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天记最新章节目录17: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2

     
    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8]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9]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10]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11]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12]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13]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14]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在刘少奇被正式宣布打倒之后，还出现了一首配合中央决议的歌曲《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首歌中，除了开头的“怒火在燃烧，铁拳高高举”两句外，全是给刘少奇强加的罪名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什么“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什么“撤销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他的党籍”等等。此歌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后边几句，在唱“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内奸刘少奇”、“打倒工贼刘少奇”这三句之间，都要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在唱完最后一句“打倒帝修反的走狗刘少奇”之后，还要连呼四声“打倒刘少奇”。[15]此歌被选入当时的一些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让青少年学生们放声高唱。可见当时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听说过前苏联有“打倒托洛茨基”、“打倒布哈林”的歌，也没有听说过匈牙利有“打倒纳吉”的歌。在党内镇压所谓“反党集团”并非中共的独创，但在镇压中特地炮制一首歌曲来配合，却似乎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这首歌虽然载入了官方编印的学生课本，但却未能收入后来官方编印的《战地新歌》之类歌曲集中，似乎也未在官方广播电台中播放过。
    
    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19]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0]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渲泻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1]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年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月10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月13日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