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百家讲坛》（红版）杂志2011年第4期，原题为“官场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如果用“权力值”这一概念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则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但是，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所以，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因此，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所以后一种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那么，我们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做样本，来核算一下晚清官吏张集馨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一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见下页 ）。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 1821年 ），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 1829年 ），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 汀漳龙地区一把手 ）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 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 ），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 相当于财政厅长 ）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 ）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

　　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 ）的必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儿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两千两银子，他却没有答应，只送了300两，还不大乐意；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都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 未免不近情理 ”。

　　二

　　人情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 ）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