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木林风xp系统纯净版:张功耀：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第二部分：导致青蒿素成功的原因分析）

◇◇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　　将科学成就的荣誉归功于科学（第二部分：导致青蒿素成功的原因分析）　　作者：张功耀　　二、导致青蒿素成功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医并没有为人类征服疟疾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我曾经建议，让中医中药重新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在政府指导和严格监督下使用，不再由政府直接使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可以让那些闲来无事的中国文人去“粪堆里头啄珍珠”。正如检垃圾的偶尔也可以捡回一件金元宝一样，致力于“粪堆里边啄珍珠”的中医药研究者，说不定也可以从这个粪堆里边捧出个金娃娃来。　　但是，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抗疟这个领域，无论是古代中医还是现代中医，都没有为中医药研究者创造出“粪堆里边啄珍珠”的基本条件，有的仅仅是一些可供人们捕风捉影、水中捞月的概念术语和荒诞不经、险象环生的偏方、秘方之类。　　那么，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药物学家们，又是凭借什么取得了这样一项伟大成就的呢？　　一、机遇　　机遇之一：“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　　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中国共产党在“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之后，立刻给自己增加了“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打击受美国支持的南越吴庭艳政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支援世界革命”的实际行动之一。　　越南战争是紧接着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4年爆发的。当时，我们在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十分孤立，国民经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但是，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还是一再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毅然决然地为胡志明政权提供了粮食、交通工具、战争器材和人员方面的无私援助。1967年，原本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一年。就在那种极端混乱的年月，当我们知道越南丛林战争遭遇疟疾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依然上马了《5·23抗疟研究计划》。这就为我国在44年后的今天，摘取拉斯克奖准备了难得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科研条件。　　这个项目的“重大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知道，在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提升到“崇高的政治任务”的高度，一切都要为之让路。这种现象叫做“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国家体制，单从我国实际状况考虑问题，抗击“痨病”（肺结核）、营养不良、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脑膜炎、以及差一点提前要了毛泽东的命的支气管炎，等等，都不应当排在疟疾之后。就落实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的《6·26指示》而言，抗疟也不是最重要的。读者可能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发行过两部“反映医疗卫生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火热生活”的电影。一部是《红雨》，另一部是《春苗》。这两部电影均不约而同地将农民的“腰腿病”作为当务之急来写，只字未提“疟疾”。可见，如果不是越南战争，而是按照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承诺，“5·23抗疟研究计划”也是不大可能出笼的。　　机遇之二：中央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指导思想为抗疟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科研条件。　　中国共产党主政大陆以后，国际环境已经进入冷战时期，兵戎相见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缓和。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垄断了全部国家的或私人的资源，建立了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分别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资源和私人资源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管理模式。没有这样一个管理模式，《5·23抗疟计划》绝不可能得不到这样连续40多年的财政支持。毫无疑问，没有这样的财政支持，要完成这个旷日持久的研究计划，是完全不可能的。　　机遇之三：奎宁及奎诺酮类抗疟药普遍出现了耐药性。　　1933年，毛泽东曾经在福建得过一次“打摆子”病。起病之初，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给毛泽东用阿司匹林和氨基比林缓解发烧症状。因为“久疟不愈”，遂有曾经留学海外的何长工，为毛泽东弄了些奎宁，救了毛泽东的命。这个历史事实表明，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国人征服疟疾依靠的是“吃洋药”。到了40年代，也依然如此。京剧《沙家浜》写到了新四军伤病员曾经罹患“打摆子”。这个京剧故事编者明确暗示，当时为新四军治疗“打摆子”的主要用药，也是奎宁，不是任何别的药。　　奎宁用于治疗打摆子是从古代秘鲁流传下来的。17世纪的时候，这种疗法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了欧洲。　　从古代欧洲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征服疟疾的奎宁是天然奎宁。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直接采用金鸡纳树皮粉末。1944年，美国化学家伍德瓦德（Robert Burns Woodward）成功地实现了人工合成奎宁。奎宁的供应才有所改善。1947年，一度被忽略了的氯喹被重新发现，并开始用作预防和治疗疟疾。从那以后，征服疟疾的“武库”开始有了第二件武器。以后，药物学家陆陆续续再增加了10来件抗击疟疾的“新式武器”。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在泰国首次发现了疟原虫对抗疟药的耐药性。此后，诸如此类的耐药性报道越来越多。这种耐药性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加大至原标准剂量的三倍都表现出了治疗无效。于是，寻求新的抗疟药就为医学界续写抗疟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二、科学　　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曾经说过：“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依我看，巴斯德的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所谓“有准备的头脑”，是可以蕴含不同的目的的。有些“有准备的头脑”就曾经自始至终致力于不失时机地玩弄欺诈。　　中医骗子都是些“有准备头脑的人”。他们很会捕捉一切可能的医疗机遇玩弄欺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政以后，如何解决五亿中国人的营养不良问题，这个医学机遇被中医骗子抓住了，他们很快就推出了“鸡血疗法”。60年代末70年代初，脑膜炎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安全的主要流行病。中医又一次抓住了机遇。它通过卫生部这样一个官方口径，动员全国人民用贯众、枫树球、川芎烧火熏烟，再加上平常用鼻子嗅闻川芎，来预防脑膜炎。尽管这样预防脑膜炎完全无效，但它着实让中医骗子狠狠地发了一笔政治横财。2003年年初，SARS肆虐中国，并迅速蔓延全世界，中医又一次抓住了机遇，全体中国公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接受一种莫名其妙的草药汤，据说，喝了那种草药汤就可以预防SARS。这又使中医药发了一笔相当不菲的经济横财。就在2009年甲型流感肆虐的时候，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又一次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机遇，组织一干人等，向北京市政府争取到了1000万元的经费支持，编造了一个荒谬绝伦的“金花清感胶囊”欺世惑众。在人民群众一浪高过一浪愤怒讨伐中医中药的声讨中，这个项目没有让那些中医骗子再发政治横财，但是，他们所获得的经济横财实在不小。　　中医骗子用他们“有准备的头脑”，抓住一切可能的医学和营养学机遇，不失时机地“大露一手”“狠赚一笔”。可惜，他们太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这使得他们利用这些机遇所取得的“成果”，全都成为了“狗肉上不得正席”，“丑媳妇出不得家门”的东西。这些自欺欺人的“中医药成果”，只能用来欺哄那些不学无术，滥用职权阻碍国家进步的肉食者，并通过这些昏庸的肉食者，诈骗国家的财政资源。日益觉醒的中国老百姓，则已经不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不可及了！　　中医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研究中医必须恪守最起码的科学精神，是就是，非就非，不能为了一己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草菅人命。我多次说过，医学是人命关天的科学，决不能有任何敷衍塞责、马马虎虎、欺世盗名的动机存在。遗憾的是，这样的医学科学精神已经在我国变得黯淡无光了。　　但是，必须客观地指出，我国医疗卫生科技界的这个蜕变过程，并不是一次性地把裤子全部脱光的。　　为了重新弘扬科学精神，我曾经在课堂上放过一部电影，让同学们欣赏。这部电影就是1965年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制片厂摄制的《保护青蛙》。为了引导学生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去欣赏这部电影，我将这部电影与美国人拍的《动物世界》进行比较，提示同学们注意观察其中某些镜头的拍摄难度。　　读者不妨回过头去重温这部电影。　　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镜头是非常难得的。我提示同学们说，青蛙是一种容易受惊吓的动物，电影里边那些青蛙夜间捕虫，和看见树冠上的虫子而表现得无可奈何的特写镜头，是非常难以拍摄到的，其拍摄难度决不亚于美国人拍的《动物世界》。在60年代中期，我国的电影科普工作者能够捕捉到这些高难度的电影镜头，说明当时我国的电影科普作家，尽管遭遇了建国初期“重新做人”的思想改造，50年代中期“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和以“清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依然还有不少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并未彻底泯灭自己的科学精神，他们依然在那里坚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我相信，屠呦呦就是这样一些虽然历经了这些政治熏陶，却依然保守着自身的科学精神不动摇的少数科学家之一。我敢说，正是尚未泯灭的科学精神成就了屠呦呦。　　纵观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不难看到，它的全部研究过程完全符合药物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其中没有任何虚誉做作、夸夸其谈、敷衍塞责，而又不可一世。　　概括起来，青蒿素的发明进行了这样一些研究过程：　　第一步、文献搜集与整理。　　“5·23计划”立项以后，屠呦呦首先组织了抗疟的文献研究。这个研究过程，显然是为了寻求抗疟药建立可被实验检验的文献基础。为此，屠呦呦搜集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可供捕风捉影和水中捞月的“抗疟方剂”达2000多个，由此集成了《抗疟单验访集》一书，其中所包含的药草达640种。　　这项文献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屠呦呦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存在不少缺点。其中，最突出的缺点是，对古代抗疟文献缺乏起码的哲学和科学的批判。就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氛围，恐怕也容不得屠呦呦做这样的分析和批判。如前述，我国遗留下来的抗疟文献，绝大部分并不包含屠呦呦所要面对的那个“疟疾”，即malaria。但是，屠呦呦却良莠不分地将它们全部搜集在了一起。这样的文献研究是错误的。对于缺乏批判头脑的读者来说，这本《抗疟单验访集》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步、生物体外的抗疟实验研究。　　有资料显示，在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之前，我国其它药物学家曾经率先分离出了4万多种药物成分，在生物体外的抗疟实验研究中失败了。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宣布，她用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萃取了一种青蒿结晶，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了这种结晶对疟原虫100%的抑制率。这一成果，迈出了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一步。　　第三步、人体实验　　疟疾是一种人类疾病，在其它动物中没有传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报道过其它动物得过疟疾。因此，青蒿素的生物体外抗疟能力，能不能在生物体内有效，必须直接进行人体实验。这个实验带有某种赌博性质。但是，由于有“青蒿一握”的记载做基础，这个人体实验的安全剂量，相对来说是清楚的。令人惊喜的是，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效果在我国云南省进行的人体实验研究中，居然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严格而科学的证实。　　第四步、写出青蒿素的分子式和结构式　　据有关文献报道，写出青蒿素的分子式和结构式的，不是屠呦呦，而是周维善。周维善不仅写出了青蒿素的结构式和分子式，而且还成功地人工合成了与天然青蒿素具有相同抗疟效果的青蒿素。它反证了周维善写出的青蒿素的分子式和结构式的正确性。迄今为止，我国中医界那些“狗肉上不得正席”的“重大成果”和“世界性的突破”，都不曾做到了这一步。　　第五步、接受全世界的科学检验　　中医评价自己的“医学成就”是依据他们自己杜撰出来的“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好”的评价原则进行的。这个医学评价原则，完全否定科学，从根本上蔑视人类智慧。它以自以为是作为“真理的标准”，以胡说八道从事“理论创新”，以玩弄愚民“培养群众基础”，以投其所好拉拢政治官僚，获得政治优势。其所作所为，蕴含了许多损人利己的罪恶勾当！一切负责任的医学家和医学哲学家都应当起来，对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好”医学哲学群起而攻之，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这种欺世盗名、伤天害理的医学哲学！　　与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好”的医学哲学不同，青蒿素的发明人坚守基本的科学规范，以全世界通行的科学方法下结论，并公开接受全世界的科学检验。　　青蒿素的分子式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符合这个分子式的化学物质可以抑制疟原虫，这个结论也向全世界公布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人对这些研究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发表质疑。青蒿素研究小组的所有成员，至今也没有任何人发表过任何有关“不容置疑”的辩解。2006年，青蒿素的可致疟原虫耐药性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为了抵消疟原虫的青蒿素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方法。对此，青蒿素研究小组当中的所有成员，都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　　我想，正是这样一种敢于面对世界，敢于接受一切可能的科学检验和科学质疑的精神，使得青蒿素的发明彰显出了科学的光辉。　　三、运气　　并不是所有科学问题都能通过纯粹理性取得。即使像数学那样逻辑严谨的科学，也不是完全理性的。这恐怕就是直觉主义数学学派得以兴起的原因所在。这就是说，即使在数学这样需要严格理性的科学领域，运气也可能是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前面我已经论述了，中医对于人类征服疟疾来说，并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参考。在中医典籍中，不仅疟疾的概念非常混乱，针对这些疟疾的用药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这种混乱，特别造就了中医生自以为是的狂妄。几乎所有的中医生，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指责别人是“外行”，自己是“里手”，至于他究竟“里手”到了何种程度，中医生自己始终缺乏判断能力，也一直拒绝别人对他做出判断。　　屠呦呦搜集整理的中国古代“抗疟”方有2000多个，涉及用药640多味。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伤寒论》才113个方剂。《本草纲目》收入的方剂是11000多个。2000个方剂相当于《本草纲目》所收录方剂的六分之一强。此外，《本草纲目》收入药物1896种。640种“抗疟”药，相对于《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药物数量的三分之一强。笔者学习中医读的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是明朝龚廷贤编定的《药性歌括四百味》。这400味药被认为是从古到今最常用的中草药。用卫生部的概念说，它相当于中医药的“基本药物”。640味药，显然已经超过了中医生常用药50％。屠呦呦要从这2000多个方剂和640味药里边，找出真正具有抗疟效果的用药来，把它形容成大海捞针，丝毫也不涉嫌肆意夸大。　　屠呦呦说，她的实验依据出自《肘后备急方》卷三之《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据查，《肘后备急方》总共收录“抗疟”方有43个。其中，青蒿治疟方并不是葛洪认为最有效的。据葛洪的记载，最有效的治疟方是“抱雄鸡方”。其记曰：“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　　我不知道屠呦呦是否对这个“抱雄鸡方”进行过检验。如果用纯粹理性或完全理性的方法，从中医典籍中寻求经得起全世界检验的抗疟方，这个“抱雄鸡方”应该被排在实验研究的最前列。但是，我想，只要不是对中医典籍痴迷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都不会去傻乎乎地拿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经验方”去做实验。这样一来，在汗牛充栋的抗疟方当中，究竟选择什么方剂和药物做实验？先做那些实验？后做那些实验？就得依据屠呦呦的直觉判断能力去碰运气了。　　《肘后备急方》记载的第一个治疟方是鼠妇方：“鼠妇，豆豉二七枚，合捣令相和，未发时服二丸，欲发时服一丸。”　　鼠妇，俗称地虱婆。用它与豆豉共捣，然后做成丸子，能不能抗疟？屠呦呦是否做过鼠妇抗疟实验？如果屠呦呦不用这个方剂做实验，她的舍弃理由又是什么？对此，我们至今无法知晓。　　摆在第一的方剂，屠呦呦不进行实验检验。葛洪记载为“无不瘥”的方剂，屠呦呦也不进行实验检验。偏偏拿一个既没有排在最前面，也没有记载最有效的“青蒿方”做实验，而且一举成功。这恐怕只有用“个人运气”才能进行合理的解释了。　　运气并不意味着宿命。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基本素质的人，断不可能在科学领域取得任何成就。但是，科学进步过程当中的非理性因素毕竟存在，因此，在同等条件下，运气终究还是能够成就一些人的。据此，结论已经十分明显：在机遇和科学诸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屠呦呦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判断能力，舍去了许许多多完全不必要的研究工作，从对黄花蒿有效成分的萃取中获得了最难得的运气，终于使她成为了中国药物学界唯一一位享誉全球的佼佼者。(XYS20111109)◇◇新语丝(www.xys.org)(xys5.dxiong.com)(www.xinyusi.info)(xys2.dropi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