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湖畔山南资本管理公司:浅谈草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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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籍整理 作者：佚名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1-2-4
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草书这一书体，名目繁多，有篆草、隶草、藁草、散草、游丝草、一笔草、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等。但归纳起来，无非章草、今草(即小草)和狂草(即大草)三大类。草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2世纪初，东汉许慎撰编的《说文解字》的序里就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而行书要在东汉末始出现，楷书则要比行书略晚一些。许多人认为草书在诸书体中最为简略，据此就把草书看成是楷、行书的简化，是在楷、行书后产生的，这大概是根据今草写法的一种联想和臆断。事实上恰恰相反，是先有草书，再有行书、楷书。
中国的书法是汉字的艺术化，相传上古黄帝时代“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近年发现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仰韶彩陶上的符号有二三十种，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发现最早、最原始的文字。而字迹确凿，可以辨认的最早文字，则是甲骨文。经考证，这是殷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前770年)时期的占}文辞，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之后还有将文字铸或刻在金属钟鼎上的铭文，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刻在鼓形石上的称石鼓文，这些都是文字的祖先。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公元前221～前206年)。秦始皇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广袤版图，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接着就推行了一系列严厉苛刻的政治措施，以加强专制统治，巩固政权。为此，统一文字势在必行。凭借胜利者强大的军事实力，由学识渊博的丞相李斯负责文字改革，以秦文字为主，将当时通行的大篆和六国异文加以整理，使其统一为秦篆(小篆)。统一后的文字结体大大地简化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文字改革，于文字的发展和书法艺术的繁荣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篆一个字一构成，以中心为界，左右对称，由缓和的弧形线条所组成，这种书体严整、平衡、峻厉、婉通，示人以皇帝钦定的威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结体上虽已简化，但对政务和人际交流日益繁忙的秦朝而言，其实用性仍感欠缺。文字的最大功能是应用，人们没有时间和耐心为写一个字描画许许多多的弧线，更不用说写成一篇文章。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无法强制人们永远接受实用性不足的文字，所以，小篆被宠用的时间极为短促。从历史因素看，秦朝战争频繁，全国又刚刚统一，公务十分繁忙，小篆繁复的结体仍然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速度，所以，改革小篆的事在秦始皇后期就已在民间悄悄进行。这时刻，草书尚未诞生，对称的结构和缓和的弧形线条无法产生以流畅、圃转、动荡为特征的草法，书体还在发展和变化，在孕育草书的母体——隶书还未产生之前，还得耐心等待。
隶书是把大、小篆的笔画和结体作了进一步的简化，最为关键的是把劂转线条改成方折，彻底摆脱象形而跨入了线条化的领域，大大方便了书写。秦王朝存在仅十六年，从篆到隶这一变化，时间短促而发展极快。隶书的产生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到了汉朝，隶书已从民间流行而终于被上层社会所全盘接受，并受到帝王和知识官僚阶层的重视，所以汉朝隶书最为繁荣和发达。汉隶犹似母体，由此而草、行、楷诸体脱胎而出，而汉朝又是草书发祥的朝代，由隶书的快写、简化，即成“章草”。东汉张芝将章草加大笔势的连绵，使上下牵连，初创今草。汉朝奠定了草书艺术的发展基础，奏出了嘹亮雄壮的前奏曲，一部草书艺术的辉煌而华丽的乐章即将响彻云霄。
草书之所以能从隶书中产生，是由于汉隶在结体上产生了俯仰、向背之势，参差、偏侧之态，点画上有骏发的波尾，字的动荡感的产生打破了篆书的规整和刻板。在汉朝四百多年间，隶书风格日趋多变，有的点画刚健、瘦劲宽绰，有的从容俊逸、结体雅致，有的方劲沉着、笔力雄厚，有的神韵超迈、秀润典雅，使隶书千姿万态，绚丽斑斓，体现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艺术性。结字和用笔的动势就是草书最佳的催生剂，因此，章草就从隶书中产生了。至于一些画符文字、装饰文字、游戏文字，虽也有动势和草创的意味，但在书法史的长河中未能独立成章，也就不能算作一种“体”的产生。
东汉张芝相传最善写章草，他又将章草的字独立演变成略有连绵的令草，故令草乃由章草发展而来。今草至晋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完全成熟，王氏父子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草书大家无不取法于“二王”，但“草圣”的桂冠仍无可争议地戴在张芝头上，因为张芝是今草的“开山祖”。
隋朝王国仅短短的三十年，但就书法而论，能内承北朝质朴之气，外收南朝绮丽之风，出现了熔南北于一炉的大好趋势，对唐代书法高峰的出现，起着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僧智永创作了《真草千字文》，成为历代学习草书的最佳范本，学习草书者往往从此帖入门，因为此帖用笔精能，结体宽舒，气韵生动，以法入情，字字独立，容易辨认。据传当时智永曾写此《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江东诸寺，作为小沙弥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写得应规入矩，流传至今，其意义甚大。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书法艺术亦似火树银花，璀璨夺目，既能守法谨严，亦能开拓创新，时代造就了张旭、怀素、孙过庭等技艺卓绝的草书名家。其中张旭亦被冠以“草圣”的头衔，乃是因其创出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具有新趣的狂草，时人将之与李白诗白诗歌、裴旻（mín）舞剑并称“三绝”。张旭草书能体现出人的精神世界，描绘了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开创出狂草书派，较“二王”那种超脱人世，悠然自闲，洗练内蕴的草法迥然不同。张旭草书的狂放和浪漫使人震惊，尊为“草圣”亦是当之无愧。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之得。孰能止于善耶?”正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草书最强调个人感情和意念的发挥。人之感情瞬息万变，难以名状，尤难在借助点画作即兴的发挥。所以草书艺术发展到唐朝达到了又一顶峰，当然， 在这顶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还有怀素，他的“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米芾语)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所书“自叙帖》笔意纵横，恣肆狂放，诡形异状，新奇迭出，是狂草书的典范之作。张旭、怀素的狂草体，作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它灵妙奇变，意象万端，代表着书法艺术的最高层次；最能表达情趣，但最难学，结体最简化而用笔变化最复杂；在所有的书体中行笔速度要求最快，而点画最不能疏忽，所以历来被书法家视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 代表着自己书艺的最高水平。这也许就是草书在历史的长河中能断断续续地被继承，但出类拔萃的名家不多的原因。孙过庭是唐朝极有影响的草书名家、书法理论家。他写了一篇理论名著《书谱》，是古代书法理论之巨构，是中国中古时期书法美学、艺术哲学的高峰。不仅如此，他以草书自书的《书谱》，其草书刚断峻拔，气势直逼羲、献，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可谓书、文并茂，双绝合璧。后世也常将《书谱》作草书的入门范本，成为书法艺术中一份宝贵的遗产。
草书艺术经历了唐朝的辉煌而后人宋，有黄庭坚、米芾、赵佶等高手为之继，然已乏晋唐之盛。宋代书家欲矫唐代法度太重、过于严谨的风尚，另辟了力求放纵、追慕意趣的新路。草书脱出唐人之规矩，转入恣肆，自出机杼。其中米芾以“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为自己的准绳，力学“二王”，不越雷池一步，既自我作古也作茧自缚，终未能有新面目。所书草书缺乏“发疯动气”的浪漫主义色彩，成绩并不像他的行书那么突出。聪明如米芾也不能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自己的认识，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而黄庭坚能以篆书用笔入草，写出葛藤缭绕、纵横奇崛的创新之作，所书《诸上座帖》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俊秀，于张旭、怀素一派中别创新格，甚是可贵。皇帝书家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上才华横溢，自创“瘦金体”为亘古未有，别树一帜，以“瘦金体”法所作草书，则轻灵秀逸、劲挺犀利、筋摇骨转，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其《大草千字文》用笔纵横驰骋，纵而不乱，高贵雅致，赏心悦目，成就非同一般。元朝近一百年间，以“二妙”赵孟烦、鲜于枢为代表。赵氏秉承“二王”正统，用笔精纯流美、圆润含蓄，所书草书气象舒徐、雍容华贵，具古典之美。实际上，在当时书坛上，鲜于枢的草书艺术要胜过赵孟頫。鲜于枢博学负才气，性格豪放，常喜于酒酣之际落笔作草。行笔流走如飞，线条劲挺、气格刚健，既能奇态横生，又能有笔势飞动之美，平中出奇，意态自成，具有阳刚之气，使人久看不厌，愈看愈妙。赵孟頫曾说：“尝与伯机(鲜于枢)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一片赞美之词。他们二人草书摒弃宋代而直接晋唐，从更高层次汲取艺术养料，以古为新，获得极大成功，可惜鲜于枢天不假年，仅活了四十六岁，艺术上未能达到顶峰。
明朝二百余年的书风基本上是受帖学左右的，故行草简牍之美，几乎超越唐宋。草书趋于开拓奔放，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书家能各展才能，态势各异。宋克将从晋唐以来少有人问津的章草发掘出来，加以阐扬，使章草艺术能重放光芒，所书章草劲挺畅达，有独立不羁的新貌，几可入汉人之室。邢侗精研“二王”章法，志在革新。祝枝山草书天真烂漫，时出怪招，让人难以捉摸。徐渭用笔挥洒，神奇莫测。傅山喜作长幅大草，笔势萦绕，一泻千里。张瑞图用笔奇拗，见折不见转，以横取势，法与势都为之一变，雄强有奇气，别开生面。董其昌多才多艺，能今草。狂草并举，熟而不俗，典雅华丽，将草书写出书卷气，与众不同。黄道周草法奇异美妙，深得“二王”精髓。倪元璐灵秀神妙，新理异态。王觉斯功力深厚，奔放恣肆，欹删而不失法度，气势旺盛，慑人心魄，无愧大家。草书艺术发展到明朝由于各书家的奋力拼搏，有传统，有创新，热热闹闹，色彩缤纷，又具兴旺之势。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书风，二百余年间一变再变，几经波澜，场面极为壮观。清初沿明朝故习，专崇帖字。康熙喜董，乾隆尊赵。嘉庆、道光之后，碑学兴起，欧体盛行，唐碑崛起，由帖转碑，书家在寻找新的学书途径。而咸丰、同治之际，临摹北碑之风大兴。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秦汉以来一向不甚景气的篆隶二体，至清则成绩斐然，其水平之高，名家之多，能超越晋唐直接秦汉，最为可观，对于草书，似乎未曾顾及，难有可述。朱耷、黄慎、蒲华、沈曾植等各有入法处。而近代于右任则是一位竭力提倡草书，并编写出《标准草书》的草书家，他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利于推广、应用。然而草书毕竟是一门极为专门的技艺，看似简单，实很复杂，对文字、书法、文化等没有一定水平，是很难学得上手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典雅的、高层次的艺术的欣赏与研究的群体较狭小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总之，草书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字体，它是人的精神之曲折变化的历史见证，是人的精神内核的喷发，体现的是书法的浪漫主义，它是最具民族性又最具世界性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完〉
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草书这一书体，名目繁多，有篆草、隶草、藁草、散草、游丝草、一笔草、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等。但归纳起来，无非章草、今草(即小草)和狂草(即大草)三大类。草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2世纪初，东汉许慎撰编的《说文解字》的序里就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而行书要在东汉末始出现，楷书则要比行书略晚一些。许多人认为草书在诸书体中最为简略，据此就把草书看成是楷、行书的简化，是在楷、行书后产生的，这大概是根据今草写法的一种联想和臆断。事实上恰恰相反，是先有草书，再有行书、楷书。
中国的书法是汉字的艺术化，相传上古黄帝时代“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近年发现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仰韶彩陶上的符号有二三十种，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发现最早、最原始的文字。而字迹确凿，可以辨认的最早文字，则是甲骨文。经考证，这是殷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和西周(公元前1046～前770年)时期的占}文辞，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了。之后还有将文字铸或刻在金属钟鼎上的铭文，称为钟鼎文或金文；刻在鼓形石上的称石鼓文，这些都是文字的祖先。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公元前221～前206年)。秦始皇拥有了从未有过的广袤版图，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接着就推行了一系列严厉苛刻的政治措施，以加强专制统治，巩固政权。为此，统一文字势在必行。凭借胜利者强大的军事实力，由学识渊博的丞相李斯负责文字改革，以秦文字为主，将当时通行的大篆和六国异文加以整理，使其统一为秦篆(小篆)。统一后的文字结体大大地简化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文字改革，于文字的发展和书法艺术的繁荣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秦篆一个字一构成，以中心为界，左右对称，由缓和的弧形线条所组成，这种书体严整、平衡、峻厉、婉通，示人以皇帝钦定的威严，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概，结体上虽已简化，但对政务和人际交流日益繁忙的秦朝而言，其实用性仍感欠缺。文字的最大功能是应用，人们没有时间和耐心为写一个字描画许许多多的弧线，更不用说写成一篇文章。秦始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无法强制人们永远接受实用性不足的文字，所以，小篆被宠用的时间极为短促。从历史因素看，秦朝战争频繁，全国又刚刚统一，公务十分繁忙，小篆繁复的结体仍然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速度，所以，改革小篆的事在秦始皇后期就已在民间悄悄进行。这时刻，草书尚未诞生，对称的结构和缓和的弧形线条无法产生以流畅、圃转、动荡为特征的草法，书体还在发展和变化，在孕育草书的母体——隶书还未产生之前，还得耐心等待。
隶书是把大、小篆的笔画和结体作了进一步的简化，最为关键的是把劂转线条改成方折，彻底摆脱象形而跨入了线条化的领域，大大方便了书写。秦王朝存在仅十六年，从篆到隶这一变化，时间短促而发展极快。隶书的产生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到了汉朝，隶书已从民间流行而终于被上层社会所全盘接受，并受到帝王和知识官僚阶层的重视，所以汉朝隶书最为繁荣和发达。汉隶犹似母体，由此而草、行、楷诸体脱胎而出，而汉朝又是草书发祥的朝代，由隶书的快写、简化，即成“章草”。东汉张芝将章草加大笔势的连绵，使上下牵连，初创今草。汉朝奠定了草书艺术的发展基础，奏出了嘹亮雄壮的前奏曲，一部草书艺术的辉煌而华丽的乐章即将响彻云霄。
草书之所以能从隶书中产生，是由于汉隶在结体上产生了俯仰、向背之势，参差、偏侧之态，点画上有骏发的波尾，字的动荡感的产生打破了篆书的规整和刻板。在汉朝四百多年间，隶书风格日趋多变，有的点画刚健、瘦劲宽绰，有的从容俊逸、结体雅致，有的方劲沉着、笔力雄厚，有的神韵超迈、秀润典雅，使隶书千姿万态，绚丽斑斓，体现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艺术性。结字和用笔的动势就是草书最佳的催生剂，因此，章草就从隶书中产生了。至于一些画符文字、装饰文字、游戏文字，虽也有动势和草创的意味，但在书法史的长河中未能独立成章，也就不能算作一种“体”的产生。
东汉张芝相传最善写章草，他又将章草的字独立演变成略有连绵的令草，故令草乃由章草发展而来。今草至晋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完全成熟，王氏父子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草书大家无不取法于“二王”，但“草圣”的桂冠仍无可争议地戴在张芝头上，因为张芝是今草的“开山祖”。
隋朝王国仅短短的三十年，但就书法而论，能内承北朝质朴之气，外收南朝绮丽之风，出现了熔南北于一炉的大好趋势，对唐代书法高峰的出现，起着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僧智永创作了《真草千字文》，成为历代学习草书的最佳范本，学习草书者往往从此帖入门，因为此帖用笔精能，结体宽舒，气韵生动，以法入情，字字独立，容易辨认。据传当时智永曾写此《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江东诸寺，作为小沙弥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写得应规入矩，流传至今，其意义甚大。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书法艺术亦似火树银花，璀璨夺目，既能守法谨严，亦能开拓创新，时代造就了张旭、怀素、孙过庭等技艺卓绝的草书名家。其中张旭亦被冠以“草圣”的头衔，乃是因其创出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具有新趣的狂草，时人将之与李白诗白诗歌、裴旻（mín）舞剑并称“三绝”。张旭草书能体现出人的精神世界，描绘了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开创出狂草书派，较“二王”那种超脱人世，悠然自闲，洗练内蕴的草法迥然不同。张旭草书的狂放和浪漫使人震惊，尊为“草圣”亦是当之无愧。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之得。孰能止于善耶?”正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草书最强调个人感情和意念的发挥。人之感情瞬息万变，难以名状，尤难在借助点画作即兴的发挥。所以草书艺术发展到唐朝达到了又一顶峰，当然， 在这顶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还有怀素，他的“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米芾语)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所书“自叙帖》笔意纵横，恣肆狂放，诡形异状，新奇迭出，是狂草书的典范之作。张旭、怀素的狂草体，作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它灵妙奇变，意象万端，代表着书法艺术的最高层次；最能表达情趣，但最难学，结体最简化而用笔变化最复杂；在所有的书体中行笔速度要求最快，而点画最不能疏忽，所以历来被书法家视为自己奋斗的最高目标， 代表着自己书艺的最高水平。这也许就是草书在历史的长河中能断断续续地被继承，但出类拔萃的名家不多的原因。孙过庭是唐朝极有影响的草书名家、书法理论家。他写了一篇理论名著《书谱》，是古代书法理论之巨构，是中国中古时期书法美学、艺术哲学的高峰。不仅如此，他以草书自书的《书谱》，其草书刚断峻拔，气势直逼羲、献，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可谓书、文并茂，双绝合璧。后世也常将《书谱》作草书的入门范本，成为书法艺术中一份宝贵的遗产。
草书艺术经历了唐朝的辉煌而后人宋，有黄庭坚、米芾、赵佶等高手为之继，然已乏晋唐之盛。宋代书家欲矫唐代法度太重、过于严谨的风尚，另辟了力求放纵、追慕意趣的新路。草书脱出唐人之规矩，转入恣肆，自出机杼。其中米芾以“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为自己的准绳，力学“二王”，不越雷池一步，既自我作古也作茧自缚，终未能有新面目。所书草书缺乏“发疯动气”的浪漫主义色彩，成绩并不像他的行书那么突出。聪明如米芾也不能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自己的认识，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而黄庭坚能以篆书用笔入草，写出葛藤缭绕、纵横奇崛的创新之作，所书《诸上座帖》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俊秀，于张旭、怀素一派中别创新格，甚是可贵。皇帝书家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上才华横溢，自创“瘦金体”为亘古未有，别树一帜，以“瘦金体”法所作草书，则轻灵秀逸、劲挺犀利、筋摇骨转，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其《大草千字文》用笔纵横驰骋，纵而不乱，高贵雅致，赏心悦目，成就非同一般。元朝近一百年间，以“二妙”赵孟烦、鲜于枢为代表。赵氏秉承“二王”正统，用笔精纯流美、圆润含蓄，所书草书气象舒徐、雍容华贵，具古典之美。实际上，在当时书坛上，鲜于枢的草书艺术要胜过赵孟頫。鲜于枢博学负才气，性格豪放，常喜于酒酣之际落笔作草。行笔流走如飞，线条劲挺、气格刚健，既能奇态横生，又能有笔势飞动之美，平中出奇，意态自成，具有阳刚之气，使人久看不厌，愈看愈妙。赵孟頫曾说：“尝与伯机(鲜于枢)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一片赞美之词。他们二人草书摒弃宋代而直接晋唐，从更高层次汲取艺术养料，以古为新，获得极大成功，可惜鲜于枢天不假年，仅活了四十六岁，艺术上未能达到顶峰。
明朝二百余年的书风基本上是受帖学左右的，故行草简牍之美，几乎超越唐宋。草书趋于开拓奔放，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书家能各展才能，态势各异。宋克将从晋唐以来少有人问津的章草发掘出来，加以阐扬，使章草艺术能重放光芒，所书章草劲挺畅达，有独立不羁的新貌，几可入汉人之室。邢侗精研“二王”章法，志在革新。祝枝山草书天真烂漫，时出怪招，让人难以捉摸。徐渭用笔挥洒，神奇莫测。傅山喜作长幅大草，笔势萦绕，一泻千里。张瑞图用笔奇拗，见折不见转，以横取势，法与势都为之一变，雄强有奇气，别开生面。董其昌多才多艺，能今草。狂草并举，熟而不俗，典雅华丽，将草书写出书卷气，与众不同。黄道周草法奇异美妙，深得“二王”精髓。倪元璐灵秀神妙，新理异态。王觉斯功力深厚，奔放恣肆，欹删而不失法度，气势旺盛，慑人心魄，无愧大家。草书艺术发展到明朝由于各书家的奋力拼搏，有传统，有创新，热热闹闹，色彩缤纷，又具兴旺之势。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书风，二百余年间一变再变，几经波澜，场面极为壮观。清初沿明朝故习，专崇帖字。康熙喜董，乾隆尊赵。嘉庆、道光之后，碑学兴起，欧体盛行，唐碑崛起，由帖转碑，书家在寻找新的学书途径。而咸丰、同治之际，临摹北碑之风大兴。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秦汉以来一向不甚景气的篆隶二体，至清则成绩斐然，其水平之高，名家之多，能超越晋唐直接秦汉，最为可观，对于草书，似乎未曾顾及，难有可述。朱耷、黄慎、蒲华、沈曾植等各有入法处。而近代于右任则是一位竭力提倡草书，并编写出《标准草书》的草书家，他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利于推广、应用。然而草书毕竟是一门极为专门的技艺，看似简单，实很复杂，对文字、书法、文化等没有一定水平，是很难学得上手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典雅的、高层次的艺术的欣赏与研究的群体较狭小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总之，草书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字体，它是人的精神之曲折变化的历史见证，是人的精神内核的喷发，体现的是书法的浪漫主义，它是最具民族性又最具世界性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