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奇葩：康生相面定案整死一万多人(图)(3)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1936年9月27日，我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房春荣出卖，被敌逮捕，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尽管受到7次大审，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我咬牙坚持，没有供出任何情况，最后由韩复榘亲自审讯。

　　当时，在我前面已有好几人被韩复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杀，有的重判，轮到我时，军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学生，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又拒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即1933年7月出卖我山东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鸣时)呈请主席枪决他。”

　　即刻有两个执法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说一声“毙”了。

　　韩复榘坐立中堂，立愣着眼，连看了我两次，问：“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

　　我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主张救中国救人民，我们学生同情它的主张，所以参加它。”

　　“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韩复榘又问。

　　我感到可笑，嘴里答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对国内的各军各界是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韩复榘一听，紧绷的脸一下松开了，吐出一句：“嘿，你对我做起宣传来了。”这使一屋子的紧张空气缓和多了，站在韩复榘右边的军法处长史景洲赶忙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

　　不知韩复榘出于什么考虑，又立愣着眼看了我一下，终于发出一句断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断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还敢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回到狱中，许多人惊奇地看着我，有的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紧哩，命真大！”

　　送山东高等法院后，我虽被判刑5年，但情况究竟不同于特务队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联起来，团结难友一块儿同敌人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我党派代表张经武和韩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狱。从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战斗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过狱诬陷我，而实际上他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党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我的结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康生对此心里有数，他诬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老同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同志遭到了诬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林彪、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故弄玄虚的案件又是怎么假戏真演的呢？追根溯源，盖出于康生诬陷我的那段话：“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年代，这位身居高位的“顾问”所云，还能是假话？一时间，这个讲话不但是全省正式印发，还在报纸上登载，一些群众组织更是大量印成传单，广为散布。从而，在60年代云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场闹剧，进而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镇压运动。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志打成“滇挺”的总司令员。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亲友。

　　【后记】

　　1978年2月，经党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终于得到昭雪！云南省委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当时的条件下，康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没有被公开点名，人们只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制造冤案的铁证！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