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小妹十八生日书: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中国城市史研究”专题讨论之五

《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陈蕴茜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3)

  “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静止的、客观的物质存在，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众多学科对空间展开全新的研究，“空间”被赋予了政治、社会、文化、时间、结构、美学等多重社会内涵。城市作为一种文明形式首先是以空间形态出现的，空间也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空间研究。

    一、中国城市空间转型

    中国人自城市兴起之时，就非常重视城市的空间形式与结构安排，发挥空间的社会与象征功能。《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显然，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已经注意到建城规制与王权、宗教、社会等级的关系。以后的城市空间布局讲求天圆地方、．象天法地、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城门、官署、学宫、庙宇都按照～定的规制与布局建造，从权力与象征系统分割着空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这是中国人宇宙观、权力观、伦理观与秩序观在空间上的体现。当然，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中国城市发展缓慢，基本为地域性空间，其社会功能也较为有限，直到近代以后才逐步改观。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全方位转型，城市也随之转型，其外在空间形式变化最为剧烈，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城市空间成为殖民主义扩张的载体。鸦片战争之后，殖民者完全按照西方城市规划在通商口岸建造各种建筑和场所，城市原有空间系统被打破，出现了“国中之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口岸城市空间成为殖民主义展现其权力、文化及文明优越性的容器。殖民者不仅在租界内通过空间形式进行殖民主义渗透，而且通过越界筑路、修建带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建筑等多种手段，不断扩张，使一些地区逐步成为不是租界的“租界”。

其二，西式和现代建筑重组城市空间。建筑外在形态与内部结构可以决定城市空间形态、塑造城市形象。近代西式建筑大批进入口岸城市，改变了城市原有的形象与气质。殖民者一方面开发新的区域，另一方面争夺传统中心区域，由此引发剧烈冲突。特别是教堂，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建筑已经进入到内陆城镇，高高的塔式建筑充分展现了西方宗教理念，在中国人眼中它们就是殖民势力的象征。有的教堂占据了中国传统象征建筑的区域，引起民众不满，成为教案发生的诱因。如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法国人在原来天津的标志性建筑望海楼原址上改建教堂，原来的望海楼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天津商业与庙会的中心，法国人在此建教堂自然引起中国人的不满。重庆教案的爆发也与传教士在市中心建立教堂有一定关联。当然，中国人自己也因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建立大量西式现代建筑，城市空间进一步重组。重视西式现代建筑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深入解剖近代建筑在当时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城市空间形态发生变化。所谓城市空间形态，是指城市各物质要素构成在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具体而言，是指城市的总体布局形式、分布密度与整体形状。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主要受自然条件及礼制观念的影响，平原城市的空间形态多为方正规矩的城市路网结构，水岸城市则呈带状分布。作为政治中心，传统城市紧凑度、集聚度高，布局相对严谨，城市呈方形、长方形或大致成圆形等相对规整、方正的团块状形态。①近代以后，城市交通方式发生变化，空间压缩导致城市大规模扩展，商业地位日渐突出，商业中心取代政治中心成为城市的核心区，或者形成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在交通方式的影响下，城市水系不再是城市的发展轴，城市的整体形态也随之改变，城市中心部位向纵深发展。从地理学与规划学的空间形态角度去思考城市转型，可以深入考察中国城市的演化、把握其特征。

其四，公共空间生产。这是近代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重要特性。目前公共空间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从产权、属性、空间内活动等不同角度进行深人研究，这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公共空间设计者的主旨与理念，公共空间的内部结构安排及对进入者的影响，公共空间与公共意识、社会记忆形成的关系，均可深化。虽然有学者提及公共空间的出现有利于塑造国人的公共道德与公共意识，但是，公共空间在社区的配置，公共空间对社会底层的开放度，人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公共空间的塑造，形成怎样的公共意识与城市记忆，公共空间与中国社会思潮、政治运动发展的关系等，也都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中国城市空间转型是一个系统的转换，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记忆、认同等众多层面。城市是历史的化石，空间既是其外在的表皮，也是其内在的结构——它既能够直接呈现出城市的肌理，又能映射人类的历史文化。

    二、空间转型中的国家和社会

    近代是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最重要的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力量向社会的渗透日益强化，政府进行市政规划与建设，重新安排城市空间布局。政府在各个城市不遗余力地建造并控制各类空间，空间策略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权力技术。民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动荡，商人及民间社团实力不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基本由政府建造，国家权力遂将意识形态隐秘地渗透其中，民众有时是浑然不知地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共谋者。透过城市空间的研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空间结构在国家权力影响下的变化，国民政府对全国众多城市包括边远城镇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意识形态传输的历史事实。对于民国时期城市规划的研究目前成果不多，对规划者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中国城市规划者多大程度受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影响？他们作为技术官僚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又如何体现国家意志与社会取向？这都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空间本身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场域，空间格局决定着人对空间的感知以及行为方式，具有规训民众、改造大众文化的功能。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心灵的塑造。从晚清到民国，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公共空间，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院等，生活于城市中的人，无处不在地被空间规训着，公共空间成为国家和精英规训、引导大众文化的场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城市规划在大众文化发展中发挥积极功能。

城市研究专家卡斯泰尔在其代表作《城市问题》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②因此，空间就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条件。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构件，它具有塑造社会组织的功能。史学界对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态、风格与文化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建筑的内在结构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层组织进入中国的最初形式，当工厂、银行、学校等现代性机构进入中国城市后，空间安排对工人、职员及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既体现于外部建筑形式从物质感官上引导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层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体现于内部空间结构对人的约束。因此，现代机构多采行西式建筑这一空间形式，以促进现代科层组织与社会结构在中国推展。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可以将组织化、结构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现出来。

————————

①梁子森等：《城市空间形态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赤峰市为例》，载《中国科技信息》，2008(17)。

②转引自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载《社会学研究》，1998(4)。

城市是一种物质空间的集合体，人们对城市最容易感知的是其居住空间，它是个人社会价值的“第一文化象征”。人们居住的区位、形式、空间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同时也具有社会与文化资本意义。①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和规模、居住者身份和文化品位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居住空间的形态，不同人群会形成不同的聚居地。居住空间所呈现的社会分层极为明显，往往政治权力层与富裕群体居住于城市繁华的中心区，而底层民众则处于城市的边缘——简陋、肮脏的棚户区，这种分区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对应。居住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态度，塑造着社会群体，甚至影响着近代社会运动的发生。例如，上海工人居住空间形式、同乡聚集分区等空间因素在工人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对于城市中产阶层而言，城市住宅已经从传统的“家”概念转化为一个具有社会空间占有和空间利用的社会意义概念，它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联系极为紧密，影响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城市居住空间分区及空间形式等也影响到居民对城市的感知，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从空间维度观察国家与社会，可以更深入地看到国家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可以观察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等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   

空间的社会功能极其丰富，它还是传播知识体系的媒介。传统中国识字率低下，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等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时就通过空间来传播，大至城市中的宫城、官署，小至日常房屋结构、宗祠牌坊，都在安排并宣扬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日常生活化的重要基础。近代城市新型空间出现后，空间开始述说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空间布局基本的依据就是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中国本土事物也被纳入现代学科谱系之中。如博物馆、博览会等展现、叙述的是现代科学知识，而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等则宣传着历史、经济等知识。

    三、中国城市空间中的性别

    历史研究比较关注城市发展的过程与演变规律，而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比较关注隐藏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意识，但真正要深人研究这些关系与文化意识，必须分析城市的主体——人，即城市中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存在着性别、年龄、种族和阶层等差异的人。史学界对城市中人的社会阶层研究已经有相当一批成果，但对城市空间中的女性研究则相对薄弱。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职业、群体、社会运动、家庭角色等切入，而忽略城市空间对于女性的影响。事实上，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空间安排是女性性别角色日常建构的重要基础。

    在传统中国，女性基本不允许出现于公共场所，即使在家里女性的活动空间也要受到限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许多仪式空间更是禁止女性进入，女性在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位置不断在提醒其角色与地位。近代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后，出现女学、公园、博物馆等新型公共场所，女性的社交空间逐步扩大。空间转型还带给女性新的职业，如纱厂、商店、医院、幼儿园等新型空间的生产，女工、女店员、女护士、女医生、女教师等职业随之产生。可以说，近代空间带来的性别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但从社会结构角度进一步深入观察城市时，又会发现城市空间设计中依然包含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在城市空间中并不能自由地享用所有资源，其在空间规划中并不是被注意的主体。

“性别”不单纯指男女之间的生理、心理等自然性差异，还包括了由此所产生的经济、行为、情趣等社会性差异，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平等”正是建立在所有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平等，而非相等。空间平等的关键在于城市建设必须与性别差异相联系，而不应由所谓的原则、标准来决定，尤其是这些原则本质上是男性的。②但是，在近代中国城市规划中，所有的空间结构安排设计都源于男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存在依从性别差异而进行规划设计的原则，因此，空间的不平等性在近代城市空间是极为明显的。从空间维度去

————————

①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第35页，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②  黄春晓、顾朝林：《基于女性主义的空间透视——一种新的规划理念》，载《城市规划》，2003(3)。

观察中国城市，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将空间性别视角引人中国城市史研究，有利于学者们从更多更深人细致的角度去考察女性职业、地位的改变，女性的解放程度，因为城市空间对女性的开放，女性获得空间平等，也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

城市作为～种人类聚集形式的社会存在，系统庞杂，人们去理解它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空间的感知而完成的。城市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建筑文物、遗址、轴线构成、轮廓线、建筑群、街道、空间节点、公共场所、纪念雕塑等都是构成城市记忆的元素，因此，城市空间是城市记忆最直接的塑造者与唤起者。笔者认为，城市意象与城市记忆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文学作品作为城市记忆的载体对于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城市的记忆都与文学家的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而这些书写又是与街道、建筑、霓虹灯等空间地点、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怀着对城市的想象与向往进入真实的城市空间时，他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已经打上了城市书写者的烙印，或者因为想象而对真实的城市空间产生失落感，而形成自己与书写者对话的城市意象。因此，近代关于城市意象的书写，不应该仅是文学界研究的对象，而应被纳入史学研究的视域，因为他们的书写和读者的空间认知是城市空间与记忆的组成部分。此外，空间实践包括游行、集会、行走等也在建构城市空间意象，它使街道、广场、建筑等都产生了灵性，城市空间成为灵魂的场域。无论是城市的居民，还是游客，都是构成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

 [陈蕴茜(1965一)，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