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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为什么死亡？

李正山

中国文化为什么死亡？

问题或许过于尖锐，过于沉重，过于悲观，过于得罪当局，但即便如此，也必须提出来加以讨论。在轮廓上，中国文化还存在，在内容上，中国文化已经退隐。有文化外形，无文化体质，中国文化已经固化为一尊外表炫目但已无生命力的蜡像，仅可观赏而已。蜡像化、橱窗化、点缀化、刻板化、失神化、官僚化是中国文化基本现状。

其一，信仰救济。信仰是先天性的，信仰是前置的，信仰是一种非现实教义，至上崇高，在文明出现之前就给定了是非对错标准。但是，中国原发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信仰几乎为零，被迫信仰后置。中国文化没有灵魂性，只有实用性。中国文化灵魂不足，是中国文明的先天缺陷。因此，未来是非对错标准将以道德方式来判断，但道德权威并不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官僚，官僚成了信仰。信仰后置产生的信仰官僚化，就是问题的根源。

由于原发文化实用主义化，所以，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干枯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断头文化，实用文化，无脑文化，有身板，无首脑，文化灵魂先天不足。中国文化满足于本能需要，中国文化没有高级需求，中国文明难于高级化。例如，人们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些生理层次的本能需要，而这些本能需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很好解决过，但中国人却不能进行深入思考，反问原因，往往只对暂时的吃饱饭满心欢喜，因此，中国文明既不能高级化，也永远解决不好本能层次的低级需要，只能长期处于低级文明状态。

由于文化断头，信仰归零，发展低级，满足实用，灵魂不足，中国文明不会发展成为一种高级文明，只能永久保持本能文明状态，其间，只能用难以计数的五花八门技术技巧发明来表示出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而事实上，中国文明源远但不流长，博大但不精深。中国文明有数量、无质量，有初级、无高级，有文明、无神明，有内容、无发展，有本能、无智能，肤浅而不致远，低疏而不高瞻，既让人骄傲，又让人惭愧，文明匀度差、起伏大，文明缺陷突出，文明痛苦过大，文明优势难继，最终会落后，而被人超越。

中国文化是利益文化，文化为现实利益服务，文化是现实利益的装饰品，而谎言是最好的利益文化，所以，谎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谎言文化。但谎言文化是一种低级文化，动物和植物都有谎言表现。谎言文化反映了中国文明的长期低级特色，是中国文化灵魂不足表现。

中国文化存在信仰源头缺失问题，但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办法来化解人的内心需要。这是一种被迫的信仰救济行为。但这种信仰救济是弥补性、临时性、可变的，不带有根本性，解决不了人的灵魂需要。因此，具体的信仰行为表现杂乱、随意和不确定性，并且常常以风俗代替信仰，各信各的，互不干扰，又可互相窥伺，缺乏共同的一致信仰目标，形式上获得了信仰自由，实际反映了人的内心空虚和寂寞，反而表明了人们对共同信仰的急切期待与渴望心理。这种杂而不同的信仰模式是中国儒、释、道能够混同一庙而不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是，这种信仰模式并不表明文化包容，或宗教多元，或信仰自由，只是通过杂乱信仰、茫然信仰、随意信仰这种方式反映了中国文明罹患了不可医治的信仰饥渴症，即反映了人们对共同信仰的急切期待与渴望。信仰饥渴症是中国传统文明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先天缺乏灵魂的民族，是一个不断需要信仰救济的民族，也是一个信仰杂乱、信仰易变、信仰无恒、信仰易受干扰感染、缺乏信仰主题归属的民族。没有共同信仰就抽象不出共同精神，没有共同信仰就凝聚不出共同力量，没有共同信仰就描绘不出共同方向，没有共同信仰就走不到超级历史高度，没有共同信仰就只能以各种现实利益来做导向。这是中国人不团结、一盘散沙、照顾血缘裙带关系、自私内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治逻辑的根源。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中国文化演变成了官僚文化，更加实用主义，更加脱离信仰，问题更加严重。秦汉大一统专制制度的施行，之前保留的些许神话元素也随之湮灭或改变，从此，信仰的灵魂性彻底丧失了，中国文化也彻底没有了灵魂，中国文化无可挽回地完全走向了信仰官僚化，成为一种没有信仰、只有利益的断头文化。借助信仰后置机会，儒家抢先给信仰官僚化做了定位，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接着法家又提出了“以吏为师”的补充，而其他不同时期、不同人物、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也表达出了信仰官僚化思想，如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辛弃疾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信仰官僚化思想。

信仰官僚化，即意味着权力主宰一切，权力变成了灵魂，权力成为一种公共信仰，但这种权力崇拜与权力信仰天然是实用主义的，变幻莫测，没有灵魂性，没有恒持性，最终难以成为真正的信仰，只是变成了服务官僚需要的信仰工具。例如，谎言就是最常使用的信仰工具。所以，信仰官僚化反而造成了信仰空虚，容易产生信仰危机，并由此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信仰难题，即要么信仰再创，要么信仰引进，信仰救济成了中国一直需要解决但至今没有解决的重大基础性历史问题。信仰源头缺失与文化灵魂贫乏，给中国带来极深影响。信仰救济成了一种历史常态，一种历史病，一种文明病。信仰再创与信仰引进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直到今天，中国仍然面临着相同的信仰困境和信仰难题。

信仰是文化的灵魂，排斥信仰就是扰乱灵魂，长期排斥信仰导致文化死亡。没有信仰，生活就少了一项内容，历史就多了一种缺陷，文明就多了一种痛苦，社会就多了一种问题，发展就少了一种机会，未来就少了一种方向，行为就少了一种标准。没有信仰，文化是不可能繁荣的，也不可能发展，更不可能走向自新。没有信仰的文化只能走向实用低俗，没有信仰的文化只能不断恶化邪化。离开信仰谈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毫无意义，浪费时间。信仰是文化的根部，是文化的大地，是文化的托盘。如果信仰根部腐烂，信仰大地荒芜，信仰托盘空虚，文化生长什么地方？撒落什么地方？依托什么地方？汲取什么内容？一片信仰沙漠必是一片文化沙漠。今日中国就徘徊在信仰沙漠里，饥渴难耐，快要渴死了。若救济不及，中国文化必定死亡。

信仰不一定是上帝，但上帝是抽象的信仰符号。上帝是文化之眼，信仰是文化之心。上帝之眼被蒙住了，信仰之心被取走了，文化还能活吗？文化还有生机吗？信仰死了，文化就死了。信仰复活了，文化就繁荣了。打开上帝之眼，恢复信仰之心，文化不请自来，文化不繁自荣。

信仰在前，文化在后。信仰与文化的逻辑顺序无法改变。文化是信仰开出的花朵。好信仰开出好花，劣信仰开出毒化。无神论就是无文化，无神论就是无精神。有神论就是有文化，有神论就是有精神。无神论必然导致文化沙漠，有神论必然导致文化昌盛。倡导文化，必须尊重信仰，必须转向信仰，必须去掉无神论，必须回归有神论。汉唐两宋如果没有佛教的引入，道教的兴盛，只有实用主义的官僚儒学，会产生中国文化高峰吗？信仰表面空灵，实质导向人类，提升精神境界，推动文明走向历史高度。没有空灵的信仰，文化永不会繁荣。汉唐两宋时期，在佛道二教熏陶下，有限改良了孤单的官僚儒学，局部克服了信仰官僚化弊病，改善了精神结构，终于把中国文化推向了高峰。历史虽然没有假设，但是，若非佛道二教及时的信仰救济和关怀引领，没有信仰引进，没有信仰再创，仅凭实用主义的官僚儒学，古代中国是不会出现文化高峰的。信仰救济改变了汉唐两宋时期的中国文化。

其二，代际断流。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是官僚文化。官僚既是文化的来源体、创造体，又是文化的承载体、消费体和支撑体，更是一种信仰。文言文、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休闲娱乐、科学技术、人际交往、教育考试、艺术鉴赏、宗教信仰等等，都是围绕官僚产生。在传统时代，多数官僚都是文化满身，都是社会示范，更是信仰标准。或诗词歌赋名噪一时，或音律书画誉满一方，或文章国策洋洋洒洒，或骑马射箭武功盖世，都有自己一绝，形成了中国官僚文化模式。但这种文化模式有一个致命弱点，即文化与官僚生死同体。官僚死，文化死，官僚活，文化活，官僚变，文化变。由此不难看出，官僚文化天然是一种带病文化。官僚文化天然排斥人民，天然排斥文化自由，天然具有反人民性、反社会性、反自由性，多变无恒，捉摸不定。官僚与人民不仅政治对立，文化也对立。中国文化就是官文化，严重缺乏全民性，没有文化自由，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缺陷，也是中国文化发生危机的直接根源。官僚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公共信仰源，当传统官僚群体消失了，或腐败了，名誉扫地，而现代官僚群体又没有文化继承能力，一塌糊涂，文化载体垮塌了，文化就会断流，信仰危机随之而来。传统官僚文化满身，现代官僚文化贫穷。传统官僚有文化模式，现代官僚没有文化模式；传统官僚信仰良好，现代官僚信仰低劣；传统官僚文化成功，现代官僚文化失败；传统官僚道德文章，现代官僚腐败连篇；由此产生了文化代际空白。文化载体垮了，文化根基动摇了，社会信仰倾覆了，直接逼死中国文化。

其三，民间继承失败与西方文化影响。官方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禁止文化自由，背离文化基本属性，严重堵塞了民间对文化的自由继承。在官僚文化已经失败前提下，民间继承是唯一途径。但是，民间继承必须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绝对的文化自由。然而，这个前提条件并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所以民间继承失败就是必然。文化本性自由。官方把文化锁定在意识形态牢笼里，致使民间丧失自由继承权利，无法完成文化继承，更无法实现文化创新，迫使社会交出文化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死亡后的空间只能由西方文化填补，因为西方文化已经成长为全球强势文化，没有办法拒绝。西方文化抓紧时间，迅速占领了中国，尤其在影响巨大的娱乐领域，中国文化只是点缀，没有主角地位。在文化上，年轻人知道西方，却不知道中国，对西方感兴趣，对中国没兴趣。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官方政策，既扼杀了自己，又帮助了西方抢占中国。若从传统文化保护角度看，现行的中国文化政策无疑是在帮倒忙。民间继承失败和西方文化占领，中国文化必死无疑。

其四，中国文化无法拯救，拯救无益。中国文化是官僚文化，没有信仰，没有灵魂，没有主导，没有自由，没有希望，只有白痴，只有混乱，只有利益，只有专制，只有绝望，因此，无法施救，无法帮助，同时，拯救徒劳，拯救无益。没有信仰的文化类似人体脑死亡，躯体活着，其实人早死了。现在的中国文化就是活着的死亡这种状态，无可拯救了。

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放弃文化拯救行动。中国早已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的向导了，只是在政治上不愿承认而已。例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但不是西方主流思想文化，我们以西方非主流思想文化为指导，在选择上是错误的，结果必然与西方主流思想文化背道而驰，有害无益。因此，这种选择反而造成了在文化上无法实现有效合拢衔接的信仰困境，扩大了信仰官僚化，加深了信仰危机。目前，这种导向式的文化选择只有口号、主观愿望和政治文件，没有实际效果。要知道，口号和主观愿望产生不了实际作用，政治文件不能代替实际生活，更不能产生信仰选择，反而积聚社会反感，增加公共抵触情绪。

中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宣告中国传统文化死亡。一方面，借马克思主义之名，重新走上了文化专制主义道路，丧失文化包容，丧失文化自由，丧失文化多元，变得更加低级无聊，更加狭隘自私，更加冷漠荒芜，加重信仰危机。另一方面，官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反而普遍丢失传统文化，自断根基，自绝传统，出现大面积的文化荒芜，导致文化断代，文化恐慌，文化载体垮塌。在文化专制主义压迫下，文化体温冷却下来了。文化没有了温暖，内心更加冷酷，更加恐慌，更加无情，更加无聊，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也更加腐败。传统官员的文化体温是37°，现代官员的文化体温要么是冷血35°，要么是发烧40°，都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要命温度。现在的官员，几人有文化？几人有文章国策？几人敢文章国策？几人敢先天下之忧而忧？几人敢铁肩担道义？几人敢公正廉明？几人有冲破牢笼的勇气？几人不腐败？几人不肮脏？几人不堕落？几人不灰心？几人不痛苦？几人不冷酷？几人不自私？几人不无聊？现在的官员，既无文化，又无骨气，更无道德，加上社会无自由、无信仰、无方向，文化怎么支撑？怎么发展？

应当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错。好比毒药，不吃就没有错。亦如屠刀，屠刀没有错，是拿刀的人错了。更何况，毒药和屠刀还有其它功能，不能因为它是毒药和屠刀就贬得一无是处。作为一种思想，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可以讨论，可以批评，可以交流，但不能责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不是兼容与否问题，而是内容根本不同，无法实现沟通衔接。我们以之为指导思想，就是自服毒药、自举屠刀、自掘文化坟墓的行为，不能怪在马克思主义头上。中国人吃错了药，后果应当自负。

现实情况是，我们既向往西方，却又不敢公开接纳西方主流思想文化，不敢承认这种真实的内心渴望，更不敢采取实际接纳行动，以根本改变中国现实危机。今日中国已经没有汉唐时期接纳佛教思想的文化胸襟。时代既失去了包容性，又站不住脚，歪歪斜斜，杂乱无章，内心痛苦，只好使用专制大棒进行钳制打杀，大发政治淫威，而文化只好匍匐在官僚淫威下，唯唯诺诺，沦为官僚花妓，让官僚想抱就抱，想搓就搓，想揉就揉，想抛就抛，中国文化早就失去了尊严。文化认同俗乱不堪，文化属性自相矛盾，文化体貌不伦不类，文化尊严灰飞烟灭。这样的文化，拯救何益？中国文化已经无法拯救了，即使拯救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意义了。中国文化母体，主体消失，零星存在，将来西方主导，已成定局。呜呼！除了汉语，我们已经没有中国文化了！即使保卫汉语，也不能保全中国文化！呜呼！中国文化，为什么死掉？

其五，文化从心，自由发展。文化的本质是自由，文化的向导是信仰。文化只有内心，没有固定模式。信仰再创，或信仰引入，恢复信仰崇高，实现信仰转移，就是不二选择。

在大一统政治专制和大一统文化专制压迫下，中国自古就失去了文化自由，被迫把文化载体集中在官僚身上，导致文化与官僚生死同体现象发生，导致信仰官僚化。没有文化自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是文化失败的总根源。文化不能从医学角度看待。病害文化不是病害身体，病害身体或可救治，病害文化无法医治。对病害文化，与其拯救，不如放弃，放弃是最好出路。传统的官僚文化已经消失，现代官僚又没有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化模式，中国文化失去了支撑体，文化代际处于空白状态，文化失败与文化断流就是必然，最好办法不是医治，而是放弃，是彻底放弃。以文化自由为方向，不规定文化模式，让自由引导文化，让文化从心，自由发展，放任发展，放弃官僚文化，放弃官僚信仰，走向自由文化，走向全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好出路。自由拯救中国，自由拯救文化。专制毁灭中国，专制毁灭文化。

2011年11月9日

作者：四川泸州合江白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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