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法桌面图标不见了:家族意识对当代中国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

主题：从家族意识角度分析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制度变迁方式的作用，家族意识对制变迁方式影响作一些未来预测。
主题词：家族意识、制度变迁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渐进式的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到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再逐渐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杨瑞龙），在每个制度变迁方式中都带有中国浓厚的家族色彩，尤其在后两种制度变迁方式中，表现更为突出。在中国这块具有深厚的封建小农思想底蕴，具有几千年家族制的土地上，家族意识对中国当代的社会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工业发展两方面阐述家族意识对中国当代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
血缘是天生的。血缘的天生性、非选择性，使得任何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置于某种血缘关系网络中。而家庭、家族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从社会学角度定义：家族是由家庭内父子轴血缘关系扩展和世代聚居而来的。由于聚居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使得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对自己所属的这一血缘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心理认同，并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家族意识。家族意识就是指家族成员对本家族的认同感，族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亲近及关怀意识，它是同族成员的光荣意识和共同利益意识。
中国的家族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春秋以前的宗教式家族制度，第二阶段：从魏晋到唐代的世家大强式家族，第三阶段，宋以后的祠堂族长工家族制度，无论在哪个阶段，家族制度都有某一些共同的待征，归纳集中为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等（王沪宁）。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对家族制度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沪宁在其著作《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中把家族制度所受现代的冲击简单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村落家族文化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中受到了多次冲击，其成份、结构和基础在不断削弱；第二、中国社会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先从乡村地区开始，因而乡村地区自现代以来发生了大幅度变革；第三、土地改革改变了乡村的土地关系，在这个漫长的变革中，阶级意识进入了血缘家族的范畴；第四、合作化创造了不同于家族共同体组织的组织形式，第一次将绝大部分农民组织在跨家族的集体组织中；第五、人民公社?quot;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的组织的地位于作用，自己以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体系，家庭的功能大大被削弱；第六、改革以新的承包制为组织形式改变了社会体制的结构，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同时，使家族文化开始复苏。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家族除了以上所表述的特性外，演变出了一些新的现象：第一、家族成员个体得到充分发展；第二、血缘的关系受地缘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少；第三、家族意识已广泛渗透到农村工业的变革和发展；第四、家族群体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家族族员这种复杂的相互连带意识使同族成员密切相联系、相互支持、相互提携，在面临共同压力的情况下，表现为极强的凝聚力和外应力。这种特有的凝聚力，使家族在获利机会时，能够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家族意识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规范，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换、合作的交易费用，为制度的变迁提供了条件。
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家族意识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命根子---土地的改革，它同时促进农村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一、 庭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得益于家庭意识的历史沉淀
70年代末发端于安徽凤阳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带有很浓的家庭意识，发起者成员大部分是同村同姓的家族成员，为了摆脱贫困，在政府不允许的状况下冒着坐牢的危险自发地掀起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并延续至今的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使这一制度得到蔓延和推广，直至到最后的合法化，也离不开中国农村家庭意识长期的沉淀。已有浓厚的家庭意识，广大农村才会接受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初虽然政府不允许的制度，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各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才会顶住各种阻力（主要是联产到组的旧体制），纷纷效仿，并取得良好效果，逐渐引起政府的重视，促使政府开始进行试点推广，最后得到法律上的认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的土地政策。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已有家庭意识的长期沉淀，证明了现有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减少了新制度的产生、执行成本以及政府与农户之间达成合约的交易费用，诱致新制度的产生并使其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推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家庭结构由紧变松，家庭职能由多变少，家族意识逐渐淡漠，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开始受到影响。如沿海发达地区，很多农民已把大部分精力已不再放在土地上，希望土地能够交给某一专门群体来经营，科技的发展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现代农业也需要规模化经营，而家庭意识逐渐显示其对新制度的产生的阻碍力量，在全国，尤其是沿海一带，对家庭经济来源的承担者来说，土地已根本无法满足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谋求其他生路，如打工、做生意、办工厂等等，但是，当他们在从事其他行业时，还得惦记着家里的土地，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投入到土地上，尤其是那些在外地发展的打工仔、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每年都得为农忙而投入很大成本和丧失许多机会，而对农业的投入肯定是很有限的，但由于家庭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强烈影响，他们很难放弃自己的所谓的命根子，最终导致农业和其他行业发展的成本，并强有力地阻碍着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假设大规模化生产的农业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农村的工业和商业现代化需要家庭制度和家庭意识的支撑，个体户、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与家庭意识紧密相联。
改革开放之初，一小部分具有经商意识的人率先做起生意，办起工厂。他们在率先致富的同时，由于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强烈影响和共同利益的驱使，主动地带动身旁的人，尤其是家族成员，为他们提供资金，无偿或低价为家庭成员提供商业机会和信息，涌现出许多"眼镜村"、"五金镇"、"橡胶县"等地域性行业的现象。家族意识为个体户、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减少了很多成本和交易的费用，私营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使符合国情需要的私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诱使国家退出许多新的制度和政策，如今几年退出的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方针政策。
从具体的角度看，家族意识促进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改革之初，我国江浙一带，从一开始涌出许多形形色色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由于当时推行"以计划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制度，这些企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不具有法人地位，所以，其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与企业不具有法人地位的矛盾，极大影响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资信和商誉，引致极高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费用，家庭工商业者以支付一定费用的形式挂靠集体企业，挂户经营的方式虽然解决了家庭经营的法人资格问题，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外部性行为：所挂靠的企业，无法有效监督挂靠户的经营活动，无从制止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从而使法人企业的利益受损，等。这些外部性行为加上家庭企业交易活动的细小性，使市场规模和范围扩大带来的交易费用，急剧增加，家庭一些所挂靠法人企业同时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国家利益，企业高效率带来的内在"经济"被交易费用增加的外在"不经济"所抵消，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都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减少外部性，节约交易费用，鉴于当时的政策和制度，农民开始从家族成员里和信誉高的亲近朋友里寻找合作伙伴，家族成员之间的高度信任，给合作带来了可能，并为合作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不具备法人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当他们各自拥有正当的资金、技术和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合作才能使这些资金起到规模效应，而在农民的心里，首选的对象是亲情关系的家族成员（当然有存在例外）。这主要是因为相互之间的信任，减少了合作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股份制合作经济的成长提供肥沃的土壤。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也离不开家族意识特有的凝聚力和高度的信任感，许多股份合作制企业，由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合作成本的提高，甚至导致合作的终结。
家族企业的合并为集团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有的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原先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规模化，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开始联合起来，而家族企业的合并，其成本和费用相对较少，涉及到的产权和股权问题可以经过"私了"而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是，家族意识同样束缚着新型制度的产生和推行。唯亲任用的用人制度大大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家族之间的高度信任感限制了合作的范围；家族的高度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自由选择规律。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家族意识影响股份制的推行和发展，有些家族企业虽具备股份制企业所需的各方面条件，并且从企业效益角度出发应该采取这一模式，但因为考虑到家族的因素（如把企业拆分给几个儿子等），不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模式。
家族意识特有的凝聚力和高度的信任感，使家族在获利机会出现时，能够成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在家族意识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规范和制度，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换、合作的交易费用，于是改革之初，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向需求诱制型变迁方式转变过程中，具有类似企业组织性质的家族对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家族意识带来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强有力地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地作用于历史，即使在当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地存留下去，与无形之中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家族意识就是这样，它不仅在过去、现在，而且还在将来，都将对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参考书目：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
王琢、许浜著：《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版
王沪宁：《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版
王晓毅、朱成堡主编：《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
山西经济出版1996版
段晓峰：《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