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天不大便怎么办: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16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中财网时间：2024/04/30 02:24:32

历史百家争鸣

“影帝”司马懿掌控洛阳城策动兵变阅读原文
位于汝阳县大安乡茹店村的魏明帝高平陵。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趁魏帝曹芳到高平陵扫墓之机，在洛阳城发动兵变，掌控曹魏大权，为他的子孙化曹魏为西晋奠定了基础。如今的高平陵上，夕阳晚照，墓草萋萋。司马懿“高平陵之变”，使曹魏不仅失去了权力，那曾经华贵奢靡的生活也成为历史的记忆。熟悉魏晋史的人，称司马懿为表演大师、潜伏大师。曹操活着的时候，曾察觉司马懿是个威胁，觉得他“有雄豪志”，还听说他有“狼顾相”。所谓狼顾，是说狼生性多疑，总担心后面会遭袭，走路时不停回头看；所谓“狼顾相”，是古代相术的一种说法，指在肩膀不动的情况下，能像狼、狗那样，头转动180度。据说这样的人皆狼心狗肺，心术不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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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帝”司马懿掌控洛阳城策动兵变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16 10:27:31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位于汝阳县大安乡茹店村的魏明帝高平陵。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趁魏帝曹芳到高平陵扫墓之机，在洛阳城发动兵变，掌控曹魏大权，为他的子孙化曹魏为西晋奠定了基础。如今的高平陵上，夕阳晚照，墓草萋萋。

司马懿“高平陵之变”，使曹魏不仅失去了权力，那曾经华贵奢靡的生活也成为历史的记忆。

熟悉魏晋史的人，称司马懿为表演大师、潜伏大师。

曹操活着的时候，曾察觉司马懿是个威胁，觉得他“有雄豪志”，还听说他有“狼顾相”。所谓狼顾，是说狼生性多疑，总担心后面会遭袭，走路时不停回头看；所谓“狼顾相”，是古代相术的一种说法，指在肩膀不动的情况下，能像狼、狗那样，头转动180度。据说这样的人皆狼心狗肺，心术不正，且有帝王之志。

曹操为了验证这个传闻，故意让司马懿走在前面，然后令他回头。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果然是“狼顾相”。据说曹操还曾做了个怪梦，梦见三马同食一槽，醒后“甚恶焉”，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会坏你的大事。”

《三国志》的这些记载，看着有点乱力怪神，但以曹操的眼神，对司马懿有所怀疑，很可能是真有其事。

尽管如此，司马懿没让心狠手辣的曹操找到任何借口，到曹丕、曹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深受重用，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曹丕、曹两朝托孤大臣。

“潜伏”50年后，司马懿终于发力，掌控了曹魏，为他的子孙和平演变，“鸠占鹊巢”，化曹魏为西晋奠定了基础。

“影帝”策动兵变

曹叡墓很偏僻，不过好在问路很方便，同方向的人没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都是弓着腰推着走。那是一段漫长的上坡路，我们问到的人，都会停下来，直起腰，详细告诉我们汝阳县大安乡茹店村怎么走。当地民风淳朴，我们道谢时，他们都满脸笑意地说：“不是个事。”

进了茹店，问起曹叡墓，村民半晌才恍然：“你说冢子疙瘩儿？”按照他们指点，穿过村庄东行，一座大墓进入视线。

时近傍晚，一位老农正试图把两头羊赶回村，我们边帮他赶羊边问：“这是谁的墓？”“曹丕的。”老农答得很干脆。看样子，曹叡的知名度，跟他爷他爹差得太远了。

这个墓坐落在一座高而平的山包上，四周群山环抱，恰有群星拱月的气势。“高平陵”之名，当因地势而来。墓冢很大，顶是平的，约半个篮球场大小。

曹叡墓显然与曹操、曹丕的墓不同，那两位都主张薄葬，不封不树，尽量低调，曹叡却弄出这么大的封土。喜欢奢华的人，到死都难改。

高平陵距离汉魏洛阳城约百十里路，我们开车过来，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古代，来一趟当天可赶不回去。正是这样的距离，给了司马懿一个绝好的机会。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帝曹芳前来高平陵扫墓，辅政大臣曹爽与他的兄弟们都陪同前来，洛阳城出现瞬间权力真空，趁着这个机会，另一位辅政大臣司马懿在洛阳城发动兵变，史称“高平陵之变”。

这时候，曹叡已经死去十年了，他安排的两个辅政大臣明争暗斗了多年，曹爽很强势，四处安排亲信，排挤司马懿，也排挤其他派系，甚至把皇太后都软禁在了永安宫。被架空的司马懿干脆称病在家，表面上不参与政事，实际却暗中蓄养死士，等待着最合适的时机。

曹爽专擅朝政，如日中天，太监张当把石英等十一名宫中才人送给他，他也一一笑纳。曹爽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司马懿，处处提防着他。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不再把司马懿放在眼里，没有任何防备地来了高平陵。

当时曹爽的亲信、河南尹李胜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借辞行之机去看望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懿已经70岁了，两个婢女把衣服递给他，他手颤得厉害，“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女喂他喝粥，他不能喝进去，粥顺着嘴流到胸前。

李胜看着这一切，十分同情：“没想到贵体病到这程度！”司马懿有气无力地说：“你要到并州？”“我要去的是荆州。”司马懿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把我儿子师、昭托付给你，以后多关照。”

李胜告辞来见曹爽，告诉他：“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尸居余气”，意思是还有点气息的尸体，这话后来成了成语。曹爽等人听说这等情形，从此不再防备司马懿。

说起来也不能怪李胜，从《三国志》的描述看，司马懿的表演功底堪称“影帝”。不过，可以肯定曹爽是不读历史的，他不知道，司马懿40多年前曾装病骗过曹操。建安六年，曹操闻司马懿之名，召他做官，司马懿不想跟着曹操干，就假称自己中风，起不来床。曹操不信，派人夜间悄悄去刺探，司马懿“坚卧不动”。当时曹操上了当，但后来大约知道了真相，再派人来请，对使者下令：“如果他再磨叽，直接逮捕了。”司马懿害怕了，只好前来。

在曹操跟前，司马懿展现了他过人的政治、军事才华，他的见识，有时甚至胜过曹操。曹操打败张鲁，夺取汉中后，司马懿分析说，刘备刚刚诈取四川，人心尚未归附，听说我们夺了汉中，四川必定震动，如果乘势进攻，很容易就能拿下刘备。曹操笑着答道：“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竟然没有听他的意见，失去了攻击刘备的最佳时机。

或许因为司马懿太能了，曹操对他心生戒备，认定他有“狼顾相”。这个时候，司马懿应该是相当危险的，于是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勤勤恳恳，细小具体的事务，都亲自去干，常常“夜以忘寝”，“由是魏武意遂安”。

曹操还在曹丕、曹植间犹豫不定时，司马懿已看出江山将来是曹丕的，尽力帮助曹丕，“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硃乐号曰四友，成为曹丕的亲信。

曹叡即位后，沿袭了父亲对司马懿的信任，对他十分重用，临终更是向他托孤。

面对这样的对手，曹爽竟然轻易上当，放松了戒备，只能说，此人真的还太“嫩”。
公子哥奢望做富家翁

司马懿兵变的动作很快，简直是生龙活虎，绝对不是“尸居余气”。他上奏永宁宫的皇太后，请求废掉曹爽兄弟；然后宣称奉皇太后令，让司马师率领禁军关闭所有城门，占领军营、武器库，控制城中要害地带；再拉拢被曹爽排斥的各派系跟他一起兵变，令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占据曹爽军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占据曹爽弟曹羲军营，接管了曹爽兄弟手中的武装力量；他自己亲率太尉蒋济等勒兵出城，屯于洛水浮桥，阻断曹爽与城内联系。这几招一出手，司马懿轻松掌握了洛阳城。

接着他上书皇帝，弹劾曹爽，请求罢免曹爽军权。这奏折落在了曹爽手里，他不敢交给皇帝，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滞留在伊水南岸，征发了附近屯田的数千士兵，砍伐树木做防御工事。

司马懿起兵时，曾以太后名义征召大司农桓范，但桓范没有应召，反而设法出城投了曹爽。桓范有谋略，是有名的智囊，太尉蒋济对此很担心，司马懿却很淡定，他洞察曹爽其人：曹爽内心跟桓范不亲近，智谋远远不如，更兼“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

当时的情形，司马懿走的是一招险棋，曹爽其实并不落下风。他控制了洛阳城，曹爽控制着皇帝，比较起来，还是曹爽占优。他兵变迅雷不及掩耳，控制洛阳后却只占领了洛河浮桥，迟迟不来攻打近在伊水南岸的曹爽，这充分说明，以他当时对局面的掌控，绝对不敢向皇帝叫板。

桓范见到垂头丧气的曹爽兄弟，拼命给他们打气：这里到许都不过一夜时间，那里有武库，可以装备军队，到了那里就可宣布司马懿叛乱，下诏勤王，谁敢不应从？我这里有大司农印，可以调集天下军粮，对付司马懿绰绰有余。

曹爽听了，迟疑不决。这时，司马懿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等人劝说曹爽：只要罢兵息甲，交出兵权，仍可回归府第，保留爵位。他还指着洛水发誓，决不食言。

曹爽面临他一生最重大的抉择，迟迟不能决断。桓范从入夜劝到五更，援引古今，谏说万端，曹爽兄弟还是没有理解自己所面对的局面，“终不能从。”

天亮时分，曹爽似乎拿定了主意。他把佩刀往地上一扔：“司马公无非是想夺我兵权。我交了兵权，卸职在家，依旧不失为一个富翁！”

桓范一听，拍胸大哭：“曹子丹(曹真字子丹)多出色的人才，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儿子，真是蠢如猪狗！我要受你牵连灭族了。”

曹爽这样的“官二代”，在官场混混还可以，一旦遇到真刀真枪的事，完全不具备上一代刚毅果决的气度和风范。

司马懿绝非善良之辈，没多久，他就网罗罪名，将曹爽与他的所有亲信统统杀死，并且所有“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即便是已经嫁人的姑娘，都抓回来杀掉，洛阳城一时血雨腥风，人心惶惶。陈寿说，那种残忍，“盖有符于狼顾也”。

（学术顾问：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

作者：姚伟来源：《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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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民国】第10章日本粉丝的行动与“广州独立” 阅读原文
有了日本粉丝的帮助，孙中山很快就在日本东京租了一所房子居住，并且以平山周语言教师的名义获得了日本的“暂住证”，获得了在日本的暂时居住权，并且以日本为基地展开革命活动。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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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民国】第10章日本粉丝的行动与“广州独立”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16 10:25:40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有了日本粉丝的帮助，孙中山很快就在日本东京租了一所房子居住，并且以平山周语言教师的名义获得了日本的“暂住证”，获得了在日本的暂时居住权，并且以日本为基地展开革命活动。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结识革命同志，宣传革命，当然国内也没有消停，为了能够再次策划起义，孙中山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协同日本友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系哥老会，提出与哥老会一起以湖南、湖北为基地联合反清。

香港方面，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办事处，争取联合广东的三合会。

两边都做工作做的不错，哥老会和三合会都答应共同反清，于是兴中会就邀请哥老会还有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商讨反清大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制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发誓将反清大业进行到底，会议决定哥老会、三合会、心中会成立联合团体，称之为“兴汉会”，大家一致推荐孙中山为会长，带领大家进行反清事业。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当时在香港的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联合李鸿章“改造中国”的建议，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原来北方闹拳民运动，也就是义和团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沉重的打击了侵华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英帝国主义为了保住长江流域的特权，撺掇南方各实力派首领组成“东南互保”联盟，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参与了东南互保，何启认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即，建议联合李鸿章进行两广独立，保存两广。

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收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洵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收到这封信后心里就开始反复思量，真的是又惊又喜，喜的是如果真能得到李鸿章的帮助，那么革命事业将会如虎添翼，惊的是他了解李鸿章的为人，他不相信李鸿章有此魄力。但是刘学洵的信又是真的，他不忍放过这次机会，于是他决定试一试。

于是他指示陈少白在香港召集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包括孙中山、陈少白在内的各骨干都签了名在上面。与李鸿章协商，希望能够得到李鸿章一个肯定的态度，但是当时清政府还未进入绝境，所以李鸿章这个老狐狸迟疑不定，不肯正式表态。

1900年6月9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从横滨出发，直航香港。在船上也没闲着，孙中山与大家共同研究，由于孙中山不等登岸，所以由内田良平等日本友人上岸办事，孙中山先去西贡然后去新加坡，以后在新加坡汇集，共商大计。

17日，船抵达香港，李鸿章派出“安澜”号来接孙中山，由于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改由日本友人宫崎、内田良平等人作为代表赴广州进行谈判。

于是这些“日本友人”就到了刘学洵的公馆，由刘学洵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刘学洵表示，李鸿章在八国联军没有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言下之意就是要看情况了，可能会独立也可能不独立。宫崎也不是傻瓜，为了让李鸿章表示诚意，提出向李鸿章借款6万元，保证孙中山的安全以及支持革命事业，刘学洵表示可以先支付一半，等孙中山来谈判的时候支持另外一半，于是双方不痛不痒的谈判就结束了。

宫崎等人连夜赶回了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三天便马不停蹄的赶去新加坡与孙中山会合。宫崎提出要求联合康有为进行革命事业，孙中山虽然对于此建议颇不以为然，但是奈何日本粉丝的一片苦心，便答应了，于是宫崎等人开开心心的和康有为联系，没想到康有为竟然认为宫崎等人要行刺，不但拒绝见面，反而想英殖民政府告发宫崎、清藤等人想刺杀自己，这便是恶人先告状，于是宫崎、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一听说宫崎、清藤等人被捕，立即展开营救，可不能寒了日本粉丝的心啊，虽然宫崎等人获救，但是也被勒令五年内不得再踏入新加坡。没办法，走吧，孙中山等人便乘船去香港，但是香港是不让孙中山上岸的，五年驱逐期还没满啊，这个时候也传来了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决定，联合救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孙中山又要另想办法了。不过收获了3万元，也算不是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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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搞翻案把袁崇焕抬上神坛？阅读原文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入云霄，一个踩入土底，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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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搞翻案把袁崇焕抬上神坛？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16 10:12:22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入云霄，一个踩入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入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清，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本文摘自《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刘诚龙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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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在颁发腐败许可证阅读原文
【导读】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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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在颁发腐败许可证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16 10:11:23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导读】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乍一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好像很潇洒，很轻易，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似乎不费什么劲，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应该非常棘手的事情给搞定了。

但在实际上，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杯酒释兵权”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

这里，且不说“杯酒释兵权”将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单就“杯酒释兵权”所开的一代风气而言，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

仔细想想，“杯酒释兵权”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从此失去了手中的“兵权”，而这“兵权”当然不是白白失去的，它所换来的则是皇帝赵匡胤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

史载，在“杯酒释兵权”时，赵匡胤曾开导众武将说：“人生苦短，白驹过隙。众爱卿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那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只要众将放下武器，不掌兵权，不再对他赵匡胤的皇位构成威胁，那么，其他一切都好说，想要什么都行。

仅此可见，赵匡胤在“释兵权”时，表现得非常地慷慨——当然是慷国家、民族之慷，用《宋史·石守信传》的原话说就是“赏赉甚厚”，给众武将开出了极为优厚的价码。

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的“杯酒释兵权”，说白了，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胤“以腐败换兵权”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杯酒释兵权”，不啻是赵匡胤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腐败许可证”。由于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许可证”为庇护，所以，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

这里，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墨情况作一简要列举：如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

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1911年11月13日，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独立大会上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

会场外有新军持短铳相向，会场内有群雄严词相逼，山东巡抚孙宝琦走投无路，嘴里含糊其辞道：“大家既都认为独立相宜，与山东有利，我也不坚持己见！”他自动将头上的顶带花翎摘下来，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剃得黢青的头皮。至此，这就算“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11年11月初，一则“谣言”在济南学界流传。说清廷拟借外债三千万元，以山东土地作为抵押；山东当局也准备向德国借款三百万元。这一传言激起了济南社会各界的无比愤怒，群众情绪骤然达到“不可遏抑”的程度。

一队队青年学生纷纷走上济南街头，他们打着“山东要独立”、“山东人自有主权”的横幅，高喊着“万众同心，建设共和大业”的震天口号。济南民众加入进来，他们涌上街头，有的跟着学生一道振臂高呼，有的大声念起学生散发的传单“山东全省自今以后与清廷永远断绝关系！”

一个月前，武昌起义爆发，在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清浪潮。山东同盟会的核心人物徐镜心立即联络一批立宪派人士从日本赶回济南，筹备山东独立事宜。要知道，本对满清心存眷念，希望在立宪中分一杯羹的立宪派，逐渐看清了少不更事的满清权贵欲将权力收归中央与满人的企图，让他们带头起事断是不愿冒此风险，但面对蓬勃的革命形势，如果大厦将倾，顺手推一把的胆量还是绰绰有余。于是，11月5日，济南各界代表在咨议局召开会议。会议提出由徐镜心事先拟好的《山东独立大纲》，要求立即组织“民族大帝国”，实现山东独立。

但《独立大纲》一提出，还是遭到了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对。被山东各派专门从北京请回来的和平派人物夏继泉等人将其改定为《劝告政府八条》，并声明：如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告独立。“八条”阉割了革命派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精神，代之以温和的妥协性要求，使得孙宝琦暗暗窃喜，他在11月6日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

11月8日，清廷就山东《劝告政府八条》来电，分条作出答复。清廷的答复不着边际，避重就轻，敷衍群众，激起山东各界人民的强烈不满。出人意料的是，反应最迅速的竟是作为国家政权主要支柱的清朝军队——第五镇协统贾宾卿，明确表示支持独立。拿到了军界这一砝码，力量对比的天平终于向要求独立的一方发生倾斜。

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11月12日下午3点，山东各界联合会举行万人聚会。会间，突然有三名第五镇军官闯入会场，高呼：“各省皆已独立，山东岂可落后。我等军人情愿助诸君以武力，如若迟延不决，当以兵器相加。诸君速决，吾等厉兵秣马以待！”各方经过激烈争执，会议决定，宣布独立时推举孙宝琦为大总统（后改称大都督），贾宾卿为副都督。

次日上午八点，山东独立大会于省会济南召开。又是一个万人聚会，山东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山东巡抚孙宝琦以及联合会、同盟会、第五镇官兵、商界和学界，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

虽有夏继泉居中斡旋，关键还是在于第五镇军人的威摄，孙宝琦不得不放弃“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宣布独立”的立场，自行摘下了象征权力的顶带。会上作出了三条决议，核心是脱清入民国。

革命党人以山东各界联合会名义将独立情况报告上海军政府，山东独立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随后，济南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大游行，以“山东独立”大旗为先导。游行队伍行进到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时，举行了群众集会。学生代表向广大市民演讲了山东独立的意义，整个会场群情激昂，欢声雷动。当日，济南各校学生大半剪去发辫，为了动员剪辫子，一些学生和军政人员还走上济南街头，高唱《剪辫子歌》：“我同胞，梳辫子，何时起？自从清军进中原，发辫起。叹二百六十年，做奴隶！你看那庙宇里一班神，自关帝、包公、岳王一班神，问谁人编发辫拖背后？况到今，全地球五大洲，有哪一国编发辫拖背后？愿同胞，急剪辫子去，勿再留！”

独立前夜的济南情势，确如孙宝琦8日急电袁世凯所说：“此间军界、学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力为维持，恐难遏抑。”

“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

山东独立后两天，袁世凯入京组阁，当上了总理大臣。山东位置重要，但却发生了北方诸省中少有的独立。上台伊始，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处心积虑地扼杀山东独立于摇篮中。

而孙宝琦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向革命党人提出了揽权自重的要求，人财物权皆系一身，革命党人居然爽快答应了。

身为都督的孙宝琦在独立后，一直态度暧昧，仍循旧例在珍珠泉巡抚院署召开司道会议。这个在十年前救过孙中山的洋务派，寄公函仍袭用独立之前所用政府关防和“宣统三年”的年号。11月17日，他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赤裸裸地宣称：山东独立“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实际上，孙在独立前与独立后，均向清廷内阁发出急电，力呈自己不得已独立的苦衷，表明将见机行事，搞一个假独立的骗局，蒙混过关。正如有人戏谑的那样：孙宝琦实际上是“奉旨革命”。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独立取消的关键因素还在新军，特别是袁世凯派亲信向革命的最主要支持力量第五镇进行了分化，致使第五镇内讧，终至倒戈。

在暗中忙活了十天后，11月24日，名曰“山东全体维持会”的反独立组织在济南出笼，它“以军事枢纽，即以军界为总机关”，标榜的宗旨是“维持大局”、“保卫公安”，实际上是破坏独立。第五镇及巡防营反动军官均参加了这一组织。“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山西会馆召集会议时，标统吴鼎元下令第五镇反独立官兵将大炮架起来，分别对着都督府和联合会驻所，意在逼孙宝琦取消独立。对此，孙宝琦求之不得，当场表示同意取消独立，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

运动轰然而起，倏然而逝，维持了11天的山东独立，便宣告结束。山东独立取消，全国哗然，革命党人无比义愤，浙江新军致电孙宝琦，声明“知宝琦取消独立事，乡人大愤，议掘祖坟、歼族类，以泄公愤”。12月17日，孙宝琦被正式解职，由老朽的胡建枢接任山东巡抚。

“后独立时期”：两政权并立

独立取消后，山东出现了一省两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由清廷任命的胡建枢、张广建先后为巡抚的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另一个是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以胡瑛为都督、以张学济为参谋长的烟台革命军政府，即山东军政府。

张广建是袁世凯的得力爪牙，他署理山东巡抚后，独立取消当天，他就发兵围困学校，遣散了学生军；12日，他又派兵袭击了革命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地点“宜春轩”等地，逮捕了革命党10余人，枪杀了1人。任山东巡抚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势力，迫害革命群众。上任第二天，即查封了齐鲁报馆，占据高等学堂，还专设“斩决处”，扬言“民军有敢死队，余则有敢杀队”，疯狂镇压革命群众。

山东独立受挫后，革命党人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山东，夺取革命的真正胜利。此时徐镜心居济南县东巷书楼，将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另谋起义。丁惟汾、张彦臣等置酒饯别。镜心歌易水送别曲，志气激昂，座中均唏嘘叹息，至为悲壮。其后，丁惟汾、陈干、吕子人等也秘密从青岛去上海与沪督革命党人陈其美等联络，请求支援烟台等地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武装起义。

其实，早在济南宣布山东独立的前一天，号称“十八豪杰”的革命党李凤梧等人即以几条枪，以布裹苹果充炸弹，兵不血刃地光复了烟台，在蓬勃革命形势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神话。光复后的烟台，军政大权被王传炯掌控，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并暗中与袁世凯联络，烟台革命形势严峻。

鉴于济南与烟台革命果实均被旧官僚所窃取，至此，革命党人已清晰认识到，“党人必得兵权，乃能再起”。他们或南下，联络南方民军，请教斗争方略；或奔走于山东各地，在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下，仍然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相继发动了登州（蓬莱）、黄县、文登、荣成、青州、即墨、高密、诸城等地的起义，促成了烟台山东军政府的建立，最终形成了与济南山东巡抚衙门对峙的局面。

山东大学王德刚教授认为，山东独立的取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所导致。在革命力量上，革命党人过多依赖于立宪派，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政权组织上不够成熟；此外，革命党人顾忌洋人对革命的态度，打心里不愿让洋人将革命党与义和团划上等号，所以不敢放手发动底层民众，革命具有不彻底性。

1900年8月16日，北京——这座古老、宏伟的都城在战火中塌陷，一片瓦砾，遍地血腥，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40年再度遭受劫难。八国联军突破城防后从东交民巷使馆区一直打到西什库教堂，并占领故宫。

自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起，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古都北京大致每隔40年就要沦陷一次，前后共三次。最后一次是被野蛮的日本侵略军所占领，受屈辱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况乃国耻，能不铭心？让我们这座古都，让所有中国人牢牢地记住“8·16”这个耻辱的日子，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能够永远骄傲地做人。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存在，就没有一个国人的尊严。

当年慈禧掌权的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遭此劫难，便将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华民族拖入深重苦难。“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庚子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大清帝国好多年的财政收入。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大限来临。

庚子之年这场大清国与列强之战来得十分诡异，诸多因素导致武力对决。当巴黎举办的现代奥运会赛事正稠，北京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的杀声正酣。专制者慈禧对洋人的态度一日三变，万变不离维护她个人的权位。

对历史健忘是一种狂妄，淡漠于国耻是一种国殇。沿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路线行走是最最沉重、悲哀的行走，忘记了令人胸闷气短的暑热，忘记了头顶烈日的烘烤，我只想用长途步行的方式驱散心痛，不觉汗水已湿透T恤。

沿通惠河两岸，八国联军进逼北京

下午2时，从四惠东地铁站附近的通惠河北岸急行向西，水光潋滟，树影婆娑，鸟鸣啾啾，一派祥和，行走的人却高兴不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正是沿着这条运河向京城进军。日、俄军队沿北岸突进，英、美、法、德、意、奥等军队从南岸奔袭。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而各自的心事不同。最训练有素、也最贪婪的日、俄军队只想着率先攻城略地，以便在日后分赃时占得先机；英、美等军队却打算走直线去解东交民巷使馆区与西什库教堂之围，尤其是英国公使馆内躲着至少一两千避难的教士和教民，其中大多是中国教民。

与列强交战之际，清廷动用正规军配合义和团围攻各国公使馆及教堂，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反倒鼓舞了八国联军进逼帝都的士气。当时北京流传这样一首童谣：“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清政府悬赏：“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本来明明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60年间，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被列强一步步瓜分，中国主权一再被列强剥夺，中国人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下忍受屈辱，但是这次围攻使馆区的不智，导致当时外国媒体用类似“北京大屠杀”、“远征军大营救”这样的标题来定义这场战争。

提出围攻使馆这一损招儿的大臣乃端王载漪，他的儿子傅儁年初被慈禧太后看重，欲立为大阿哥来取代光绪皇帝。各国公使一向同情变法维新的光绪，并对慈禧立储表示抗议。这让慈禧大为不满，再加上仿造的一纸“归政照会（慈禧退位，归政光绪）”，使慈禧决意向多国宣战。实际上，慈禧的冲天一怒为“废立”，远不是她所说的“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而端王载漪只是幼稚地希望凭借武力攻击使馆，使各国公使们屈服，让儿子傅儁从中获利：“使馆朝夷，皇位夕易。”他端王自己也可以顺势当上太上皇。

蓦地，从岸边的牵牛花丛中飞起一群麻雀，把我从恍惚的梦境中惊醒。阳光的画笔，在通惠河——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的水面上，点燃了几抹草绿，使之与河水的墨绿区分开来。传说中曹雪芹曾饮酒赋诗的“二闸（庆丰闸）”遗址到了，北京市通惠河整治工程指挥部立的石碑字迹清晰：“大通河旧名通惠，太史公郭守敬凿其源……”

3时30分，步行至与国贸大厦平行的河段。

岸边的人行道修葺一新，但不时被一座座建筑物堵截，只好绕行。忽然想到，这是多么好的一条讲述北京近代史的人文走廊啊！它会让人们记住1900年这里发生了什么，有哪些外国军队从这里走过……

当时，聚集在通州的八国联军指挥官确定了攻打北京的具体方案、时间，并决定取道通惠河岸。在沿着铁路进军屡遭清军与义和团的阻击、袭击后，沿着运河进攻北京显然是明智的选择，除了远征军不可或缺的水源以外，至少不会让士兵迷路。

走在通惠河岸边的侵略者一定非常疲惫与狼狈。

在此前的大沽口炮台保卫战、天津保卫战、廊坊阻击战中，清军将士和义和团勇士所表现出的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让入侵者震慑。67岁的罗荣光提督率领千百将士为坚守炮台而献身，64岁的聂士成提督率部血祭津郊八里台，更有许多清军士兵和义和团壮士冒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地为国捐躯。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帝都保卫战中，整个大清国武器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军队——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未参战。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筹划的“东南互保协定”也掣肘朝廷。当然，更有像袁世凯这样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或保存实力，或不施援手，或临阵逃避的将领若干。不错，帝都是被八国联军攻破的，但它也是被自己人攻破的。

由东向西不停地走了两个小时，只见通惠河突然向南转了一个大弯。抬头望去，巍峨的东便门屹立在前，它的肩膀上扛着一轮模糊的太阳，模糊得像岁月中的往事一样，不再鲜亮。

不屈的东便门，见证清军英勇抵抗

这真是现实与历史吻合的又一巧合，正像通惠河整治工程无意间留下一条记述帝都劫难的“历史长廊”一样，东便门一带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设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庚子国变”的激烈战场复原。

亲历1900年战事的东便门，是京城东南角儿的一座偏门，建于1564年（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它和与之相隔不远的朝阳门、东直门一样，曾被八国联军的炮火蹂躏，面目全非。此三门是当时战况最惨烈之处，总算有这么一段有帝国军人尊严和荣誉感的顽强抵抗。史料记载，往来此一战线的西北甘军将领董福祥，年逾花甲，英风不减，横刀立马，朗声断喝：“退后者斩！”

幸好，东便门保存至今，望着它像望着一团历史的烟云，凝固的烟云。

围绕东便门这段城墙徘徊了许久，抚摸一块块城砖凹凸残缺的痕迹，如同触碰被八国联军炮弹枪弹击打的累累伤痕。慈禧太后一贯霸道而昏聩，朝内主事、对外主战的大臣载漪贪婪而愚昧。一座帝都的沦陷是帝王的耻辱，一位守城卫士的献身是卫士的光荣。多想在这里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在北京保卫战中殉国的普通清兵的姓名。一千个名字还是一万个名字要仔细查询，无论他们的籍贯何方、年龄几何，都是了不起的中华男儿。

尽管慈禧在宣战书上慷慨陈词：“至于五尺之童，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但她自己恐怕早已抱定忍辱不死。在守城的10多万清军对垒一万多联军的情势下，在战事最紧迫的当口，平时对臣民威严有加的太后，却从未有过御驾亲征鼓舞士气的念头，而是选择耻辱地仓皇西遁。然而，不少有血性的清朝将士还是忠于职守，誓与城池共存亡。许多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勇士中弹时，怒目直逼侵略者。

东便门为主体的遗址公园，实在是闹市中难得的清幽之地，青草滴翠，古木参天，三三两两的游人闲坐在木椅、石凳上纳凉，聊天，自在之极。一位老者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播送股市的信息，另一位下了班的年轻父亲带着小儿子慢跑。整旧如旧的明清城垣，绵延1.5公里，它似一块巨大的历史影壁一样“放映”着往昔。安适、愉悦中的人们可曾想到，这里曾是血肉横飞的古战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在此打响第一炮。因此，让公园主体东便门成为历史主题完全有必要。幸亏保存这样一段城墙，否则，我们向后代讲述外国侵略者攻打城墙就没了参照。

当代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德里亚诺·马达罗著《1900年的北京》描述：“通往北京的路没有障碍了，只是13日晚在东便门附近的东城城墙边发生了激战……在这个‘东方便利之门’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

人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可为自己复制同一个灾难。对于清王朝帝都来说，1900年与1860年的两次浩劫如孪生一般。只不过联军国家的数字有变，先前两个，如今八个而已。前任联军司令英国人西摩尔所率英军，恰恰是40年前曾占领过大沽口、打进过北京城、焚烧了圆明园的那支部队。

攻打东便门的联军与守城清军进行拉锯战的时间并不长，与之相继被攻陷的还有东直门、朝阳门、广渠门、正阳门，而攻击者付出代价而攻破的城市大多要遭受报复式的洗劫。

登古观象台，被掠夺又归还的仪器

从东便门北行不远，就见到1900年帝都被侵略、被掠夺的铁证——古观象台。

其实，天气也是引发“庚子国变”的一个潜在因素。山东大旱，民不聊生，导致义和团兴起，将仇恨指向西方传教士。民谣称：“天不雨，是教堂遮住了天。”“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基督教会传教士卜克斯遇害，史称“卜克斯事件”。自此，在京的各国公使已经在考虑不惜代价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是不惜干涉帝国内政。

古观象台中，参观的外国游客不比国内游客少，大概因为展室中的文图对明清两代外国传教士不吝赞美，如“著名的天文学家及西学东渐的使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2-1666）、罗雅谷等编译了137卷《崇祯历书》”、“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1623-1688）被康熙任命为‘治理历法臣’”之类。利玛窦不仅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还在此制造了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天文仪器。台上陈列的8台天文仪器中，有7台是传教士帮助制造。

显然，教堂并没有遮住天，而是打开了一扇观测天的天窗。

后任联军司令德国统帅瓦德西占领此台时惊叹：“太美了，太美了，它们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清末举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同为强学会会员的刘锦藻，在其所著《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联军进京城后，毁及观象台衙署，仪器均被掠去，惟存回风旗一座。”

当时，帝都陷落后，古观象台正处在德、法军队占领区域内，日军占据北城，俄军驻扎南城，美军甚至在午门前安营扎寨，八国联军则一起举行阅兵式，穿越紫禁城耀武扬威。近水楼台，德军抢走了明代浑仪、清代天体仪、玑衡振辰仪等；法军夺走了明代简仪、清代赤道经纬仪等。

“皇朝礼器”，遭此扰攘，如若有心，亦当涕泣。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两年后，法军所掠之物归还；20年后，德军占有之物亦归还。后者归还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其条款规定，德军归还庚子年间所吞占天文仪器。

古观象台的院落中，可见1905年所竖一块青石碑，字体模糊，犹能辨识：“因庚子构变而制折半天体仪和小地平经纬仪，以使古观象台天文观测得以延续……”

徘徊东交民巷，犹闻使馆区的枪炮声

1900年夏秋之交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整整8个星期之内，对于在其避难的数千名外国教士、中国教民而言，堪称一座不知何时做最后审判的死牢。清军和义和团将其团团包围，日夜攻坚的枪炮声、喊杀声不断，而几百名事先通过津京火车运至的联军海军陆战队员和使馆人员做殊死防卫。

国中之国，岛中之岛。使馆区本被视为使馆国的主权区域，帝都在被载漪切断电报电话通信联系后成为一个大孤岛。世界媒体聚焦在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等西方人聚居的敏感地带。清廷或许不在意：“任何国家对国际法最严重的侵犯，就是攻击各国外交使节。”

翰林院建筑被甘军用煤油点燃是帝国的一大损失，中华民族老祖宗的珍贵古籍被付之一炬实乃罪孽，其中包括《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点燃翰林院的目的只是想借助火势，将相邻的英国公使馆烧掉，但公使馆内人员不仅扑灭烈火，还抢救出不少典籍。对此，中外史学家都有相同的记述，推翻了以前流行的说法——翰林院被八国联军烧毁。事实上，八国联军没有作案时间，翰林院在6月23日被烧，而八国联军8月13日才开始攻城。

清朝正规军与义和团加在一起千万人不止，拥有大炮、步枪等现代化武器，而固守使馆区的警员加海军陆战队员不过三百多人而已，55天竟然攻打不下，此中必有文章。围攻使馆显然是怯懦、卑劣的行为，集中反映了慈禧统治集团的色厉内荏。他们既要剿灭义和团，又想利用义和团给洋人点儿脸色看看，而一旦真的将使馆区夷为平地，等到战争结束秋后算账时这账恐怕就算不完了。于是，义和团冲锋在前，清军有时从背后放黑枪。

暮色降临时，行走也接近尾声。

汗涔涔、急冲冲几乎是跑着赶赴位于西安门的西什库教堂，天再黑就无法拍照。111年前的今天，帝都沦陷正是以被围攻的西什库教堂被联军占领为标志。正好在18时教堂举行弥撒仪式前，走进了高悬十字架的大门。

作者：彭俐来源：《北京日报》

《清史演义》中在描写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写道：“圆明园中火光烛天，一个穿洋装的中国人在导引放火，恒祺问他是谁，他大声道：‘谁人不晓得我龚孝拱，还劳你来细问！’”这里说火烧圆明园给英法联军领路的人是龚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这里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引的路。《圆明园残毁考》：“及英兵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许多历史学家在讲这段历史时也说是龚孝拱给英法联军带的路。

据《清朝野史大观》载：“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尚嬖一妾，故曰半伦云。半伦少好学，天资绝人，顾性冷僻而寡言语，好为狭邪游。中年益寥落，至以卖书为活。英人威妥玛立招贤馆于上海，与之语，大悦之，旅沪西人均呼为龚先生而不名，月致百金以为修脯。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京，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橙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龚孝拱字橙，其父龚自珍。他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他在上海给英使威妥玛当文书，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跟着威妥玛也到了北京。

看上面的资料、野史，可以证据确凿地说：这个龚孝拱给洋鬼子带路，又唆使洋人纵火焚毁圆明园，是参与抢劫、焚毁圆明园的最大汉奸。

可是，再看咸丰十年（1860）八月谕旨：“该夷去国万里，原为流通货物而来，全由刁恶汉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决裂。”咸丰并没有说给洋人带路焚毁圆明园的是龚孝拱。如果不是龚孝拱，那又是谁领着英法联军去烧的圆明园呢？

光绪年间人杨云史在其《檀青引？序》中记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以赐文丰家属焉。”文丰为当时圆明园之管园大臣，知园不保遂投园中福海自尽，数名随从与他一同自尽。还有一种说法：“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旗人。”人们找出了李姓旗人这个“刁恶汉奸”。这时还没有人说是龚孝拱领着英法联军去的。说了一阵后，朝廷不能允许满人带路这种对清朝不利的说法，于是变成了汉人带路。汉人龚孝拱在洋鬼子阵营里，于是直接就把大帽子扣在他头上了。

还有这样一段野史来佐证这个观点。龚孝拱之父龚自珍为官清正廉明，对清朝的腐败及弊政不满，曾写《明良论》议论抨击朝政，满族官员借此参劾龚自珍，后龚在深夜暴亡。龚孝拱得到证据，知道其父是被八旗官僚暗害，所以他一直伺机为其父报仇。

真实的情形是，在火焚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曾派遣39人的谈判队伍到清廷谈判。但以僧格林沁为主的满人狂妄自大，肆意侮辱折磨来使，草菅人命。在英法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才释放了幸存的被折磨得没人样的19人。英法强盗制定的万国公法中写道：“凡使臣被杀，他日破城，鸡犬不留。”额尔金还特意提出了一点，一定要焚烧圆明园。在10月18日放火烧圆明园之前，额尔金还在北京张贴了告示，说明了烧圆明园的原因和预定的放火时间：“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8日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此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清代王湘绮所作《圆明园词》曾注：“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对此，民国时期黄秋岳评说：“湘绮此段笺释明了。焚掠圆明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越缦堂咸丰庚申八月间日记为补证：“二十三日甲申记：闻恭邸逃去，夷人据海淀，夷人烧圆明园，夜火光达旦烛天。二十四日乙酉记：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二十五日丙戌记：今日丙外各门尽闭……盖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敞衣，悉被掠夺。二十七日戊子记：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对此，黄秋岳评说：“圆明园一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

恭亲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二十二日早，因该夷抄至德胜、安定二门，事情紧急，连夜约同文祥出城，复给该夷照会，许以送还巴酋，并令巴酋写信与额酋，令其止兵。乃照会发去之后，该夷并无回字，至午间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我军不战而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英法联军就是这样到了圆明园的。这样，说龚孝拱或者李姓旗人引领英法联军去圆明园抢劫，就不能成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印的《圆明园》等资料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居住在圆明园周围、海淀一带的上万民众连日到圆明园抢劫。局势平息后，朝廷从当地民众手中收缴回大量文物珍宝。由此可知，圆明园被劫掠焚毁，“主犯”罪魁祸首自然是英法联军，但那些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国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共犯”，这些“奸民”难逃其咎。从整个过程看，还需要什么人带路吗？

晚清汪康年所著《记英法联军焚劫圆明园事》一文中说，“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了劫掠、焚毁圆明园的行动。而且，根据当事法国军官的回忆，联军之所以下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驱逐不断涌来参与抢劫的华人。”大量国人趁着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劫掠的机会涌了进来，和侵略者一同抢劫圆明园里的珍宝，这就是许多国人干的。

据汪康年记载，联军刚进入圆明园时，先期是有秩序而又“温文尔雅”地行抢劫之事。“邻近乡民及海淀贫氓纷至沓来，麇集园墙外渐近吾营，与在营华役互语，华役携有梯逐架以登，络绎越墙而入”，终于演化成了联军和国民共同参与的大规模劫掠行动。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侵略者最后传令纵火的时候，“各军并无火器，惟有水桶、水锅而已”。侵略者为缺少纵火之物而着急之际，又是“海淀华人暨华役，将携来之火线、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齐集以待”——竟然如此“雪中送炭”，希望侵略者能够尽快纵火。其后，这些人更是“到处引火延烧”，推波助澜。

英法联军罪恶固然是滔天一般，但我们对那些尾随在洋人屁股后面，参与了整个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国人又该如何评定？实是令人蒙羞，令人感到悲哀。

国人毁坏圆明园的意念和力量才是最为疯狂最为持久最为恐怖的。在1860年大火后的三四十年中，国人围绕圆明园的盗窃真是没完没了，值钱的物品偷光后，他们又将散落、埋没于土中的细碎宝物挖地三尺来搜寻，时有谚曰“筛土，筛土，一辈子不受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对圆明园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国人这次来了个“利索的”。园内大小树木被砍伐殆尽，建筑、木桥的柱子遭锯断。辛亥革命后，进入北京的军阀，把圆明园作为建筑材料场，能做建筑材料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搜尽，张学良为其父建陵园时就曾命人从其中拉走诸多石料。经过此劫，一些残存建筑全成过眼烟云。从1940年起，圆明园内平山填湖开田种稻，湖山胜景荡然无存。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前夕，统治者自顾不暇，咸丰皇帝带着高贵的皇室贵胄先溜了，只顾自己性命，扔下百姓不顾。国家不爱民众，又凭什么指望民众拿自家性命去爱国？太平日子统治者作威作福，剥削民众，灾难来了又扔下民众不管自先逃命，导致积蓄已久的民众怨气自然如火山一样爆发。人们巴不得看到统治者统统死掉，焚毁你的家园还是轻的呢，休怪民众无义！这样说来，又能怪谁呢？归根结底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圆明园被焚毁。统治者为掩盖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说这个“奸人”那个“汉人”带的路，嫁祸于他人，找替罪羊，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饰自己的惶恐，洗脱自己的罪恶。

导致圆明园被焚毁，清王朝政治统治上的腐朽欲坠、军事上的软弱无能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外敌入侵只是提供了一次契机而已，“元凶”是谁很清楚了。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仇敌，这就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结果。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个贫穷、落后、羸弱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压迫、剥削、凌辱、掠夺、挨打的地位。

随着1860年10月18日这一天的大火，圆明园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但那凝固在我们心间永恒的痛却世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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