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建筑绘画元素特点:宝墩人点燃古蜀文明之火

马可·波罗笔下的古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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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来到了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

700多年前,一位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第一次踏上了神州大地,这一步迈得很大,一下子从最边远的甘肃来到了北京,最重要的是他深入到了四川,这个在当时还很封闭的大省,留下了向世界宣传成都的第一笔宝贵财富。他就是马可·波罗,至今还“生活”在人们争议中的“文化大使”,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的点点滴滴成了数学中的“证明题”,论证着一方历史和一方文化。

流淌的历史

“这座城市有许多大小河川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和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江,这条江水东流入海。全线要航行一百天的路程。沿河两畔和邻近的地方,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最让我亲切的一段描述,府南河的影子随着文字串到了眼前。虽然是700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商贾繁荣的景象却清晰可见。

要追寻马可·波罗的成都足迹还得从头说起,至少他在《游记》里一开头就印证了成都这个名字。2300多年前,蜀王开明迁都到此,“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名号沿用至今。于是,成都在马可·波罗脑海中划过了第一抹印记——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

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谢元鲁教授十分赞同我们的“出发角度”,是细节完整了这段历史的可信度,而这段细节就来自对河流的细化。今天,经过沧海桑田的河流仍然织网般地穿越着整个城市,数百年的变更虽然不再作为重要的交通要道,但流淌的文化依然能让人体味到历史的繁荣。

“马可·波罗笔下的成都与史料中记载的当时的成都十分相似,在某些细节上马可·波罗的叙述是完整的,例如,城市多河,河宽,船只来往频繁。”谢教授说,目前就马可·波罗来没来过成都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但他相信成都留下了马可·波罗的足迹。从马可·波罗对成都的细节描写来看,若不是亲眼所见,只是听说,他不可能将成都的河流描写得如此详尽。马可·波罗笔下的“大川”便是成都当时的锦江,锦江是成都文化的摇篮,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管是千百年前还是经济繁荣的现代都离不开锦江的滋润和抚育,故成都人又深情地称她为母亲河。

细画一座桥

“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顶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上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

数次到安顺廊桥都匆匆走过,从没细想今天的廊桥会是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笔下的那座大桥。

如今的安顺廊桥已是一座三孔仿古石拱桥了,虽然没有大理石的柱子可以让我们去寻找斑驳的历史,但留在成都历史上的“蛛丝马迹”却告诉我们,那座“大桥”也许就是以前的万里桥,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廊桥。谢教授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成都历史上确有座万里桥与“大桥”相似,在历史上万里桥不仅起着连接两河居民来往的交通作用,而且还是一个贸易往来的集散地,各地往来的商人拿各种商品在这里交换。

马可·波罗对这座桥的描写,与前面谢教授所说的用细节来体味他的成都行有些“暗合”。其实,这是马可·波罗用文字为我们画了一幅700多年前的“廊桥图”。从这幅“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成都桥兼备着“市场”功能,“摊位”紧邻桥栏,中间是“宽阔”的购物通道,空中架起的屋顶能挡风遮雨。不过,那屋顶不是浪漫的蓝色玻钢,而是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让人抬头就进入了“读图时代”。

织出来的历史

“居民以务农为生。城市中有许多制造业,尤其能纺制精美漂亮的布匹,绉纱或绫绸。”

“有人说《马可·波罗游记》是编故事,不仅来成都需要考证,就连来中国也需要历史论据。其实当时的成都仅仅是元朝大国中的一个小城,今天就连学生的历史教材也以其他城市为代表。”一位中学历史教师周晶晶向记者举例说,如果马可·波罗没到成都又怎么能了解到当时成都的生活、经济状态呢?

历史老师的举例是针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成都府和沱江”一节的,里面专门提到了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纺织工业”。单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描写的现状与历史是契合的。长江流域一带,丝、棉纺织业空前繁荣。于是,成都成了元代的“不夜城”———“千家万户夜灯起,机器轧轧满城市”。

发达的纺织业支柱着古老的城市,也让成都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繁荣在历史长河中也有“影子”。“满城市”的壮景现在是看不到了,但思绪里却总是自然的把今天的蜀绣、蜀锦和上面那段文字联系起来,也许美丽的丝线串起的就是成都丝织业的昨天、今天。
宝墩人点燃古蜀文明之火

世人都知道成都平原曾经有过辉煌的古蜀文明，谁会知道文明为何能在成都平原起源？它何时萌芽？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相比，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明在成都平原的起源时间远远晚于同在北纬30度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而在文明起源之后的800年时间中，文明在成都平原上竟然是停滞不前的。谁是古蜀文明的播种者？又究竟是谁阻止了古蜀文明的发展，令它停滞不前？

  成都平原能产生文明吗？

  4500年前的一天，一支部落正往成都平原进发。此时已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文明曙光已如星星之火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燎原。他们必须抓紧，因为另一些部落已经远远赶在了他们前面。

  同在北纬30度，赶在他们之前的是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5000多年前，他们便已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尼罗河流域垦荒。有意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恰恰认为上述三个地点都不能产生发达的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作《历史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一章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他说，黄河下游的中国祖先们，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比起长江流域，他们遇到了一种挑战，所以才创造了文明。“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生存的环境，例如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汤因比试图说明文明起源是磨砺的结果，而现在看来，汤因比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现在的考古发现显示：水土丰茂的中国南方也能产生出发达的文明，诸如成都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则早已被证明是古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环境与文明起源

  如汤因比所言，在长江流域，古人类面临的挑战要小得多。不过，安逸的环境恰恰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远古时期的成都平原便是如此，当时的平原森林茂盛，河流纵横，气候湿润，走兽繁多，颇适合安居。洪水常常淹没一些低矮的台地，泛滥给土地带来了必要的肥料。这是农耕经济起源的必备条件。

  35000年前或更早，“资阳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他们是一些远古人类，因为年代久远，后人几乎无法发现他们在平原留下的古老痕迹。新石器时代末期，一支叫宝墩人的部落也来到这里，这些远道而来的迁徙者穿行在大片的树木和湖泊之间，平原的平静生活由此被打破。这个部落开始按照自己意愿来改变成都平原：他们把石头磨成箭头，在尾部系上绳索来捕获野兽，捕获的猎物已经由生啖转为了火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比较固定，一个叫酋长的部落首领粗略地引导着他们的生活。

  宝墩人的拓荒生活或许并不特殊，然而，在文明史上，这种拓荒却代表着文明曙光。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说的文明，并不意味着宝墩人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程度，汤因比曾将古苏美尔人的拓荒喻为“地区文明”，文明的起源用来形容远古人类的拓荒和最初的社会形态。事实上，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在西亚，最适合农耕的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土地，古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定期泛滥，给土地带来了必要的肥料，河边芦苇茂盛无比。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些土著居民，然而，给美索不达米亚带来生机的却是古苏美尔人和闪族部落。他们在土堤上建立部落，排干周围沼泽的水，并创造了一套最古老的灌溉系统。而在北非与东非的沙漠间，则是埃及人的绿洲，骄傲的埃及人经常把肥沃、丰腴的国土与荒凉的邻国对比。尼罗河定期泛滥，保证了两岸土地的肥沃和高产。棕榈树、金合欢遍地密布，河边生长着大量纸草和莲。埃及人在这里拓荒，与许多东方古族一样，他们由许多民族构成，东非热带丛林中的土著部落可能是其主体，考古发现的古埃及人头盖骨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这几个相似的文明起源无疑能给后人一些启示。宜人的气候、水量充沛的河流、肥沃的耕地乃至葱郁的森林或植被是孕育文明的极佳条件。不过，相似的环境却往往有着不同的结果：宝墩人出现的时间比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晚了1000年左右。为何环境相似文明起源时间却不同？这个谜团，至今仍然无人能解。

  创造力与文明成长

  农耕的出现是此时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在汉代奇书《山海经》中，作者这样描绘古成都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可见成都平原谷类繁多，农耕出现颇早。而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培植出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动物也异常活跃：大象、长颈鹿、犀牛、野牛、野猪、羚羊、河马相处一地。在狩猎的同时，古苏美尔人也尝试家禽饲养，灌木丛中的野猪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

  中国史书说的“耕而为陶”，在世界范围内看来也行得通。烧制陶器需要用火，温度必须达到数百摄氏度乃至上千摄氏度以上，这是人类用火的一次大革命。陶器的出现，使文化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坚硬的陶器往往是考古学上的绝佳证据。宝墩人的陶器开口阔大，通常还有一些粗细绳纹作为装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黏土则是苏美尔陶工手中的优良原料，令人叹服的是，他们的陶器上竟然出现了鸟兽及人的图案，其创造力在陶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宝墩人、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并非只会辛勤劳作，他们还渴望获得某种神秘的力量，并认为这种力量掌握在天上的神灵和已死去的祖先手中，而祭祀则是获得力量的唯一途径。宝墩人曾经修筑了一座550平方米的太庙用作祭祀场所。上世纪90年代，宝墩人的太庙在郫县出土，庙的正中央等距离分布着5个鹅卵石台，台与台之间的距离为3米。这里无疑上演过成都平原上最为古老的祭祀仪式。古苏美尔人则通常将器皿、石珠、贝壳与死者一起埋葬，希望死后有个好运气。此时，古埃及人已开始制作木乃伊，他们对灵魂来世可以复生的信仰达到了惊人的迷恋程度，希望藉此保证身体的完整，以期待下一个轮回。这三个民族在时代上摆脱了蒙昧，自然和神灵却仍是他们的精神脐带。

  公元前4000年上下，苏美尔人掌握了黄铜铸造技术，这种神奇的金属给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来了新的气象。苏美尔人用黄铜铸造斧头、镰刀，并大规模武装军队，他们可能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金属部队。几百年后，黄铜铸造技术传至古埃及人手中，并迅速成为其新宠，他们的别针、针、鱼钩都用黄铜铸成。青铜也在公元前2000多年由苏美尔人炼就而成。此时的宝墩人刚刚迁徙到成都平原上，对于铜，显然还十分陌生。一个最新的观点是：在远古，由于青铜器的特殊功能和地位，一个民族必须想方设法控制矿产资源、运输路线、铸造技术和人力资源，才能保证青铜的产量，而这一切又促进了早期国家的形成乃至文明的发展。很显然，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青铜充当起了一个判官的角色。只有强大的部落和国家，才有能力拥有青铜。

  文明为何停滞不前？

  在青铜的巨大影响力下，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了一系列小型国家，他们之间战争不断，并互有胜负，战俘往往被充做奴隶。古埃及人则从国家伊始便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国王是神权和王权的绝对主宰。

  成都平原上的宝墩人却留在了酋邦时代，酋长仍然像一个大家长一样管理着整个部落。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古埃及出现后，促进了一系列的革新，青铜文明更加辉煌，它们也一跃成为青铜时代的代表。在文明的成长过程中，国家的统治力和作用显然远远超过酋邦，国家为文明的成长提供了一张温床。宝墩人却不能为文明提供任何便利。他们向青铜时代和国家的冲刺也终以失败告终。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宝墩人在成都平原上大约延续了800年。应该说，历史给了宝墩人足够的时间。然而，在这800年中，他们的工具并没有太大革新，陶器也仍然是过去的款式，铜迟迟没有出现。文明在成都平原上似乎停滞了很久，为何宝墩人没有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的创造力？也许，宝墩人居住的成都平原就是一个答案。

  成都平原无疑是宝墩人的纵容者。宝墩人没有为国家的产生提供温床，成都平原却是他们最好的温床。平原森林密布，宝墩人焚烧森林开辟耕地，一两百年之后，这里的土地便会走向贫瘠。然而，宝墩人不用革新手中的工具便可以继续生存――这就是迁徙。他们迁徙到另一块森林，这样的迁徙短时间内会让产量更高，宝墩人因之乐此不疲。从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到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村、双河村。迁徙，筑城；再迁徙，再筑城。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安静地驶过。

  宝墩人的迁徙之所以如此轻松，是因为在成都平原上，他们可能是唯一的拓荒者。古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从出现伊始就面临着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土地上分布着很多部落，每个部落占着一块土地，他们无法像宝墩人一样自由迁徙。土地的贫瘠使他们设法革新工具、改良品种增加产量。跟古苏美尔人一起出现的是闪族人，古埃及人则是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复合体――因为竞争，所以在发展。

  没有人去刻意阻止宝墩人和文明在成都平原上的发展，在一种安逸的环境中，他们自己丧失了锐气和竞争力。蜀道难，宝墩人曾经不畏蜀道艰难迁徙到成都平原，成为了孤独的主角。水土丰茂的成都平原让宝墩人创造了文明，又把文明扼杀在了温床中。宝墩人始终没有突破石器的限制，迈入到另一种先进的青铜文明之中。也许，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应该这样写道：安逸的环境无疑能产生文明，却有时令文明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