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荣耀水晶多少满:苦吟终成“荀鹤体” 何必入仕污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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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吟终成“荀鹤体” 何必入仕污诗名
类别：局外观史 作者：泥燕逐浪 [个人杂文集] 日期：2011-11-15 14:50:42 编者按：文章论述了古今多位文人的思想情况，重点分析了杜荀鹤和周作人。文章通过对这些文人的分析，揭示出了让我们感慨、深思和无奈的许多事情。一篇能给我们警醒的杂文。 在堪称古体格律诗颠峰之作的全唐诗中，收录了这样一首蹩脚的打油诗，题目为《梁王座上赋无雨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
若教阴朗长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
这是在四十五岁那一年，成就诗名后的杜荀鹤，在屡次登第无望，科场蹭蹬之际，一次次投刺拜谒权贵门下，一次次遭遇冷眼之时，不辨忠奸，不分皂白，在开封附逆于乱臣贼子朱温，在其惶恐股栗晋见朱温时，恰逢白日无云飞雨，这个无半点斯文的杀人魔王遂也附会风雅，要他即席赋诗一首，于是乎，就有了累及诗人一生的这一首既无文采，又无韵味，七添八凑的口水歌谣。
肉麻的吹捧，奴颜的谄媚，使朱温贼心大悦，在其主持下，杜荀鹤终于如愿以偿，得以“进士及第”。
以丢尽文人脸面的恶心之举，于道德良心不顾，去取悦于这个黄巢义军的叛徒，毒如董卓，行如吕布，臭名昭著的乱世屠夫，而得以金榜题名，悲夫，杜荀鹤！
据《唐才子传》记载，晚唐诗人杜荀鹤于唐武宗会昌末年（公元846年）出生于安徽池州长林乡，其父杜筠为该乡乡正，乡正的职守应为执掌一方教育风化的地方小吏，照此推之，幼年的杜荀鹤应该是家道殷实，书香气浓。在这样一个优裕的环境里，杜荀鹤饱读诗书，砥砺自磨，寻诗仙之灵逸，探老杜之沉郁，研乐天之雅韵，在平仄中推敲，在工稳中求奇，终于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在继承新乐府的体裁上独树一帜，形成了有别于晚唐“温李”为代表的浓艳体，以清新平扑的“荀鹤体”而翘楚晚唐诗坛，成为唐朝灿若繁星诗空中的一颗新星。
这其中，有人附会杜荀鹤是杜牧的庶出子，当属无稽之谈，但由此可证实其在诗文创作上的成就，可与中唐大诗人杜牧比肩，这附会穿凿倒是肯定了其在唐诗中的地位。
诗人成名了，但屡次的科场败北，使其心有不干地回到故乡，“一入烟萝十五年”，在故乡九华山过着“文章甘世薄，耕种喜山肥”的隐居生涯。但是，那骨子里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世入仕的梦想，那欲望沸血、狂焰舔心的急于求成，催使他重出江湖，因而就有了那段卖身投靠的恶俗歪诗。
纵观洋洋洒洒的全唐诗，杜荀鹤的作品收录有三百余首，其曾入选现代中学课本的代表作《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揭露黑暗，为民呐喊，抨击恶吏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悲天悯人的赤子情怀，忧国忧民的忠枕之心，堪称诗圣“三吏三别”的姊妹篇，使晚唐的颓废诗风为之一振。
客观地讲，除却开篇《梁王座上赋无雨云》这首令人汗颜的俗之又俗的谀诗外，全唐诗的编撰者，富有深厚文学素养，且极具鉴赏功力的曹寅对杜荀鹤的作品还是青眼有加。
试看这首七律《夏日留题张山人林亭》：
此中偏称夏中游，时有风来暑气收。
涧底松摇千尺雨，庭中竹撼一窗秋。
求猿句寄山深寺，乞鹤书传海畔洲。
闲与先生话身事，浮名薄宦总悠悠。
此诗雅丽不让王摩诘，清新直追孟浩然，平扑犹似白乐天，愚
以为为唐诗中不可多得的七律标准之作，但“浮名薄宦总悠悠”的结句道明了诗人胸中自死不灭的出仕入宦的一生追求。
再看这首七律《秋日闲居寄先达》：
到头身事欲何为，窗下工夫鬓上知。
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
风驱早雁冲湖色，雨挫残蝉点柳枝。
自古书生也如此，独堪惆怅是明时。
这首诗道出了诗人孤呕苦吟，不惜鬓如白发，日日吟诗，对诗歌创作的执着，对文学事业的痴迷，有了这种穷其一生的追求，诗人追效“元白”，自成“荀鹤体”而得以名扬晚唐诗坛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乱世中的诗人尽管卖身投靠，侥幸荣获“进士及第”，还是没有紫袍加身，在晚唐那个军阀割据，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乱像下，朱温自顾不暇，败走开封，诗人也只得叹声连连，形只影单的回到故乡安徽池州，继续在“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的文学创作中青灯皓首，穷索枯肠。
不胫而走的诗名让割据一方的杨行密部将田頵将诗人收揽于幕府，尽管其垂垂老矣，而能侧身仕林，使他那焦渴的梦想暂时得以饮鸩止渴。不安分的田頵知晓他与朱温有那一段“旧谊”后，即对其委以重任，要其给朱温传书，许以背主投顺，可怜的诗人在衰朽残年之际，为建“不世之功”，身藏密札，长途跋涉，传笺屠夫。
尽管十余年了，那首《梁王座上赋无雨云》还使朱温于醺醺然之中，这个让儿媳侍寝秽乱人伦的无耻之徒立即接纳了杜荀鹤，偏偏此时田頵事泄败亡，由于有“传笺之功”，朱温即赏赐杜荀鹤以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位列朝班。
终其一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终于能著紫袍，佩冠冕，位极人臣了，史载：“既而恃太祖之势，凡搢绅间己所不悦者，日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
呜呼，仕宦数日，以五十八年之身暴卒，一颗闪亮的诗星陨落于晚唐那个肮脏的官场上，悲夫，悲夫！
愚以为，杜荀鹤虽然晚节不保，但死得其所，再精读《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与杜荀鹤同列官场上的“搢绅”，应是诗中用“生灵血染成”的“县宰”一流，诗人对其疟民，残民是深恶痛绝的，想凭借其书生的缚鸡之力诛除这些恶吏，不成想，谋泄事败，被那一个庞大的“搢绅”群体趁其病中下毒，使其暴毙于一生热衷的仕途之上。
文人何必入仕，大家何必在朝？！
由此想起了东汉那个经学大师，大书法家蔡邕。本属寒门学子的他，荧囊偷光，研习经典，成就一代儒学大师，汉灵帝于熹平四年诏命他为儒学六经纠谬误，释正义，学富五车的他果然不负圣命众望，“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由他书写并碑刻的《熹平石经》遂成为学界读经的范本，其碑刻书法的九势神韵，阴阳浑然，自成一体，无人企及，此时蔡中郎的声望人望可谓如日中天，北斗横空。
然而，在豺狼董卓乱政时，其“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节气操守全无，在豺狼淫威的逼迫下，“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在那个群魔乱舞的朝堂上位列“三公”，对那个沐猴而冠的魔头俯首称臣，真乃有辱斯文也。其最后结局众所周知，被王允以“事贼”株连下狱冤死。
进而又想起具有相同命运的一些文人。
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史称“少善属文”，当为早慧神童，其总角时曾口吟诗歌《鹅》，这首童谣现在还入选小学课本作为启蒙教材；而其成年后也历经科场困顿，后被李渊庶子延为幕府，但始终不得志，在九品官阶中沉浮，而且连九品俸禄也保不住，在“坐脏入狱”里写下了入选现代中学课本的《在狱吟蝉》，奠定了其在初唐诗坛上的地位。但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旧唐书?骆宾王传》）”其《讨武瞾檄》与《滕王阁序》为中华骈文颠峰上的两颗明珠，至今仍熠熠生辉，光耀百代，特别是其中那“一抔黄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令人满面苍凉，悲从中来，而那“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又使人壮怀激烈，豪气顿生；这样一位大家不在书海里荡舟，文山上攀峰，却在“学而优则仕”的驱使下，一门心思在仕途上下注赌博，不体天道，不顺民意，玩火造乱而死于非命，可悲可叹矣！
而明代的“三朝元老”解缙，在“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甚见爱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可谓优渥恩隆；在建文时，“时礼部侍郎董伦方为惠帝所信任……缙因寓书于伦，伦乃荐缙，召为翰林待诏。”仍然是紫袍加身，待漏九重；延及成祖时，入值第一任内阁首辅，真是呼风唤雨，位极人臣，继而又奉命编撰“永乐大典”，终于成就一代宗师。然而这样一个大家却不守家风，其“祖子元，为元安福州判官。兵乱，守义死。父开，太祖尝召见论元事。欲官之，辞去。”视祖父和父亲的操守而不顾，醉心于功名利禄，热衷于官场，在燕王“靖难”兵临南京时，其与几个好友发誓不事燕王，相约以身殉难，誓死效忠建文帝，但在“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缙驰谒，成祖甚喜。”在一番慷慨陈辞的表演之后，却马上背友夤夜出城，一路驰驱投顺燕王而得以加官进爵，其无耻之尤令人恶心。可其好景不长，因热衷于皇室家事，被成祖投入诏狱，“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呜呼哀哉，正值壮年，死状凄惨，又抄家，还累及妻儿。
这里，又想起了那个由伟人定论，臭名昭著的“文化汉奸”周作人。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此君随先兄鲁迅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激扬文字，而为新文化运动之先驱，其在白话散文领域取得的成就被称为“南鲁北周，双峰壁照”，其在“苦雨斋”吃苦茶，品苦竹，而成为一代大师。
请看其在“九?一八”后，“七?七”事变前作的《五十自寿》诗二首：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舍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在国难当头之际，该君平淡冲和，“玩骨董”，“种胡麻”，“谈狐说鬼”，俨然一山中隐士。若此君真正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话，倒也能成就一世清名。但，循着他的人生轨迹来观察，上两首自寿诗道出了他对当时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不屑。
该君在周家属于老二，幼年时家庭的破败全由鲁迅先生一人撑着，相反他还得到整个家族的呵护，在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在杭州狱中待罪时，还不忘让其承欢膝下，早课晚习，望其成才。
在翰林祖父的教习下，其强烈的“青云直上”的梦想在他十四岁时的诗作中就直白的显露出来：“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题〈天官风筝〉》”，惜乎在那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他是鱼滞龙门，连一个秀才也没有考中。幸而兄弟情分，由长兄鲁迅呵护着他，东渡扶桑，再加之天分聪慧，回国后又追随长兄，呐喊于文坛，进而成为北大著名学者。或许是命犯白虎，妒妻悍妇作“河东狮子吼”，这就造成了一九二三年著名的“八道湾兄弟失和”事件，鲁迅被迫搬离这处自己精心构筑的窠巢，至此兄弟不复往来。直到第二年鲁迅回“八道湾”搬取图书时，此人还用案上的镇纸铜狮子砸向长兄，写道此时，不禁谓然一叹，一母同胞，出手何其狠矣！
而后，旗手的光辉使他郁郁若失，但其名节操守还没出大问题。但长兄于三六年逝世后，“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在众多知识份子南迁救亡之际，他却坐守京城，置东渡回国赴难的郭沫若先生深情呼唤不顾，对在大洋彼岸为国难奔走胡适先生的温言规劝罔闻，于三八年初，与戎装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鬼子，和众汉奸一起，沆瀣一气，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公开事敌，这些豺狼冠缨的照片见报后，立即遭到以茅盾，老舍等著名正直文化人的抨击，但在批判其丑行后，谆谆言之以大义，仍存一线希望望其回头。但此时的周作人已铁心事奸，已耐不住品苦竹，吃苦茶的寒怆，于是就有了如下丑行：
1940年更代替去世的大汉奸汤尔和当上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积极为日本侵略者效命，卖力鼓吹“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谬论，并曾全身披挂日本戎装，与大汉奸王揖童一起在天安门检阅所谓“新民青年团”。至于屡次赴苏北、豫东、保定等地视察“治安强化运动”（即残酷屠杀抗日军民的“三光政策”）。
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
42年，周作人随汪精卫到伪满谒见伪帝溥仪；后至南京为汪精卫祝寿，彻底投靠了伪汪汉奸政权。（以上摘自钱理群《周作人传》）
“多行不义必自毙”，抗战胜利后他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伟人定论为“文化汉奸”应该是铁证如山。
从这些事奸，事敌的文人一路检点而来，从杜荀鹤的忠奸不辨，到蔡邕的不守节操，和骆宾王的孤注一掷，再到解缙的背友投靠，及至周作人的附逆叛国，这些大家，大师，文人学者为何耐不住寂寞，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向更深，更高发展呢？
由此，我要重复这篇文章的题目：
文人何必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