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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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 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 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虔诚，祈祷的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孙中山与基督教
王忠欣
孙中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近代民主共和社会的主要“推手”，他是近代以来担任国家领袖时间最短，但影响力却最广大、最持久、争议性最少的一位历史人物。孙中山在致力于推翻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共和体制的事业中，由于清政府的追捕，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生活和革命活动，进行宣传、组织和遥控起义的工作。他虽然人不在国内，但是影响和作用却超过任何在国内的反清志士，可谓一传奇人物。孙中山自幼受基督教的影响，后在香港念大学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去世前夕，他再次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领袖，意义非凡。
对于孙中山的研究，80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已经进行得非常深入和详尽，但对于孙中山与基督教之间的互动则关注和研究得相对较少，本文愿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讨论。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一、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启蒙影响
1878年，孙中山12岁时曾在家乡师从一位美国传教士克尔学习英文。这位美国传教士成为孙中山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也使孙中山开始接触到了基督教。据史料记载，当时孙中山“偶闻邻镇牧师悬有地图，寤寐求一见而未得也；从此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寄以莫大兴趣。审知’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物存焉”。[1]
13岁时，孙中山跟随母亲离开家乡去夏威夷檀香山投奔兄长孙眉。第一次海上之行，孙中山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巨大的英国海轮、船上的钢铁大梁、船员们过星期日、船长为一位死去的水手念圣经做祈祷……。[2] 西方的文化包括宗教在孙中山面前得到现实展现，引起他的好奇和遐想。
在檀香山，孙中山先是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读书。除了学校的功课，他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和课程，早晚在校内的教堂祈祷，星期天在圣安德烈教堂礼拜，并学习圣经。这些宗教活动，以及传教士温文儒雅德生活典范，使孙中山产生了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愿望。从意奥兰尼书院毕业后，孙中山于1883年又进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主办的瓦湖学院读书，并有意受洗入教。7月，其长兄孙眉因他“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3]，乃令其返回中国。孙中山回国所带回的书中就包括一本圣经。他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认为，基督教是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的，而孔教、佛教和道教却使中国处于二千年前的状态。[4]
1883年11月，孙中山赴香港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室”读书，并结识广州有名的基督教伦敦传道会长老区凤墀，跟随他学习中文及经史之学。区凤墀还为孙中山起了“逸仙”的别号。经区凤墀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美国公理会牧师喜嘉理，他们过往既密。不久，在喜嘉理的劝说和影响下，孙中山由喜嘉理施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取教名“日新”。[5]
孙中山受洗后，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热诚。1884年春，他进入香港中央书院学习，在学习之余，每星期日都到基督教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讲道。他还常与传教士们来往，并热心传教。正如麦梅生所著《基督教在广东》一书记载，孙中山受洗后，“常随喜牧〔师〕往香山传道，招得三人入教，盖初次习传道也。”[6]
1886年春夏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他原打算进神学院就读，日后献身传教事业，但由于当时香港附近没有一所完善的神学院，只好放弃。喜嘉理曾感叹地写道：“倘向使当日香港及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辅助，孙中山先生迨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归服基督”。[7]
由于无法读神学，孙中山乃决定学医，他认为，传道而外，惟行医最能功于社会。于是，经喜嘉理推荐，孙中山进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读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于1887年10月，又转入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参与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在西医书院读书时，孙中山与英国传教医生康德黎关系极好，在许多传道事业中协助康德黎。当康德黎访问中国麻疯病村时，孙中山曾随行给他当翻译。[8]在校外，孙中山常去附近的道济会堂与王煜初牧师晤谈教理，逐渐成为关系密切的好友。[9]
1892年7月，27岁的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
孙中山的青少年时期，也正是他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孙中山从13岁到夏威夷意奥兰尼书院求学，到27岁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4年中所就读的学校大都为教会学校。学校的宗教气氛、宗教活动，以及基督徒老师的教导，都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使孙中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而且也在他日后的许多思想和活动中，烙下了深深的基督教印迹。
二、基督教为孙中山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活动基地
孙中山从1894年起，开始从事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在其革命生涯中，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他长期流亡国外；民国建立后，由于袁世凯复辟和军阀混战，他还需发动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等，保护革命成果。正如孙中山的救命恩师康德黎博士所描述的那样：“他曾是一个被弃者，远离家国，时而逃避于甲国，时而又逃避于乙国，全宇宙似乎没有他的立足地，无论在事实或小说上，无论在历史或传奇中，没有任何作者敢把他所遭遇的窘迫，来比拟其他英雄们。因为在任何国旗之下，他得不着安宁，甚至天涯海角，将近二十年间，他无时不感觉到一种残酷的死亡，迫在眉睫。”[10] 从事这样充满艰辛、坎坷的革命事业，非有坚毅的精神不可，非有执着的信仰不行。孙中山坚持不懈地从事推翻满清政府、捍卫民主共和的革命，其精神动力与其基督教信仰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陶，获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这也成为他一生牺牲、奋斗的原动力量。
孙中山认为，他的革命道理和革命理想主要来自于教会和西方传教士。民国建立之初，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11] 在另一场演说中，他又再次强调：“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12] 在晚年时，孙中山对其革命事业做出总结：“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13]
孙中山自己曾把源自宗教的力量形容为“革命之火”不可或缺的油，他把革命事业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比喻为：“革命是火，宗教是油，人们只见我的革命，而不注意我的信仰；其实没有油，那里还有火”。[14] 据记载，孙中山年轻时，“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15] 可见，孙中山一生从事革命要把中国人民带出满清的奴役，得力于圣经出埃及记的启示和鼓舞。
耶稣是孙中山最为敬仰的宗教人物，耶稣的牺牲精神成为孙中山革命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孙中山曾表示，“至于教，则崇耶稣”。耶稣的教义重在舍己救人，替人服役，他教导信徒“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最后自己殉难于十字架上，为人赎罪。[16]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经常与教友“互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他们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17] 孙中山一直坚信，他肩负着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以耶稣为榜样去从事解放人民的革命。孙中山常说：“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教，而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的基督教。”[18]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执着教友的手对其革命一生进行总结：“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19] “他来解救穷人、不幸的人和被奴役的人。我也如此努力。”“他反对犹太立法者维持的传统，宣传博爱精神。由于同样的枷锁也束缚中国，我也从事我的十字军运动。···我信仰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一直努力身体力行”[20] 康德黎博士也指出：“孙先生的革命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灭，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21] 孙中山不仅自己追随耶稣，也鼓励他的同志信仰基督，继续革命。他在去世前对前来看望他的挚友说，“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22]
在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常常遭遇挫折，在面对这些困难时，他也是靠信仰坚持下来。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抓获，危在旦夕。孙中山靠着他的宗教信仰坚持了下来，最后在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下得以脱险。事后，孙中山在给区凤墀的信中描写了被囚时的心情：“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23]
孙中山不仅从基督教中汲取革命的动力，而且他的许多革命活动也是在基督教堂中进行的。在开展反清革命的初期，孙中山常常借用教堂作为革命机关。如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孙中山就是在广州双门底基督教徒左斗山的圣教书楼策划起义的。革命党人常往来于该书楼谈论政治，筹划起义大事。[24] 双门底长老会福音堂的传教师王质甫，曾帮助孙中山秘密工作，用教堂名义，暗藏军械于书箱中，秘密运输。另外，广州永汉路的长老会福音堂、河南的巴陵会福音堂、花地的“格致书院”、芳村的“培英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医院”、和油栏门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鸿兴客栈”等处，都曾作过革命机关。[25]
孙中山流亡国外期间，也经常在教堂和教会学校中宣传革命主张、进行革命准备。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逃亡到夏威夷后，孙中山意识到训练一批军事干部的重要性。在芙兰谛文牧师的帮助下，孙中山借用教会学校寻真书院的操场，训练兴中会的20多位成员。[26] 1904年，孙中山前往美国旧金山，借中国城士作顿街长老会教堂召开“救国会议”，演说革命要义，并鼓励听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同年8月，孙中山抵达纽约，住在纽约第一华人长老会堂中。该教会牧师是许芹，对孙中山向表赞助。这样，纽约第一华人长老会堂就成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地点。在长老会堂，孙中山联系到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王宠惠，一同首草“五权宪法”，并以英文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宣言。[27]
三、孙中山革命的人力资源来自基督教
孙中山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所结识的朋友主要是教会中的牧师、教徒，以及教会学校中的基督徒师生。这也影响到孙中山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体制的革命中，所依靠的骨干力量主要为基督徒；并且在革命的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孙中山的也主要为基督徒。
“孙中山在求学的年代，不论在檀香山得芙兰谛文牧师，以及众教徒款协助返港续学，抑或入学广州博济医院，以及转学香港西医书院，均有教徒从中相助支持。”[28]
孙中山在广州和香港就读医学院的老师同学中，如何启博士、孟生博士、康德黎博士和郑士良等均为基督徒，且在日后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教会人士对他的革命运动赞助甚力。喜嘉理曾记述道：“当是时，先生(孙中山)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毕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29]
孙中山建立的反清革命组织，参加者中许多人都是基督徒。按照冯自由的叙述，截至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反清密谋者达15人，其中有8人是基督徒。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小团体――兴中会，第一个参加的邓荫南便是基督徒。因与会者多系基督教徒，故宣誓入会时均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宣读。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机关。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谢缵泰、区凤墀等教友入会，并成为香港兴中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特别是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3人在兴中会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兴中会存在的11年中，发展了将近500名会员，在有姓名可查的290人中，至少有34人是基督教徒，占12%。[30] 基督教徒人数虽然不算太多，但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组织活动中处于领导和骨干的地位。
孙中山发动的历次反清起义，均有基督徒参加，许多人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895年，孙中山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即广州乙未之役。在这次起义中，基督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起义的领导者多为基督徒。1895年3月，香港兴中会确定孙中山驻广州直接指挥起义，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担任助手；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和财政事务，由黄咏商、谢缵泰等担任助手。在这由8个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为基督徒。其次，基督徒承担了舆论宣传工作。谢缵泰负责争取《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两家英文报纸的舆论支持。5月30日，谢缵泰致清光绪皇帝的“公开信”在这两家报纸以及新加坡和远东其它报纸上发表，以探测海内外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何启作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和大律师，不便公开出面支持起义，但在暗中参与讨论起义计划，并与谢缵泰一起修改宣言。[31]
起义由于谋事不密，事先即被清政府察觉，未及发难便遭失败。陆皓东本可以躲避起来，但为了把党人名单毁掉，以免落入统治者手中，他又回到了书店的秘密住所，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他在供词中慷慨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起者不可尽杀!”[32] 陆皓东是孙中山少年时的好朋友，也是同乡，两人一起在香港受洗，青天白日旗就是他设计的，可以说他是孙中山革命的忠实同志，因此被孙中山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33]
1900年孙中山又组织惠州起义，参加策动的包括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史坚如、邓荫南、李纪堂等，全为基督徒，可谓基督徒领导的起义。在起义中，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事败牺牲。史坚如是广州基督教格致书院的学生，与外国传教士来往密切。他曾指出其革命思想的来源：“我是基督教徒，信仰上帝。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为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原则而工作。”[34]
孙中山一生中数次蒙难，挺身而出施以援手的多为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伦敦蒙难。1896年10月11日，清政府驻英国使馆人员在伦敦拘禁了孙中山，拟偷运回国杀害。在关押期间，孙中山尽力说服英国仆人柯尔，让他向外界传递消息。孙中山把自己比作遭迫害的基督徒，取得了同是基督徒的柯尔的同情。柯尔和一位使馆女管家设法把消息传给了孙中山先前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经过两位老师的奔走营救，孙中山终于获释。[35]
1904年孙中山由檀香山去美国大陆进行革命宣传，由于清政府的施压，在旧金山入关时遭美国移民局禁止入境，并被关入天使岛木屋。在这关键时刻，孙中山根据他在广东的教友左斗山、杨襄甫所写的介绍信，联系到同为基督徒的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伍盘照是一位著名的基督徒学者，素以传教和办报而闻名，他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馆的顾问，与当地海关主管移民事务的官员常有来往。在他的奔走营救下，孙中山获得了自由，并取得了在美国的居留权。[36]
许多基督徒个人，特别是富裕的商人，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比如在香港的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广东银行创办人李煜堂、联益建筑公司创办人林护等，都经常协助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运送枪械弹药，并大量捐款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工作。[37] 支持孙中山最力的还要数上海商人宋耀如，他为孙中山革命筹措了大量资金。
宋耀如是海南人，少年时去美国波士顿，在一家丝茶店当店员，后被一位基督徒船长带到北卡罗来纳州，1880年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会受洗，次年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1882年进入田纳西州的凡德比（Vanderbit）大学神学院就读，毕业后加入监理会，受封按立为牧师，1886年被派回中国上海传教。经过6年的传教后，宋耀如于1892年辞去了在监理会的工作，全力经营华美印书馆，专印中文圣经，以后又代印畅销全国的基督教刊物《万国公报》，成为上海有名的企业家。1894年，经陆皓东介绍，孙中山与宋耀如在上海卫理公会慕尔堂相识，从此，两人成为莫逆。由于宋耀如的经济实力，他慷慨解囊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且帮助孙中山在上海和美国筹措经费。仅1905年至1906年，宋耀如就在美国为孙中山筹得200多万美元。这以后，宋耀如被任命为同盟会的司库，俨然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大财东。他还从私囊中支付孙中山的个人开销，基本上保证了孙中山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钱花。由于宋耀如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他的大女儿宋霭龄和二女儿宋庆龄自美国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还进一步与孙中山结为夫妻，使孙、宋两姓结下了不解之缘。[38]
四、孙中山对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影响
1912年1月1日，身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为国家领袖的基督徒，换言之，他也是第一个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领袖。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中，这一现象本身就暗含了中国从一个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宽容、多元、宗教自由在这一现象中都有所呈现。
作为一名基督徒，孙中山在成为中国的国家领袖后，必然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作为国家领袖的孙中山信奉基督教，大大减轻了一般民众成为基督徒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压力，对基督教信仰也是一种无形的鼓励。基督教传人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社会和民众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民教冲突更加激烈，终于导致了针对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也使基督教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更加负面。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使中国的基督徒处境艰难、倍感压力。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多次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表现出对基督教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督教所遭受的压力。孙中山曾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39] 在去世前，孙中山又说：“我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40]
其次，孙中山多次公开肯定基督教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了正面的形象。在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多次在公开场合肯定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民摆脱清朝政府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第自海禁初开，基督教国以条约要求废去传教习教之禁律，于是中国之基督教徒始有集会之自由。清廷以既不能禁教徒之集会，而对于一般人民集会之禁令，亦渐放去。此中国人民之得集会自由，初实多教会之赐也。”“夫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于唉及者然。” [41] 这些讲话无疑是对基督教的巨大肯定，对提升基督教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起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孙中山还在许多集会上发表演说，直接肯定基督教对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建立的重要贡献。1912年9月，在对北京基督教人士的演讲中，孙中山表示：“此次革命功成，兄弟亦滋愧悚。但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42] 在同年对西方宣教士的演讲中，孙中山再次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皆所当感谢者也。”[43] 这种对基督教的肯定，一方面减轻了一般国民对于基督教的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树立了基督教积极向上、追求正义的正面形象。
似乎是与孙中山的演讲相呼应，基督教界也通过国民革命的胜利来教育民众重新认识基督教。1912年10月号的上海《基督徒月报》载文指出：“吾谓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何也？不见夫基督教首先传至之地为广东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广东也。不见夫牺牲己身，以救众人之耶稣基督乎？故以身许国，首先发难者，亦基督徒也。然此特就民国成立之初言之也。若欲民国久而不敝，尤非基督教不为功。盖基督教所施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券而获矣！此吾所谓基督教与中华民国，有密切之关系也。”[44]
再次，孙中山强调中国的社会、道德、政治建设需要基督教，中国的未来需要基督教。孙中山对基督教的期望与赞誉，对扩大基督教的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许多聚会中肯定和称赞基督教的道德作用。1912年，他在福州基督教会欢迎会上演讲说：“外人来华传教，殊能增进道德观念，使吾人尽具纯净之爱国心。此后同胞尽力造成良善政府，则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45] 在同年的另外几场基督教人士的集会上，孙中山反复指出基督教对中国政治建设的作用。他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不第兄弟之幸，亦众教友之福，四万万同胞受赐良多矣。” [46]。他又说：“凡国家政府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之，则民德自臻上理······惟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47] 孙中山认为，虽然清朝已被推翻，就如摩西已将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但建设中华民国，就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至迦南乳蜜之地的工作尚未完成，“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西亚之任，以领带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其谁也？” [48] 因此，他号召“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49] 这种呼吁对于中国的基督徒虽说是一种责任，但更是一种荣誉，必定有助于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
第四，孙中山大力倡导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特别是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发布了相关的法律文件，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传播，以及保护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1912年1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表的《对外宣言》中，“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同年3月在签发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50] 用法律的形式确保信仰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前清之对于教会，不能自由信仰，自立传教，只藉条约之保护而已。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51] 信仰自由，并为法律所保障，可消除满清时代民教之冲突，这是孙中山的坚强信念，并且也为历史所证明。民国建立以后，类似19世纪下半叶的民教冲突的确极少发生。为确保信仰自由，孙中山亦极力主张政教分离。早在1912年2月，孙中山就指出：“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乱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借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皆无益。”[52] 孙中山认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就可在中国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正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我敢卜基督教在这新国度里，日荣月盛。”[53]
孙中山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验。基督教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0多年间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10年时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为16万7千人，到1920年则达到36万6千多人，增长一倍多。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另外，基督徒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者也不乏其人，如冯玉祥、张之江、王宠惠、王正廷等，仅在广东省政府中，任职人员中65％以上都为基督徒。[54]
（作者单位：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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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初稿（上），转引自林治平“国父孙中山先生大学毕业前与基督教之关系”，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
[2] 【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8章。
[3]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4] 林百克，第23章。
[5] 习贤德：《孙中山先生与基督教》，台北浸宣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林治平，第334页。
[6] 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林治平，第334至335页。
[7] 李志刚：“基督教徒对孙中山先生之认同新探”，见李志刚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2）》，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
[8]〔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9] 罗香林：《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国父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1965年版，第199页。
[10] 习贤德，第19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6之447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68页。
[13] 陆丹林：《革命史谭》，《近代稗海》第1辑，第569—570页。
[14] 习贤德，第61页。
[15] 崔沧海：《史烈士与基督教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号，1927年6月。
[16] 李志刚，第181页。
[17] 王宠惠：《追怀国父述略》，见《革命先烈先进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第一册，台北1965年版。
[18] 〖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19]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20] 习贤德，第67页。
[21] 习贤德，第19页。
[22] 习贤德，第108页。
[2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页。
[24] 郝平，第51页。
[25]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
[26] 习贤德，第53页。
[27] 李志刚，第180页。
[28] 李志刚，第175页。
[2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15页。
[30] 主要资料来源：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4集)，《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黄大汉《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革命文献》第64辑)，习贤德，第52至53页。
[31] 谢缆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5页。
[3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中华书局1960年新1版，第659页。
[3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
[34] 史扶邻，第152页。
[3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页。
[36] 郝平，第121至123页。
[37] 李志刚，第181页。
[38] 斯特林·西格雷夫，第15至16页，第77页，第93至99页。习贤德，第56至58页。李志刚，第178页。
[39] 包世杰：“孙中山逝世私记”，见《近代史资料》第7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7页。
[40] 习贤德，第108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7页。
[42]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
[43] 《国父感谢西方宣教士演讲词》， 见习贤德，第123页。
[44] 李志刚，第182页。
[45] 《孙中山集外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46]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7页。
[47] 《国父感谢西方宣教士演讲词》，见习贤德，第123页。
[48] 《国父勉励中国基督徒青年书》，见习贤德，第125页。
[49]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1页。
[50] 《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页。
[5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1页。
[52] “国父覆美以美教会函”，见习贤德，第11页。
[53] “国父答谢康德黎夫人函”，见习贤德，第120页。
[5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226页，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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