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伙人迅雷下载:物理农业新技术研发全过程之成就之苦恼

舶来品：美国彩蛛
最近的心里总在思考着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之所以想起这个问题就在于一些环境问题常被一些环保组织的茶友提起，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驻足过的中国环境报社里的饶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操心”环境的茶友，每当和他茶饮的时候，这位同济大学环境专业毕业的记者总提起“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治理”之流的话题，到了现在这个话题在中国愈来愈揪心。想想“666”，这个20世纪50年代的杀虫剂曾是世界性崇拜的科技成果，到如今却被禁用，真是令人不得不反省自己的“聪明”是不是过了头，就是这个“六六六”，它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至今还在延续，曾经的辉煌却是现在的罪恶！回首再看看所有的农业科技，类似于“六六六”破坏效应的重大科技成果多如牛毛，几乎所有的农药、化肥都曾为人类需求的粮食增产做出巨大贡献，可现在子代要为父代造就的辉煌开始了痛苦的赎罪历程！

生物多样性
新技术项目要包括人文科学的研究
反思现在热谈的物理农业，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环境、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作用？尽管物理农业是自然农业的放大，是利用动植物生长本来就需要的自然因子，比如光、大气电场等再加以人工放大来满足人类自己的衣食需求的，但我们缺乏物理农业科技项目的人文环境方面的研究，根本就没有去研究它的弊端。就拿光诱电捕杀的杀虫灯来讲，它在晚上会把大量的农作物害虫吸引过去而杀死，技术上它是成功的，好像人们，特别是农民更喜欢看到大量的害虫被杀死，杀死了一切看来都是美好的。可是今天当看到原本是农业害虫的大蓝蝶，这一曾被列为已灭绝的蝴蝶品种又重新出现，竟也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极大的震惊，人们对它只有尽快地扩繁要求而只字不提对它的防治！再比如，土壤连作电处理技术可以把土壤中的对植物生长好的坏的微生物、原生动物、昆虫全都杀掉，这样的结果也是农民需要的，更是确保农业增产增收的优秀科技成果，然而，这样的处理好吗?我们需要认真地思考，需要涉及环境、生物多样性等人文科学的加入，需要对未来影响的评价。

牛虻：存在就是合理，最好的物理农业就是趋避害虫而不是统统杀死
让公众了解物理农业技术的前景与风险
公众参与辩论对决策和技术开发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物理农业的科学家们也可从中了解到他们的研究在社会上的反映。历史上的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带来了众多灾难和教训，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技术上的未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物理农业技术意味着一种对公众承诺的未来。在这方面，我们要说清这一技术的目的以及它所带给人们的梦想，要对它进行哲学思考，以更好地帮助这一技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它的危害前，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放弃监管，还是采取风险控制的方案。
从理论上说，物理农业科研人员很清楚自身所肩负的对于社会、对于环境的责任，认为在看到物理农业技术给人类可能带来的有利一面的同时，要努力保持对其可能危害的警醒。同时，我们科技人员对物理农业技术乃至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我们相信，人类可能会为自身的发展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人类有自省能力，在出现问题之后，应对能力也会立即产生。

萝卜花
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是否会引起恐慌？
其实真正让公众害怕的不是一些具体问题本身，公众最担心的是，政府和科技部门不把关键的问题和可能的风险公开出来。人文学者的参与，实际上有助于政府、科研部门与公众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相互信任。
根据美国的科研项目的布局模式，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启动，都会有5%的经费用于该项目相关的人文问题的研究，而我国则离这样的布局结构相去甚远，因此，公众应该行动起来敦促政府建立这样的机制和体系。

绝迹的大蓝蝶又重现于英国
为物理农业技术的未来发展规划出一条更合理的轨道
物理农业的每一项技术在中国的研发和推广途径相对清晰，中科院、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以及地方相应的部门，都对科学有稳定的投入与规划，但在寻求人文科学的合作，科研部门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或机构进行联络，因此希望通过本博文唤起公众的呼吁，进而达到建立一个与人文科学研究相联系的政府机构来为物理农业的未来发展规划出一条合理之路。
犹太人为什么特别有创造力？
有时候，具有某些边缘性，会有助于创意的激发，就像冯内果所说：“我要尽可能地站到边缘处，因为在边缘你可以看到各种你站在中间看不到的东西。”
边缘有两种含意，一是“边缘人”。“边缘人”又可分两种，一是心态上的，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经常受到他们所置身的主流社会的排挤，可以说是永远的“边缘人”。
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很多开创性的人物像耶稣、爱因斯坦、弗罗伊德、马克斯、伯格森、海涅、卡夫卡、史匹柏等等都是犹太人，就人口比例来说，具高度创造力的犹太人显然高于其它民族，究其原因，除了犹太人注重家庭教育、注重学习，还有“想要探寻主宰宇宙力量的法则，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及和谐宇宙”的民族意念外，他们在主流社会里的“边缘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爱因斯坦就说：“（纳粹）认为犹太人是无法被同化的一群人，他们不可能毫无异议地接受任何事情……犹太人威胁到纳粹的威权。”这种不屈服于主流威权的性格特质让犹太人受到迫害，但也让他们不人云亦云，而能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对“身为一个犹太人”带给他知性生活的影响，弗罗伊德在他的自传里曾有如下的告白：“我初入大学之门时，即感到颇为失望。最失望的是，大家要我自觉是一个不如人的异族，只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忍受大学社会对我的排挤，但没有太多遗憾，我坚信一个积极努力的人，不至于无法在人文的殿堂里找到立足之地。刚进大学的这些印象，有一个结果我到后来才知道相当重要：我在早年就习惯了站在反对立场，以及受所谓『强硬多数』禁制的命运，因此也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判断力。”很显然的，这种边缘性使他更加努力，在思考问题时免于束缚多数人的成见，也有勇气不必顾及压倒性多数的同意，而提出自己的新创见。
另一种“边缘人”，是地位或角色上的。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指出，为每个科学领域带来重大突破与创新的通常是年轻或从别的领域踏进该学科不久，也就是刚刚要从“边缘往中心移动”或是处于“两个学科交界的边缘地带”人士，譬如克利克在（与华森）发现ＤＮＡ双螺旋体结构时，还是剑桥大学的“研究生”身份，连博士学位都没拿到。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又从遗传基因学“转进”脑神经生理学，提出“作梦是为了遗忘”的理论：人在入睡后由脑干发出讯息清扫神经信道，梦境是前脑对神经通道上“乱舞尘埃”的最后一瞥。相较于过去的各种梦理论，这的确是一种别出心裁的说法。
边缘的另一个含意是“边缘地带”。每个学科或领域都有它的边缘地带，所有的边缘地带都意味着陌生、神秘、未开发，而且有点危险，但却是一个想要创新、开疆拓土的人一展身手的好地方，因为在这里总是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新发现。譬如在生物学这个领域里，蜜蜂飞舞的姿势是一个非常边陲的问题，但德国的弗利奇教授在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后，却发现“舞姿”其实就是蜜蜂的“语言”，牠们藉不同的舞姿告诉同伴哪个方位、距离多远的地方有花粉可采。弗利奇就因为这项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
其实，只要不随多数人起舞，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具有某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也是多数创造者共同的特征之一，因为他们都是少数，都是旧有的主流形式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