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郎咸平视频全集:顾绣飞针走线452年 苦寻有书画功底的新绣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23:40:00
顾绣之名虽盛而真得“画绣”真谛者在上海已经难寻。
顾绣飞针走线452年 苦寻有书画功底的新绣娘
传承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顾绣
顾绣，是民间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
顾绣系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之子顾汇海之妾缪氏所创（距今已有452年），顾名世次孙媳韩希孟善画，在针法与色彩运用上独具巧思，显着提高了这种绣法的艺术品格，顾绣由此又称“画绣”。据明代崇祯年间《松江县志》记载：“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做（作）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
其绣艺特色是：以针代笔、以线为墨，以摹绣古代名画为主，着意追求笔情墨趣，富有浓厚的中国画典雅风格。顾绣因此成为文人画在针刺艺术上的延伸，对苏、浙、湘、蜀刺绣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绣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且制作费时耗工。顾绣之名虽盛而真得“画绣”真谛者在上海已经难寻。
2006年5月，顾绣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经国家文化部确定，上海市松江区的戴明教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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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幅顾绣作品《红蓼水禽图》，由顾绣国家级传人戴明教绣出，选材自北宋徐崇矩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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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传人戴明教的封针绣品之一《小庭婴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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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传人吴树新的绣品《幽谷先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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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传人朱庆华的绣品《禽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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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传人朱庆华的绣品《调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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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传人富永萍的绣品《嘉禾草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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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用的绷架
本版图片除了记者署名外，均为松江文化馆提供，特此鸣谢。
10月11日，位于松江区文化馆内的松江顾绣工作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子正拿着一块干净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拭着自己的双手，动作轻柔而舒缓，拂去手掌至指间那一点点汗渍和灰尘。随后，她又打开一瓶护手霜，小心翼翼地滋润着双手每一寸肌肤，她的手指渐渐变得暖暖的……
你或许会说：这个年轻女孩真是爱美！是的，她的确爱美。但当她缓缓打开面前铺盖的层层白纸时，一幅精致的刺绣半成品显露了出来，原来，她悉心呵护的并不是自己的双手，而是手下诞生的顾绣作品。这位年轻女子名叫沈丽莉，现年28岁，可以说她是顾绣最年轻的一代“绣娘”。
绣一幅“顾绣”多则一年
顾绣，这个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已经走过了由兴盛到衰落，乃至消亡、重生的452年历史。明清，顾绣流入江南民间一时盛极；抗日战争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顾绣陷入困境；上世纪末，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顾绣濒临夭折，工艺品厂倒闭；进入新世纪后，顾绣艰难重生，以顾绣为主题的工作室、画廊在顾绣发源地——松江逐渐兴起，4名顾绣的“传人”进入松江顾绣工作室传授顾绣艺术。
现年28岁的沈丽莉是2009年松江顾绣工作室新招收的员工，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目前她有些像是3位师傅——顾绣的市级传人朱庆华、富永萍和吴树新的“独生女”。为什么不多招几个年轻学生呢？松江区文化馆馆长陆春彪感叹：“要招到一个好苗子谈何容易！”
当下传承人难以寻觅的困境与顾绣的特性不无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免有些曲高和寡。顾绣起源于明代，向来被誉为是高雅、脱俗的民间艺术，它的发展始终与文人文化息息相关。“以针代笔，以线代色”，与笔墨丹青的亲缘赋予顾绣“画绣”的美名。陆春彪称，顾绣把民间绣艺与文人画巧妙结合，它要求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这既是顾绣的独特魅力，却也成为它难以普及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幅顾绣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绣工大量时间和精力，“绣一幅作品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这对于传承人来说，要求太高。”
海上瑰宝曾经濒临绝境
事实上，顾绣早已不止一次遭遇传承上的危机。清末民初，连年战火让这一古老的海上瑰宝一度濒临绝境,《松江简明史》中赫然写道：“顾绣久负盛名，亦已失传矣。”
直至上世纪30年代，一艘乌篷船载着一位中年女子来到松江跨塘桥边，她是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松江女子学校，1905年成立，后改名松筠女子职业学校，设刺绣科）新聘请的刺绣科教习宋金苓。宋金苓乃通晓顾绣的刺绣大师沈寿之得意门生，并曾受沈寿嘱托前往松江探寻顾绣之根。而宋金苓的到来，无疑为顾绣延续了一点香火，免遭在动荡时局中消亡的厄运。
不过，在之后的数十年中，顾绣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宋金苓在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教授过的学生也逐渐老去。1937年，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爆发，宋金苓的弟子戴明教随家外出避难，当时她离毕业还有一年。但戴明教回来后，却发现女校已被炸成废墟，她不得不转校完成学业。1942年戴明教结婚，在居家生活中她偶尔绣些小品遣性。
上世纪50年代，松江成立街道刺绣社，戴明教欣然加入。但随即“文革”爆发，受到出身影响，她只得离社回家。1973年初，松江工艺品厂筹建顾绣小组，当时的厂长到街道刺绣社借调艺人，戴明教因身体健康、视力较好被大家推荐成为厂里一名编外临时工。
然而，好景不长，戴明教在刺绣小组只工作了9个月，1973年底，刺绣小组便因“复古复旧”压力被迫中断。戴明教只得放下手中的针线，再次回家。
《红蓼水禽图》惊鸿照影来
直至上世纪70年代，沉寂已久的传统工艺美术才呈现出一片生机。
当时，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崔凤彦先生为发掘外贸需求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四处寻找具备恢复顾绣生产条件的地点。1977年11月，为了筹备上海工艺品展销会，崔凤彦来到松江工艺品厂，在车间墙角一只旧绷架上，盖着满是尘埃的废报纸。崔凤彦偶然掀开报纸，只是这惊鸿一瞥，便让他心动不已。原来，报纸底下的竟是半幅宋人的《红蓼水禽图》，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恰恰是崔凤彦苦苦寻觅的顾绣。
他立即问：“这是谁绣的？”
“戴明教。”
之后，崔凤彦诚恳地请来了在“文革”时期回到街道的戴明教，《红蓼水禽图》也终于完成。1978年，松江工艺品厂重建了顾绣小组，56岁的戴明教被重请回厂带徒传艺。她不但转为正式职工，还收下了包括朱庆华、吴树新、富永萍在内的10名年轻弟子。
富永萍回忆，自己能够师从戴明教无比幸运。1975年，17岁的富永萍进入松江工艺品厂，当时她只是在普通的工艺品车间负责包装一些工艺礼品，从小热爱美术的她，似乎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3年后，富永萍喜闻，松江工艺品厂要恢复顾绣小组。富永萍因此进入顾绣小组，和其他9位小姑娘一起，每天在戴明教手把手的教授下学习，“师傅不严厉，但却很严格、很细心，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她会要求我们拆了重做。”开始，姑娘们只是绣一些枕套之类的小图案，随着技术的娴熟，她们越绣越好，越绣越精。
“针法倒在其次，顾绣让我们觉得最难的是配色。”富永萍说，绣线颜色多得数也数不清，初学时她常常为挑选哪个颜色而烦恼，有时挑的颜色稍有一点偏差，整幅作品的“味道”就都变了，只能拆了重来，“要说完全脱离师傅的指导独立配色，我们都是花上了几年工夫才能做到。”
命途多舛徒弟散了一半
富永萍等人在松江工艺品厂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其间创作了许多精美传神的佳作。但到了1998年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曾经长期从事顾绣生产的集体企业松江工艺品厂，法院的破产判决给了它致命一击，面临查封资产拍卖的厄运。经当时松江区委宣传部的协调，顾绣车间转入民营企业松江电子仪器厂，而戴明教的传人也有了新的工作环境。
“我们刚到电子厂时，工资比清洁工还低，但好在能有个地方让我们继续绣顾绣。”讲起这段一波三折的经历，即使性格开朗的富永萍也有些心酸。那段时间，顾绣师傅们还常常因为厂里车间紧张而把绣品带回家绣。“从我们开始学习顾绣一直到转到电子仪器厂，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持下来了。”富永萍讲述，一些师傅也因为工作辛苦、生活压力大等各种原因选择转行，刚转入电子仪器厂时，原本戴明教的10位徒弟只留下了6人。
戴明教70岁时，因眼力不济而“封针”。如今，在她的弟子中，钱月芳、朱庆华、高秀芳、富永萍和吴树新5人已成为了顾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级传人。她们中的钱月芳开办了自己的顾绣工作室传授顾绣技法，其他4人退休后都来到了松江顾绣工作室，继续研习顾绣艺术。
而在上海，除了松江文化馆的顾绣工作室和钱月芳的工作室之外，以顾绣为主题的工作室、画廊也不算少见。
这些年来，并非没有人专程上门希望找到戴明教的传人拜师学艺。顾绣工作室3位师傅告诉记者，前几年就曾有两个女孩特意从北京前来求艺，但这两个女孩学了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对她们来说,刺绣只是业余爱好，学些皮毛可以，说要传承是指望不上的。”
富永萍向记者描述，顾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好很难坚持下去。“可能绣一片叶子就要用上好几天。”而如今的时代，年轻人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生活压力，要求让他们静下心来学习，也确实有些为难。“顾绣也不可能是学了几年就能出成绩的。内行一眼就能看出来绣品的功底，如果耐不住寂寞，不一直练习、感悟，很难提高。”
期待走出形似神非困境
即使是朱庆华、富永萍和吴树新3位已经传习了数十年的老师傅，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依然有许多不满意。师傅们说，针法多练习就能运用自如，配色熟练了也能把握准确，但是对绘画和书法的感悟却很难赶上前人。
根据戴明教对于其师傅宋金苓的回忆，宋金苓时常“对花写生”，对着鲜花现场构图、现场刺绣，从而脱离线稿，灵活配色，表现出花朵灵动的生气。然而，宋金苓这种当场绣画的绝技，今天已很难做到。现如今，师傅们更多的是根据已经描摹好的底稿刺绣。朱庆华坦言，虽然自绘自绣也能做到，但目前她们的顾绣作品基本还是两人完成——先由绘画师傅在绢布上画完底稿，再由顾绣师傅把画稿变为绣品。
当然，顾绣师傅们也会不断研习古人书画艺术提升自己的技法。富永萍向记者透露，自己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博物馆、美术馆去欣赏古人的书画，吸取灵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会时不时买一些画册，几乎每天都会在家里练习书法和绘画。”富永萍还买了几个石膏像，在家里画素描，她觉得不仅是国画，练习西洋画的基本功也能对顾绣艺术有所帮助。“其实我最喜欢绣的是书法，它没有过多的颜色，在黑白灰之间展露出笔墨的劲道，比起绣一幅画考验更大。”
但师傅们依然无奈地说，顾绣诞生与发展之初，韩希孟、顾玉兰时代的人文环境已经消失，要从意境上贴近先辈大师已非常困难，形似神非是她们入行几十年来始终感到困惑的问题。富永萍最后强调说，“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希望今后的传人能够有良好的绘画基础，这样才能更深入地领悟顾绣的精髓。”
顾绣飞针走线452年 苦寻有书画功底的新绣娘
传承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顾绣
顾绣，是民间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
顾绣系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之子顾汇海之妾缪氏所创（距今已有452年），顾名世次孙媳韩希孟善画，在针法与色彩运用上独具巧思，显着提高了这种绣法的艺术品格，顾绣由此又称“画绣”。据明代崇祯年间《松江县志》记载：“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做（作）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
其绣艺特色是：以针代笔、以线为墨，以摹绣古代名画为主，着意追求笔情墨趣，富有浓厚的中国画典雅风格。顾绣因此成为文人画在针刺艺术上的延伸，对苏、浙、湘、蜀刺绣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绣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且制作费时耗工。顾绣之名虽盛而真得“画绣”真谛者在上海已经难寻。
2006年5月，顾绣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经国家文化部确定，上海市松江区的戴明教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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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幅顾绣作品《红蓼水禽图》，由顾绣国家级传人戴明教绣出，选材自北宋徐崇矩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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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传人吴树新的绣品《幽谷先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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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绣用的绷架
本版图片除了记者署名外，均为松江文化馆提供，特此鸣谢。
10月11日，位于松江区文化馆内的松江顾绣工作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子正拿着一块干净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拭着自己的双手，动作轻柔而舒缓，拂去手掌至指间那一点点汗渍和灰尘。随后，她又打开一瓶护手霜，小心翼翼地滋润着双手每一寸肌肤，她的手指渐渐变得暖暖的……
你或许会说：这个年轻女孩真是爱美！是的，她的确爱美。但当她缓缓打开面前铺盖的层层白纸时，一幅精致的刺绣半成品显露了出来，原来，她悉心呵护的并不是自己的双手，而是手下诞生的顾绣作品。这位年轻女子名叫沈丽莉，现年28岁，可以说她是顾绣最年轻的一代“绣娘”。
绣一幅“顾绣”多则一年
顾绣，这个江南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已经走过了由兴盛到衰落，乃至消亡、重生的452年历史。明清，顾绣流入江南民间一时盛极；抗日战争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顾绣陷入困境；上世纪末，在市场经济浪潮中，顾绣濒临夭折，工艺品厂倒闭；进入新世纪后，顾绣艰难重生，以顾绣为主题的工作室、画廊在顾绣发源地——松江逐渐兴起，4名顾绣的“传人”进入松江顾绣工作室传授顾绣艺术。
现年28岁的沈丽莉是2009年松江顾绣工作室新招收的员工，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目前她有些像是3位师傅——顾绣的市级传人朱庆华、富永萍和吴树新的“独生女”。为什么不多招几个年轻学生呢？松江区文化馆馆长陆春彪感叹：“要招到一个好苗子谈何容易！”
当下传承人难以寻觅的困境与顾绣的特性不无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免有些曲高和寡。顾绣起源于明代，向来被誉为是高雅、脱俗的民间艺术，它的发展始终与文人文化息息相关。“以针代笔，以线代色”，与笔墨丹青的亲缘赋予顾绣“画绣”的美名。陆春彪称，顾绣把民间绣艺与文人画巧妙结合，它要求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这既是顾绣的独特魅力，却也成为它难以普及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幅顾绣作品的诞生需要耗费绣工大量时间和精力，“绣一幅作品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这对于传承人来说，要求太高。”
海上瑰宝曾经濒临绝境
事实上，顾绣早已不止一次遭遇传承上的危机。清末民初，连年战火让这一古老的海上瑰宝一度濒临绝境,《松江简明史》中赫然写道：“顾绣久负盛名，亦已失传矣。”
直至上世纪30年代，一艘乌篷船载着一位中年女子来到松江跨塘桥边，她是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松江女子学校，1905年成立，后改名松筠女子职业学校，设刺绣科）新聘请的刺绣科教习宋金苓。宋金苓乃通晓顾绣的刺绣大师沈寿之得意门生，并曾受沈寿嘱托前往松江探寻顾绣之根。而宋金苓的到来，无疑为顾绣延续了一点香火，免遭在动荡时局中消亡的厄运。
不过，在之后的数十年中，顾绣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宋金苓在松筠女子职业学校教授过的学生也逐渐老去。1937年，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爆发，宋金苓的弟子戴明教随家外出避难，当时她离毕业还有一年。但戴明教回来后，却发现女校已被炸成废墟，她不得不转校完成学业。1942年戴明教结婚，在居家生活中她偶尔绣些小品遣性。
上世纪50年代，松江成立街道刺绣社，戴明教欣然加入。但随即“文革”爆发，受到出身影响，她只得离社回家。1973年初，松江工艺品厂筹建顾绣小组，当时的厂长到街道刺绣社借调艺人，戴明教因身体健康、视力较好被大家推荐成为厂里一名编外临时工。
然而，好景不长，戴明教在刺绣小组只工作了9个月，1973年底，刺绣小组便因“复古复旧”压力被迫中断。戴明教只得放下手中的针线，再次回家。
《红蓼水禽图》惊鸿照影来
直至上世纪70年代，沉寂已久的传统工艺美术才呈现出一片生机。
当时，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崔凤彦先生为发掘外贸需求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四处寻找具备恢复顾绣生产条件的地点。1977年11月，为了筹备上海工艺品展销会，崔凤彦来到松江工艺品厂，在车间墙角一只旧绷架上，盖着满是尘埃的废报纸。崔凤彦偶然掀开报纸，只是这惊鸿一瞥，便让他心动不已。原来，报纸底下的竟是半幅宋人的《红蓼水禽图》，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这恰恰是崔凤彦苦苦寻觅的顾绣。
他立即问：“这是谁绣的？”
“戴明教。”
之后，崔凤彦诚恳地请来了在“文革”时期回到街道的戴明教，《红蓼水禽图》也终于完成。1978年，松江工艺品厂重建了顾绣小组，56岁的戴明教被重请回厂带徒传艺。她不但转为正式职工，还收下了包括朱庆华、吴树新、富永萍在内的10名年轻弟子。
富永萍回忆，自己能够师从戴明教无比幸运。1975年，17岁的富永萍进入松江工艺品厂，当时她只是在普通的工艺品车间负责包装一些工艺礼品，从小热爱美术的她，似乎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3年后，富永萍喜闻，松江工艺品厂要恢复顾绣小组。富永萍因此进入顾绣小组，和其他9位小姑娘一起，每天在戴明教手把手的教授下学习，“师傅不严厉，但却很严格、很细心，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她会要求我们拆了重做。”开始，姑娘们只是绣一些枕套之类的小图案，随着技术的娴熟，她们越绣越好，越绣越精。
“针法倒在其次，顾绣让我们觉得最难的是配色。”富永萍说，绣线颜色多得数也数不清，初学时她常常为挑选哪个颜色而烦恼，有时挑的颜色稍有一点偏差，整幅作品的“味道”就都变了，只能拆了重来，“要说完全脱离师傅的指导独立配色，我们都是花上了几年工夫才能做到。”
命途多舛徒弟散了一半
富永萍等人在松江工艺品厂学习工作了整整20年，其间创作了许多精美传神的佳作。但到了1998年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曾经长期从事顾绣生产的集体企业松江工艺品厂，法院的破产判决给了它致命一击，面临查封资产拍卖的厄运。经当时松江区委宣传部的协调，顾绣车间转入民营企业松江电子仪器厂，而戴明教的传人也有了新的工作环境。
“我们刚到电子厂时，工资比清洁工还低，但好在能有个地方让我们继续绣顾绣。”讲起这段一波三折的经历，即使性格开朗的富永萍也有些心酸。那段时间，顾绣师傅们还常常因为厂里车间紧张而把绣品带回家绣。“从我们开始学习顾绣一直到转到电子仪器厂，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坚持下来了。”富永萍讲述，一些师傅也因为工作辛苦、生活压力大等各种原因选择转行，刚转入电子仪器厂时，原本戴明教的10位徒弟只留下了6人。
戴明教70岁时，因眼力不济而“封针”。如今，在她的弟子中，钱月芳、朱庆华、高秀芳、富永萍和吴树新5人已成为了顾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级传人。她们中的钱月芳开办了自己的顾绣工作室传授顾绣技法，其他4人退休后都来到了松江顾绣工作室，继续研习顾绣艺术。
而在上海，除了松江文化馆的顾绣工作室和钱月芳的工作室之外，以顾绣为主题的工作室、画廊也不算少见。
这些年来，并非没有人专程上门希望找到戴明教的传人拜师学艺。顾绣工作室3位师傅告诉记者，前几年就曾有两个女孩特意从北京前来求艺，但这两个女孩学了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对她们来说,刺绣只是业余爱好，学些皮毛可以，说要传承是指望不上的。”
富永萍向记者描述，顾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如果没有强烈的爱好很难坚持下去。“可能绣一片叶子就要用上好几天。”而如今的时代，年轻人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生活压力，要求让他们静下心来学习，也确实有些为难。“顾绣也不可能是学了几年就能出成绩的。内行一眼就能看出来绣品的功底，如果耐不住寂寞，不一直练习、感悟，很难提高。”
期待走出形似神非困境
即使是朱庆华、富永萍和吴树新3位已经传习了数十年的老师傅，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依然有许多不满意。师傅们说，针法多练习就能运用自如，配色熟练了也能把握准确，但是对绘画和书法的感悟却很难赶上前人。
根据戴明教对于其师傅宋金苓的回忆，宋金苓时常“对花写生”，对着鲜花现场构图、现场刺绣，从而脱离线稿，灵活配色，表现出花朵灵动的生气。然而，宋金苓这种当场绣画的绝技，今天已很难做到。现如今，师傅们更多的是根据已经描摹好的底稿刺绣。朱庆华坦言，虽然自绘自绣也能做到，但目前她们的顾绣作品基本还是两人完成——先由绘画师傅在绢布上画完底稿，再由顾绣师傅把画稿变为绣品。
当然，顾绣师傅们也会不断研习古人书画艺术提升自己的技法。富永萍向记者透露，自己只要一有空就会到博物馆、美术馆去欣赏古人的书画，吸取灵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会时不时买一些画册，几乎每天都会在家里练习书法和绘画。”富永萍还买了几个石膏像，在家里画素描，她觉得不仅是国画，练习西洋画的基本功也能对顾绣艺术有所帮助。“其实我最喜欢绣的是书法，它没有过多的颜色，在黑白灰之间展露出笔墨的劲道，比起绣一幅画考验更大。”
但师傅们依然无奈地说，顾绣诞生与发展之初，韩希孟、顾玉兰时代的人文环境已经消失，要从意境上贴近先辈大师已非常困难，形似神非是她们入行几十年来始终感到困惑的问题。富永萍最后强调说，“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希望今后的传人能够有良好的绘画基础，这样才能更深入地领悟顾绣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