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欧是国内外战略调整良机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2011年10月29日，就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赴北京访问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刊发名为《中国将来驰援？》的文章，指出雷格林此行仅仅是一个交易的开始，“中国绝对不是一个‘无声’的金钱来源，但是对欧洲而言，作出许多政治交换，就不是在吸引商业投资了。也就是说欧洲很难再宣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是令人放心的投资品。”《经济学人》清楚地说明，如果中国来购买欧债不是一次商业投资，而是一种政治援助，这才是欧洲对中国所需的实际。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经济学人》的前瞻性，G20巴黎峰会，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表达了对欧洲的殷切关心，另一方面也绝口不提是否会购买欧债，救援欧洲。更为明确的消息来自财政部和人民银行，11月2日，两大核心经济部门的高官同时喊话，“中国尚无救援欧洲债务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一表态，实际是清楚地给出了一个模糊未定的可能。在G 20峰会的公报中，人们并未发现具体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应对措施。11月4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政府解散，11月9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宣布将辞职。这清楚地表明，这次危机已经不再只是经济危机，而是一场政治危机。救援欧洲，不仅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政治买卖，对于欧洲自身而言，也同样是一场政治谈判。

    通过对外援助增加战略收益

    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就像中文危机一词一样，危险永远与机会相伴。在中国国内各种问题矛盾纠结不清的时候，如何参与欧债救援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选择，但就像其他问题一样，中国所有的国际战略选择又和国内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寻求救援，对于欧洲来说并不陌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援助就发生在欧洲，1947年开始的马歇尔计划历时四年，援助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约等于现在的1300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援助，最后带来了战后欧洲的复兴。当然援助他国对中国而言，也不是陌生的事情，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海外援助》中统计，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提供海外援助的资金达到2562 .9亿人民币。遍及五大洲，161个国家。而且中国对外援助实际上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在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仍然开展对外援助，其中就包括1960年无偿援助几内亚大米一万吨，援助阿尔巴尼亚小麦1 .5万吨。这种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对外援助根源于冷战的环境。以政治态度来确定对外援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的得失或人道主义进行考量。这样的援助看重的不是通过援助，确定未来的实际战略收益，而是着重于政治立场上暂时的一致化。比如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持续最长时间的对外援助，从1950-1974年共计24年，花费无数。从最后实际的战略利益来看，实际中国得之甚少。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更是如此，中国累计援助阿尔巴尼亚近100亿人民币，但是更多的是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一定支持，在实际的外交战略上，并没有太大的收益。而且这种援助也没有形成有效的长期战略关系，不管是越南还是阿尔巴尼亚，在后来都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最终交恶。

    国际社会，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从根本而言，还是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原则。美国虽然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但是这并没有使得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放弃任何美国利益可以扩张的机会。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成功地把美元推进欧洲。成为国际结算货币。同时通过具体的项目合作，使得美国在欧洲各国长期驻军，确保了美国力量的长期海外存在。这些都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扩张。中国想要真正崛起，就必须要学会通过对外援助确定自己的战略目的；增加自己的战略收益；扩张国家利益。这一课是无法避开的。

    援欧对中国而言是战略机遇

    客观而言，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事实上提供了中国参与欧洲事务，同时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战略机遇。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如何通过援助欧洲确定自己的战略利益是最为重要的。很大程度上，援欧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政治博弈。对于中国而言，要弄清楚自己能有的底牌是什么，可以获取的收益是什么，对方能作多大程度的让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刘作奎强调，“欧洲人实际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出中国人，对于中国而言，实际上唯一拥有的就是手中的外汇储备。”他认为中国实际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全面担负起援助欧洲的重任，对中国而言，量力而行非常重要。

    从战略利益上讲，中国参与对欧洲债务的援助是有利益空间的。从中国的实际利益而言，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也有其实际需要。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实际是需要欧洲的经济恢复，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重新平衡。全球化时代，实际上中国是无法独立于任何全球性的危机之外。哪怕我们不介入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但是资本自主的流动是无法抵挡的，假设金融危机之后，欧洲资产去杠杆化，资产价格下跌，形成的资产套利空间自然会吸引资本的流入。

    事实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已经从2008年不到250亿美元跃升到了2010年的680亿美元。为中国资本寻找出路，也需要中国能以国家形象层面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就指出，对中国而言不是救援不救援的问题，而是如何参与的问题，“不是在国家层面，就会是在商业组织层面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所以在欧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由国家出面整合各方资源，拓展战略空间，为中国企业开拓欧洲市场开路。(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王建伟则在国际战略关系上指出，中国有援助欧洲的必要，“援助欧洲展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自身难保、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支持欧元也是对美元霸权的一种制衡。”特别是中国握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时候，适度地撬起欧洲的力量，对于防控自己的金融风险也有帮助。

    借机实现国内战略和制度调整

    那么如何参与救援，对于欧洲应该提出何种战略条件的要求，这个才是中国在准备援欧之前最需要考虑的。刘作奎认为可能的方向是在承认全面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国际间的摩擦上做文章是比较可能的方向，更为可能的方式是让欧洲首先放出让步信号，中国展开援助才有意义。

    中国有过冷战时代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经历，也有改革开放之后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但是对于发达地区援助经验是缺乏的，特别是在参与处理经济危机的经验其实为零。事实上，援助发达地区，不是为了获取自然资源上的回报，而更可能的是获得国际市场支配能力的回报。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可以效法美国当年实行马歇尔计划确立美元在国际清算收支领域的领导地位，以人民币参与欧洲债务的处理，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能力。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实现这样的战略预期。赵锡军则提出质疑，人民币目前依旧是金融锁国的政策，目前属于不可兑换的货币，此种状况下，以人民币来参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处理显然是不现实的。赵锡军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推动，更多的需要在商业领域内被广泛接受，如果没有商业领域内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单纯依靠政府推动基本是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预期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可以想象，中国以人民币援欧，要求欧洲方面接受人民币的话，中国能进行相应的国内政策调整，形成相应的市场机制，能够让人民币资金发挥相关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成功开展马歇尔计划，其内在条件是美国国内的稳定开放的金融业基础，美元的自由流动、自由兑换，证券市场开放安全，这些国内机制与马歇尔计划援欧相结合。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美国这样的国内基础，但是战略机遇不可错过。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人民币援欧的机会，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开放。人民币进入发达地区，事实上就要求国内金融市场能进一步和国际金融市场整合。如果放弃这样的机遇，实际就可能耽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机会，也同时错过深化国内金融改革的机会。

    故而对于中国而言，恰当地运用这次援助欧洲的机会，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其实是较好的选择。就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而言，国内金融改革和国际化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不可偏废。充分抓住国际战略机遇调整国内的发展战略，利用欧洲资金匮乏，大胆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加强国内制度改进。必须明确，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之时，欧盟亟须外来资金援助，美国自身无暇东顾的条件下，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其主动权是操之在我。如果错过时机，等到全球经济恢复，美欧元气恢复，再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受到更多的约束。到时如果再开展人民币国际化就相当被动，无法自主根据需要调整国内各项金融措施，而可能更多要看他人的脸色行事。日本当年在自身泡沫经济高企、欧美经济波动之时，未能抓住机会，拖延日元国际化，同时也没能及时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最终泡沫经济崩溃，欧美复兴之时，被迫按照别国要求开展金融改革，丧失主动权。前车之鉴，不可不戒！(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南都评论记者 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