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通钢血案背后：一个老国企的艰难转身

　　吉林通钢血案：一个老国企的艰难转身

　　建厂51年，总资产268亿元，员工近3万名，年产钢700万吨，作为吉林省最大的省属钢铁企业，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久以来就像一个四平八稳的独立王国，学校、医院、公安、物业等机构一应俱全，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一成不变。直到2005年，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入驻，国企生活开始被打破，不同背景、理念、体制之间的磨合与摩擦不断。在分分合合的反复中，终酿7月24日的血案——建龙派来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君被围殴致死。我们的观察以两个普通的通钢家庭为主线，他们的生活波澜以及在这波澜中滋生的不安与迷惘，或可折射一个老国企的艰难转身。

　　记者◎魏一平  陈超   摄影◎于楚众

　　兄弟

　　见到郑广忠时，72岁的老人正倚在墙根，颤巍巍摆弄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因为脑血栓，老人的右手不太灵便。他反复把电池拔出来再插上，杂音不停地出现、消失。“坏了。”老人有些失落地说。

　　郑广忠破旧的小屋里，几乎一伸手就能摸到房顶，四面全是下雨留下的水渍。老郑整日里除了挪到屋外晒晒太阳，就是靠在炕上喝酒，桌上是两个泡满药材的酒坛。“每天4顿，早晨7点，中午12点，下午17点，晚上睡觉前，都要喝，每次二两。”电视机上摆着一串葡萄，那是他今天的下酒菜。

　　从通化市区中心的新站广场出发，沿浑江一路向东北方向15公里，高耸的烟筒、弥漫的灰尘、方格子一样的宿舍楼，这就是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了。顺山坡上去，郑广忠的家就淹没在一片低矮杂乱的红砖平房中。这是最早的通钢工人宿舍区，起初盖了32栋，后来又加盖了十几栋，但仍沿用32栋的地名，只是现在已经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破败和穷困的代名词，很少有人造访。

　　“我是炉前工。”他记得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职业。1958年，不满20岁的郑广忠在通化农村务农，“全国都在大炼钢铁，当时要在二道江建铁厂，同乡告诉我要招工，就赶来了。”在郑广忠的记忆中，那时的二道江还是一片荒凉，招工的地方很容易找，一张桌子，旁边立着一块“招工”的大牌子，写上名字、籍贯他就成了工人。郑广忠很快把妻子、父亲和岳父从农村接到厂区，但这种团圆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家每月只能分到二三十斤粮食”，提到这段岁月，郑广忠竟然泣不成声，“全家只有我一个劳力，把粮食都省给我吃。可是我还饿，上班的时候，拿了半瓶酱油，切了点葱花，兑着开水喝”。

　　从郑广忠工人生涯开始，艰辛就接踵而至。困难时期刚刚结束，通钢停产了，郑广忠一家被分配到林场，“全家又搬到深山老林里边”。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工资上涨了两级。“当时工资一共有5级，我涨到2级，每月60.3元。”在老人有些混乱的记忆中，这份象征工人级别的工资数目最为清晰。

　　通钢复产后，他和来自辽宁的董国君分到了一个车间，现在仍居住在32栋的老工友中，仍健在的也就只有他们两个“兄弟”了。

　　“你个老东西，说话咕哝咕哝。”郑广忠拿老董开起玩笑，72岁的老董也患了脑血栓，说话不清楚。“你说话还结巴呢。”董国昌笑着反击，气氛顿时轻松下来，像回到了几十年前同吃同住的场景。

　　不约而同回忆起当年的岁月，每月60元的工资让两人颇感自豪。“那时候，5块钱能买500斤煤，2块钱能扯5尺布，通化市里的一般人都比不了我们。”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不快，“厂里分楼的时候，没有轮到我，我就找到那个分楼的小科长，跟他喝酒的时候偷偷把他茶杯里的水换成酒，一下就放倒了。”郑广忠说自己是有名的“抗上”，旁边的董国君附和道：“我还骂了厂长呢。”

　　后来，本刊记者找到了这位已退休的老厂长王国钢(化名)，提及此事，他哈哈大笑：“那算什么，当时领导跟工人打成一片，大家都亲如兄弟，每年都搞苦战恶战大会战，厂里要求工人流多少汗、沾多少灰，领导也要流多少汗沾多少灰。”他特意提到了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虽然是技术人员，但王国钢1966年来到通钢时，也跟工人一样“住席棚，吃窝窝头酸菜汤，冬天踩着没膝的大雪去上班”。30年没有节假日，30年没有迟到旷工，上万名像他这样从全国各地来支援建设的老通钢们所受的苦累我们很难想象，说起这些，老人总免不了要掉泪，“真正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对通钢的感情比家还重”。

　　“以厂为家”并非一个简单的说辞，王国钢的4个儿子和4个儿媳妇全部都在通钢各厂上班，甚至连大孙子和大孙女也都成为通钢的一员。董国君也有4个儿子，也都跟通钢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用他的话说：“在通化，要找到一个完全跟通钢没关系的家庭还真不容易。”

　　下午16点多钟，董家老三董利彬结束了在第二炼钢厂的白班，骑着那辆家里最值钱的嘉陵摩托车回来了。因为买不起山下的楼房，他跟妻子至今仍跟父母挤在两间狭小的平房里。不足20平方米的屋子里，土炕占去了一大半，与一个旧式衣橱之间的过道连两个人都容不下。

　　董利彬有些羞涩，除了简单说起自己上班的情况，并不愿多谈家人。兄弟4人相差不了几岁，在他的印象中，“拿着毛主席语录、背着从单位食堂买来的窝头一起上学”的日子可能是最温暖的记忆了。现在，即便作为外来者，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这个家里兄弟们之间的疏远和淡漠，董国君在衣橱桌柜里努力翻找了半天，终究也没找到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电话号码。董利彬想了半天，终于说出了大哥的手机号，面对我们要他引荐的请求，他显得很为难：“我们来往很少，除非老人病得不能动了他才回来看看，还是你们自己联系吧。”虽然大哥就住在离这里不足1公里的宿舍区。至于两年前就到北京打工的四弟，他连手机号都没有，“有时候他会联系我们，两年多来只回过一次家”。

　　吃过晚饭，董利彬匆匆骑上摩托车出门了，他急着去找他的“兄弟们”玩，那些并无血缘关系的工友，从他18岁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一起，至今已经26年了。

　　身份

　　刚开始，老三董利彬的妻子并不欢迎我们到来。“你们去采访那些全民的工人去，我一个大集体出身的老婆子，有什么好说的。”她一边忙活着家务，一边没好气地拒绝拍照。旁边的丈夫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她干的活又重又脏，我都受不了，一个月才六七百块钱，心理自然不平衡。”

　　身份，就像紧箍咒一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由此带来的阶层感，无处不在。

　　其实，董利彬的身份也经历过一次变化。1983年，初中毕业后，他找到一家小集体单位做苦工，一天只有一块多工钱，哪里有活去哪里干。所谓小集体，其实不过就是一些名义上为通钢服务的小企业，跟现在随处游走的打工队差不多，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工资。后来大部分改制为大集体，虽然待遇跟全民所有制工人差不多，但在编制、社保上仍有所区别。1987年，通钢招合同制工人，“待遇跟全民职工一样”，他的语文、数学加起来考过100分，加上体格健壮，便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工人，“第一个月领到了200元工资，还有200元的奖金，真是乐坏了”。

　　妻子是他们一起在小集体打工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年月，“找对象先要问问对方是什么身份，全民的自然最吃香”。由于文化水平低，工厂招收女工本来就少，妻子一直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工人”，这让她不免耿耿于怀。“他可是全民的正式工”，即便在提到大哥时，妻子也是一副酸溜溜的语气，董家老大现在是耐火厂的车间主任，在四兄弟中也算是混得最好的一个了。

　　从追忆回到现实，郑广忠和老伴也陷入了身份带来的失落。1992年，郑广忠退休，本想让子女接班，结果恰好赶上子女接班的优惠政策取消。5个子女都没拿到“全民所有制”工人的待遇。“我是全民的，可儿子都成了大集体。”在通钢人的心目中，“全民的”意味着正式的编制、稳定的福利、更高的工资。老人甚至不愿多谈自己的儿女，书桌上的电话旁贴着一张写满儿女电话号的白纸，可电话机上却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为了能多挣点钱，董利彬在分配工种时主动选择了最辛苦最危险的炉前工，一干就是22年。7名工人组成一个班组，现在实行的是四班三倒工作制，每天以7：40、15：40和23：40为严格的分界线，个人亦有不同的岗位分工。董利彬现在的岗位是二铸手，地位仅次于统领整个班组的班长(炼钢工)、负责操作机器的一铸手以及负责配料的合金工，这是他在做了四五年的打杂工之后获得的升职。“其实，别小看打杂工，万一地上没打扫好有水潮湿，钢水一旦洒上就会爆起来，会死人的。”董利彬说起这些，就不再嘻嘻哈哈，“二铸手的担子更重，操作失误一次就会造成很大损失。”

　　每天，董利彬都会穿上那双由牛皮、轮胎和钢包头制成的笨重炼钢靴，戴上安全帽和炼钢镜，从高炉旁的控制室出来，爬上炉顶的一个小操作室，透过一扇小窗来判断运输车和钢包的位置。他的工作就是一手控制钢包移动，一手控制底下的运输车移动，然后启动装置，把钢包里高达1700多摄氏度的钢水通过旁边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出港口倾倒进3米之外的运输车中。由于是抛物线运动，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钢水外溢，浪费是小事故，伤亡甚至都难以避免。

　　没有时间自己去食堂打饭，他们班组只能雇一位临时工负责打饭、刷饭盒，每个月50元。每隔8～10分钟就会有一次操作，生产线常年不停，吃饭只能在这几分钟内匆匆完成，“一顿饭要吃两三次”。为此，几乎每个人都落下了肠胃病。

　　除了炉前工，炼钢厂车间里还有电工、钳工等大大小小50多个辅助工种，每一个岗位都代表着一种身份，也代表着不同待遇和地位。正常情况下，董利彬的工资能达到每月1700元左右，按照不同系数之间的换算，班长的工资在2500元左右。21岁的女儿已经出嫁，董利彬拿出1万元当嫁妆，虽然解决了一个心头大事，但买房子的愿望就泡汤了。“两口子2000块钱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家里光烧煤一年也得将近2000元，更不用去想一套八九万元的房子了。”

　　妻子一直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只能靠老董每月1000块钱的退休金生活，老两口每天只吃两顿饭。1994年，董国君退休后的第三年，正在长春一个废钢厂看大门的他突然患上脑血栓，后来老伴也得了同样的病，单是每个月的药费就要两三百。让他没想到的是，从2005年企业改制后，医院划归地方，以前基本全免的医疗费也要自己掏腰包了。

　　变动

　　王国钢选择了“人心惶惶”这个词儿来形容2005年。

　　这一年，是中央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第二年，吉林省打响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攻坚战。按照当时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组织1000多名年轻干部下国企，“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全省816户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作为最大的省属国企，通钢虽然在前几年也有过大小的改制，但直到此时才真正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产权改革。

　　《通钢集团公司改革调整方案》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7所通钢自办学校和6个公安管理机构全部交付地方政府管理，12月7日通钢医院完成改制任务并正式挂牌通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通钢建安公司、公主岭机械等34户通钢所属的辅业单位全部完成了剥离改制任务。

　　通钢一中的校门口，红色的展板写着被大学录取的学生名单。“每年都有一两个清华、北大的。”退休教师王希之语气中充满自豪，“这是仅次于市一中的高中。”除了连接中间的两条公路，通钢所在的二道江区与通化市老城区东昌区就像两个独立的城市。当年通钢建成后，将二道江的“民中”接手，正式成立通钢一中，这标志着通钢办学的开始。通钢集团下辖教育处和培训处，原教育处科长王昌海介绍，教育处负责中学、小学等，培训处负责技校、中专等职业学校。通钢办学的起伏，则是这个老牌国企命运的另一个侧面。

　　王昌海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分配到通钢一中当老师时，“学校只收通钢子弟，没有什么竞争”。初中8个班，高中4个班，就是将初中的学生淘汰一半上高中，与市里的升学体系相互独立。到80年代，二道江区逐渐扩大，企业封闭的升学系统受到挑战，好在“国有企业办学的优势就在于投资”，王昌海说，从90年代开始，通钢一中在全市率先建立微机室、语音教室、电视系统。“我们学校铺的都是塑胶跑道，连市体育场都没有，我们老师的工资也和企业干部的待遇一样。”王希之回忆，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通钢中学老师的工资开始超过地方学校。到90年代后半期，市里学校的老师工资平均在1200元左右，通钢中学的老师待遇已经超过1700元。

　　“通钢员工的子女入校，比其他地方的孩子可以降20分录取。”作为子弟学校，通钢一中又恢复了自信，“我们去教育局开会，都嘲笑他们，这样的凳子我们早就扔掉烧火了，你们还在用。”

　　2005年企业转制，通钢一中划归地方管理，划归地方后，通钢一中的教师待遇保持不变，而且随着地方教师每次工资上调都会按比例涨工资，在原本较高的工资基础上，待遇仍然要好于地方教师。有人评价说，“幸亏从2006年开始分开，要是还跟着通钢，学校要跟着企业一起承担最近的市场风险了”。

　　王国钢家的老二媳妇就在通钢小学当老师，划归地方后工资不降反升，但像她这样幸运的人并不多，王家8个儿子和儿媳之中，其余5位受到改制直接影响，几乎都走了下坡路。老大从主体单位炼钢厂调往辅助单位第二耐火材料厂；45岁的老二从炼钢厂买断工龄，一次性补偿4万元，刚刚够交20年的社保；老三原在炼钢厂办公室开车，精简机构后到车间当了工人；老三媳妇也由原来的工会干事改为车间工人；老四所在的劳务开发公司剥离出去之后，自负盈亏。

　　2005年9月，通钢集团与民营股份制企业建龙钢铁公司签订了合作重组框架协议，建龙正式入主通钢改制，赶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0日，新的通钢集团在长春揭牌成立。重组后，省国资委、华融公司、建龙钢铁公司分别持有46.64%、14.60%和36.19%的股份，通钢管理层持股2.57%。建龙作为第二大股东，向通钢公司派出了陈国君作为总经理和另一名财务总监。

　　与很多国企改制一样，减员增效成为通钢重组后迈出的最艰难一步。其实早在2005年5月13日，公司就曾下达文件，要求男职工在55岁以上，女职工45岁以上，都写申请内退，每月只拿五六百元的生活费，坚持到退休年龄就可以领正常的退休金，但似乎力度并不大。建龙入驻之后，裁员增效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内退的标准被再次提高，男职工年龄在52岁以上，或者工龄超过30年一律内退。”内退员工高盛军(化名)说，由此不少内退职工将愤怒指向建龙集团。

　　当时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记录了通钢在这一年发生的变化：选择改制的员工2.5077万人(含分流进入辅业改制单位5712人)；内部退养7606人；自谋职业2622人；移交教育、公安在职人员1177人；因工负伤休养、休假215人。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由原来的34个精简到18个，机关职能科室由148个缩减到114个，党群部门科室由13个缩减到4个，二级单位(包括子公司)科室由210个缩减到156个。精简中层干部88名，科级干部减员21%；一般管理岗位减员15%。

　　董利彬觉得自己挺幸运，作为炼钢厂的主要工种，他没有进入下岗或分流名单，但压力仍在。“以前出过小事故，把钢水洒到地上，罚款200元，现在就直接下岗。”他说班组里的每一个人干起活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了。

　　利益

　　李腾荣(化名)并不承认身份变动带来的不安：“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上淘宝网做买卖，谁还会抱着个国企职工的身份不放？”一切皆利益，“有一次，建龙的一个高管在酒桌上跟我们说，通钢工资1700元的工种在唐钢可以达到3000元”。他是通钢财务部的一名员工，工作14年，工资1500元左右，“可上个月，我儿子生病，花了700元，孩子上托儿所，每月300元。加上水电、煤气，我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东北人爱喝酒，同事朋友聚会，加上别人红白喜事的礼金，每月的伙食，我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都很紧张，何况通钢的炼钢工人中，很多家庭里只有一个在职的”。

　　改制对原有国企模式的触动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对机动车辆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对差旅费、报刊征订费、印刷费、通讯费等管理费用实施有效控制，并对过去一些激励作用不大的部分单项奖励予以取消或减发，“仅此每年可降低成本1300万元”。

　　王国钢算得上是处级干部，每月退休金在1800元左右。真正让他感觉失落的并不是钱多钱少，以前每个月减免一部分煤气费，订阅两份报纸杂志，每年组织一次夏季疗养，买油买肉都有一定优惠，现在，这些全没有了，“合计起来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我们这些为通钢干了一辈子的老人，还是感到很寒心”。

　　不满情绪开始慢慢发酵，虽然通钢自己的报纸、电视台经常报告增产增收的新闻，但工人并没有从中体会到实惠，各种各样的传言滋生在这个依旧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有人说建龙挪用通钢的钱在吉林市新建钢铁厂，带走了通钢人才和高附加值项目；有人说建龙在并购其他厂区的时候占地，允诺解决工人工作，要把这批工人调到通钢，这就意味着会砸更多人的饭碗；有人说从建龙江苏的工厂中调来了200名质量检测员替换通钢的老职工。“他们的工资比一般的工人高不少，就住在那边。”高盛军指着广场旁一座新的高层住宅楼，对这些虚虚实实的传言，他们显然深信不疑。

　　“所有的不满都是因为比较。”李腾荣的分析不无道理。1998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启动，通化也不例外。“我们当时两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可是没有一个人上访闹事，为什么？因为市里的企业更惨，好多企业都黄了，一分钱拿不到，相比之下我们通钢还算是好的。”挺过国企改革浪潮的通钢在2000年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工人的待遇也开始大幅度增加。“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比市里的公务员还高。”李腾荣回忆，2005年改制前，通钢一般员工的工资能达到1200～1300元，而政府普通职员的工资甚至低于1200元。让他不平的是，到2008年底，“公务员的工资上涨到2000元以上，比我们高五六百，这种差距让我们很难接受”。

　　在通钢内部，对于吃惯了大锅饭的国企职工来说，短时间内拉开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建龙带来新的企业管理制度，改制后的通钢开始实行三级管理，总经理、厂长、作业区区长，引入年薪制。李腾荣不满的原因可以为一个社会学名词做生动的注释——相对剥夺，“我的工资是每月1600元，科长的工资是三四千元，再往上的领导就可以开着十几万元的车上下班，这样的比较肯定让普通员工感到不公，这造成工人的积怨”。干群关系随之恶化，去年冬天，炼扎厂一位厂长与工人发生口角时被殴打致死，在通钢职工之间就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不幸的是，金融危机偏偏这个时候到来。由于全球钢材价格下跌，钢材市场低迷，去年通钢的高炉也有部分停产，董利彬在家赋闲了3个月，每个月只领500多元的生活费，内退员工只能领到二三百元。要命的是，通钢生活区的供暖使用的是高炉和焦化厂的冷却水余热，去年冬天高炉停产，供暖温度不够，好多居民找到物业公司，经过协商只好重开高炉供暖。

　　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长白山区，正当工人们的愤怒即将被点燃时，建龙集团却于2009年3月宣布与通钢股权分立。“那一天，整个通钢生活区，鞭炮齐鸣了一天一夜，路边的小饭馆里挤满了喝酒庆祝的职工。”几乎所有受访的通钢职工都印象深刻。“2005年建龙入股的时候，我是真心欢迎的。”李腾荣说起这些有些苦涩，“可后来看看流传的那些矛盾，都是因为这3年来我们的收入太低了，建龙伤透了我们的心。”

　　迷惘

　　进入通钢冶金区的大门共有5个，1号门旁边就是集团办公楼，门口就是明珠广场和通钢体育馆，这是通钢职工和家属的活动中心，前几天在此值守的警察已经撤走。7月31日下午17点整，集团的广播响起，开始播报焦化厂等分厂增产增效的新闻。厂区和办公楼里的员工开始陆续下班，广场上的人也多了起来。老人拉着二胡合唱，中年人围着广场散步，小学生潇洒地玩着滑板，平静的气氛中，广场地面上被涂料覆盖的标语依稀可见，“建龙滚出通钢”。

　　李腾荣突然反问本刊记者：“如果一个外企给你两倍于国企的工资，你会选择哪个？”得到“当然选择外企”的答案后，他有些愕然，愣了半天自言自语道，“或许地方不一样，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吧”。这与他刚刚一直在强调的利益至上似乎有些矛盾，或许也代表了大多数国企员工内心的矛盾——他们既向往好的待遇，又不想放弃稳定的铁饭碗。一切未知的变动都会带来不安与迷惘。

　　今年34岁的李腾荣就是通化当地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好，上了通钢的技校。虽然当时通钢的工资已经有五六百块，比市区的企业高出两三百，可他仍然觉得那时的选择有些无奈，“我们的工作第一选择都是进政府机关，毕竟旱涝保收，或者进事业单位，实在不行才到企业”。其实当时通钢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于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但我们这边的人总觉得企业不稳定”。

　　他选择通钢的理由是因为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在李腾荣的心目中，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第二次见到王国钢的时候，他竟突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你们到底代表哪一方？不会是建龙派来的吧？”原来，这天上午他去参加厂里的退休老干部座谈会，提及昨天我们的拜访，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虽然疑虑已经打消，王国钢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坚决要求使用化名，为的是“不要给儿女们惹麻烦，砸了他们的饭碗”。

　　虽然省政府和省国资委已经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但职工们心中的不信任感仍未完全散去，当地报纸的报道中任何蛛丝马迹的表述差异都能让他们琢磨半天。现在，行走在通钢生活区，很少会看到穿工作服的员工，大家都担心来自建龙方面的报复。

　　戏剧性的冲突就源自7月22日。这一天，吉林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主持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议，传达省政府专题会议精神，通报通钢集团增资扩股工作情况。根据新的股权调整方案，建龙集团再次入股通钢后取得50%以上的控股权，成为通钢的第一大股东。当天晚上，通钢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消息宣布后，会场一片震惊。

　　第二天上午，通钢科级以上干部被召集到办公楼会议室开会，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宣布建龙控股的消息后，会场就有人与之展开激烈争论。“建龙走的时候亏损那么厉害，现在6月份开始盈利了，他们又想回来吃掉我们。”类似传言当晚就在通钢职工及家属之间迅速蔓延。但上级要求通钢所有干部层层传达、分层联保。

　　7月24日上午，建龙派来的陈国君来到通钢焦化厂与厂领导谈话，随即遭到职工围堵。据当地政府通报，当日，内退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分散在通钢周围的诸多闲散社会人员纷纷聚集，通钢所有7座高炉相继停产。冲突发生，陈国君被围殴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