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接骨木莓汁:《亮剑》李云龙原型曝光：“疯子”战将王近山

王近山陈再道勇猛过人
一部《亮剑》的热播让剧中李云龙的原型人物王近山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人们纷纷讨论这位抗战英雄身上到底有多少和李云龙相似的特质。但在这部剧播出之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将领和士兵，才让中国土地最终插上了胜利的旗帜.
“我算什么？一个放牛娃！我的勇敢是向徐帅学的，谋略是向刘帅学的，果断是向邓政委学的。”——王近山
在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在该场战争中浴血奋战的人们。
徐帅之勇
“‘王疯子’来了。”一个士兵说。
“又要打仗了。”第二个士兵说。
“要打大仗了。”第三个士兵说。
“王疯子”，就是二野名将王近山。他在战争年代素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威震军旅，其性格暴烈，虎狼莫能阻，刀斧莫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故有“王疯子”之名。
他，中等个，白白胖胖，浓眉下一双眼睛极为和善，鼻子不是那种象征刚直的枪筒鼻，也不是那种象征凶猛的老鹰鼻，而是普普通通的大蒜鼻。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有些柔弱的白面书生式的人物，身上战伤累累，多达七八处。左上臂上开过刀，留下一条形伤疤，脉搏量不出，只能量足背动脉；右大腿中部受过骨折伤，走路一拐一拐；头顶上有三处伤疤，中间一块大而深。不能用手重按；背部还有一块花生大小的伤疤，那是子弹穿过右肺所致……
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当连长时，和敌人争夺一座山头。他大喊一声，带领士兵冲上去，与数倍的敌人展开肉搏。手枪无法发挥作用，他就上去抱住一个大块头的敌人一起滚下悬崖。一块尖石把他的头穿了一个洞，鲜血如泉涌，但他全然不顾，拔出手枪把敌人活活砸死。当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他自己也昏迷过去了。自此，“王疯子”头上留下了第一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用劲揉搓。
有一年，担任团长的王近山将军带领战士们在四川油县南边打敌援兵，他亲自率领部队出击，头部又一次受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将军往后方转移。当时，前线情况十分紧急，徐向前总指挥赶到前线，第一句话就问：“‘王疯子’在哪里？”躺在担架上的王近山将军听说徐帅问他在哪里？拔出手枪命令担架员：“回去！快回去！”将军重返前线，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头部又一次负伤。
1937年冬，在抗击日军对我军一次围攻时，王近山将军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制高点，拦腰切断了敌人。敌人一梭子子弹打来，击中了他。当时，王近山将军竟没有感觉到，继续指挥了五分钟左右。后来战友看到他军衣渗出血水，才发现负伤了。此役，王近山将军两处受伤：一处是子弹打中肺部，造成肺贯穿伤，另一处伤在左上臂，形成肱动脉血肿。当时王近山将军任八路军129师386旅772团副团长。
李德生将军、尤太忠将军在之后回忆当时情况说：“近山对在山头插红旗指挥作战鼓舞士气的做法极为重视。抗日战争开始后，打第一仗，他仍如此指挥，以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多次劝阻下，才注意隐蔽身体。作战中，当部队攻城受阻时，他还是要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以至我们在多次战斗中，不得不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当他往前冲时拉住他，再不听劝说，就几个人压在他身上，有时气得他又急又火，又踢又咬……”有一次，王近山将军大腿受骨折伤住院。129师政委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他。王近山将军一见到邓小平，很难过地说：“这下完了，我再也不能打仗了，我这个人除了打仗其他都不会呀，再也不能打仗了，怎么办呀？……”邓小平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你这个王疯子啊，真是王疯子……”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将领中，骁勇善战者比比皆是，但真正敢在战场上疯起来的将军却屈指可数。疯是胆略，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水平。
刘帅之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副师长徐向前重点向师长刘伯承介绍了爱将王近山：“近山同志是一位骁勇善战的虎将，他打仗勇敢、顽强，敢打硬仗、恶仗……”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刘帅看着头上仍然裸露着伤疤的拼命三郎、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心思一动，决定以点评王疯子为契机给部将们讲讲为将之道。
刘帅首先肯定“王疯子”的优点：“一人投命，足惧万夫。我们共产党人打仗就应该有近山同志不要命的那股疯劲。”王近山倍感受用，刘帅却话锋一转：“指挥员又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一个冲锋陷阵的士兵，因为你还要发号施令，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光有吕布之勇，夏侯之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子房之谋，孔明之智……”
王近山白皙的脸庞渐渐变红了，最初的自豪慢慢变得有点儿自卑。刘帅显然注意到“王疯子”的表情变化，思维再次跳跃：“当然，一个人的谋与智，不是天生的，而是学习与实践的结果。”接着，刘帅给王近山讲了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吕蒙在主帅孙权的鼓励下勤学兵书、最终成为一代名将的典故。刘帅鼓励年轻的部将们说：“你们也不过二三十岁，只要肯用心学，决不会比吕蒙差！”
在刘帅这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的指点下，王近山作战艺术开始出现质的飞跃，渐渐从粗线条的猛张飞成为智勇双全的吕蒙。每次战斗前，王近山总是通盘考虑，有时还会在师长刘伯承或旅长陈赓面前提出独到见解。于是，王近山又有了新外号：吴下阿蒙。
在随后的一次战役中，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刘伯承派王近山率六纵西出汉水，进围襄阳，自己稳坐中军帐。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哈哈一笑，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只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使其不敢脱离工事，以主力直取襄阳城。六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襄阳城，朱德总司令称之为“小型模范战役”。刘伯承赞不绝口：“又是这个王近山，真是好样的。襄阳已在我掌中了！”
黑夜里，一支队伍，牵着马，挑着担，静悄悄地行进在黄土高原上。虽然上千人装束各异，但他们的脚步却整整齐齐，匆匆忙忙。这是一支化装成老百姓的八路军队伍。是王近山的队伍。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对太岳地区进行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扫荡”。敌人调集了16个大队，连同伪军共2万余入，梯次配备，分三路寻找我主力作战。
面对这种险恶情况，陈赓深恐王近山带部队单独行动，在向延安远距离行进中吃日军的亏，再三叮咛：“尽快赶到延安。尽量不要在半路上求战。如遇战斗，力求速战、速决、速离。”王近山率16团从长子县横水村出发，全部化装成老百姓，夜里行军，白天睡觉。由于地下党的配合，部队转移得非常顺利。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封锁线，很快就要到达了目的地——延安。但王近山将军并不满意，部队几次和日军相遇，都避开了。一仗也没有打。他心里恨得痒痒的。
这一天，部队到达了韩略村。地下党向王近山将军介绍了敌情：日军对眼皮底下这块地区十分麻痹。每天上午，都有很多汽车，满载货物，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开来，去支援进行扫荡的日军。下午又满载从我根据地劫掠的物资返回临汾。
王近山将军一听，疯劲就上来了。他说：“打他狗日的！”如果换为另一位指挥官，决不敢贸然在韩略村打这一仗。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去延安而不是在这里打仗；因为临行前陈赓交待过，途中不要恋战，因为这是敌人的心脏地区，没有友邻支援，好打不好撤，因为打不好是小事，不能及时赶到延安，将会误了大事；……
王近山将军则没有那么多顾虑。他说：“为什么不打？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向延安开进，不是打仗。可是现在敌人的胸膛就在你的刺刀前面。你们说，我们是把刺刀捅到敌人的胸膛里去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跟，假装看不见。”结果是，大家齐声回答：“司令说得好，咱们用刺刀捅敌人！”王近山将军满意地笑了。他相信自己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第二天上午9时，日军三辆小汽车、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开进了韩略村西南公路。公路两侧是两丈高的陡壁。一位挑着柴禾的农民站在公路上，望着远远开来的日军军车微笑。突然农民不见了，柴禾着火。两侧悬崖上的玉米秸、高梁杆全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愤怒的抢弹，手榴弹和炸药包。
这一仗１２０多名日军，除了三名钻山洞逃跑外全部被歼。事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查明，这次伏击仗歼灭的敌人，原来就是冈村宁次组织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是“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两中队及其他军官，其中包括步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六名，其余全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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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视察上甘岭 坑道被质疑会让战士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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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中180师受重创 毛泽东召见王近山
战斗发生后，冈村宁次暴跳如雷，立即从各路进行扫荡的日军中，抽调了3000多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火速赶到韩略村增援。但此时，王近山将军早已率部迅速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毛泽东主席对韩略村伏击仗非常满意，他在延安接见旅以上干部时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1)人疯脑子比谁都好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据说，在1949年年底进军大西南、解放重庆时，王近山曾经闹出过一个天大的笑话。当时他率领12军驻进了刚刚解放的重庆，军指挥部设在匆促逃跑的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的公馆里。这李公馆富丽堂皇，没来得及带走的金银细软扔得满地都是。王近山一脚踏进“李司令”的办公室时，电话铃就“叮呤呤”响个不停，他一接起，里面就传来一个“哈罗，请找李小姐”的奶油声音，王近山一听就火，吼道:“李小姐嫁人了，现在只有王爷！”“啪”就挂上了电话。
吼罢，他还不解气，骂了句，然后，他就挨个房间翻腾着，在金银细软堆里搜罗着，忙得满头大汗。
政委见状，问道:“老王，你要找什么宝贝疙瘩？”
他闷声闷气答一句:　　“地图！”
很快，“王疯子”在金银窝里翻箱倒柜找地图的消息传到了刘伯承那里，他嘿嘿一笑，召来了“王疯子”，故意问道:
“近山，听说你很忙，在李根固家挖地三尺找什么宝贝啊？”
“找地图。”王近山笑着说。
“找什么地图呀？”刘伯承问到。
“找印度和缅甸的地图，李根固是重庆的警备司令，没准有这玩意儿。”
刘伯承打断他的话问:“你找印度和缅甸的地图干什么？”
王近山诧异地扬起眉毛，认真地说:“我们打到重庆了，再往南不就要打印度和缅甸了吗？”
刘伯承笑出声了:“近山呀近山，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印度和缅甸了？”
“可是，我们迟早要把帝国主义消灭，还要打到美国去呀！”
这事传出后，有人笑着说:“王疯子提起打仗真是愣到家了！还说要打到美国去，还要和美国人干架，嘻嘻。好笑好笑！”
谁知没过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王近山这句“二愣子”话居然应验了。虽然没打到美国去，但解放军换成了志愿军还是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人较起劲，真枪真炮“玩”起来了。于是有人又感叹说:
“哎呀，这王疯子说话可真准啊，他说要和美国人打仗，我们就居然和美国佬打起来了！他人疯脑子比我们还好使呢！”
王近山的这个笑话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了。但1950年11月，他真的离开重庆，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征战朝鲜去了。
(2)打了个大败仗
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3兵团由二野3兵团12军、4兵团15军、18兵团60军组成。王近山以副司令员代3兵团司令员，统率3兵团入朝作战。
谁知命运一开始就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有“常胜将军”之称的他在朝鲜一开战，竟然就先打了个“大败仗”，麾下的60军180师损失7000多人马，几近全师覆没，此事震动了毛泽东。
为防止“联合国军”的反攻和两栖登陆，4月22日，彭德怀下令第5次战役提前发动。3兵团中的60军一分为三，181师作为第一梯队，突击、割裂美25师和土耳其旅，179师作为第二梯队，180师作为预备队。他们英勇奋进，打了一些小胜仗，较好地完全了战斗任务。
5月16日，第5次战役的第2阶段打响。60军的任务是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区，割裂美军和韩军的联系，牵制美陆战1师和美7师。在战役打响前，179师和181师分别被3兵团调拨给12军和15军，60军的战斗任务全落在了180师肩上了。当夜，180师538团和539团在玄岩和发雷地区分别强渡北汉江。第二日，全师渡过北汉江。539团克杜武洞、540团克仓村里、538团在新店里与美陆战1师遭遇，击毁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之后，538团和539团进占远水洞一线，与美陆战1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几天后，5月21日，彭德怀电令各兵团:由于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5次战役暂告结束。志愿军司令部发出了撤退和转移的命令。
王近山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命令60军担任为3兵团阻击任务，其他几个军转移。5月22日夜，60军军长发出撤退命令:“……180师附炮2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和右邻的63军的联系。”
但就在这一天，180师主力与美陆战1师竟日对攻，主阵地反复易手。直到第二日凌晨时分，他们才收到撤退命令。可一准备行动时，却突然发现右邻的友军63军已不告而撤。师长郑其贵急电军部。60军军长接到郑其贵的急电后，发出电令:
“注意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并准备于23日晚将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
郑其贵师长接到回电后，立即派出两个连占领原63军的防区，师主力开始北渡北汉江，向春川转移。谁知在当天晚上，60军军长又接到兵团王近山代司令员的急电: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名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2000名不能行动之伤员；60军也有1000余伤员，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
60军军长将王近山急电中“各部”误解为“60军必须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再次电令180师:
“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180师的)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结果，当天晚上，180师的左右友邻部队全线后撤，他们却孤军滞后，陷入美军重围。最后与强敌激战7天7夜，一个师近1万人归队只有3000，7000余名官兵或战死或被俘。
此举终于酿成抗美援朝中最大的一次军事损失。
180师受到重大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该师是解放战争后期由地方部队升级编成的，没打过大的硬仗、恶仗。到达四川后，已准备地方化，师已兼任军分区。在接到军委命令后，又紧急收拢部队，迅速整编出发到朝鲜，部队中许多战斗骨干已流失，该师师长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部队没师长，战前由政委郑其贵改任师长，而郑其贵过去一直是搞政工的，没真正指挥过一个师的部队作战，临战应变能力非常不够。这是失败的关键。
作为3兵团指挥员，王近山也有一定的责任，他轻敌和大意，没具体部署各军转移的顺序和方法，只是把志司电报转发各军就如以往指挥老部队作战一样完事了；在率兵团指挥所转移中又关闭了电台，致使60军和志司均无法联络3兵团。事后，60军军长回忆，当时他意识到180师的危险后，曾请示兵团是否将180师向后撤，但由于未能联系上兵团，从大局的角度考虑，只好让180师单独孤悬敌后。而这时，作为师长的郑其贵优柔寡断，在部队发生严重危险时，没有正确判断形势，也缺乏果断指挥的能力。当部队面临险境时，他开了3天会仍迟迟不能定下决心进行突围，错失了突围机会。在被围后，又为怕被美军测向发现，指示参谋长销毁密码，破坏电台，错误地实行了无线电静默。结果，一方面它无法与上级进行联系，另一方面上级也无法联系到该师。当后来发现180师十分危险时，整个志司，3兵团和60军的所有电台集中呼叫180师，可就是联系不上，急得三级首长像热锅上的蚂蚁，有心告诉180师快速突围的方法和路线，却因电台不能沟通而无法进行。
在最后全师突围时，郑其贵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因为分散突围，全师只突出了3000多人，而其538团采取全团集中突围方式，突出了1000多人，成为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根据战后《180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统计，180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为7644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9人，营级干部49人，连级干部201人，排级干部394人，班以下6990人。这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重大失误。
战役结束后，180师7000多人的重大损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此他专门来电召见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
王近山只带了个参谋去见毛泽东。
在中南海，毛泽东要他汇报第5次战役详细情况和180师受损失的原因。王近山勉强讲完180师的情况，说了句“180师受损失我负主要责任”后，就再也说不下去了。随行的参谋做了补充汇报。听完后，毛泽东说:
“王近山，你这个参谋说得比你有条理，他在为司令员辩护哩。有关第5次战役和180师情况，60军的领导是否也是这么认识的？”
“60军的干部对第二阶段战役指挥有不同意见，主要认为是我指挥方面的失误出的毛病。”王近山坦率地回答。
“现在是调查研究，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谁负什么责任，调查完就会明确的，有责任推不掉，无责任也扯不上。刚才听你们的汇报，看来志司、兵团、军、师各级均有不同的责任，而主要责任谁负，还得进一步调查。有人说是由于你的右倾造成180师的损失，看起来还不能马上做个这个结论，你要把汇报的情况拿出充分的证据来。”毛泽东说。
随行参谋说:“战役的两个阶段，我都记了阵中日记，敌情、我军部署，实战进行的时间、地点和情况都是准确的。”
毛泽东说:“那好，你把这个日记拿来给我看看再说。”
5天后，随行的参谋去送日记，毛泽东与他谈了话，问道:“你老实讲，你们王司令有没有右倾情绪？”
参谋做了回答后，毛泽东又单独召见60军军长，接着同时召见12军军长曾绍山、15军军长秦基伟，还找了刘伯承、徐向前、彭德怀、解方做了调查，然后，确信王近山没有右倾问题，再次召见王近山，说:
“第5次战役和180师受损失的问题，现已全部查明，主要责任并不在你，望你放下包袱，继续打好以后的仗。我跟彭德怀和60军军长都讲过，180师那个师长必须撤职，今后不能让他带兵作战。你是个常胜将军，但不能轻敌和骄傲。”
王近山来到朝鲜，水土不服，常胜将军第一次摔跟头，并且这个跟头并不轻！这样的大败仗在我军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王近山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的火。
(3)上甘岭之战
但王近山终究是王近山，打了个大败仗，出了个大名，但是，内心里，他并不甘心。 　　1952年秋冬，在方圆不到4公里的上甘岭上，他又一次“石破惊天”，与美军激战。这一次他让美国人和全世界都扎扎实实地领教了他“王疯子”的厉害。
这年秋天，寒冷过早地降临到了朝鲜半岛。而新上任不久的“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与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几番“亲赴前线”“巡视”，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最后密谋出一个“摊牌作战”计划——“先攻占上甘岭地区，进而夺取五圣山，尔后进攻平康、金城”，以“扭转目前局面”。
五圣山是朝鲜中部战略要点，地势险要。谁控制五圣山，西可保平康平原，东可瞰制金化经金城通往东海岸的公路，南可威慑金化。若五圣山失守，平康以北一片辽阔平原就将受敌居高临下瞰制，必败无疑。上甘岭就在五圣山南麓，两侧有两个高地——5979高地及5377高地，分别叫“三角形山”和“狙击兵岭”，是控制五圣山的争夺要点，也是攻上甘岭的突破口。
王近山率部就守卫在上甘岭周围。
克拉克和柯林斯、李承晚、范佛里特等在五圣山附近窜来窜去，引起了志愿军总部的注意，彭德怀把这一情况通报给3兵团，加上一线部队的侦察，王近山预测美军在近期有发动进攻的可能，于是给3兵团下属的12军和15军下达了指示，说:
近期内敌可能在五圣山或平康方向有大的作战行动，要密切注视敌之动向。要通告部队，做好粉碎敌人可能发动攻势的一切准备，如果敌人敢于来犯，一定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果不出王近山等人所料，克拉克很快就发动了所谓的“金化攻势”。10月14日，半夜三更，美军和南朝鲜伪军突然大炮发作，向着上甘岭猛轰，两个多小时的炮弹炸得天边红透，炮火一停，美7师、南朝鲜军2师等7个营对上甘岭发动了猛烈攻击。志愿军15军防守分队英勇抗击。
29师87团阵地丢失。随即又进行反击。在反击战中，9连出现了个“不怕死”的英雄，名叫邱少云。该连为了突然发起反击，潜伏在敌前沿高地下，谁知美军一发炮弹打中潜伏地的野草，引发大火，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邱少云烈火烧身，硬是死挺着，最后活活被烧成了一堆“木炭”。他死后，战友们就在他身边发现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溪流过，只要一滚就可以扑灭身上的烈火，但是邱少云怕敌军发现潜伏的部队，竟忍痛被活活烧死。邱少云的英雄之举使9连官兵备受鼓舞，一鼓作气发起猛攻，夺回了阵地。　　这一天，敌人疯狂发射了30多万发炮弹，克拉克欲夺取五圣山的企图已很明显。王近山沉着冷静，命令15军45师停止执行原定对敌进攻计划，把作战重点放到五圣山及两个高地前沿要点，把上甘岭确定为主要防御方向；15军预备队向前机动，12军为兵团战役预备队，视情况投入作战。同时，他还把炮兵20团3营和15军属野炮9团3营调往上甘岭。为此，他说:
“一定要稳稳守住五圣山，要准备付出巨大代价，上甘岭这一仗必须打好，要准备打美军两个师，非把美7师打垮不可。”
自14日凌晨开始，敌我双方激战7昼夜，美军虽然7000余人被毙、伤、俘，但进攻凶焰并没被打下去，克拉克仍调兵遣将，继续猛攻上甘岭。在反复争夺中，15军的45师打得十分顽强，伤亡很大。18日，上甘岭表面阵地第一次失守，45师退守坑道作战。
五圣山危急，平康平原危急！
这时，王近山演绎出了“三调12军”的故事。
他一调12军，命其31师91团作为15军44师二梯队归15军指挥。随后，44师连续7日出击，牵制美军向45师正面进攻，迫使美7师主力西调。与此同时，上甘岭两个关键高地“三角形山”、“狙击兵岭”的防守分队全面展开坑道战，配合反击，与敌反复争夺表面阵地。为了稳固阵地，王近山决定对“三角形山”高地反击，全面恢复阵地，得手后再反击恢复“狙击兵岭”。25日14时，他二调12军，令其31师92团到15军防御方向作战，接替91团。91团调五圣山为45师预备队。指示12军军长曾绍山:“随时做好准备，协同15军作战。”
王近山的“疯劲”已经开始发作了，他已决心把上甘岭战役打下去。
次日，他又三调12军，把31师93团调五圣山，准备投入上甘岭作战；与此同时，34师100团、106团，35师103团待命。
曾绍山是他红军时期的秘书，见“老师长”3次调兵，禁不住说:“老师长，这一仗将越打越大了！”
“这将是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残酷决战。”王近山冷冷地回答。
事后，他的这个说法得到应验，上甘岭战役整整打了两个月！据不完全统计，3兵团共打退敌营以上兵力的冲击25次，打退敌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余次，进行较大的反击29次。这是后话。
10月下旬，正当我军退守坑道，与敌进行反复争夺之时，美7师突然撤出“三角形山”战斗后西调，南朝鲜军第2师随即接替它进行进攻。而这时12军31师已到达了上甘岭地区。王近山见时机已到，下令发动决定性的反击。
30日21时，15军45师5个连、29师2个连在炮火支援和在坑道内的3个连的密切配合下，一举反击“三角形山”成功，歼敌4个多连，恢复了阵地。第二日晚上，31师91团趁着黑夜接守兄弟部队刚刚夺回的“三角形山”主峰。
“三角形山”主峰得而复失，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急得跳脚，天还没亮，又开始打炮，同时几百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克拉克还怕李承晚伪军不管用，又命令美7师31团一个营带着哥伦比亚营、美空降187团一个营，南朝鲜军9师30团1、3营，拖着300余门火炮进行支援，于是，伪军和“主子军”联合向“三角形山”发起多路猛攻。但是，12军91团8连一个连一个上午就打退他们连以上的“大冲锋”15次，歼敌1500人，“嗡嗡”乱叫的飞机也被他们击落4架。
下午，美7师31团再次攻击，哥伦比亚营也跟在他们屁股后乱冲，8连顽强坚守，美军前进不得，转身攻打其他阵地。8连1班竟然又腾出人手主动支援“兄弟部队”。他们支援就支援吧，又打出两个和兵团司令一样爱“撒疯”的英雄！当众敌蜂拥上来，“兄弟部队”打得人仰马翻时，大鼻子美国佬嗷嗷叫着冲上了阵地，情况非常危急，这时“打援手”的1班两位战士王万成、朱友光，情急之中，突然拉响爆破筒，冲入敌群，在众目睽睽中与突入之敌同归于尽，又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这就是后来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光辉形象，电影中一个“王成”其实是王万成、朱友光两个英雄原型。
黄昏时分，王近山事先调来的12军31师93团也加入“三角形山”作战阵营。接下来两日，范佛里特在原有兵力上又加派南朝鲜军9师30团上阵，继续攻打“三角形山”。91团也派出3个连对战，歼敌1200余人，“三角形山”仍然控制在12军手里。
以后，美李联军每日用飞机大炮轰，发动上百次猖狂攻击，可3兵团勇士仍牢牢地守住阵地。这时，王近山又做出一个决断:部队轮番上，边补边打，边打边补，视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增补。随即，15军45师除炮兵、通信、后勤部队外，撤离到后方整补，但师团指挥系统和勤务保障系统则不动，继续支援12军作战。在12军中，31师担任“三角形山”全部坚守任务及“狙击兵岭”北山的反击和坚守任务；34师部队作为31师二梯队，35师103团接守92团的虎岩山、云磨山、赤山地区；在德山岘组成前方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统一指挥12军及其他所有参战部队；炮兵7师师长组织炮兵指挥所，负责炮兵指挥。这两个指挥所统一由15军军长秦基伟指挥。
5日拂晓，南朝鲜军第2、9师5个营，在100多架飞机和3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再次向“三角形山”猛攻。
战况空前激烈。91团顽强坚守，10小时激战，歼敌2000多人，南朝鲜军被迫停止了进攻，“三角形山”得以巩固。
为了扩大战果，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王近山决定将作战重心东移至“狙击兵岭”北山，集中兵力对“狙击兵岭”北山实施反击，夺取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狙击兵岭”北山位于上甘岭东南侧，地势比敌占领的“狙击兵岭”低，受其瞰制，同时受注字洞南山和“三角形山”东南无名高地火力的控制，既不利守，也不利攻。敌人攻占“狙击兵岭”后，又是筑工事，又是架铁丝网，还把所有退守的坑道破坏了。但15军29师仍坚持在那里和他们战斗。11月10日晚，92团反击部队利用黑夜，隐蔽运动到“狙击兵岭”北山29师坚守的坑道内和敌前沿石岩下。
第二日，天下着小雨，雾沉沉的。黄昏时分，92团和29师对“狙击兵岭”北山的反击作战开始了，炮声如雷贯耳，震天动地，敌人阵地被打成一片火海。反击部队分3路迅速突入敌阵，战至临近黄昏，守敌南朝鲜军第2师17团一个营全部被打死，“狙击兵岭”北山又回到了王近山手中。
南朝鲜军2师丢了至关重要的阵地，师长急得发毛，天没亮就派一个团的兵力，在300余门火炮和20余架次飞机的火力掩护下，向“狙击兵岭”北山发起了猛攻。在激烈的拼杀和争夺中，92团2、3连因伤亡巨大，除3连1排坚守主峰外，不得不放弃其他表面阵地，退守坑道。但当夜92团再次反击，在坚守坑道分队配合下，又恢复了表面阵地。
第三日，92团继续在“狙击兵岭”北山与敌反复争夺，连续打退敌多次反扑，再次予敌以大量杀伤，敌横尸遍野。与此同时，93团为配合”狙击兵岭”北山的作战，以小兵群战术，顽强抗击敌再次对“三角形山”的反扑，歼敌900多人，使“三角形山”更加巩固。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又接二连三地用成连成营的兵力向“狙击兵岭”北山进行更加疯狂的反扑，激烈的争夺战异常残酷。有些地区山都打矮了，浮土有一尺多深。
6天6夜都是激战，一个阵地的反复争夺，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仍不断投入兵力拼命反扑，妄图在夺取“三角形山”无希望的情况下占领“狙击兵岭”北山，这样“金化攻势”也算取得了一半的“胜利”，多少可以保住“联合国军”的一点面子。可他们的美梦破灭了。17日夜，前方指挥所李德生副军长命令34师106团接替92团，加入“狙击兵岭”北山的争夺战。
在团长武效贤“上山前”，王近山亲自与他谈话，说:
“12军上了4个团，希望你上去全部恢复和巩固北山阵地，把敌人的进攻彻底打垮，兵团不再投入新的部队。”
武效贤是大杨湖的主攻营长、大别山的开路营长，淮海战役的主攻团长，进军大西南带的也是先头团，曾亲手捉住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是王近山最看重的爱将。结果他带着106团一冲上去，就开始与敌展开激烈争夺。
18日，3营8连打光了。19日，7连打光了。20日，最后一个9连拿上去，又打光了。但是在21日奇迹出现了，他带着全团在击退敌人50多次冲击后，毙、伤敌1500余名，给敌以重大杀伤，终于把仗打活了。
随后，他一个团“守山”20多天，南朝鲜军第2师、第9师3个团先后发起102次冲击，都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他还主动发起反击11次、袭敌8次、伏击1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战役进攻，最后于12月15日归建，完成了“打到底，收摊子”的任务。至此，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一仗是王近山在朝鲜的最大动作，他这一“撒劲”，上甘岭这不到4平方公里上引得双方投入兵力10万多人，战死战伤4万多人。克拉克原来想“出其不意，只要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就可以达成目的”，最后，不得不说:“‘金化攻势’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了。”他的下属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则更是公开承认:“这是战争最血腥的和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蒙受到重大的损失。”
王近山的“疯劲”一撒，把全世界都震撼了。
王近山两次获朝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后来，上甘岭战役被拍摄成了一部电影《上甘岭》，当上映的时候，王近山特地去观看，可他看了一半就泪流满面，中途退场了。
家庭变故遭处分，中将降为大校
朝鲜战争结束后，王近山回到祖国。他先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后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刚刚不惑之年，他又被授予中将军衔。谁知偏偏春风得意之时，他的人生触上巨礁，一场感情的变故使他从辉煌跌落到了谷底。
王近山与妻子韩岫岩结婚十多年了。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她叔叔原本是当地有名的郎中，抗战爆发后，韩家12口人包括60岁的老奶奶都参加了八路军，来时全家为129师医院驮来许多医疗器械和药品，被称为半个医院。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剿匪。王近山率3兵团驻扎在重庆，经常应邀给大学生做报告。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幽默风趣的语言，让那些大学生敬佩得五体投地。他的风采把一个女大学生迷住了，她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妹———韩岫岩的嫡亲二妹。
此时，韩岫岩做着海军医院副院长，突然得知第三者竟是自己的亲妹妹，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在痛苦和气愤之中，她选择了等待，等王近山回心转意。可一等好几年，王近山从朝鲜归来，还是让她失望了：冷战如故。1963年，夫妇俩一场争吵后，韩岫岩一气之下，只好向组织报告。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老首长闻讯急忙来打招呼，被他顶了回去；老战友苦口婆心劝说，他无动于衷，谁也劝阻不了他。形势一天天对他“不利”了，中央已有要处理他的风声，然而，他还是“撒疯”硬不回头：“不打报告还好说，告到中央就非离婚不可了！”
最后，据说一位老首长“偏心”批示：“离婚属家务事，是法院所管，组织上不好干预。”于是此事暂时打住。可这王近山偏偏又耐不住性子，马上到法院办离婚手续。结果，离婚案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他亲自批示刘少奇处理此事。
几天后，中央组织部处分下来：撤销王近山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行政降为副军级（军衔从中将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
党中央对王近山一撸到底，这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外。结果，原来信誓旦旦的妻妹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终于背弃了“爱情”，一夜之间离开他，无影无踪了。
投诉信几经上递，转到刘少奇手里，他派人来做王近山的思想工作。王近山一听妻子把自己的“作风问题”告到党中央，像只被激怒的雄狮，疯劲一来，反向组织打离婚报告，要和韩岫岩离婚。“我王近山好马不吃回头草，离婚我铁定了，你组织爱咋办就咋办！”
下放黄泛区农场，依然保持军人本色
1963年，王近山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在他家工作多年的公务员黄振荣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去农场，照顾他的生活。王近山感动之余，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跟我去吃苦，干吗呢？”
“首长，只要你不嫌弃我，我就跟你一辈子，照顾你一辈子。”小黄深情地说。
“我是个犯错误的人，你才20岁……”
但小黄看到将军落难，毅然和他一起收拾行李前往河南农场。
10月初，他们在河南结了婚，成了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王近山在黄泛区农场分管园艺，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销售。小黄则在农场幼儿园工作。
虽说在农场，王近山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下巴胡子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旧军装上没了领章，但风纪扣仍是系得紧紧的。
战争年代他负过7次伤，四肢中有三肢重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医生量血压都是在他腿上量。因为腿受过伤，一长一短，平时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出5厘米，在农场，特制的皮鞋没了，他走路都变得很困难。由于腿伤严重，大便时不能下蹲，否则就起不来。他还有肺部的伤，要定期检查、吃药……
王近山的心不时飞回他魂牵梦萦的部队，“我不过刚到50岁，我还有机会再穿军装。”
1968年春的一天，王近山的老部下、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正在家中吃饭，王近山的二儿子来了，“叔，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
肖永银从旅长、师长当到军长，都是王近山一手提拔起来，他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关于你爸的问题，是中央处理的，不经过中央谁也不好处理。”
沉思了一会儿，他出了一个主意：“要你父亲直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做点贡献。”
肖永银又说：“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
不久，王近山分别给毛泽东主席、许世友写了信。
许世友领袖面前说情，王近山回到南京军区
1969年，“九大”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瞅个空对毛泽东说：“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会打仗，官越做越小，现在日子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谁？”毛泽东问道。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泽东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放虎归山，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王近山，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王近山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的乡下夫妇，3名军职干部迎候在月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12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见到这位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随即，一位将军上前接过他手中的旧皮箱，说：“老首长，你还是这脾气，连卧铺票也不买。看，还有孩子呢，累坏了吧！”
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6纵主帅王近山。迎接他的，是他原来的部下———原16旅旅长尤太忠、17旅旅长李德生、18旅旅长肖永银。
尤太忠接过他的旧皮箱，却惊得王近山另一只手提着的竹篮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咯”地叫起来。王近山说：“自家养的，全是吃野地里的虫子长大的，一天下一个蛋，舍不得杀了。”
王近山就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他的7个孩子陆续来到南京，加上小黄生的两个孩子，家里又热闹了。小黄原先准备到附近工厂上班，但王近山不同意，“我的身体不好，你身体也不好，家里事又多，你老请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拿了工资让别人替你干活，行吗？”
小黄放弃了出去工作的打算，一心一意在家照料孩子和家务。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后，他原来的许多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如肖永银、聂凤智等，但他不摆老，不越权，经常主动到他们那里请示工作。后来，肖永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部召开重要会议时，他都要请肖主持，如肖永银因事不能参加，他总要说“受肖副司令员委托”的话，把自己摆在得体的位置。
1970年10月，他看地形回到曾当过团长的老部队，在大礼堂接见排以上干部。团长激动之中蹦出一句话，“这是军区王副参谋长，是我们团的老祖宗。”
他连忙摆手说：“我只是一个老兵，回来看看大家。”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当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军区部队下达命令：“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首长和作战值班员不能离开电话机，要随叫随到。”
王近山敏锐地意识到事情重大，亲自坐镇军区指挥所，给各大单位值班首长打电话，亲自传达许司令员的指示，提出贯彻要求。
军号声中告别人世，邓小平亲审悼词
1974年年初，王近山渐感身体不适。11月份大吐血，医生检查不出病情，经请示后决定实行手术检查，一打开腹腔，结果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大便不断漏出，他又不得不开腹再做了一次手术。
一天，王近山在北京的结发妻子韩岫岩听到了他患癌症的消息，脸“唰”地白了。当初如果她冷静些不那么冲动，或许王近山的人生命运不会是现在这样。她的弟弟号称“一把刀”，是外科主任，她想如果让弟弟亲自主刀，或许可以挽救他的性命。
韩岫岩忍不住买了大包小包补品想去趟南京。可当她拿起电话接通王近山的一位老警卫员，含含糊糊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时，谁知对老首长忠心耿耿的警卫员至今不能原谅她，很不客气地说：“他说过到死也不愿再见到你，你去是不是想让他早点死？”
韩蚰岩木然撂下了电话，无语凝咽。1978年4月下旬，王近山病情恶化。病危时，王近山什么都不问，只频频问家人：“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张立三是他的老部下、老战友，1931年参加红军，第二年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与他在10师30团工作。一年后，他调任10师28团团长，张立三也调到28团当卫生队长，从此朝夕相处，你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你的命。有时王近山发火，身边的人赶快把张立三请来，他立刻就平静了。
张立三赶到了，两人一见面，紧握双手，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张立三是经验丰富的医生，知道重病人不宜过分激动，但两人谁也不能抑制住战友的深情。沉默了好久，张立三掏出香烟正要点火，王近山看到后，以微弱的声音说道：“你不要吸烟了”
张立三十分激动地说：“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把烟戒掉”他当场就将香烟、打火机扔了！
两天后，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终年63岁。
弥留之际，虽已神志不清，他还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敌人打到哪里了﹖我们谁在那里﹖”
他的小儿子回答说：“是李德生叔叔在那里！”
“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他是听着专门为他播放的军号去世的。
王近山去世后，党中央非常重视。邓小平亲自审定了悼词，对王近山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
5月17日，南京军区举行的追悼会十分隆重，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等，以及王近山的生前友好送的花圈，摆满了悼念大厅。追悼会的规模原定500人，实际参加的有1000多人。他为人民屡建奇功，得到了应得的崇高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