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接受:白圭——第一个把经商当作一门大学问的人

说到商人，自然就会想到金钱与利益。《史记》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此话虽是司马迁心中对天下人的写照，但可能更多人会认为这更符合描写商人。
然而许多商人的人生绝非只是逐利的人生。他们之所以一直被后人记住，并非是因为他们获取了可观的金钱财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给人以启迪，他们的精神给人以振憾，他们的品质让人崇敬，他们的所作所为给社会带来了进步与积极影响。
在当今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产生了更多、更富有的商人，他们拥有的金钱财富极只会让前人望尘莫及。今天的他们可能有着呼风唤雨之势，无尽的风光与辉煌，然而明天呢？




“商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但中国古代商人阶层的崛起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诸子百家，还有大量有名的商人，如白圭、管仲、弦高、子贡、范蠡、猗顿、乌氏倮、卓氏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




白圭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他的商业理念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智慧，正因如此，才被司马迁称为“治生祖”

名言轶事：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信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公元前463—前385年），东周洛阳人。其事迹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洛阳自古就是个商业发达的地方，洛阳人很善经商，致力于商业和手工业。白圭生长在这样的地方，日后成就为誉满天下的大商人，应该不足为奇。
不过白圭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商业，据说他曾经做过魏惠王时期魏国的国相，还是个治水的高手。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靠近黄河，经常发生水灾。他声称自己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高明。大禹为了治水，历时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可谓是历近艰险。可白圭治起水来就轻松多了。他查明堤坝不时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小的蚂蚁在捣鬼，于是他治水时就派人沿着河堤仔细查看，除掉所有的蚁窝，这样河堤就自然稳固了。
然而，白圭虽然可以有办法让魏国的河堤不倒，但没有办法让他的政治不腐败。他预感到魏国即将灭亡，于是离开魏国到齐国以中山国游历。这两个国家都想留下白圭治理国家，但白圭都谢绝。有人总他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没有必行之事，那么信用就已经到头了；不注重声誉，那么名誉已经到头了；没有仁爱，亲情已经到头了；旅行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财力已经耗尽了；不能用人，又不能自己发愤图强，事功已经到头了。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后来其他国家，对诸候各国的政治状况看到更加透彻，从而对政治产生很深的厌恶之感，于是彻底放弃了从政的念头，弃政从商。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政治家，而多了一位杰出的商人。
白圭有着一套极为独特的经商理念与策略。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白圭从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让后人受益无穷的经商之术与为商之道。比如“人取我予，人弃我取”。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又比如他主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后人对白圭的商业理念与策略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关于商品价格：
（一）上下波动是物价运动的基本形式。“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二）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是主要矛盾，供多于求就是有余，供不应求则是不足。
（三）白圭认为
商品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
（四）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
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关于商业经营策略
（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不论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还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都是在商品有余、价格低廉时购买，而到商品缺乏，价格昂贵时售卖。此乃“待乏”原则。
（二）趋时迅捷，不错过良机。
“贱取如珠玉，贵弃如粪土”，“若猛兽鸷鸟之发”、 “乐观时变”，“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关于商人的基本素质：。
白圭提出了商人素质的四个要求“智、勇、仁、强”。，自圭声称，
“智”就是要求商人具备善于分析形势，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卓氏的故事。
“勇”就是要求商人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因此，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在商业活动中畏首畏尾，肯定失败。
“仁”就是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而不要象一些奸商那样；对待下属、供应商和其他一些对我们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就是能有所守，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潜心商业，把经商当作自己人生的大事业来做，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如果“智”不能权变，“勇”不能决断，“仁”不能决定取与，“强”不能守业，那就无法与他讲经商的本领。

正因如此，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象白圭这样研究如何以做生意谋生、立业，白圭还是第一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仍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直到解放前夕，在一些店铺中，还供奉着白圭的偶像。

感悟：
在商人地位已经是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信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由此可见，作为商业祖师爷的白圭对于经商者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如果后代的商人们能够谨遵师训，那一定会树立出一个极好的商人形象。可是怎么在现实中广为流传的却是“无奸不商”呢？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