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强制重启:上海铜仁路的韵味

上海哈同花园
日期：2008-08-25     来源：《园林》     作者：沈福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曾显赫一时的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渐渐衰落了。终于到1955年，被一座也曾经红极一时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即如今的上海展览馆）所取代。从此，哈同花园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
哈同花园，首先须说哈同（1849～1931）其人。哈同，犹太人，全名叫雪拉斯·阿隆·哈同，又名欧司·爱·哈同。到了上海滩，为迎合中国文化，自取别名“明智居士”。哈同出生在巴格达，他排行第三，后来跟随其父经商到印度的孟买，并入英国籍。哈同于1872年到香港，第二年便登陆上海滩。当时他几乎身无分文，成了个穷光蛋。因为他的舅父认得老沙逊，因此就进了沙逊洋行做看门的，后来又任“跑街”（专在外面办货、收帐或联系业务的人）等职。由于他聪明勤奋，所以到了1869年（清同治八年）便任新沙逊洋行大班（经理）兼营房地产部业务。他继续努力，毫不懈怠，所以深得上司的信赖。但从这时起，他便通过放高利贷的形式，开始涉足房地产业了。
哈同于1886年与上海的一位女子罗迦陵（原名俪穗）结婚。罗是一个法中混血儿，自幼文秀聪慧，喜爱文学，后来哈同花园命名“爱俪园”，正是此“俪”，加上哈同自己名字中的“爱”组合而成。
1881年后，哈同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后来又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他的名气在上海滩一天天响起来了，而且从此也开始财运亨通。终于到了1901年，哈同自以为时机已成熟，所以就独自经营，成立“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上海近代有许多的里弄房子，都是他所经营的。当然，在此期间他也不放过其他行当，如鸦片生意，也给他带来巨利。
有了钱，就要化钱享用，所以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哈同便购地筹划建造花园。此园位于静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规模甚大，面积达300亩。此园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建成，曾被人们称之为“海上大观园”。
哈同花园真可谓“大观园”，其中亭台楼阁、山石池水、奇花异木不计其数，相传有八十三景之多。建筑及其他设施，形式可真谓丰富多采，更是中西杂揉，例如，引泉桥的栏杆是用西式铸铁花洛可可式，桥身花纹则是水泥粉刷的；侯秋吟馆是日本式建筑，但在居室四周却绕有阳台，为殖民地式；听风亭的屋顶是中国宫廷式的，但其柱头却是古希腊科林斯式的；涵虚楼仿江南园林中的楼阁形式，边上长廊有漏窗、美人靠栏杆；天演界戏台则精雕细刻，仿中国传统厅堂形式。在园内还兴办学校，聘请名人雅士，收藏文物，出版书刊。哈同还在园内宴请军政工商各界，召开赈济救灾大会，甚至为革命党人聚会借一席之地，给清代遗老避居以僻静之室，使这里又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场所。当时冯国璋（1857～1919）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六年9月，首次发给哈同一枚“四等嘉禾章”。徐世昌（1855～1939）任大总统期间，给他颁发一枚“三等文虎章”、二枚“二等嘉禾章”，一枚“三等嘉禾章”，一枚“慈惠章”。总计他在1917年至1924年间，共获得北洋政府所颁发的奖章12枚，还有勋位三个。被当时政府誉为“器宇恢宏，才识卓超”，真可谓不可一世。
在哈同花园内，雇佣大批园丁，还有成衣匠、理发师、司机、厨师、佣人、丫头、太监、和尚、尼姑等，最多时达200多人。由于哈同没有亲生子女，所以收养了许多养子养女，有洋人也有华人，如养子乔治·哈同、养女罗馥贞。这些子女都居住在花园中过着享乐生活，如同小姐、少爷那样。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之父庄惕深曾在园中“苍圣明智”学堂任教，为罗迦陵所赏识，遂由哈同夫妇作主，将养女罗馥贞许配给他。
哈同于1931年6月19日病逝于上海。逝世时财产不计其数，其不动产有：土地近450亩，在沪房屋达800余幢，其中包括住房500余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等。还有动产、金银珠宝、古画、墨迹、雕刻等文物不计其数，据英国领事署估算，其总价值达400万英镑以上。上海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用在哈同头上太合适了。
哈同夫人罗迦陵于1941年去世，如上所说，他们夫妇无亲生子女，但有不少养子养女，由于人多，财产一时分不均（有“哈同遗产案”），正值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日军却获巨利，而且还将这座花园作为兵营，毁坏甚多。后来又遭火灾，真是雪上加霜。抗战胜利后，此园已彻底衰落了。数年后更荒芜不堪，只剩下断垣残壁，几乎成一堆废墟。上世纪50年代初，在此建“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建成），从此这座上海近代最大的园林已无踪影，只留下一些照片和文字资料。
出乎意料 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背后的成全者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8-24

徐悲鸿与蒋碧薇
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他的父亲徐达章公工于书画，靠卖画鬻字养育着三子三女。徐悲鸿是长子，9岁从父学画，17岁时父母为他娶亲，他因不满这门婚事而离家出走，后来仍被父亲抓回来结婚。两年后，徐悲鸿不愿被家室拖累，来到上海，潜心学画。徐悲鸿在吸收西方绘画技巧后，他创造出了自己的风格，尤以画马突出。他与年长自己37岁的康有为成为忘年之交，也是因为画马。
客居上海的徐悲鸿，生活过得很窘迫。最穷的时候，脱下布马褂，当过40个铜钱，赎时付了14个制钱的利息。
一天薄暮时分，徐悲鸿见路上有许多人围着一幅广告在指手画脚，便踮脚一看，原来是犹太人冒险家哈同征求仓颉的画像，欲高悬于哈同花园的“仓圣明智大学”，以此来附庸风雅。徐悲鸿了解到犹太人哈同虽是个外国人，但崇拜中国的孔子和仓颉。哈同在上海创办了仓圣明大学，聘请康有为、王国维等有名望的人来任教。这次特意征集仓颉画像，待遇也开得十分优厚。徐悲鸿有心应征，回去便马上画了一幅“四目仓颉”，把仓颉描绘成一位大智大勇的四目灵光的神人前去应征。
哈同立即请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等人前来鉴定。众人看过，皆十分赞赏。康有为更是见画睹人，在心里暗暗叫绝，赏识有加。于是，徐悲鸿便被优待住进了哈同花园。
在此，徐悲鸿结识了王国维等人，并通过自己的学识和优秀的品格成为他们的座上宾。康有为器重徐悲鸿的艺术才华，也常常邀请徐悲鸿到辛家花园康宅，并拿出珍藏的中外名画供徐悲鸿欣赏、借鉴，教授他书法，鼓励他去日本考察。
此时的徐悲鸿，与上海大同学院教授蒋梅笙之女蒋碧微，在哈同花园一见钟情，已双双坠入爱河。
徐悲鸿由父母包办的原配夫人，当时已病逝故乡。但蒋碧微早在13岁时，已遵从父母之命，与苏州同乡查紫含定了亲。查紫含的父亲曾是宜兴知县，又与蒋家是世交，退亲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恋情也迟迟不敢公开，有时连约会都需要朋友帮忙才成。徐悲鸿和蒋碧微为此甚是苦恼。
得知此事，饱读圣贤之书、满脑子封建礼教的康有为却出人意料地热心，可能因徐悲鸿的才华爱屋及乌，在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恋爱问题上康有为很是通达，常常安排两人在自己的住宅——辛家花园的后园相会。
1917年5月，徐悲鸿决心与蒋碧微一同去日本。康全力支持，并鼎立资助，又多次登门，说服了蒋碧微的父亲蒋梅笙。后来还精心策划，先让徐悲鸿躲进辛家花园，“失踪”数日，临行前蒋碧微才从家里化装潜出，留下“遗书”，诈称“自杀”，随后与徐悲鸿会合去了日本。
已知内情的蒋梅笙，只得伪称女儿“暴卒”，还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安厝于苏州某寺，并在《申报》上登了爱女病逝“讣告”，以掩盖其“家丑”。
在徐离开上海前夕，康有为还挥毫写下“写生入神”四个大字，赠徐悲鸿留念，鼓励他学业有成。只是，对于自己费了这么多心思才促成的一对有情人，最终却劳燕分飞，不知康有为是否也与其他人一样，有着些许遗憾。
毛泽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
新闻来源：新华网  　更新时间：2009-10-7 10:42:38

青年毛泽东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