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场匹配机制:那些年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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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这些人 http://www.yndaily.com 2006年05月19日 11:42 云南日报网

 

    “天下知青是一家。”

    “知青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并为之付出了改革的阵痛。”

    “这是历史的选择,没有对与错。知青们要做的,就是把苦难当作准绳,勇敢面对未来。”

    孙燕博的“北大荒”

    孙燕博,1953年生,1969年插队黑龙江,曾在北京文化部门工作,现下海。

    

    孙燕博的幸福生活

    

    北大荒记忆

    1978年,25岁的孙燕博提着行李回到了北京。刚回到家,他鼻子一酸,眼泪就哗啦啦流了下来。

    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

    1969年,16岁的初三学生孙燕博跟着车队来到了北大荒。虽说黑龙江与北京同在祖国的北方,但那里的气候还是让幼小的孙燕博吃了大苦头。刚来时,他老觉得犯困,但是又不清楚原因,最后一名当地社员告诉他,这是由于眼睛被冻住了,才老想闭眼睡觉。他恍然大悟。

    之后,黑龙江的蚊子让他更是开了眼界。在吃饭时,一上汤,蚊子刷刷刷往下落,不久,汤上就飘着一层蚊子,“这么大个。”孙燕博用夸张的语气向记者比了比拳头。

    这一冷一热是孙燕博对黑龙江的最初印象,也是对黑龙江最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知青开始返乡。但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孙燕博迟迟得不到回去的机会,只有自己想办法。

    第一次,他去黑龙江师范学院上学,以为读书就能够分配回家。读了两个月之后,孙燕博才搞清楚在黑龙江上学的学生只能分配在黑龙江,于是,他又从学校里回来了,打死也不去;

    第二次,因为个高,身体好,表现也好,他又被推荐去当公安,但是也是在黑龙江当地工作,孙燕博又放弃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知青已经返乡,孙燕博也越来越急切回到北京。不得已,他只得另想法子。他找了个家里人生病,需要人照顾的理由。当时,孙燕博家中三姐弟,而姐姐与哥哥都在外地,没办法照顾家人。当时国家政策规定,如果家里有困难,兄弟姐妹可有一人在家。就这样,孙燕博才辗转回到了北京。

    永不忘北大荒

    在云南瑞丽,孙燕博看着昆明知青的表演,眼泪始终在眼眶里打转,但终究没有流下来,“真亲切啊,仿佛就回到了当年。”

    碰巧来瑞丽谈笔生意,碰巧又赶上了云南知青返乡演出,孙燕博认为一切都是缘分,都是注定的。“就像我在北大荒一样,不同的是,那里是黑土地,这里是红土地;那边冷,这边热。”很快,他就融入了云南知青当中。“天下知青是一家嘛。”他说。

    对于当年的下乡往事,孙燕博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甚至教育女儿时还不忘拿当年自己的“英勇”事迹来教导她。他说正是在当知青时打下的底子才让他走到现在,例如在待人接物方面,知青们就比现在的人要强;在人生阅历方面,知青几乎是看破了人生,知青们总是在奋发图强。他认为,知青对祖国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例如对当地的文化影响。“新疆兵团里上海人多,因此现在兵团里的人说的很多都是上海普通话。”

    “知青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并为之付出了改革的阵痛。”孙燕博说。他认为,目前知青的地位是一少部分人成功,更多的知青都很平凡,甚至陷入困境,例如当年在下乡后缺少文化,回城之后又遇上下岗,又是人口高峰,几乎能碰到的困难都碰到了。不过,孙燕博也表示,这是历史的选择,没有对与错。

    邓贤与他的“知青梦”

    195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邓贤曾在云南边疆当过7年的知青,现在已是一所高校的教授,说起当年的知青生活,他不仅仅是激动,眼里还时常饱含着泪水。

    邓贤2003年9月出版了《中国知青终结》一书,是一部记录我国一批跨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特殊知青们的命运的长篇纪实,全书25万多字,是他深入云南边疆,远走泰国、缅甸,扎根金三角,冒着生命危险采访到那些鲜为人知的题材,最后历时3年,10易其稿才完成的一部新著。此作先是由《当代》杂志刊出,没想到那一期杂志一上市就脱销,致使杂志社以最短的时间紧急重印,对《当代》杂志来说这是以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中国知青终结》中记录的是最后的知青生活,是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是知青当中最富有生命激情、理想信念,最狂热、命运也最悲惨的一代人的生活缩影。他们走出国门,穿上军装,拿起钢枪,以当时世界上“游击中心论”创始人、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格瓦拉”为楷模,在著名的金三角地带开始了“红色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游击队经历。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大多数昔日的知青来说,他们是最陌生的一群。他们的命运,在各种文献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几乎都是空白。

    据作家本人说,写这部书的目的,其实至少是为了两代人。

    曾经席卷神州大地的知青运动,已经过去30多年。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们,都已经早生花发,进入怀旧期。不管有多少人还记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刻骨铭心的风云,起码知青们记得。回味30多年前那沸腾的热血,怀念艰苦的乡村生活,追忆牺牲的知青战友,正渐渐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珍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青终结》应该是一代知青的怀旧文本。

    近10年来,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多,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慢慢被历史遗忘。问知青的儿女们,很少人能回答什么是知青,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父母的白发和皱纹,甚至伤疤的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但是,他们大都成人了,解读父母不仅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渴望。《中国知青终结》为他们提供了解读父母的现实读本。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而无论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邓贤希望自己的“终结”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希望在看到“终结”后,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知青文学的诞生,有更多深入的反思由此展开。尽管逝去的那段历史中有许多值得诅咒的东西,但邓贤的记录绝不是止步于诅咒,而是在客观的记录中蕴藏着冷峻的反思,是为了那段悲剧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当年云南省农垦国营农场分布“示意图”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上山下乡大事记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

    1960年9月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引起青年热烈反响。

    1962年在全国范围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活动首次提出。

    1964年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

    1966年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涌起。

    1967年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12-22”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掀起全国上山下乡高潮。

    1969年5月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成立。

    8月上海知青金训华奋战山洪牺牲。

    1971年2月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

    1972年5月杜恒昌等69名知青在内蒙救火时牺牲。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7月辽宁知青张铁生高考时交“白卷”。

    1975年共有236万城镇知青下乡,为“四五”期间最多。

    1976年5月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陈永贵任组长。

    1977年高考恢复。

    1978年10月中央决定统筹安排解决知青问题。

    12月云南农场知青请愿、罢工要求回城。

    1979年3月邓小平批评知青闹事。

    4月知青安置经费使用标准调整。

    1980年5月胡耀邦等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

    8月城镇就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

    11月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遗留问题。

    记者手记

    生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人,可能永远都无法体会知青们相遇时的感情:一群头发已经开始花白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冷静,时而癫狂,兴起时甚至集体站在酒桌上,一手拿碗,一手执筷,一边敲一面慷慨激昂地唱着当年那个时代的流行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唱完后说不上是哭还是笑地拿起酒桌上的酒杯:“干了。”说罢一饮而尽。

    这似乎是一种独特的情结,一种只有在知青们相遇时才会有的情结,他们将之称为“知青情结”。

    这是经历了那段独特的历史才有的一份情结,这也是只有经历过那段独特的历史才能有的一份情结。对于这种情结,知青作家王小波说过一句话:“天下知青是一家!走到哪儿,吃到哪儿,饿不着!”

    这是一份特殊历史下的一段特殊情结,让人难以忘却。

    2006年5月1日,在瑞丽知青纪念碑揭幕前两天,从成都、重庆、昆明与北京等地赶过去的知青竟然有将近2000人,乘飞机来的、乘火车来的,更有自己架车来到瑞丽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企业老总,但更多的还是退休的员工,有的还在失业——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单单只为看看纪念碑,看看曾经下乡时的那片红土地。

    不仅如此,我们还从知青身上看到了某些令人感动的东西——从满腔热忱组建联谊会到义不容辞地援建希望小学;从各地知青激情依旧互相回访到自发组团踊跃回报第二故乡;从执着知青精神广阔万里行到弘扬知青文化艺术团文艺演出……

    采访中,几乎每一名知青都带着笑脸。无论是已经身患绝症的昆明知青齐德明,或是成都下岗知青周正,即使是率领重庆、成都知青乘专列来瑞丽的“秋司令”嗓子哑了,但他们还是在笑,笑对人生。问原因,他们都在说一句话:“这点苦不算什么,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比当时更苦的了。”

    这也是记者采访时听到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滇池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