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投资借高利贷:教育的病根 教育改革根本在于赋予大学独立性

——邓晓芒谈当今中国教育的病根

　　教育潜规则背后的官本位

　　中国当代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的教育开始，我们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大学教育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是，只是在做培训状。

　　文凭是要拿的，但是我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孩子们从小受的教育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第二是潜规则，就是不能说出来的东西，但是你必须遵守。

　　每个人都知道，明规则是可以违反的，甚至可以说假话，说空话，可以做一些缺德甚至违法的事，没有任何底线，但是潜规则是不可以违反的，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和经验。所以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用一切方式包括说假话来使人服从，这就是官本位的来历。

　　究竟是官本位导致了教育的腐败，还是腐败的教育思想导致了官本位，我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官本位跟一般的官本位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特殊的君师合一的官本位，也可以说是师本位。官本位的现象不是我国独有的，德国历来是崇拜官员和头衔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日本其实也是，在上级面前点头哈腰，规规矩矩地挨了巴掌也不敢动。但他们不像我们，官大一级他就成了你的教育者，中国的一把手成为了手下一切人当然的老师。

　　　中国官本位的历史源头

　　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结构，按照儒家的说法是以德治国。德治，归根结底是忠孝，以忠孝立国。教育理念的变革，是中国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教育的问题不解决，观念的问题不解决，我们朝何处去，方向就会有问题。这就是我们教育领域改革，为什么比其他领域都更为艰巨的原因。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纽带，也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教，从孝从文，上所师，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所以，教育在中国，首先是家庭教育，是长辈对晚辈的一种上师下效的训谕训导。家庭教育的核心就是孝。社会教育也是围绕着家庭教育建立起来的，是大的家庭教育，所以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是相通的，中国的教育本质上是孝的教育。而孝的教育往往是教人服从，上师下效。只要你抓住了孝悌，就是圣人之道了，就是圣人之德了。君子侍亲故忠可移于君，侍兄弟可移于长，居家里，故可移于官。孝悌可以转变为忠君，可以把家庭中的孝移到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中去，忠就变成了更高的孝，这就叫做移孝于忠。

　　试想，一个人对家庭长辈父母服从惯了，到社会上对有钱有势的人也会习惯性地服从。就是说，孝可以培养人的奴性。但孝的根源又是什么？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先王看到人们的自然本性，相性施教，使得孝成为社会上最基本的法则，这是孝的地位，因此放大成了社会的规则。中国古代的王朝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也就是教民以孝，把人民一个个都教成孝了，由孝而忠，而忠其实就是大孝，就是以孝顺的心态来侍君，来为君王做事。

　　孝经讲的博爱其实并不博，是有差等的。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爱自己其他的亲戚，然后爱自己村子里的人，同姓的人，然后再一步一步扩展开了。根据血缘关系来爱人，其实还是私爱。每个人的私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是现实中一个人的亲与他人的亲又有一个客观的先后问题，这就需要一个超越各家之上的大家长，父母官，这样一种大家长的权威就带有一种效忠的含义，服从这些权威，这时便从孝上开始为忠了，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孝的意义在这里就提升到了政教的层次。

　　孝的教育就变成了服从的教育，而服从的教育就是政教。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其实隐藏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只有行政级别高的“大家长”才能成为权威的教育者。这就不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导致的结果。

　　　教育改革根本在于赋予大学独立性

　　古代传统的教育是反知识主义的，是愚民教育。近代中国人终于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一整套自然人文的教育科目。但是这种引进是片面的，我们真正要引进的不是技术，而是科学。科学才真正可以对抗愚民教育。科学有可能揭示出传统道德政治的虚伪性，因为科学有其独立标准，不受道德政治影响。教育完全由官方机构掌握，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立性，把科学变为一种技术。

　　于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科举制度的延续；大学里的理工科完全成为技术培训的场所，最终理工科和文科都是在培养官僚。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20多年，教育方针带上一些时髦的字眼，但本质上没变。这无疑是一套限制教育的方针，是不教育的方针，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甚至是打击和摧残教育的方针。打击和摧残非常明显，到“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其实这是多年一贯的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中间20多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个模型，一是知识贫乏，缺乏创造力，二是相互内斗，互相扯皮算计。这是当时生存状况的必然结果，个性的人都被淘汰掉了。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走出30年来中国教育进入的死胡同。与之相伴随，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加强了知识的分量，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但我们的教育方针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改变，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教育依旧是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动摇，而只是更加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和工具性。

　　这使得教育除了官本位，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只是成为用来赚钱的技术。官本位跟金钱挂钩，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学校成为量化性和管理性的重灾区。说到学术腐败，我们看到了抄袭的现象，但是往往忽视了占用大量科研经费却只是产生大量空洞的成果这个更加普遍的腐败。教育大跃进和扩招无非是量的大跃进，这就是这几年的教育改革的“内容”。教学行政管理越来越健全，规模越来越庞大，而教学本身越来越死气沉沉。

　　回顾最近30年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国教育最有生气和活力的阶段，是在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甚至百废待兴的八十年代。目前存在的学术评价的标准按照行政级别而遭到肢解，在理工科方面就是有意识地使得你的研究更加技术化实用化，在文科方面就是尽力使你的研究无害化空洞化和无聊化。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大学官僚化、衙门化的管理体制息息相关。

　　外国也有国立大学和官办大学，但是这些公立大学并没有家长式的垄断教育资源，私立大学和民办大学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即使是在公立大学里，其有实权的领导者也不是官僚，而是由政府所聘请的教育家，他们只对教育质量负责，只对学校的地位发展负责，而不是向行政官僚负责。

　　本文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社整理

　　编者按

　　教育问题在国内已经讨论了好多年，问题很多。日前，邓晓芒先生在华科人文讲座上对中国教育的病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当代中国教育表面的一些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大家公认的官本位体制，但这种官本位的形成有它的根源。

　　邓晓芒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