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拯救了苏州人

黄 恽

发生在明代天启年间声势浩大的苏州民变，最后以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的英勇就义而结束，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了。然而，细绎这段历史，往往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当时“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样声势浩大的变乱，结果只有五个人被杀？在封建时代，所谓谋反，用一句古典小说中常用的话，就是“泼天之罪”，怎么就会大事化小，是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民变期间，在苏州的行政官员隐隐分作两派：一方是巡抚毛一鹭、都御史徐吉；另一方是苏州知府寇慎（据《吴县志》，寇慎在明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就任苏州知府）和吴县县令陈文瑞。前者位高权重，背后有魏忠贤撑腰；后者职卑言轻，但深得苏州民众的信任。

巡抚毛一鹭，曾拜魏忠贤为干爹，一个朝廷官员竟甘心做了太监的干儿，真是极不名誉的一件事。周瘦鹃在《苏州杂札》中把他称为“巨憝”，即大奸大恶之人。在《五人墓碑记》中称为“中丞”，表面上不偏不倚，周瘦鹃说：“是殆本古人隐恶之旨”；在吴晴岩《五人传》中则指为魏忠贤的走狗（珰私人也），指明毛一鹭在此事件中的立场是完全站在魏忠贤一边的。然而，论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杀，在《虞山妖乱志》中，毛一鹭却是个很爱才的人，他做考官时，选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为人所称道。在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是由这位封为九千岁的魏忠贤把持，像毛一鹭这样的读书人，满脑子利禄功名，似乎也只有阿附魏忠贤一条道可走，因此就为正人君子们不齿。

民变的导火索是周顺昌的被逮。周顺昌，苏州吴县人，官做得不大，只是吏部员外郎，而且当时已经辞职，在苏州老家闲居。周顺昌是当时的一个奇男子，是极有正义感，同时又关爱桑梓的读书人。在吏部为官时，他经常上书皇帝，要求废除那些对苏州人不利的政令，皇帝纳谏，果然废除了不少，因此家乡父老都对他感恩戴德；他对贫苦百姓及一些下人也非常关爱，五人之中的周文元，是为周顺昌抬轿子的人，他见到周顺昌被逮，竟然“号泣不食三日”，最后还因此献出生命。朱祖文的《北行日注》还记录了一个更感人的场面：

维时有贫士某，乃公素所恤者，不胜痛，向公而泣。公笑曰：“我一去不复返，谁恤尔者？我应哭尔，尔反哭我哉。”

面对就在眼前的劫难，周顺昌表现得非常轻松，还有分寸地幽了一默，可见他那种临危不惧的气概。被周顺昌高尚人格所感召，苏州还出现了一个甘心抛下正在生病的儿子和家庭，冒着无可预测的危险，任侠仗义，护送周顺昌赴京的人，他就是著《北行日注》的朱祖文。他急朋友之难，为押送途中的周顺昌烧粥送药，后来征赃令急（当时的狱吏往往给犯官先定一个贪赃的罪，然而对犯官严刑逼供，称为“追比”。犯官被迫承认自己贪污了多少银子，刑部就叫他的家族或友人限期缴清，这就是征赃令。往往前一笔“赃款”还未筹齐，在棍棒之下，更大的一笔“赃款”又出现了），他又为之四处奔走告贷，尝尽世情冷漠的味道，最后又追踪周顺昌的灵柩回到苏州，不久发病而死。这是后话。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于周顺昌来说，正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原本好好地在家，却身不由己一下子卷入了突如其来的事件的中心。

原来，周顺昌的同僚好友，都谏魏大中触怒了魏忠贤，被缇骑从浙江押解赴京。一路上友朋纷纷避祸不见，只有周顺昌早早地雇了只小船候在必经之路，魏大中一到苏州，两人“相持痛哭，骂忠贤不去口”，不仅如此，周顺昌毫不畏祸，还坚持把魏大中邀到自己家里，留住了三天。这三天里，两人处在悲喜交加之中，食之无味，寝不安宁，他们叙谈生平，痛骂时局，歌哭无常。席间，周顺昌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已是罪人之身的魏大中的孙子。两人难分难舍，缇骑心里焦急，屡次催促魏大中起行。《明史》中这样写道：周顺昌喝了酒，“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

这一骂，骂出了周顺昌的铮铮傲骨，同时也把自己骂进了牢狱，开启了周顺昌人生道路陡转的悲剧序幕。这一骂，也把苏州民众推向了街头，卷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

押送魏大中的缇骑入京，一五一十地把在苏州的见闻报告了魏忠贤。魏忠贤听了大怒，就指使在苏州的织造中使李寔上疏，说周顺昌在苏州私自“讲学聚徒”，这在明末是法律禁止的。同时听命于魏忠贤的御史倪文焕，又奏了一本，说周顺昌故意和罪人（魏大中）缔结婚事，这简直是藐视朝廷的行为。当时魏阉权力，赛过皇帝，不过借奏牍为名，出票拘人。当下派了张应龙、文之炳为诏使，带了缇骑来苏捉拿周顺昌。

一听说周顺昌被诬，苏州的民众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开始还抱有幻想，聚集了数万民众连着四天四夜在城内焚香点烛，吁请毛一鹭等体察民情，为周顺昌求情，他们同声高呼：“认为周吏部冤枉的就到这里来！”吴晴岩在《五人传》中记道，当时苏州城内“或议、或询、或泣、或切齿詈、或搏颡吁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赆、或趣装走京师，挝登闻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围着周顺昌而转动，苏州民众“怨愤彻闾里，匹夫匹妇，发竖心伤”。然而四天过去了，毛一鹭无动于衷。接下来，就是诏书开读的日子了，苏州民众还想为周顺昌尽最后一点努力。吴晴岩的《五人传》描写诏书开读那天的感人情形道：

会天雨，阴惨昼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躏，泥淖没胫骭。

《明史演义》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旗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锒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

旗尉的一句话，却被市民们抓住了“辫子”：原来不是皇帝逮人，而是东厂矫诏。四天毫无结果的奔走呼号，已经把苏州民众的耐心消磨殆尽了，而怒火却在无形中积聚，旗尉的话终于成为愤怒的发泄口。民变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魏忠贤残害忠良，逮捕了一批有良知的官员，民间的请愿活动不断，但激成民变的唯有苏州，这对于苏州来说，真是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壮举。吴晴岩在《五人传》中说：“然未有公然发愤，抗中贵、殴缇骑，不恤身家之殒，惟义之殉，若苏民之于吏部周公顺昌者也。”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周顺昌在苏州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苏州民众对黑暗凶残的统治的反抗是多么强烈。

这场民变导致多名东厂缇骑伤亡，毛一鹭躲进厕所才逃过一劫。谁也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毛一鹭、徐吉一下子成了苏州人眼中的过街老鼠，他们躲了起来，再也不敢露面。剩下知府寇慎和县令陈文瑞出来收拾残局。与此同时，苏州民众也觉得事情闹大了，毕竟明朝法律的威严还在，稍稍冷静下来，刚才“赴义如狂”的人们，也开始后怕起来，在寇慎、陈文瑞和在场的士绅的劝说下，纷纷走散开去。

三天后，周顺昌黯然离开苏州，戏剧《清忠谱》的曲辞这样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敢辞却芒鞋破钵随缘化。”那一天，朱祖文在《北行日注》中记道：“比邻已东奔西窜，巷为之空。”民众的激情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严峻的现实却摆在寇慎和陈文瑞的面前：事情将怎么收场？

这时候，毛一鹭已经写了秘密文书，声称“吴人尽反”，还准备“断水道，劫漕舟”，连夜飞骑报告魏忠贤。不久命令下来：“谁为柝声聚众者？谁为爇香号泣者？谁为骁雄贾勇、党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诛无赦！”这样措辞强硬的命令对爱民如子的寇慎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要多少苏州民众要为这次民变“买单”呢？如此一来，不是又要兴大狱？苏州民众不是要遭受更大的劫难了吗？上面说的三种人如果一一对起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至少也有几千人吧。怎么办？

困难同样摆在毛一鹭的面前，如果借此大大报复一番，固然可以使自己受挫的心感到快意，但如果因此激起更大的民变，自己靠什么来稳定局势，此前的那一幕回想起来，依然是那么胆战心惊。怎么办？

于是，寇慎向毛一鹭提出了一个诛首恶，安民心的措施。同时，寇慎又暗地向士绅们摊牌：现在命令如此，为救生灵于涂炭，为首的数人与数千人孰重孰轻？

县令陈文瑞乘坐了轿子，巡游市中，反复晓谕市民，叫他们明报首犯，余俱从赦。五个苏州人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昂然地走了出来。他们代表了苏州民众集体的正义，他们同时也担负了数千人的“罪名”，他们高喊：

“是我颜佩韦！”

“是我马杰！”

“是我沈扬！”

“是我杨念如！”

“是我周文元！”

“一切都是我们五人干的。”

他们是苏州人中极普通的一员，现在甘愿为周顺昌而死，甘愿替苏州民众而死。

在刑场上，五位义士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随风而逝，明白自己是知府寇慎丢卒保车的牺牲品，但他们了无遗憾，他们望着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望着神情悲痛的寇慎，热泪盈眶地说：“公系好官，我等好义，非乱也！”这样的死，如果选择用鸿毛与泰山来作比，相信一定是属于后者的。

顾炎武在他撰写的《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志铭》中说：“然其所以周旋上下之间，化大事为小事者，公一人之力也。”墓志证实，寇慎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中，运用智慧，避免了苏州民众遭受更大的劫难。

这是寇慎心中的大慈悲。（本文插图：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