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康之味郑志军简历:邓小平和特区的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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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是大年三十。此时的羊城“花市”已经开了好几天了,街道中到处弥漫着花香。早饭后,邓小平照例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工作人员知道,邓小平正在思考着什么。就在这天上午,李天增突然接到邓小平女儿邓楠的通知:“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李天增马上弄来了宣纸,仔细地用熨斗将宣纸上的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l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还多此一举地将毛笔蘸上了墨。邓小平散步回来,问在场的张荣:“题什么?”此刻张荣也非常激动,急忙从公文包内取出几张草拟好的题词稿递给邓小平。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张荣和李天增异口同声地说:“随首长吧,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首长题什么,我们都高兴。”邓小平推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拿起笔,才写了几个字就黏住了。一旁的李天增暗骂自己笨,房间里有暖气,自己事先蘸在毛笔上的墨很快就粘结了。他赶紧添水研墨,又换了纸。邓小平重新提起了笔,在砚台上蘸了蘸,目光在纸上谋划了一下书写的布局,又将毛笔浸在墨汁内,饱蘸浓墨,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1984年1月26日。”一气呵成,让人感觉字字铿锵有声,苍劲有力,浑然一体。题词刚刚写完,墨迹还没有干,等待一旁的张荣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楼。他竟然忘记和邓小平道别。

    题词这天是2月1日,邓小平为什么将他离开深圳的1月26日写在题词上呢?他到达深圳的那天不是说过“我暂不发表意见”的话吗?显然,题词的内容是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两天又经过全面深入地调研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有了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深圳人是何等的欣慰啊。

    2月7日,邓小平又来到厦门视察。视察结束后,时任厦门市市长兼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墨,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几个字。同前不久在深圳和珠海的题词一样,邓小平的题词都是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殷切的期待、热情的鼓励和鞭策。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厦门特区的建设者们心中燃起了一种坚决办好厦门特区,追赶和超越深圳、珠海的强烈激情。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专程到厦门传达了这一讲话。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会议还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沿海黄金地带。

    1985年2月,中央又正式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是继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决策。它把城市与广大农业区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对外开放,使中国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片,从南到北形成一个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前沿地带。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典雅的吊灯泻下柔和的光线。摄影灯频频闪烁,前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双方都为能有这样一个交流两国建设经验的机会而感到高兴。邓小平向客人详细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谈到开放政策时,他说:“我们呢首先搞了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了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仅有反对我们的还有赞成我们的,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打了个手势,提高了声音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如隆隆的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传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余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