧币，使人民财产损失14亿多元旧币，送礼化费3亿多元旧币，暴露后，张子善为逃避罪责，一次就焚毁票据378张。两人于1952年2月10日被执行死刑。
这一时期，工商部门也发生了一件大案：1951年12月，沈阳市工商局局长韩永赞伙同工商局里其他干部，违反国家规定，用百货公司的名义和工商局的证明，帮助私商从国营企业盗窃钢铁，并派干部帮助私商将钢铁运到天津出售，后来发展到和私商结伙从事违法贩卖钢铁的活动，在此过程中挪用公款东北币907000万元，获利90多亿元；韩还以父亲的名义，借公款开粮店，并偷漏国家税款1900万元；并接受价值昂贵的礼物。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一时期出台了一些廉政反腐的政策法规，很多法律、法规都在酝酿中，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最终使这项工作停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走上正规。

这期间的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制订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为：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为：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策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纪委的2004年1月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提出了“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四大纪律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八项要求是（1）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阳奉阴违，自行其事；（2）要遵守民主集中制，不独断专行，软弱放任；（3）要依法行使权力，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4）要廉洁奉公，不接受任何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益；（5）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允许他们利用本人的影响谋取私利；（6）要公道正派用人，不任人唯亲，营私舞弊；（7）要艰苦奋斗，不奢侈浪费，贪图享乐；（8）要务实为民，不弄虚作假，与民争利。）
倡廉反腐的第三阶段是权力反腐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
“四人帮”跨台，以后就没有再搞运动，不再以运动形式反腐败。“权力反腐”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党内相关法规相继出台，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所以反腐败工作还存在随意性，没有制度、党内法规做保障，往往随领导的变动而变动，没有制度做保障，使得各地反腐败形势发展不平衡。
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规不断制定出台并投入使用
1979年1月中纪委制订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布，用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随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198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礼的决定》。
1981年7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1983年3月10日，中纪委制定《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的党纪处理暂行办法》。
1984年11月16日，中纪委发出《坚决纠正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的坏作风》；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同年12月28日，
1988年5月23日，中纪委连续发布三个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分别是：《共产党员的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关于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
1988年9月13日，国务院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
1990年7月，中纪委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的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俗称（90）1号文件，明确了经济方面违纪党纪处分的金额。
1997年2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颁布施行。
第四阶段是制度反腐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逐步进入转形。特点是用制度来规范廉政反腐工作，以制度规范党和政府的行为，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为标志，三权改革、各行各业各项制度法规相继出台，反腐败工作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

二、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的现状和任务
1、形势很好。风声大，雨点也大
（1）党中央十分重视，强调治标与治本并重，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后20天就到西柏坡走访革命老区，布置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倡廉反腐关键在高干，在全党加强“两个务必”教育。这一系列动作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大力度，全党、全民反腐败倡廉，我们说反腐败工作不是那一个干部、那一个党员，而是全党、全国每个党员、每个公民的事。
（2）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由于党中央近年加大了反腐败斗争力度，破了一批大案要案，许多要人相继落马，据统计，在我们党的历史后，近十几年是反腐败力度最大、高干落马最多的，解放初期有张子善、刘青山；上世纪80年代有个江西省副省长倪献策；90年代就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王乐毅、李纪周、慕维新、李嘉廷等十几人；突破了厦门、堪江特大走私大案、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走私案。
2003年有13个高干上榜，感受中央反腐力度。除李嘉庭、程维高、王怀忠外，还有山东省正协副主席潘广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等。从94-98、99-2003两个五年作比较：全国处分党员从66.9万上升到84.6万增长206.4%；开除党员从12.15万到13.77万，增长13.3%；处分县级以上领导班干部从20295上升到28996人，增长42.9%；厅部级干部从1673人上升到2422人，增长44.8%；省部级领导从78人上升到98人增长25.6%。这是两个五年的比较，再往前的90年代以前，则少得可怜。
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99年8月案发，2000年3月8日被执行死刑，87次受贿544.25万。99年在昆明参加世博会，未等会议结束就私自离会，直到广州某宾馆与情人幽会，由于紧邻边界，会议组织者和国家安全部门高度紧张，通过江西省委才在广州某宾馆找到胡，从而案发。省部级干部第一个被判死刑。
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壮族，2000年8月案发，2000年9月14日被执行死刑，与情妇李平共同受贿4109万，其中李平受贿3965万，由于两人商量各自离婚后结婚，所以作为共同财产判决。少数民族，江总书记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李嘉廷——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正部）。本人受贿119万、子女受贿2049万元、为情妇徐某谋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主要从发包工程、批“昆”烟中收受好处，一件红塔山可赚一万，李的案件一彼三折，从云南人和集团总经理何立为处打开缺口，3次申请中央批准立案，从查实受贿30万、150万到180万才同意，十分慎重。从李家中搜出3支手枪。2003年4月起诉书指控，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10人谋取利益，先后30次伙同其子李勃(另案处理)或单独收受他人钱物总计折合人民币1810余万元，上述赃款案发后已追缴。案发后，李嘉廷向检察机关揭发了他人的犯罪事实，已有部分查证属实；还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检察机关得以侦破多起重大案件，2003年5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死缓。

李真——河北第一秘，李真是程维高的秘书，程维高是原河北省委书记，苏州人，原来是常州拖拉机厂厂长，后任常州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87年调河南省副书记、省长，90年调河北省，98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因为其子女谋利益；打击报复举报人郭光允，收受翡翠摆件等贵重物品；对两任秘书违法犯罪负有重要责任。2003年8月9日被开除党籍。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吴庆五（南京市人）与他人共同侵吞4839万元，判处死缓。吴1993年8月辞职下海经商，推荐李真接任程维高的秘书，为感谢吴的知遇之恩，李利用河北第一秘的职务之便，与吴狼狈为奸，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与吴相同，还索贿受贿676万元、美元16万元。被判处死刑。
李真是在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期间案发的，是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案牵出来的。1998年，河北省纪委对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特大经济犯罪开始立案侦查，99年3月畏罪潜逃的李国庭在天津被抓获，中纪委迅速派人奔赴河北协助审讯，经3个多月的政策攻心，2000年2月6日，李吐出了一枚重磅炸弹：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曾在纳税方面给烟厂以照顾；95、96年李妻赴新加坡学习之前，曾向其索要10万美元，李从个体烟贩闫满常那里索要了5万美元送给李真。李真进入中纪委视线。
李真1988年还是张家口市油漆厂的一名普通干部，此前曾当过中学物理教师。1999年，李真通过关系伪造了干部档案：将预备党员变为正式党员，行政职级从科员变为正科，这年7月如愿调入省企业投资公司。在其后的不到5年时间里，从一般干部到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一年后又任省国税局副局长，97年5月任局长。
李真被“两规”后，显得镇定自若，与办案人员谈笑风生，认定自己的事情大都是和铁杆朋友一起所为，知情者甚少，中纪委不会掌握到直接证据。还幻想着交往甚密的个别领导（程维高）会伸出援助之手。而实际上，中纪委在办李真案中，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最后突破李真是从外围着手，5个关键人物，一是河北大野集团总裁卢鹰，本身贪污公款210万元人民币和83万美元，自身不干净硬不起来，交待了向李真行贿10万元的事实；二是李真的中学女同学李某，与李关系爱昧，是李最信任的人，听到李真被“两规”后闻风而逃，办案人员经多方努力和秘密查找，在东北某地将其抓获，为全面突破奠定了基础。三号赵伟，曾行贿李真60余万元；四号人物张铁桥，替李真保管政治资金200万元。两人也先后落网；五号孙某某，是某县常务副县长，曾为升迁送给李真一台价值4万元的按摩椅。以上5人自身都有存在经济问题，专案组先查他们自身的问题，然后再让他们举证李真问题，为突破李真的心理防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0年6月17日，李真开始瓦解，陆续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揭露出了河北政界的腐败内幕，吴庆五、李国庭、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二辰、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福友、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
铭、省建委副主任李山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健等8名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及25名其他干部受到了法律制裁。
王怀忠——安徽省原副省长，索贿受贿517万元，案发被冻结追缴资产1085万元，其中480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003年12月29日被判处死刑，这是我国省部级干部被执行死刑的第3人，前有胡长清、成克杰，胡长清受贿544万元、成克杰受贿4109万元理应极刑，而李嘉庭2049万元没有用极刑，这里有原因，除王怀中索贿受贿情节恶劣（曾一次索贿200万元，用于摆平、干扰中纪委的调查）外，还因为其态度极差，在确凿证据面前百般狡辩，拒不认罪；他在安徽阜阳大搞形象、政绩工程，造成数亿元的经济损失，阜阳现有20多个亿的窟窿无法堵上，阜阳飞机场投资3.2个亿，仅营运一年，因严重亏损被子迫关闭；王怀忠的胆子特别大，人称“王大胆”。在毫县任书记时，省里要各县统计上报乡镇企业产值，当年毫县只有几千万，王大笔一挥变成了几个亿；他可以将一个贫穷的村民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小康之家，有一次，一位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到豪州考察，王怀忠探知消息后，令人将太和县某村最穷的一个村民找来，令他搬到一间事先腾空的房子里，把别人家的牛、羊、猪以及家具统统借来，再让村长、书记等教那个村民说一套“由贫致富”的经过，并加上一句“感谢现任市领导的帮助”等；在任阜阳市委书
记时，为了塑造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用半年时间筹备开了一个全国性黄牛工作会议，他让村民在会场边上几天之内搭建了很多牛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许多村民自家没有牛，只好化10元钱一天从别处租牛充数；有一年阜阳上报的财政收入达400亿元，下属一个县的纳税人名单中竟出现了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名字；他在阜阳推行繁荣“娼”盛，在主要宾馆、娱乐场所挂上“阜阳市重点保护企业”牌子，说：要繁荣起来有什么难，整条街挂上红灯笼（色情场所的暗号）。使阜阳大街小巷走不了几步就可看到高悬着醒目刺眼的红灯笼。王“咬”出来的官员160多名，在阜阳，买个乡长、镇长要10万元，买个局长50万元，明码标价。大小干部争着造假，“谁不造假认吃亏”，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受损。
胡剑鹏——张家港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妻子黄霞芳、长子胡波、次子胡江、女儿胡洁等全家7人8项罪名，全家覆没，2002年7月11日，苏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利用职务之便，在收购“大理造纸”股权过程中，与长子共同贪污380万元，个人贪污28万元，索贿56万元，受贿18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胡波被判20年，其妻其子在保税区虚假注册7家公司6个资金帐户2700万元运作，先后汇入上亿元，其妻挪用4千多万元，被判8年，三弟胡剑石挪用100多万元给黄霞芳炒股，自己侵吞50万，女儿（判4年6个月）、儿媳（判三年）受贿，女婿乔国峰侵吞大笔货款，小儿胡江走私，胡剑鹏及长子喜赌，胡波一天输30万，在澳门一次输65万，胡剑鹏包一川妹子，在苏州某宾馆长年包房，送其到苏大上学，送一辆凌子车给其上学用。
江阴市自来水公司原总经理刘荣毅…。
2、任务很重，任重道远
说任务很得，是因为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2月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了反腐败的“三个仍然”：“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是繁重的”。被查处腐败分子的经济数额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并向高智商、新领域发展。
在反腐败工作中，要防止下面四种偏面的错误论点：
一是一团漆黑论。大部分、绝大部份党员、党员干部是好的，并不象有的人说的那样：共产党的官都是贪官，拉出来排好队，用机枪扫射，可能会有个别误杀，但如果是点射，只肯定会有漏网的腐败分子。
二是不可避免论。有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但决不是不可避免，更不能因不可避免就放任自流。
三是速胜论。不能妄想今天反腐败，明天就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更不能妄想抓掉一批腐败分子，就不会再有腐败分子出现。
四是悲观论。要相信我们党有能力根除自身肌体的毒瘤。
3、从制度上改革、创建预防、治理腐败的体系。
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内的腐败问题来看，有些确实是因为制度上的原因造成的。如审批制度、财政制度、用人制度等等都存在一些问题。据统计，96至2003年，全国有8个省的交通厅、16名厅级领导被查处，其中河南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第一个落网的曾锦城，对下出口必言洁身自好，对上咬破手指写血书，结果是受贿30余万元，97年被判刑15年；接任的厅长张昆桐，上任就向省委立下军令状，要“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结果受贿110万元，远远超其前任，2001年被判无期徒刑；三任厅长石发亮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结果涉嫌重大经济问题被立案审查，目前尚未审判，案情还没有见报。在研讨交通部门累出腐败的这一现象时，有人将交通厅长这一位置称为“高危职位”，引用“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语来告诫后人：如果你想成就某人，你将其送上交通厅长的位置，那是一肥缺；如果你想处置某人，你也将其推上交通厅长的位置，那是个危险的陷井。
有些诱域，常人是难以抵御的。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曾是海关总署的缉私司副司长，曾是海关系统十佳青年，深得总暑领导器重，考虑到湛江海关的复杂性、特殊性，将其下派到湛江海关，希望其把好海关南大门，但其还是被香港申迪集团执行董事张猗拉下了水，所出手段就是美色，结果为张猗的走私大开绿灯，大量收受贿赂，终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子判处死刑的有15人，其中9人是死缓。
行贿人为达到目的往往是不择手段的，有个老总曾经对下属交待：对关键人物的工作一定要做到位，需要多少送多少，只要他们敢收，要将他们“送到”生死边缘，才能听我们的话，让我们牵着走。
从制度上防止腐败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要从“权力反腐”变为“制度反腐”。近年来的各项改革紧锣密鼓：首先是“三权”改革，成立行政审批中心以改革审批权，避免审批权掌握在少数领导手里；公开招聘、择优录用公务员，提升干部进行公示，改革用人权；成立财政核算中心以规范财权。我市乡镇先行一步的公务用车改革；中央建立的巡视制度等。
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正式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使得今后贪官外逃、违法资金转移出境现象将得到有抑制。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挪用4.85亿美元，2002年出逃美国，经交涉，美国政府对其逮捕，2004年2月判处其144个月，同年4月移交中国，但提出的条件是中国不能判处其死刑。
《党内监督条例》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经颁布。处分条例15章178条2万4千余字，保留了试行条例的38条，修改了96条，新增了44条，不再写入的7条。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也要变革，以弥补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不足。目前的进展可概括为“四个不再”：一是中纪委试点派出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二是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三是地方纪委仍有同级党委领导，但不再强调“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四是中纪委巡视组不再临时抽调人员组成为临时机构，而是建立了专职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
反对腐败可以有四个途径、达到四个目的：
一是使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愿腐败——靠教育，提高思想觉悟，自觉抵制腐败；
二是不肖腐败——高薪养廉；
三是不能腐败——靠严密的制度；
四是不敢腐败——加大打击力度，提高腐败的代价和成本。

三、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廉洁自律，避免或减少犯错误
（一）、受到纪律处分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
纪律处分是对犯错误人的一种惩罚、制裁，既然是一种惩罚、制裁，就会对被处分的多方面造成影响。概括起来，应该有组织上、政治上、行政上、经济上等，这些是有形的影响，可能还有些是无形的，比如面子上不好看等。
我们大家知道，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有5个种类：党内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行政处分有6类，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职。那么，受到党政纪处分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呢？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的党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也不能在党外提升职务。若遇公务员工资晋升，半年内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工资（行政警告处分也一样），当年底考核不能评定为优秀。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同样一年内不得在党内党外提升职务；与行政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相同，一年内不得晋升任何工资，当年底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如果是因职务行为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应评定为不称职，影响正常的公务员工资晋升和年终奖金。受行政降级处分的，从批准处分之日起，降低一级级别工资。（行政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解除期限为一年）
受到行政撤职处分的，按撤销前的职务，同时降低一级级别工资和一档以上职务工资，二年内年底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受撤职处分的行政解除期限为二年）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党员，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推荐担任与其原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从次月起降低原职务一档以上职务工资，当年底考核确定为不称职。（撤销党内职务分为撤销党内全部职务和撤销党内某一职务之分）
受留党察看处分（分留党察看一年或两年）的党员，党内职务自然撤销，有行政职务的，还应建议撤销其行政职务。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推荐担任与其原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从次月起降低原职务一档以上职务工资，当年底考核确定为不称职，次年底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次，其中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党员，第二年和第三年均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但没有开除公职的，党内职务自然撤销，有党外职务的，应建议撤销其党外职务，处分后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和向党外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高于原任的职务。从次月起降低原职务一档以上职务工资。年底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和第三年只写评语不定等次。
受开除公职处分的，从次月起停发工资。
被判处徒刑并宣告缓刑的，其党内外职务自然撤销，缓刑在原单位监督执行，执行期满后不得在机关工作，有悔孜表现又单位工作需要的，经主管机关批准，可以安排到下属或其他单位工作，需要重新确定职务的，一般应低于受刑事处罚前职务的二级以上。缓刑期间停发工资和各种福利，安排另时工作的，发本人受刑事处罚前固定工资80%的生活费。
我们许多部门本系统内部还有一些规定，如地税局内部还有“连坐”制，一个税务工作人员违纪受到了党政纪处分，所长的年终奖金要受影响，分管局长的奖金要受到影响，甚至主要领导也要受到影响。这就是违纪的成本，经济工作要讲成本核算，违纪人员也要核算成本，要使搞腐败的人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在公务员待遇提高，你一年有那么多工次收入，你去贪那么一点、接受人家一点贿赂，有什么好处，奖金被敲掉，工资受影响，甚至饭碗泼掉，还要影响别人。你计算一下：你还有多少年工作时间，算一年收入5万元（有的部门远非5万），十年要50万，二十年要100万。还有退休工资几十年，你去贪那么几万元干什么，划不来。做其他违纪违法事情的时候也是如此，你首先要想想后果，要思前想后，被发现会有什么结果，不要图一时痛快。
（二）、怎样才能避免或减少犯错误
要避免或减少犯错误、免受党纪国法制裁，关键在个人，在自身素质，除以上说的要思前想后，核算一下违纪成本外，我看要“七慎”、“八不”、“九注意”。
七慎：一是慎始，谨防第一次。人贵在善始，善始才能善终，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一关把不好，就会“兵败如山倒”；
二是慎微，谨防积小成大。有的人总是以“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要求自己，言外之意是我不大贪，小恩小惠小捞一点，有的以“大贪官多得很，我这点算什么”论，殊不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道理，说不定大贪官隐藏得深，难以被发现，你小打小闹却撞到了枪口上。要以三国刘备的“不以小恶而为之”要求自己；
三是慎好，谨防嗜好误前程。嗜好人皆有之，但不能过度，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赖昌星曾经说过：不怕政府有法规，就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有了爱好，他就可以投其所好。
四要慎欲，谨防纵欲过度。对权力、金钱、美女的纵欲过度不知害了多少人。欲望人人都有，君子爱财，取至有道。要以理导欲、以理制欲，“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任性不得，放纵不得。
五要慎权，谨防权力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了造福人民，滥用权力祸国殃民。
六要慎独，谨防自我放纵，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要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真的就那么保险，不见得，社会上有这么一句对朋友的定义：什么是朋友，关键时刻出卖自己的就是朋友。这说虽然偏激，但用在这里也不无道理，到关键时刻“谁管得了你，自身难保”，这样的案例多得很。
七要慎终，谨防晚节不保。善始容易，善终却难，几十年辛辛苦苦，为国为民做出了贡献，但与别人比起来，地位不够高、金钱不够多，就会心理失衡。
八不：不起贪心，贪图国家、集体的资产；
不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
不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不以不当手段获取荣誉、职称和地位，买官卖官；
不大操大办婚丧喜事，借机敛财；
不嫖；
不赌。
九注意：一是注意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廉洁自律自觉性；
二是注意自身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三是注意正确看待自己的功过是非，不要以救世主自居，认为自己付出多获取少，心理失衡；
四是注意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为国家、集体舍得牺牲一点小家利益；
五是注意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搞好上下左右关系；
六是注意倾听不同意见，搞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七是注意自身形象，时时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
八是注意管好身边的人，包括你的手下，你的家属小孩；
九是注意用手中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