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楼不见了什么原因:吴敏：“老高三”四十年情结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老高三”现象是一种浸洇着浓重社会文化内涵的绵绵情结，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持续40年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正是在“老高三”们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傻小子，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伟大领袖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及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与之媲美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一下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实际上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黒云翻滚、风狂雨骤的野地里。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班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初中班的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之后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所在的那个不大城市的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也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我校的主要组织名称就叫“反到底”）还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黒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等无比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我校所在的那个地区和城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斗争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抢枝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已经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那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洼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劵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力量。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办法，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我所在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在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况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咦吁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找到我爱人的办公室里，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我们班那4位参加高考的同学，有一位情况特殊上了北京大学，另三人上的都是本地的末流学校。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了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远近亲属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下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都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住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倒霉事”的队伍里，往往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远远地仰视着那些实际上并不比自己在学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姓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弱书生，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性格内秀而在政治上、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那个“大老粗”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全县的统考中名列前茅，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去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家庭关系又不太和谐，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1968年以后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比较粗野，家庭关系很糟糕。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要没完没了地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末期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实际上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个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爆发“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之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者并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不知道下落的那将近10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 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50岁出头病逝者2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显然，将“老高三”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甚至同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40年悠悠岁月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忘记和落下。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在少年时就初尝了生活的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们已是将近“耳顺”之年，正在逐渐步入“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57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他们保留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细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特别是通过它透视绵亘40年之久的“老高三”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57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