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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地铁隐患应让全员参与
作者：张露2011-11-02
我要评论地铁的风险因素最复杂。其实地铁常常在超负荷、超常规的风险中运行。中国地铁交通的隐患
张： 城市安全管理是一个难题，目前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要素也向广度化延伸、深度化渗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形成多要素组合的有机体，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影响整个城市系统的运营。于是城市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我认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不可能实现零事故。
吴： 这句话说得好，一个大城市不出点事故是不可能的。
张： 有人说，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损失占GDP的6%，你相信吗？
吴： 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数据，但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就单举一些在地铁里发生的特大事故吧。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恐怖组织成员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导致12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1995年10月28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地铁失火，造成300多人丧生，其中多数人死于有毒气体；2003年2月18日，韩国大邱市地铁发生人为纵火事件，导致198人死亡，147人受伤；2004年2月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发生爆炸，接近50人遇难；3月29日，莫斯科地铁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40人死亡、80多人受伤……
张：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
吴： 我之所以举地铁的例子，是因为地铁的风险因素最复杂。其实地铁常常在超负荷、超常规的风险中运行。
张： 是啊，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中最为快捷、便利的一种，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时常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关键是做好危机预案。上海地铁的超负荷运营有数据支持吗？
吴： 上海轨道交通公里数目前是420公里，运营能力500万人次，而现在每天平均运载630万人， 已经超过了设计预期。
张： 听说2010年10月22日那天达到了755万，拥挤度达到150%。
吴：630万只是一个平均数，问题在于有些站点可能天天都会超过150%。如此巨大的客流聚集在空间狭小的站台和通道内，一旦受到意外因素影响，非常容易造成踩踏等安全事故。
张： 还有更高的呢，比如北京，我看到一个数据，轨道交通公里数是227公里，运营能力为285万，2011年4月15日那天达到了697万，拥挤度达到250%。
吴： 最离谱的是广州，为了在亚运会期间减少车流量，尝试市民免费坐地铁，没想到发生了严重的地铁挤爆现象。11月3日和5日两天运载量达到了784万，比实施政策之前日平均客运量390万人次翻了一倍，刷新了10月22日上海地铁754.8万人次的全国地铁单日客运量最高纪录。
张： 广州的轨道交通公里数仅236公里，运载能力不到300万，拥挤度竟高达390%，还好后来紧急叫停了，否则不出事才怪呢。
吴： 我查了一下世界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长度和日运送量，纽约是390公里，300万人次；伦敦是372公里，220万人次；巴黎是201公里，410万人次，属于超标的；东京是292公里，700万人次，属于高危的。
表6世界主要城市的轨交长度和日运送量
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上海
轨交长度390公里372公里201公里292公里420公里
日运送量300万220万410万700万500万

表7上海、北京、广州的地铁运行情况
 上海北京广州
公里数420227236
运营能力500万285万300万
最高日755万（2010年10月22日）697万（2011年4月15日）784万（2010年11月1-5日）
拥挤度150%250%390%

张： 我在伦敦坐地铁，即使早晚高峰时人潮如海，伦敦地铁里仍能保持井然有序。伦敦地铁始建于1863年，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而且是欧洲最大的地铁系统，其规模居世界前列。如果在新加坡乘坐地铁，违反任何制度都要被罚款，最高罚款是5000新元，例如在列车车厢内、站内吸烟的话，罚款500至1000新元。我认为在公共场所里任何安全隐患都要被明令禁止，这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啊！今后随着上海地铁线路增多、密度增高，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地铁出行，到那个时候可能也会像伦敦、东京那样每天处于高负荷运转的状态。
大安全观和危机管理制度双管齐下
吴： 我们只举了地铁的例子，实际上城市安全的范围很广，比如食品安全的问题、城市避难所的问题等。
张： 但道理是一样的，城市风险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关键是要有安全防范的意识，有了安全防范的意识，就好比戴上了一副魔镜，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安全的缺陷、漏洞或者死角之类的隐患。“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城市安全正是由这些点点滴滴做起的。
吴： 在城市安全方面，一定要确立一个全民参与的理念。比如说上海世博会吧，运行指挥协调有效，这是肯定的，但别忘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层面的配合，假如没有市民的文明观博、志愿者的耐心引导，照样会出问题。
张： 世博会运行中，变数最大的莫过于人流量，除了指定日以外，人流量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
吴： 是的，世博运行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量的控制，而流量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志愿者的配合。游客大量聚集于展馆之外，如果不加以引导和分流极易出现安全风险。园区内成千上万个“小白菜”默默无闻、不厌其烦的服务不仅为世博安全运行作出了贡献，而且“小白菜”本身也成为世博会的一个展示亮点。
张： 大家只知道“小白菜”是志愿者，其实平时他们也担当起了安全员的责任。“一棵棵”白绿相间的“小白菜”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用青春活力扮靓世博，向全世界的游客展示着中国青年热情、友好、自信、大方的形象，同时小白菜们还有一种健康、积极的精神导向作用，给同是在炎炎夏日下的游客们一种精神激励。
吴： 还有，城市的安全与市民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上海世博会，一开始大家都怀疑，游客是否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的排队，现在别提一个小时，就是五六个小时、八九个小时也不在话下。
张： 如果没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在这种场合，发牢骚、乱插队可能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六个月，人们不仅习惯了排队，而且习惯了忍让，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一种文化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在很多地方，有序排队等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吴： 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在参观日本馆的时候，剧场里有一位带着小孩的母亲，看到我没有座位，就叫孩子给我让座，我向她们表示感谢后马上走开了。
张： 你一头白发，人家当然要让你啦。
吴： 我坐公交车，总会有人给我让座，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事情虽小，但很令人感动。高温、闷热、疲倦、摩肩接踵，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个座位，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发一通牢骚的时候，秩序井然本身就构成了一道风景，体现了一种力量。
张： 现在要改变一种观念，就是不要把安全仅仅局限在领导的层面或者说硬件的层面，其实老百姓也很重要。“众人划桨开大船”，如果没有老百姓的积极配合，安全保障体系做得再好也没有用，所以，一定要树立起一个大安全观，也就是说由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大安全体系。
吴： 说到大安全观，我觉得这就是世博会的重要成果。我们在调研的时候，非常强调风险是无处不在、而且相互影响的，小因素会引发大问题，A因素可能导致B结果，一个看上去不相干的事可能会成为某个事件的导火线，关键是要关注变化中的风险因素。
张： 有的时候危机是由非故意因素引发，比如大家排队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因为什么小事尖叫起来，这很可能就会成为骚乱的源头。
吴： 设想一下，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假如有人出于爱护领导的好意而在广播里喊出类似“让领导先走”的话，那就会火上加油，成为添乱的导火线了。
张： 这事以前不是发生过吗？影响很不好。
吴： 反过来，如果喊出“让妇女和儿童先走”的话，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很多人会自觉地参与到救助的队伍中来。
张：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引导非常重要，除了干预性引导外，还有一种是潜在性引导，如应急广播、电子告示牌以及印刷品等都可以成为引导工具。
吴： 预防危机和应对危机的引导系统很重要，一方面要做好预防的引导，一方面要注意危机爆发时的引导。
张： 现在有一种非常好的危机体验方式——灾难模拟系统，采用多媒体技术、空间互动技术创造身临其境的灾难体验环境，在新加坡科技馆有这样的模拟体验，如今中国不少城市的科技馆也设有这样的系统，目的就是让人们“用科技体验灾难，用知识保护生命”。在制订预案的时候就要有灵活的应对措施，不能只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个点上，特别是要防止动态的风险以及“死角”。危机如何发生、何时发生是很难预料的，但一旦发生我们要有灵活的应对预案。还有，不要把安全只看作是安全部门的责任。吴： 是啊，要有安全靠大家的理念。假如我们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有机体，那么每一栋建筑、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细胞，如果这些细胞都能成为抗风险的积极的细胞，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安全的有机体。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积极的、全民参与的、协调有效的城市安全有机体。
张： 但很多领导缺乏这样的意识，责任分得太清楚，眼睛只瞄准自己管辖的范围，出了这个范围就不知道怎么管了，就好比“九龙治水”。政府应该形成集成化、立体化的“一条龙”体系——危机管理体系。
吴： 比如，在危机管理上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层级制危机管理。这种方式就是你刚才讲的，比较适应于一般的危机管理，对于跨领域、相互交错的危机来说，比较容易延误处理时机。我们目前的管理体制都是属于领域特定型的，很死板，说得好听一点叫不越位，但实际上是不负责任。另一种是非线性综合动态危机管理，具有扁平化，流程短的长处。
张： 但这种模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它需要整合通畅的信息系统和无缝衔接的协调机制两个条件。
吴： 这两个条件是必备的，信息通畅是准确判断的前提，步调一致是克敌制胜的保障。
张： 这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上走，涉及多少部门，就找与这些部门相关的上级领导，一直到最高的领导来担任总协调。
吴： 这种办法虽好，但并没有改变根本问题，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找到最高领导的话，那么领导整天开会协调都来不及了。
张： 最好是建立一种机制，让这样的综合动态危机管理日常化，你不用老是想着怎么去指挥，怎么去协调，有了一个好的机制，很多问题在下面就自然消化掉了。
吴： 城市安全要有创新，比如能否让社会资源积极地参与进来，大家共同来分担？
张： 可以让保险发挥一定的作用，实际上保险可以作为一种调节手段，起到一定的风险化解作用。
吴： 还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安全是推进发展的积极因素。很多人都把安全看作是一种负担，认为安全是“10+1”的问题，也就是多余的。我提出要反过来思考，能否把安全看作是推进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呢？
张： 一般认为安全是付出的，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你的观点倒是很有意思。
吴： 以前大家关注的往往是能形成价值的那些因素，认为安全不产生价值，因此忽略了安全这一风险因素，或者说可靠性保障因素。风险是与价值形成有关联的，风险系数越大，价值形成的阻力越大，因此要把安全看作是一种有利于发展的积极因素。
张： 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引起决策者足够的重视，现在很多单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年在制订预算的时候，并没有把安全预算当一回事。其实，安全预警能力也是一种生产力，面对危机不能总是被动反应。
吴： 我也没有考虑成熟，安全应该占总预算的比例是多少，占GDP的比例是多少，要有一个科学测算，这个问题我们都不是行家，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有人说国际上一般信息安全的投入要占到企业信息建设投入的15％。但我国很多企业都没有做到，有一篇报道说至少不可少于5%。 我想这至少是对安全必要性的一种认可吧。
张： 还有，对于安全要有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即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比如说能不能把城市安全提高到城市发展的第一保障的高度，有了这样的保障，城市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文节选自《和谐的进步——吴建中、张露城市发展对话录》之对话五。作者吴建中、张露。此书将在福布斯中文网连载。
张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新加坡宝路集团董事长、上海市首批外籍永久性居民、上海交通大学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近期著作有：《心雨无痕》 （2009年）、《雅梦时分》（2007年）、《钻石人生》（2007年）。2009年投拍电影《喜临门》，任总制片人、第一编剧。
吴建中，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近期著作有：《世博启示录》（2010年）、《世博文化解读》（2009年）、《世博会主题演绎》（2008年）、《公共图书馆发展战略思考》（200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