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倒七夫君全文阅读:与犹太民族相比，我们缺少点什么？

　多年来，一个遗憾总在刺痛着国人的神经，每年一度诺贝尔科学奖结果里，我们总是维持空白。细心的人却发现，获奖者中每年几乎都会有犹太人，那个只有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的民族，竟然获得了全世界诺贝尔奖的18％。

　　几百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左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毛泽东算不算一个还有争议），而犹太民族却涌现了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人物，除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罗依德这样的顶级思想家之外，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以及经济、政治的每个领域里，在那些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人群中，都能发现犹太人密集的身影。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

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洛克菲勒、索罗斯、格林斯潘）。他们尤其在新闻传播业里兴风作浪，谁要得罪了犹太人，谁就别想竞选美国总统。2004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辞职前最后一句轰动世界的话，他以一个穆斯林的眼光发现：当今世界操纵在犹太人手中，因为犹太人操纵着美国，美国操纵着世界。

　　要说，中国人与犹太人都算得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无论是从他们超过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延承上，从各自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形成的贡献上，还是从他们被世界公认的智力水平上，以及从他们在当今世界舞台的份量上，都是如此。可是两个民族为什么在文化尖端的创造力上却如此的悬殊呢？

　　有人会解释说，犹太人渗透在西方现代文明生活里，他们与西方主流文化保持着直接的交流和接轨，而中国人却由于历史原因，置身于西方现代文明之外。这样说自然是有道理，但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尤其是器物用度与消费生活未必真是无动于衷、颤然以对，犹太人对西方主流世界也未必总是趋之若骛、其乐融融。事情却有恰恰相反的另一面，现代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只知与国际接轨却放弃了自主性，而犹太人则坚定地恪守着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生活的传统，这种惯性即使在他们改变了信仰的后裔身上仍然发挥作用。

　　犹太民族的苦难历程积淀成内心的惊人原创力

　　犹太民族的文化形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对现实世界最大程度的超越性，它不是直接地关注此岸现实，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是相反，让人退回到内心，去建构一个有所敬畏、有所信仰，从而更具深厚力量的世界。

犹太民族是有历史记载的最灾难深重的民族之一。约公元前14世纪，一支希伯莱人自幼发拉河流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末被埃及法老征服并掳为奴隶，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冲破艰难险阻，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建立以色列－犹太王国，创立犹太教，但于公元前10世纪分裂。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被并入亚述，公元前586年南部犹太国为新巴比伦所灭，成为“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人灭新巴比伦，犹太人被允许重建自己的国家，却又于公元前 63年被罗马所并。公元66－70年和131－135年他们两次举行反罗马起义失败，被赶出巴勒斯坦，从此彻底失去祖国，散居各地。

　　一个失去祖国近两千年，一直生活在苦难记忆和死亡恐惧中的民族居然没有灭绝，这本身就是奇迹。欧洲历史上无数次反异教徒运动、排犹运动中，犹太人成为全社会的发泄对象——“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夏洛克，也是一个人人痛恨的应当被惩罚的冷血杀手，这可以见得欧洲主流社会眼里犹太人是什么角色。两个法国人发生冲突而难分胜负，找个犹太人一起共同发泄一通，两人反而能和解。20世纪最残酷的屠戮发生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犹太人身上，近600万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只有引颈待戮，比日寇屠刀下的中国人还窝囊。而有些中欧、东欧弱势民族被法西斯征服，却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与纳粹合作。

　　在现实的苦难背后，一个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生都在内心深处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梦，他的理想与抱负定能有所成就。犹太民族在思念故国，期盼终极解救的憧憬中顽强生存下来，他们集体意识里有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梦想——回到圣地耶路撒冷，重建祖国，面对哭墙，祭祀神灵——这个梦直至18个世纪之后才终于实现。他们总在不幸的笼罩中，在现实里得不到任何幸福，唯有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彼岸，才能得到内心的慰藉。他们相信是亚当、夏娃的原罪及其不肖子孙的罪孽，让上帝发怒并责罚众生。只有面对苦难，保持对上帝的虔诚，救主弥赛亚有一天降临，以色列人才会作为上帝的选民进入永恒世界。

　　这种执著的精神信仰、坚定的宗教文化，使他们成为最虔诚、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但也最具内在力量的民族。他们行割礼，守洁净，不吃猪肉，遵守“摩西十戒”。历史上，敌人常常在星期天即安息日去攻打不会还手的犹太人的城池。残暴的征服者要求犹太人在吃猪肉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结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容赴死，尸体堆积成山。犹太人不仅不可能在寄居地的政治上得到充分的权力，还要遭受不断掠夺、烧毁、驱逐、屠杀，从而使他们把内心的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当作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防卫。

　　这个遭遇最悲苦、最不幸的民族，靠着关于彼岸世界的信仰战胜着被欺侮与蹂躏心灵，顽强精神生存下来，并且影响了其他民族。犹太《圣经》也是基督教三大教派共同的《旧约圣经》，甚至伊斯兰教《古兰经》也与它有相当多的共同处。它成为西方的现代进程最重要的信仰基础，是它拯救了西方文明。

　　　两个民族的奇特相遇

中国人在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过着稳定而安逸的农耕生活，其四大（或许三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成为现代技术原始基石。犹太人因为其苦难的生活遭遇而对现实生活的彻底绝望，他们在死亡的恐惧里形成了坚定的精神信仰，其文化关怀不在生存而在死亡，把永生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彼岸，为此他们形成并贡献给世界以超越现实、精神至上的彼岸信仰。

　　犹太人常以其智慧、执著、精打细算成为各地最富有的人。中国人在海外也因其勤劳、务实而富有，尽管大富豪不太多。

　　一个是最虔诚、最保守、最封闭、最有内在力量的民族，一个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直观主义、世俗享乐、随遇而安、乐观开放、宽容豁达的民族；一个是最顽强的固体，一个是最强溶度的溶剂。历史上他们曾有过文化的相遇：

一支数千人的犹太部落流落到波斯，又漂泊到印度孟买，再辗转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泉州，然后经扬州到达宋朝的京城汴梁。中国皇帝以他对外邦人素有的宽容与怀柔（皇帝们在外人心目中通常比在国人心目中要好得多），赐给他们一块土地住下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教堂，却并不干预他们的信仰；中国百姓称这些 “以色列”人为“一赐乐业”，大概是说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漂泊者得到皇帝仁慈的恩赐，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在以后几百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些犹太人严格遵守自己的信仰和戒律，上教堂，行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宰牛羊要挑去脚筋（因此，百姓称他们的宗教为“挑筋教”），实行族内婚制。

但是，由于他们在这里受到其它地方所没有的善待，反而失去了恪守传统的心理张力和理由，于是他们渐渐地接受并逐步融进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开始尊孔祭祖，参加科举，甚至与汉人通婚。1866年美国传教士到开封发现了他们，但预言他们将在半个世纪内会被彻底同化。民国初年，还有上百人隐约可现其远古的特征，不久，这个古老民族终于彻底融入中华大家庭里。

　　还有一件事情，3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欧洲再度沦为犹太人的地狱。而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却是唯一没有限制地容留着犹太兄弟的国家，上海一度收容的欧洲犹太难民25000人，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离开。不过今非昔比，这回让老朋友光顾，与其说是我们雍容大度的召唤，不如说是我们贫弱无力的让渡。

　　以色列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而今这个的国家，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从全球70多个国家100多个民族里走出的犹太人，语言、习惯甚至血统都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凝聚力，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言。尽管他们处于一百倍的穆斯林人口包围中，立国之后旋即爆发战争，但几次中东战争之后，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了。

　　那以后，中国也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然而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多少有点步履蹒跚。我们把自己的落后归于臭名昭著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但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有一种叫“基布兹”自愿共产主义组织，其公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国营企业。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基布兹存在了近一百年，是以色列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说到底，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很难发现它的局限，很难想到用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对此，犹太人能够给我们启发的很多。

　　现代国家的强大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孩要行割礼，许多人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早已绝迹的长袍、马褂、大瓜皮帽，还有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今天都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

　　中东地区水资源奇缺，以色列人口515万，淡水仅16亿立方米。但他们凭借独特的智慧，开发出节水灌溉和遗传工程，在沙漠和戈壁上种出了世界最好的庄稼。农业人口仅5％，农产品却自给有余。中国九亿农民，粮食却要进口。

中国人旅行世界，在飞越北美、西欧、俄罗斯时，看到无边的森林、纵横的湖泊，与中国西部大片的黄土、戈壁、沙漠和东南部过度开垦的田园一比较，似乎明白了自己贫穷的理由。然而到过以色列的人，却不得不沉默了——那里资源的贫乏、环境的险恶，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棉花产量达每亩200公斤，是中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据说，多年来中国派过不下于一百个考察团到以色列学习喷灌、滴灌技术，但回来总是做不好。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相当于祭司的拉比，是人们心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立即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希伯莱大学的创立者哈伊姆?魏兹曼1948年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他曾说，我们在生存的最黑暗的年代里，却在自己的学校院墙内找到了避难所，把知识和精神的能量保存下来，它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他还把希伯莱大学比着一个发电厂，它是全体犹太人精神和知识的源泉。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相应比例最低只有2.58％，至今低于4％的世界平均水平。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