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快递输单员在家兼职:魏都平城、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18:38:21
[评论随笔]魏都平城、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
这是赵忠格先生的新作，先生边写，我边发、大家边读。
历史视野以一种比较的方式向过去铺展开来，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
阿诺德•汤因比
[摘 要]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毁废，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分裂、迷信、黑暗和充满挣扎与变化的中世纪。与此同时，地球另一端东方的北魏王朝却在步入辉煌，并从魏都平城走出了大唐盛世；另以“太和改制”为“分水岭”，华夏文明在中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领跑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
中世纪前后的四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种族攻伐”，“胡搅蛮缠”。这种历史现象东西方皆然，不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具有关联性和同构性。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在人民（黄巾）起义和蛮（胡）族的侵扰血洗下，先后分裂为东、西罗马两个帝国和北魏、南（刘）宋两个王朝，即所谓的“东西共治”和“南北并峙”。从《洛阳伽蓝记》：“自葱岭以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描述和云冈石窟第9.10窟前的罗马柱以及大同地下出土文物看，古罗马、君士坦丁堡与魏都平城之间的交往是密切和频繁的。这正说明了当年的地区间发展是相互关联和互为影响的。
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专家学者们的解释足有210种之多，但我以为，匈奴人和日耳曼人的劫掠是其最直接、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既然匈奴人和日耳曼人是西罗马帝国的“掘墓人”。那么，同样发迹于“匈奴故地”的鲜卑拓跋人为什么没有尾随北匈奴西徙，更没有“乘火打劫”血洗欧洲呢？又为什么他们会致力南下，主动汉化，并且用自己的身躯筑起捍卫华夏文明的血肉长城呢？我认为是文明使然，是鲜卑拓跋人倾慕、向往、追寻和创新华夏文明的结果。
“城则盛民也”，居住在平城的古代先民们不只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奉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和创新力。使这座城市更加生机勃勃，繁荣昌盛。魏都平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座标，公元5世纪是魏都平城世纪。鲜卑拓跋人了不起。小民族办大事。鲜卑拓跋人的贡献不仅仅在华夏，而在全世界和全人类。
[关键词] 种族攻伐；胡搅蛮缠；人类文明；城市兴废
上 编
魏都平城（公元398年——495年）
引 言
由于传统史学研究着眼既往，线性分析，训诂般、孤立静止地，更没有或很少有与同一地球上其它国家与地区相关联地、互动地看待问题；也由于正统史学研究的偏见，每每谈起北方少数民族南进不是空叹亡国之悲愤，就是大骂“虏狄”之残暴，大汉族主义、情绪化分析、非理性思索，导致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被重视，更难说对其历史功绩有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北魏王朝的历史作用就被矮化和低估了。其实，看不起少数民族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猥亵。况且中国纯粹的汉人能有几个？本文希望通过对魏都平城和古罗马及君士坦丁堡三座城市兴废的研究，为北魏王朝正名，为鲜卑拓跋人请功，进而寻找中世纪以来辉煌将近千年的华夏文明的真正源头。“天可汗”李世民血液中流淌着鲜卑人的血，大唐王朝有着众多的北魏因子。叱咤中国数百年的武川系军人，当年都是些给北魏帝王们牵马拽蹬的中级军官。他们都喝过魏都平城的如浑水（今御河），有的就是喝这里的水长大的。这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承认的历史事实。其实“大汉”到“大唐”中间应该有个“北魏”。可惜史学家们往往叱之为“虏魏”，一字之差使中国的史学大家只能屈指可数。可惜、可叹也可悲。悲不在杰出史学家之少，而在人类认识轨迹的偏差，所以也很可怕，……。
一、北魏是个疆域辽阔的东方大国
大同，古称平城，曾经是北魏帝都，历六帝七世，立都长达97年（公元398至495年）。魏都平城是由鲜卑拓跋人一手建设和经营的，北魏王朝励精图治，把它打造成了“四裔往还极盛”的国际大都市，它也地灵人杰把北魏王朝推上了繁荣昌盛的顶峰。魏都平城则在公元5世纪“一枝独秀”，引领了中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人们普遍认为：由鲜卑拓跋人建立的北魏与南朝刘宋政权相比较只是个小王朝，其实不然，它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名符其实的东方大国。论疆域，北魏王朝包括整个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以黄河为界，后来扩张至秦岭、淮河，进一步跨有淮南之地。有州133个、边镇12个、郡527个、县1465个（《魏书•地形志》）。臣属部族范围：西至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以西，东至库页岛，北至贝加尔湖以北，南至西藏。论人口，在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魏书•地形志》）。西晋太康年间，全国共有户245.984万，口1616.3863万。（《晋书•地理志》）北魏正光年间则有户491.964万，口3232.7726万，是西晋时全国人口的两倍。当然，这也是个大约数。实际上人口比这还多，因为当时的奴婢、僧尼、杂户、内迁胡人是不入（民）籍的。如果把这些人也加起来，估计北魏社会实际人口不会低于3500万。（《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而与北魏王朝隔着黄河对峙的南朝刘宋政权有户906870，口约4685510，仅仅是北魏王朝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时人庾悦也曾说：“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北魏王朝无论疆域和人口都远远超过南朝，也超过其它东亚、中亚诸国，是当年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国强国。
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资料：我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5959万，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5648万，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1616万，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4601.9956万。（12世纪初我国总人口即过亿，18世纪末猛增至3.1亿，1850年达到4.3亿。）通过以上统计可知，北魏王朝人口数已经超过汉王朝总人口的一半。另也可知，从西晋太康元年至隋大业五年的三百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3000万，平均每百年人口增长一千万。而这三百年间特别是后二百年，正是北魏王朝的建立、发展和繁盛时期，所以北魏王朝对我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功不可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要知道，公元3世纪前后，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地区，当时的人口密度已近80人/平方公里。随着“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北方人口逐渐减少。但是由于北魏王朝采取了“与时休息”政策，特别是在“太和改制”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进入繁荣发展期，部分南迁人口开始回归；再加上“宗主督护”下的隶农隐蔽户口现象的减少，人口的真实状况逐步显现，所以出现了北魏时期的“人口井喷”现象。另查，南朝史籍中关于人口数量的记载，“不仅远不如秦汉，也远少于北朝，而且越到后期人口越少，及于陈朝人口数仅为200万。究其原因，实同南朝人口之大量隐匿私注官吏家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第六章注）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8 16:02:13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个被逝水淹没了的王朝，在和欧洲那些中世纪的城市比较后，北魏、平城会还原它们的本色，相信这部书稿会让大家耳目一新，重新审视那些我们心灵中被遗漏的片段。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09:24:31
1、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
罗马和平时期（公元前31—180年），“罗马城就有约100万居民”。（《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第一章）。“公元450—650年，世界上最大的而后来衰落了的都市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大约有50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而当时魏都平城人口足有百万之众。理由是，不算当地原住民，仅从外地迁往平城的移民就有14批次，150万人之多。（见朱绍侯《北魏徙民表》）以我粗略估计，城市人口至少有30万，郊甸人口大约70多万。就城市人口而言，当时平城与罗马城不相上下；比君士坦丁堡多出两倍。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帝国的心脏。它地处意大利中部一个叫拉丁姆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小山丘，当地人按照血缘关系，分别聚居在山丘上，以后逐渐形成村落。后来为了抵御外侮，七个村落联合起来，称为“七丘同盟”。这便是罗马建国之肇始。古罗马最初没有城墙，大约到了“王政时代”后期，即公元前六世纪时，才在这七个小丘周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资防守。所以罗马城曾被称为“七丘之城”。至于罗马（Rome）名称，则以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罗慕洛命名。
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旧称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临土耳其的博布普鲁斯海峡，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当欧亚交通要冲，扼黑海之门户。公元330年至1453年期间，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首都之一。据《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本统计：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有2座剧场、4座巴西利卡（公众集会大厅）、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3道沿街柱廊、5座粮仓、8条高架水渠、14座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贵族宅邸。还有比我们云冈石窟晚建100多年的索比亚大教堂。这座教堂是被东西方世界共同景仰的“神圣智慧堂”。站在索比亚大教堂前，不能不感叹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大帝国的雄伟气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现有人口1700万，是现在大同市人口的5倍。而在1500年前，它的人口仅仅是平城（古大同）的一半。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大！君士坦丁堡当年人口比平城少，原因是其地形不如平城宽阔平坦，粮食全凭用船只从外地运输，客观上限制了它的人口发展。
都市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古代都市是奴隶制国家的首府，在奴隶制国家兴盛期，估计它们的居民曾达10-25万人。尼尼微在公元前650年有12万人，巴比伦在前有25万人，孟菲斯有10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随着世事变迁，城市有兴有废。到了公元十世纪时世界上只有十座大城市。科尔瓦多（在今西班牙）人口45万，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也是最繁华的城市。我国的开封人口30万、君士坦丁堡人口30万（比公元五世纪时有所下降）、吴哥（在今柬埔寨）人口20万、京都（日本）人口17.5万、开罗人口12.5万、巴格达人口12.5万、内布沙尔（在今伊朗）人口12.5万、艾尔哈萨（在今沙特阿拉伯）人口11万、安希尔瓦达（在今印度）人口10万。又据资料统计，罗马帝国除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以外，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安提俄克等东部城市里。但当时帝国的城市都比较小，尤其在西部，“大部分城市都只有不超过5000的居民，比今日的多数学院要大些，但比多数综合性大学要小些”。（《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此外，欧洲的城市大多数出现较晚，如佛罗伦萨、马赛、奥尔良等都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出现的，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上万人就算大城市了。到了13和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20万人。难怪马可•波罗惊呼元代时的大同是“一座美丽和伟大的城市”。
2、平城与国内其它城市的比较
我国的城市发展较之西方为早为快为大。公元二三世纪，我们的洛阳和长安就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中心了。洛阳号称“居天下之中”“阃域中华，道路辐辏”，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东汉时，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60年，但至汉末董卓之乱“烧洛阳城外二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到“永嘉之乱”，“自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北魏在平城建都时，洛阳依然是“城阙萧条，野无烟火”，衰败不堪达近百年。直至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后洛阳才又开始繁荣。长安，地处关中，河出四塞，雄据之势胜于洛阳。也是由于“永嘉之乱”，匈奴刘曜攻陷长安，将城内洗劫一空。史载：“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刺成林”。到刘裕破长安，“城内夷晋六万户，徙其百工技巧等民户而南”，自此后沦于荒残达110年。直到西魏和北周时才复以为都，方又繁荣起来。另外，成都虽“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左思《蜀都赋》）但在晋末经巴氐李氏之乱，已经“郊甸未实，都邑空虚”。（《晋书•李焘载记》）而此时的魏都平城却已“引沟穿池，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这时的洛阳、长安和成都已经没办法与魏都平城比美了。至于素有“天下之腰脊”之称的邺城，“其地北接涿蓟，南通郑卫”，十六国时期虽然后赵的石虎曾自襄国移都于此，但“冉闵之乱”，导致诸羌胡互相杀戮，饥饿死亡者众，邺城残遭毁坏。北魏王朝对该城也加修缮，曾经考虑移都于此。但孝文帝不同意，认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没有皇帝的重视，其繁荣是没有保证的，当然也就难与平城争雄。
北朝城市如此，南朝城市又如何呢？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南方尤其长江沿岸和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些墟市、草市、“夷市”（武昌）和“獠市”（岭南诸城）的市场网络，以后渐次发展为城市。诸如京口、广陵、吴郡、会稽、山阴、宣城、毗陵、余杭、东阳、新安、义兴、广州、番禺等以及南朝北境的寿春、襄阳、江陵等等。迨至六朝，也曾形成了以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四个城市为中心的扬州、荆州、巴蜀、岭南四大城市经济区，从而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这些城市或城市群落正处于初建或发展时期，其规模都不算大，与平城自难相比。说平城的当年恢宏，仅一座云冈石窟就能证明。
3、南朝的都城——建康
建康（今南京）亦名建业、建邺，原名秣陵，在汉代是扬州丹阳郡下属的一个小县，自三国时孙权建都于此，人口繁盛，商贾云集，逐渐兴盛起来。左思在《吴都赋》描述：“开市朝而关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星转毂，昧旦永日”。反映出吴都建康，沽贩云集，店肆林立，士女如潮，交贸相景的繁荣景象。及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在众多居民中，“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下》）。梁（公元502年至公元557年）是萧衍建立的，统治区域与南齐略同。历四主，五十六年。梁在建康立都时，“户二十八万”，如以每户四口计算，则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城市人口过百万，与北魏平城同属华夏大地上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但梁末侯景之乱，建康受到很大破坏，及王僧辩破侯景，“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南史》卷80《侯景传》）。
有必要指出的是，侯景乱梁前夕，人心浮动，此时士民对汉族政权已经绝望。南朝境内“豪家富宅，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诏）破产农民生活无着，纷纷出家当和尚，“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又据《宋书•周朗传》言：“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归国家矣。”“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资治通鉴》武帝太清元年）已经成了当年南朝士民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南朝民不耻生，政局动荡，前景暗淡，尤其精神颓废，气象腐败。虽然有几篇后世足道的诗文传世，但诗词曲赋并不是文明的全部，文明发生了问题，难免会出现政权更替。所以建康虽好，但是败象已现，尤其精神气象难与魏都平城相比。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甚为可惜。历史永远不会同情弱者，这是本文故意不将建康与平城相互比较的主要原因所在。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6-29 09:37:15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6-29 09:57:28
魏书中的讲西域各国，地理基点都是代都平城。
草原帝国中与法兰克帝国对比说北魏放弃自己的首都，放弃自己的优良传统迁都，汉化。其实这是一种无奈。平城所在的代地。自然条件太差，非常干旱，寒冷，比起中原自然条件差太多。不迁都经济，自然，经济压力都会非常大，而法兰克帝国却用不着迁都去罗马。这就是中国北方的蛮族永远游牧，长期停留在落后生产水品，永远要南下中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环境。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10:27:59
作者：麻烦赶快看 回复日期：2010-06-29 11:34:3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16:28:26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30 09:19:13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平城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自平城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络，平城建成了各国人民物资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发挥着国际城市的特殊作用。”前田正名给当年的平城冠以“国际城市”的头衔是公允的，但我以为还不够客观。因为平城是座都城，除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之外，更多的是政治活动，诸如藩邦属国进贡朝贺等等，“四裔往返极盛”，所以平城更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北魏是个我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问题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朝代。孝文帝说过“人主处心公平，可使胡越一家”。可谓中国古代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高成就。“主贤客来勤”。定都平城百年间，平均每年总有两至三批贡使前来朝贺，“贡使络绎，不绝于道。”藩国使臣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珍宝名产，还带来歌舞雅乐。“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表，於是和歌者九十人。”（《魏书•皇后列传第一》）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临幸的灵泉池就在平城北的方山脚下。通过上述文字描述，主属间狂歌劲舞，祥和欢快，乃至山呼万岁，声犹在耳。北魏的泱泱大国风范尽显，平城成了各国使臣追慕和向往的中心。
1、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 汉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泛指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广大地区。近指葱岭以东而言。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初通西域，汉宣帝始置西域都护，以后各代中原王朝与西域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亚、欧海运畅通前，横贯西域的大路长期是东西往来的要道，便利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西域号称有三十六国。
大宛 在今塔吉克共和国费尔干纳盆地，都城贵山城。这时的大宛国内有“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蒲桃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晋书•大宛传》）北魏称大宛国为破落那国。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50年），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和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破落那国国王先后五次派遣使节来到魏都平城访问，并馈赠方物。其中太延三年与和平六年这两次，都向北魏皇帝赠送了汗血马。
者舌 都城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该国派使节来平城聘问，从此以后使节往来不绝。
悉万斤 其都城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太和四年（公元480年）、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该国先后十次派遣使节来魏访问，增献方物。在正始四年一年中有两次遣使来朝。
栗特 即古代的奄蔡，一名温那沙。住今里海。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栗特国使节来平城访问，并赠方物。太武帝灭北凉，在攻取姑臧（今甘肃武威）后将在凉州做生意的栗特商人收容至平城。到文成帝太安三年（公元457年），栗特王遣使来魏，请求将这些商人放回。北魏王朝慨然应允，优礼送归。献文帝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孝文帝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和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栗特王又曾先后三次派遣使节访问平城，馈赠方物，北魏朝廷回赠许多礼品，彼此间交流得以加强。
大月氏 其部族原居我国甘肃河西一带。汉文帝初年，因受匈奴压迫而西徙至新疆伊犁河流域。北魏太武帝时，大月氐有商人贩于京师平城，自称“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在平城就近采矿并熔铸之，铸成的琉璃“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太武帝诏令其制造能容百余人的“行殿”。即成，“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上述文字生动地记叙了大月氏商人在平城传授制造琉璃技艺的整个过程。另从其致使“琉璃遂贱”和“光泽乃美於西方来者”的文字看，平城当年就连琉璃建材也从“西方”运来，可见平城与西域或比西域更远的西方国家之间商业贸易之频繁和贸易品种的多样性。
大月氏贵霜王朝 由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贵霜部落建立，其鼎盛时疆域从今天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曾经拥有人口百万，士兵二十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首都布路沙布罗（或译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唐代高僧玄奘西游时还曾听闻贵霜帝国。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北魏朝廷曾派取经使节宋云、惠生等到达富楼沙城。
作者：zaiwangpo 回复日期：2010-06-30 09:24:07
菜鸟免进谢谢。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30 16:08:37
作者：家住孟津河 回复日期：2010-06-30 21:37:48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1 09:42:23
据《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记载：“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师、栗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大约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公元435年至440年）上述诸国就已经派遣使者来朝魏都平城了。鄯善（古称楼兰），距离魏都平城七千六百里。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国王曾派其弟素延耆来平城皇宫入侍。于阗国，“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连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太平真君年及天安、皇兴间曾遭蠕蠕侵伐，“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请求北魏王朝出兵保护。献文帝“虽欲遣师，势无所及”，由此生隙。当北魏王朝派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回返时，于阗国王借口出于安全考虑而将波斯国回赠北魏王朝的驯象及珍物扣留。献文帝闻言大怒，责成韩羊皮讨回。从此后于阗国“每使朝献”。悉居半国，故名西夜国。“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来献，自使贡使不绝。”车师国。其王居交河城。“世祖初，始遣使朝献”。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车师王车夷落上书：“人民饥荒，无以存治……思归天阙，幸垂赈救。”北魏王朝曾开焉耆仓放粮救济。正平初，该国王遣子到平城宫入侍。自后每使朝贡。龟兹国，“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 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大获驼马而还。”“自后每使朝贡”。姑默、温宿、尉头等国均役属龟兹。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北魏太武帝在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派遣董碗出使其国，“后每使朝贡”。疏勒国，曾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时派遣使臣至平城送来释迦牟尼袈裟一件，“长达二丈余”。文成帝“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於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观者莫不惊骇，心形俱肃”。悦般国，“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所谓“幻人”乃是玩魔术、耍杂技者。北魏太武帝看后被深深地迷住了，“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
萨珊波斯帝国 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公元226-242年在位）於224年起兵，226年破泰西封，取代安息统治，建了新的波斯帝国。阿尔达希尔的祖父名萨珊，所以新王朝又称萨珊王朝（公元226-642年）。其国都仍在泰西封。泰西封住于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公元762年，阿拉伯人政治中心转移到巴格达后，泰西封逐渐衰落。萨珊波斯帝国向西扩张势力时，与罗马帝国争斗不断，从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初的200年间里与罗马发生9次战争。曾于公元260年（魏陈留王景元元年）国王沙普儿一世生俘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公元363年（东晋穆帝升平四年）沙普儿二世又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东罗马皇帝朱利安受重创致死。
中国早在汉代就与波斯是重要贸易伙伴，魏晋之后曾因我国内乱而一度停止贸易。到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萨珊王朝遣使来华，恢复了固有关系。从文成帝至孝明帝70余年间，波斯遣使来平城和洛阳有10次之多。其中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波斯“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表达了波斯与北魏长久良好相处的愿望。《洛阳伽蓝记》还记录了，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系“波斯国胡人也。”北魏也有人远赴波斯经商。如河间王元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他还有许多来自域外的珍奇宝贝，“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除文献记载外，近几十年在内地曾经出土大量的萨珊王朝银币和银盘等物。如在清理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古塔废址舍利石函中，发现波斯萨珊王朝耶斯提泽德二世（公元438-457年在位）时期银币四枚、卑路斯（公元457-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37枚。上世纪70年代，在大同城南工农路北侧清理一座北魏建筑遗址时，出土波斯八曲银洗1件、鎏金刻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1件、鎏金高雕交足铜杯1件、鎏金镶嵌高足铜杯1件及石雕方砚1件。鎏金刻花银碗高4.6厘米，口径10.2厘米。敞口、束颈、弧腹，腹部以“阿堪突斯”叶纹划分成四等份，中部有一圆环，环内有一男子作扭头状，高鼻，大眼，长发披颈。1989年，在大同的天镇县平远头村发现49枚波斯萨珊银币，直径2.0-2.3cm，厚度为1.05-1.8cm，重量为3.5-4.2克，平均重为4克。银币正面是卑路斯王头像，背面纹饰为袄教祭火坛。估计埋藏年代应该不晚于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和年间。又据《文物》1983年第8期《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萨珊银盘》记录：银盘高4.1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4.5厘米，盘面为一幅狩猎图。中间是一个伊朗人脸型留络腮胡的中年人，所带帽饰由九颗圆珠组成，脑后有两条萨珊式飘带。身前后有3头野猪。北魏封和突墓年代为正始元年（即公元504年）。位于大同城西的小站村。上述文物经过夏鼐等多位先生的研究，确认它们都是公元四五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物品。说明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北方及魏都平城与波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么地频繁。
作者：江东书生 回复日期：2010-07-01 10:20:56
“北魏正光年间则有户491.964万，口3232.7726万，是西晋时全国人口的两倍。当然，这也是个大约数。实际上人口比这还多，因为当时的奴婢、僧尼、杂户、内迁胡人是不入（民）籍的。如果把这些人也加起来，估计北魏社会实际人口不会低于3500万。（《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而与北魏王朝隔着黄河对峙的南朝刘宋政权有户906870，口约4685510，仅仅是北魏王朝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时人庾悦也曾说：“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北魏王朝无论疆域和人口都远远超过南朝，也超过其它东亚、中亚诸国，是当年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国强国。”
---楼主似乎记错了吧。如果是以黄河为界，那南朝拥有河南、山东、淮北的人口密集地区，再加上逐步开发起来的南方，如此良好的地理条件人口居然只有北魏的七分之一？北魏人口密集地区只有河北跟关中的话凭什么总人口是南方的七倍？如果以淮河为界，那倒是有那么点可能。不过与北魏以淮河为界的是南齐不是刘宋吧？
作者：说谎0_0 回复日期：2010-07-01 11:25:2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1 16:02:46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7-01 16:46:16
作者：googlekim 回复日期：2010-07-01 16:48:1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2 09:22:58
天竺五国 魏晋南北朝时，印巴次大陆（今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境内）建立有许多国家，其中北魏王朝与天竺五国（今印度）的关系最为密切。印度，在中国史籍上最早称为“身毒”（《史记•大宛列传》），自《后汉书•西域传》始称“天竺”，所以“天竺”是古印度的别称。古印度范围很广，曾经出现过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以及一些版图并不大的小国家。沙门慧超遂有“五天竺”之称（东、西、南、北、中）。据《魏书》记载，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四年（公元503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先后五次遣使访问魏都，并馈赠骏马、金银、佛牙等珍贵礼物。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正始四年以后5次派出使节，奉献方物。犍陀罗国王在接受宋云所持北魏皇帝诏书时，“坐受诏书”。理由是：“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读书，于理无失。”宋云也没办法。犍陀罗式佛教艺术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 ，云冈石窟建筑风格受其影响很大。南天竺的国王婆罗化曾遣使献骏马和金银。东天竺盘是国（在今孟加拉）在北魏时也曾多次派遣使臣到京城访问并赠献方物。位于今克什米尔境内的 宾国，与北魏交往较早，自太武帝正平二年（公元451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先后6次遣使访魏，贡献方物。其它如阿喻陀、罗婆、婆罗捺、阿驹、可流、伽比沙、胡密、伽秀、弗菩提、婆比、佐越、伽使密、康国等许多国家都曾遣使来朝。由于使节频繁往来，搭起了双方国家间相互往来的桥梁，加强了平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秦 关于北魏王朝与大秦国之间的往来，因涉及其都城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故在后边详加叙述。
史书对于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史臣曰：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
3、北魏王朝与海东和东北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与北魏同时期的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今首尔以南）新罗和任那四个国家，北魏与高句丽和百济关系密切。在北魏王朝举行大型朝会活动款待外国使团的名单中，列在首位的是南朝使团，高句丽使团则在第二位。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六月，高句丽王高琏派遣使者安东奉表贡献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於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后贡使不绝，岁致黄金2百斤，白银4百斤。高琏骑墙与北魏敌国北燕和南朝时有所通，“世祖怒，欲往讨之”。后认错，“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表示服从。“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太和十五年，“琏死，年百余岁。高祖举哀於平城东郊，在城东的白登山下为高琏设灵堂致祭。其后北魏又相继拜其孙朱云、重孙朱安继位为王。
百济 位于朝鲜半岛首尔以南的沿西海岸一带，“地界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百济王余庆与高句丽不善，遣使上表称臣并请求北魏出兵帮助谋伐高句丽。孝文帝派出使者邵安到高句丽了解情况，高琏不令东行，邵安只好返回。延兴五年（公元475年）邵安又一次从东莱浮海，准备赐余庆玺书，褒奖其诚节。又因遇海风，不达而返。
北魏王朝与东北各国间交往的主要有：
勿吉 在高句丽北，旧称肃慎。“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元初，又贡马五百匹。”太和十二年，勿吉又遣使献方物于京师平城。其附近有大莫卢、复钟、莫多回、库娄、素和、羽真侯等十余国前后各遣使朝献。
地豆于国 “多牛羊，出名马”，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八月，遣使到平城朝贡，直到于太和六年（公元482年）贡使不绝。
库莫奚 公元388年（登国三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自带兵讨伐该国，并在弱洛水之南大败之，获马牛羊十余万。“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也曾入寇安州，被击退，“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与民交易”。世宗下诏对其严加限制，“今虽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民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听而不虞，或有万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后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云云。北魏对该国又打又拉，拉打结合，思威并重，以树天威。
契丹 在库莫奚东。居今辽河上游，西辽河以南，老哈河以东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与辽宁阜新市一带。曾与北魏发生过战争并被打败。太武帝太平真君时（公元440-451年），请求向北魏朝献，岁贡名马。到献文帝拓跋弘时（公元466-471年），派纥何辰来平城奉献，“班享於诸国之末”。归而盛赞北魏之美，东北各族听后“莫不思服”。于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挈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於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因惧怕高句丽入侵，“请求内附”。北魏王朝将其“众万余口”安置在白狼水（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以后“告饥”，孝文帝准其“入关市米”。
乌洛侯国 居于大兴安岭一带，其地北端有拓跋鲜卑的原始居住地——嘎仙洞。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使臣来平城朝贺，“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窟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还”。（《魏书•列传第八十八》）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2 10:04:03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9 12:16:19
氐 被称为“西夷之别种”，号白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诗经•商颂•长安》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秦汉以来，世居歧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拜其部落大帅杨玄为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杨玄立即上表“请比内藩”。后仇池内乱，时而依附南朝，时而请藩北魏。北魏朝廷深以为患，派刺史魏子建“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孝文帝时名将杨大眼系氐王杨难当庶子。大眼武技奇特，勇冠三军，时人“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传言江淮一带儿童哭闹时，一说“杨大眼至”，无不立即停止。荆蛮、萧梁均畏其名，是北魏南征和镇南的重要将领。
吐谷浑 本为辽东鲜卑首领徒河涉归的庶长子名字，因其英勇，故为部族名。其父死，因与兄弟不和，乃一怒之下，率部西走甘肃南部洮河流域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其俗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出产蜀马、牦牛等，还富产钢、铁、朱砂。西北诸族称其为阿柴虏或野虏。北魏太武帝时曾封其王为大将军、西秦王。至孝静帝时，吐谷浑可汗夸吕与魏和亲，“此后朝贡不绝。”
宕昌羌族 其先为“三苗之胤”，早年曾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居住在现今甘肃省白龙江以北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水地区的宕昌、岷县等地。地多山阜，有众二万落。北魏太武帝曾拜其首领梁弥忽为宕昌王。其后国内生乱，为孝文帝所救。“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
邓至 为白水羌 世为羌豪，因地名为号。位于今四川平武、茂汶以北，土风习俗与宕昌同。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其王像舒治遣使到平城表示内附并朝贡，被北魏拜为龙骧将军、邓至王。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像舒治又遣其子朝贡，并奉表求授其子位。邓至以西有赫羊等20余国，受其影响，皆“遣使朝贡”。北魏王朝“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
蛮 乃华夏族对多个部族的总称，他们为“盘瓠”之后，居于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分布极广。十六国时，中原大乱，诸蛮向北迁徒。河南陆浑（今河南嵩县）以南，满山遍野尽为蛮人，南阳和洛阳被掠为丘墟，一片萧条。由于诸蛮的虏掠及南北各王朝对诸蛮民族的剥削与处置不当，诸蛮叛附层出不穷。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来平城朝贺，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太武帝始光中，拜梅安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文成帝兴光二年（公元455年）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孝文帝延兴中（公元471-475年），大阳蛮酋桓诞率八万余落“遣使内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太和四年（公元480年），北魏南伐，桓诞“请为前驱”。“十八年，诞入朝，赏遇隆厚”。受其影响又有蛮酋田益宗、雷婆思等随户内属，诏给廪食。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诸蛮南向，成为北魏的重要边患。因已迁都洛阳，不提。
獠 是“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邛指现四川邛崃，笮指今四川茂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梁、益二州后，一部分獠人出山与汉人杂居，成为输租赋的编户齐民。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公元504-508年），獠人时有叛附。则是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以后事，故不多提。
当时与北魏王朝发生或战或和关系的北边民族主要有柔然、高车和突厥。
柔然 东胡后代，姓郁久闾氏“是由匈奴与鲜卑融合形成的”。（周伟洲《敕勒与柔然》）“柔然以小为大，风驰鸟赴， 倏来忽往，代京由之屡骇，戎车所以不宁”。北魏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於虫，故改其号为蠕蠕”。有贬意。南朝称其为芮芮，北齐称之为菇菇，皆为音转。柔然在相当于拓跋力微时曾役属鲜卑为部帅，岁贡马畜貂皮。道武帝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大破其部。天兴五年（公元402年），柔然乘道武帝亲征后秦而平城空虚之机，频犯边塞。曾“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始光元年秋，乃寇云中”，以后征抚不绝于书。柔然是北魏的强敌，为了抵御柔然进攻，北魏王朝在平城周围建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事重镇来拱卫京都。太武帝延和三年（公元434年）二月，将西海公主嫁于大檀部落首领吴提，并娶吴提妹为夫人，进为左昭仪。至阿那环，被北魏封为朔方郡公、柔然王。后又寇抄北魏。孝昌初，曾协助北魏镇压六镇起义。柔然与南朝也早有关系，曾相谋与刘宋政权南北夹攻北魏。
高车 “赤狄之余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中原各国称之为高车、丁零。据说称高车，是因为它们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较多”。居住在今蒙古北境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额尔古纳河与巴尔喀什湖一带。其语言与匈奴大同小异，自称是狼的后代。
其部落强大，常与柔然争战，也每每侵袭北魏。北魏对高车有过多次重大打击，道武帝时曾虏获其生口马牛羊20余万，破其部落30余。太武帝在已尼陂（今贝加尔湖）获其降者数十万落，马牛羊也百余万，均安置在漠南。数年之后，畜牧蕃息，岁致贡献。以至平城牛羊价格大贱，毡皮委积。文成帝时（公元452-465年）“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致数万。大会走马，杀性游遶，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於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孝文帝曾召高车随军南讨，高车不愿南行，相继北叛。孝文帝命人讨伐，高车首领逃入柔然。很快又后悔，“寻悔，相率而降”。
高车是创造并歌唱《敕勒歌》的民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境界高大，风格雄浑的草原放歌，短短27个字极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牛羊、大地，给人以天高地阔，壮美怡人的无限美感。这就是高车、高车人和高车人的歌。
突厥 居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姓阿史那氏。曾受柔然役属，为其“锻奴”，经常生产锻炼武器为柔然服务。其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生，贱老贵壮。其最初兴起于准噶尔盆地之北。曾被柔然征服。西魏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遣使去突厥，突厥相庆：“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其首领土门可汗遂遣使献方物。其后详情，因已从平城迁都至洛阳，故不多述。
北魏王朝对上述三族肆兵极锐，长途征伐，“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也是实出无奈，正如史书所评：“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9 13:50:15
作者：g26j05l69 回复日期：2010-07-09 15:48:51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2 17:58:22
北魏王朝与南朝刘宋政权对峙期内，双方关系时紧时缓，紧则兵戎相见，和则聘使络绎，无论和与战双方均有索求，仍如昔往。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带兵南伐，至彭城，就在两军对阵之际还进行过一次大宗交易。据《宋书•张畅传》记载：“魏主既至，登城南亚夫冢，于戏马台立毡屋。先是队首蒯应见执，其日哺时，遣送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至小市门，求与孝武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另据记载：（拓跋焘）“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鼓。孝伯曰：有后诏：‘凡此国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张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义恭献蜡烛十挺，骏献绵一匹。”北魏所制盐为当年的名牌产品，或行销四方，或用作馈赠，都是时人想得到而难以得到的佳品。由于互市贸易可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拓跋焘“自彭城北归后，复求互市”。刘宋大臣颜峻坚决反对，认为“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触望……。”宋文帝迫于大臣反对拒绝了北魏的要求。两年后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北魏再次“求互市”，刘骏喜欢北方物品，遂同意“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致”。（《魏书•食货志》）。
萧齐与北魏并存时期，南北大致以淮水为界，双方“岁通聘好”，边境互市贸易不断发展。
北魏都于平城时，宋、齐各朝向北魏通贡达40余次。从天兴元年开始一直到太和后期，持续将近百年，平均两年多一次。当时贡使沿着太行山东麓而北上，先到达中山，再经飞狐道或者莎泉道抵达平城。贡使朝献后，又将所带多余器物再行民间贸易，追求高于本土的巨额利润。
北魏官员也积极参与了向南朝的“走私”，如北魏武陵公崔宽，“路与南通，贩贸来往”，通过在南北间来回贩卖，“家产丰富”。由于见钱眼热，北魏驻边将吏，“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贩贸相运，相望道路”。（《魏书•袁翻传》）
6、北魏平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口过百万的移民城市
鲜卑拓跋部原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初进平城，虽然“散诸部落”，“息众课农”，但畜牧业在其社会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牛羊马皮成了当年权贵们的主要财富。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掳掠到大量牲畜，使拓跋部的牲畜数量空前增长。如道武帝（公元386至409年在位）“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落水南，大破亡。获其四部落、马、牛、羊、 十余万”。（《魏书•库莫奚传》）“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纥部，大破亡。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复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魏书•薛干传》）另《魏书》卷二天兴五年（公元402年）二月癸丑条：“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干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匹，骆驼耗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
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公元409-423年在位）对外征讨不象太祖时期频繁，北魏王朝把营造平城，移民实京，增加人口，作为施政重点。如永兴五年（公元413年）八月“甲寅，帝临白登，观降民，数军实”。在现今大同东门外的马铺山上观看清点降民人数并且检阅了部队。接着，北魏王朝又把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族人迁到平城。如《魏书》卷三O《娥清传》记载：“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请徙之平城。请善绥抚，徙者如归”。到世祖拓跋焘时期（公元424年至452年在位），为统一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而大力征讨，平城的徙民也在这一时期成了最高潮。如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蠕蠕族六万骑兵入侵云中，经长孙翰等反击“诸军追之，大获而还”，获马匹万余匹。始光三年（公元426年）拓跋焘亲率轻骑兵二万，对赫连昌据守的统万城发起攻击，“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明日，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此次徙民万余家，估计有5万多人。第二年六月，大破赫连昌部，攻陷统万城，赫连昌仅率数百骑兵逃到上邦。“乙巳，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起等及司马德宗、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万匹、牛羊数千万、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貲将士，各有差”。公元428年二月，退驻平凉的赫连昌被北魏军捕获，三月押回平城。
公元429年北魏军队越过沙漠，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范围内分兵扫荡蠕蠕，蠕蠕十余万人归降北魏。冬十月，班师平城。公元431年二月，北魏攻破滑头，俘虏宋将朱修之和东郡太守申漠以及南宋军民一万余家，于当月回到平城。三月，安颉又献上南宋俘虏一万余人，甲贸三万人，使平城附近的汉人数量有所增加。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吐谷浑慕馈把捕获的赫连定押送到平城。
在北魏向西发展的时候，为解后顾之忧，世祖兴兵讨伐北燕王冯文通。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八月两军在龙城交战，九月拓跋焘班师西还，强迫四万余户随军西徙。“九月，魏军引还，徙民四万余户而西。”（《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平定北燕后，魏军又向北凉发起攻击。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率军攻下姑臧城，北魏完成统一北方大业。这时姑臧城内二千余户居民及库中所藏的无数珍宝悉归北魏所有，“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卷四）但《太平御览》认为，当年从凉州迁往平城的不止三万余家而是十万户。其记载曰：“九月，而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虽然两书所记人数大相径庭，但很值的关注的是，在这批降民中有许多著名官员和僧人，如辛绍、张湛、宗钦、赵柔、索敞、李佐、程骏、常爽、江式等和沙门师贤等。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盖吴起兵叛乱，次年北魏军大败之。“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象。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魏书》卷四下）盖吴被其部下杀死，其首级送京师。余党屠名路那罗在安定被擒，后来送至平城处以斩首。太平真君（公元447年）“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次年“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在北魏世祖时从各地强迫迁徙到平城的大约有一百多万人。其中汉人居多，其他有匈奴人、屠各人、蠕蠕人、高车人（丁零人）以及西域人等等。汉人中多数是与宋、齐交战中俘获的降兵，如皇兴三年（公元469年）“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平齐郡，如《魏书•崔道固传》记载：“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干，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
作者：killywen1983 回复日期：2010-07-12 20:31:14
日尔曼人的一支进入高卢，高卢是被古罗马同化过的区域，说拉丁语。所以这支日尔曼人也改用拉丁语，信仰基督教了。 这和拓跋氏改习中原文明差不多。 当时拓跋氏占领的区域，也是南方的汉文明所同化的北方区域。 （不要总是带着优越的表情认为中华文化才能够吸引人）
中国有南北朝对峙，欧洲也是东西分裂，欧洲到后来，发现东罗马控制不了罗马城，干脆立蛮族人为皇帝。 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自立为皇帝的换了一茬又一茬。
从文化 科技发展来看，东罗马和中国南朝都是先进的有经验的组织体系在管理，长期内部安定，经济 科技的水平很高。东罗马的法典，南朝的天文地理史书等等。（元清野蛮人也有文化？ 别破坏文化就好了）
作者：逝去的2009 回复日期：2010-07-12 21:44:09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4 09:33:05
平城地处偏隅，但由于北魏王朝苦心经营，全力开拓，当年的道路纵横连结，可谓四通八达。西经秦州路，过鄂尔多斯沙漠南部，沿河西走廊可达西域。南过雁门关可抵黄河中游地区。东南走灵丘道或飞狐道可与河北平原连结起来。东过上谷路或经赤城附近，再走多伦可往东北地区。北经白道、云中和善无，可抵漠北。由于道路畅通，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向平城，平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著作《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说：“在当时曾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流入平城”。如世祖攻陷统万城时，“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魏书•公孙表第二子轨传》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万度归率领北魏军大破焉耆三城，缴获了大量珍宝异玩。同年十二月又向龟兹国发动攻击，“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魏书•食货志》）
在《魏书•波斯国传》详细地列举了该国生产的金银、瑜石、珊瑚、琥珀、玛瑙、琉璃等奇珍异宝，既然一一列举，说明平城已有其物。此外，《魏书》中还记载豆拔罗国生产金银杂宝和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出产琅琊、明珠、夜光壁等等。总之随着西域各国贡使的到来，产自西域的大量珍宝、雅玩、令人惊讶的魔术（如“幻人”）、汗血马、琉璃技术、刻有高鼻深目伊朗人像的八棱鎏银杯、萨珊王朝的海兽纹八曲银洗以及银币等都传到了平城。并堆满了北魏王朝的府库。“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魏书•食货志》）同书还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之实库藏”。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于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下令中尚方制作刻有“九域致贡，殊域来宾”字样的黄金合盘12具分别赠送各个贡国。另外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时还说过：“时承丰日久，库藏盈积”的话。同年韩麒麟在上高祖的《时务策》中指出：“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可见北魏王朝在平城府库之充盈。
说到北魏时平城的富足有三例不能不提：一是在白登山发现银矿。白登山即今大同市区东北边缘的马铺山。（古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引用服虔语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在北魏宣武帝元恪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秋季，恒州地方官报告，该山矿石八石可出银七两和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北魏政府在此设银官，监督开采。到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孝明帝下诏：“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改官营为民营，生产规模有所增大。从史料看，北魏王朝不仅重视对平城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而且官僚生活用度豪奢，使用金银器皿很为普遍。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刘宋政权将领刘泰之率军袭击汝阳北魏军营，见几个毡屋内，“食具皆是金银”。（《宋书》卷65《索虏传》）
其二，平城当年商贸繁盛，还开设有专门买卖金银宝玉的商店——“金玉肆”。在《魏书•李安世传》记载云：“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向价，缵（刘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李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玉，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另《资治通鉴》卷一三五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北魏太和七年）冬十月丙寅条亦记载：“冬十月丙寅，遣骁骑将军刘缵聘于魏。魏主容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内藏之宝，使贾人鬻之于市”。当然，如此炫耀自有其政治目的，但在当年的平城开设“金玉肆”，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是当年的平城居然还有贩卖图书的书肆。北魏孝文帝时，有个叫崔亮的人少小孤贫，“佣书自业”。其从兄劝其依附李冲，谓“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从其与兄对答中可知，当年平城的书肆也是开架售书，不仅可买还能自取阅览。后来崔亮自学成材，被李冲发现后推荐给孝文帝，成为中书博士。
北魏王朝在平城的六帝一王励精图治，大兴改革，使国家富饶，百姓安生。其迁洛后更是城内有“西域商胡”，“附化之民”万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的繁荣，也使世人侧目。例如，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梁将陈庆之自洛阳还，感慨地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城市》）无论平城还是洛京，在鲜卑拓跋人的经营下时堪一流，真乃奇迹。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4 15:39:41
作者：极光下的白天 回复日期：2010-07-14 16: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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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不相信，庆之入魏，四面强敌，恶战不断，如何能知道这伙穿金戴银的就是人物呢？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5 17:08:24
唐代进士张嵩和唐官校书郎吕令问各有赞美魏都平城的《云中古城赋》一首。张嵩曰：（北魏平城）“因方山以列榭，按长城以为窟。既云和而星繁，亦丘连而岳突。月观霞阁，左社右廛阝……。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旄林森，堂殿胶葛。当其士马精强，都畿浩穰。始摧燕而灭夏，终服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联延七主。”吕令问亦曰：“弃万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风土，肇为此都，实为太祖。夫其规典章，辨封疆。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开儒士于壁诏，贮美人于玉房。潝潝沸沸，荧荧煌煌。取威定霸，于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州之内，文宅山川之阳，何其壮也。”
以上是唐代文人眼里的或想象中的魏都平城的规模与气象。因为他俩毕竟不是当时代人，即使亲历平城，脚下踩的也是在“六镇之变”后被毁的废墟，在废墟上看到的只能是残垣断壁和破砖乱瓦，凭想象毕竟是有限的。那么当年的魏都平城到底是番何等的景象呢？
1、魏都平城的三次建设高潮
魏都平城由宫城、外城、郭城和汉代旧城四部分组成。郭城“周回三十二里”，面积约有六十四平方公里。大家都知道唐代的长安城以大闻名，其城市方园三十五公里，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魏都平城面积是长安城的四分之三，只比长安减少二十平方公里。唐长安是汉长安的三倍，是明清季北京城的一倍半，还比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出七倍，较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大六倍多，乃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都会。如此折算，魏都平城比汉时长安城大出两倍多，较明清之北京面积大出将近一倍，更是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城的五倍多。魏都平城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魏都平城的城制为“团城”，而非通常所说的“回字形”，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守考虑，当然也结合了风水学原理。其郭城在外，外城在郭城内，宫城在外城北，呈现三个同心圆，环环相套，固若金汤。宫城主体部分在今大同火车站一带，部分宫区北沿至现马站和古店村一带的御河（当年的如浑水）河岸处。如“旧宫人作薄”所在处即在古店村一带。宫城南部的外城规模也不小，面积大约有二十平方里，“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魏书•太祖纪》）外城北部靠近宫城的是皇亲国戚、勋贵官僚的宅邸和驻卫军营盘。《南齐书•魏虏传》言：“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同书又记：“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里坊即为民居。平城发展很快，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时，即已“里宅栉比。”（《魏书•释老志》）在这棋盘般的里坊间居住着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可以想象出当年街巷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擦背，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比《清明上河图》更甚者的是高鼻子、兰眼睛的胡人众多。
北魏在平城立都近百年间，对平城的建设经营有过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道武帝在世的十一年间（公元398至409年）《魏书•莫含传附孙题传》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址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拓跋珪最初规划的平城形制是模仿中原的邺城、洛阳和长安的，而非是自己民族的穹卢式建筑。在这三地中主要是模仿了邺城，但也有改动。如邺城沿漳河，宫苑在北，市里在南。平城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尤其南部一马平川，故其外城和郭城主要在宫城之南。
道武帝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间，主要抓了四大建设。一是在天兴二年（公元399年）驱使俘获的高车族9万余人“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营造了鹿苑。二是“始营宫室”，先后建起天文、天华、中天、紫极、昭阳、天安六殿。天文殿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另起太庙、玄武楼、凉风观、西武库和太子后妃们居住之处及皇室游乐郊猎的金华台、云母殿及池台等。三是修“人工河”，凿渠引武州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内外。又穿鸿雁池。鲜卑拓跋人生活习性是“逐水草而居”，具有浓厚“亲水”理念。沿河游牧，靠水扎营，河水是他们的生命线。有水近水，没水引水，反正生活地周围不能缺水。在这方面拓跋珪做的非常到位。四是增启京师十二门。古云：一门为寨，二门为堡，三门为镇，四门方为城。京城比一般城池要特殊，每面三门。另外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制度。”（《魏书•天象志》）。所言“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是指“正封畿，制郊甸”。它的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见《魏书•食货志》）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明清时大同府的辖境和解放后的雁北地区范围。其郊甸范围：“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寨（今山西灵丘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云州条）
平城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从拓跋嗣永兴元年（公元409年）至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451年）共42年。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增建了北苑宫室，析出西苑，新筑东苑，扩展西宫，营建东宫和北宫，并且筑起了宫城外墙。宫城东、北、西三面设苑，为规模宏大、建筑豪华的皇家园林。苑内殿宇林立，松柏参天，灵山秀水，美不胜收。采凉山为游猎区，山上有“虎圈”；白登山为祭祀区，建有太祖道武庙、昭成、献明庙；方山为佛事游览区。
从光安元年（公元452年）至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共41年，是平城改扩建时期，也是第三次建设高潮。一是兴建了许多宗教建筑，如开凿云冈，方山鹿野苑石窟。在城内兴建有佛寺百所。二是增建安昌殿、永乐游观殿、增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思义殿、皇信堂等并修茸了内外城的门阙。三是献文帝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四是孝文帝为文成文明冯太后营建永固陵、万年堂、永固石室、思远灵图、斋堂、石阙、灵泉殿、灵泉池等陵园建筑，以及修建明堂、辟雍、圆丘和太庙等等。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9 15:13:59
鲜卑拓跋人对平城的建设和经营并非始自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而早在其八十多年前就由其先祖穆皇帝（拓跋猗卢）将平城立为南都了。据《魏书•序纪第一》记载：“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秦代以前，平城及其周围地区还是一片荒原。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七年……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由于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平城是以名动天下。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势力南退到雁门关内，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先后成为匈奴、乌桓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场所。公元310年，拓跋珪的先祖拓跋猗卢受西晋赠封，为代王。以平城为代之南都，开始营建城邑，故拓跋猗卢为平城建都及营建的第一人。
“至公元376年，拓跋部被前秦击溃，平城又沦为会战之地，城邑毁坏，人口流散”。（杜士铎《北魏史》）以后，在襄国做人质的昭成帝什翼犍被石虎放回，于北返途中即位“繁峙之北”。时年十九岁，称建国元年。“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氵岁 貊，西至破洛那，莫不款附。”（《魏书•序纪第一》）什翼犍“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制度，并获得周边国家承认。其即位之“繁峙之北”，在距平城以南不到百里的浑源北山中。这是鲜卑拓跋人继猗卢“立平城为南都”之后的又一段在平城附近建都的历史。不能不提。且道武帝拓跋珪於天兴元年“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峙宫，更选屯卫。”（《魏书•太祖纪第二》）说明道武帝时繁峙宫仍在，尚能作为行宫使用。
还有道武帝拓跋珪在由盛乐迁都平城前曾经有意选择邺城为都，“乃置行台”。这也就更进一步找到了平城都城形制所本邺城的佐证。道武帝拓跋珪是明成帝什翼犍的嫡孙，献明帝的遗腹子。“登国元年春正月戌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於牛川。”“夏四月，改称魏王”。“天兴元年……，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魏书•太祖纪第二》）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西靠太行山，南临黄河，东部由河渐海，北面又有富绕的河北平原，为河北地区繁华富庶的大市邑之一。拓跋珪在天兴元年的春季对邺城“将有定都之意”，为什么时过不到半年就改变主意，即于“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呢？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此后近百年，孝文帝也曾经视察过邺城，并“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但他认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由孝文帝对邺城的评价分析，北魏的帝王们尤其拓跋珪虽然也羡慕邺城的豪华气派，但是耽心国祚不长，害怕再步石虎和慕容氏后尘而灭国；邺城周围又有柏人和列人这样的“恶”地名；尤北部边地很不安静，如果都城孤悬太行山南，一旦北敌犯境，则山川阻隔不好救援。出于政治和军事诸多方面考虑，故放弃了迁邺主张。最后还是迁都平城。事实证明，平城虽然地处偏僻，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并且具有人文学和人类学意义，是人类迁徙的必然。人类犹如“大雁南飞”中途需要歇脚一样，平城则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歇脚地”和“跳板”。历史上有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平城（大同）似乎格外垂青东胡民族，凡是在此立都的均能在这块土地上兴旺发达，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等等；而凡是与平城擦城而过的如匈奴、如乌桓，如突厥则往往会倏然过往，烟消云散。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在评价北魏孝文帝放弃平城而执意要迁都洛阳时，不无可惜地说：“弃代北而迁河南，非魏之利也”。一语中的，非常中肯。可谓金石之言。
作者：dzq1205 回复日期：2010-07-19 16:31:5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0 17:39:44
拓跋珪定都平城伊始，于天兴元年“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饗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拓跋珪任用的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号曰冀州神童”。“太祖幸邺，历问故事於玄伯，应对若流，太祖善之”。“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邓渊是安定人，“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晁崇，“辽东襄平人也”，“崇善天文术数，知名於时”。董泌和王德也是汉人。道武帝的第一谋士张衮是上谷沮阳人，“常参大谋，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遂策名委质，竭诚优事”。“衮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衮年过七十，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乖失，爱好人物，善诱无倦，士类以此高之。”此外还有崔宏、崔逞、封懿等一大批汉族士子陪侍在侧，参与军机。北魏道武帝对汉族文化人士留心慰纳，凡是士大夫到军门求见，不论老少，尽量录用。天兴二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收生员三千人。天兴四年亲自祭拜周公、孔子。拓跋珪不光能征惯战，他本人的汉学修养也很深厚。如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十二月所颁诏曰：“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春秋之火，大一统之美”。“帝亲览经占……。”（《魏书•太祖纪第二》）
在汉族士子的影响左右和启发下，拓跋珪设计和建设平城时完全按照汉族的风水学理念勘察地形，选定城址，辨正方位，丈量东西南北范围，最后确定了魏都平城的城制。那么，风水学理念在平城城制方面都有哪些体现呢？
《周礼》云：“唯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诸子百家•管子》曰：“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处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诗•商颂•玄鸟》又有“邦畿千里”和“俾中天下”的建都圆心学说。如洛邑“四方入贡道里均”，即洛邑处于四面八方到洛邑入贡的距离均为相等的园心位置。《周礼》则提出：“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是在圆心说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建筑都邑首先要辨别地形地势之阴阳说。《周逸书》亦云：“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之制，命之曰大聚。”阴阳是风水学的基础。鲜卑拓跋人入主平城前的晋代是风水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有郭璞者著《葬书》，提出选阴宅要“乘气”、“聚气”、“顺气”、“界气”等概念，从此“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风水活动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随着风水学的兴起，山川被纳入到城市的营建之中，望王气成为建都的首要原则。
平城位于地质学大同盆地北部边缘，四周皆山。西北部有吕梁山过渡地带的七峰山、武周山、雷公山、采凉山，采凉山下还有在历史上被称做“白登”的马铺山。东南部属太行山北端的恒山、六棱山。中部为断陷盆地，地形平坦，河流相间。最大的河流是御河（古称如浑水），由北向南经市区，于吉家庄汇入桑干河，全长百余公里。流域内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桑干河则由西向东流经本区。故，平城微向东南开口，为八卦中的“巽位”。古人讲迷信，以为东南形胜，紫气、旺气、福气、财气、吉祥之气皆东南方向来，所以东南开口迎山接水，以纳其气。拓跋珪勘定的平城前有桑干河，一水中流；右为七峰山、武周山、雷公山等，耸立为虎；中为方山是为首领头脑；左为采凉山及马铺山，是为翼龙；南面近有智家堡山似一土龙为前案，远有恒山和六棱山如屏障，为第二案山。左青龙、右白虎、北玄武、南朱雀，四系完备。平城其山峰环立，北高南低，枕山蹬河，众星捧月，腹地平坦，窝风聚气。王气充沛，真乃“帝王之宅”。拓跋珪择定的京都平城从古代风水学上进是严丝合缝，没法挑剔的。也说明道武帝是煞费苦心，是独具慧眼的。
古人还特别强调城市的“厌胜”作用。东汉人赵晔编撰《吴越春秋》中记述了吴国都城阖闾城按照八卦营建，辟八座城门以应八风。立阊门以象天门，目的是此门通天而气旺，可以兴吴国以破楚，故又称此门为破楚门。在古人的观念里，城为镇物，镇于正穴，以钟灵镇邪魔。不少城市在规划设计上采用仿生学原理，按照“龟”的形状设计和夯筑。取法于天，取象于地，以求天地相融，天人合一。如成都、平遥和我市的浑源县皆筑成了龟形。成都是龟化城。公元前311年，张仪和张若沿龟行路线建造城市，有“龟画芙蓉”之说。如果说成都是神龟浮于长江，那么平遥这只神龟则出自汾河。浑源亦然，则是神龟浮于桑干河畔。都与水有关系。乌龟的生活环境与水密切相连，由此附会了人们的“亲水文化”。 龟在我国民俗文化中成了内涵极为浓厚和丰富的意象，这一意象化于城市便成了一个神圣而美妙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人们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无限意愿。
平城城制也似龟形。北魏道武帝时所设计和建设的平城是“神龟负图投尧”的模样。传说当年尧帝正在发愁不知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时，有一灵龟背负八卦图，趋于尧前。尧得神示，依图分治，天下大定。这只浮游在如浑水上的神龟，其头部在方山。故文成文明皇后冯氏（著名大改革家冯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冯太后深谙汉文化精髓，对“两河夹一山”的方山格外动心。为山水爱夫君，居然违背祖制，死不归葬金陵，而是自立陵墓，孤身一人，葬于方山，即谓“神安于此”。可见方山风水之绝妙，也显露出了大改革家迎风傲立和独占鳌头的心境与风范。
龟的主动脉或谓城市的中轴线是御河。御河（古称如浑水）发源于内蒙丰镇，为桑干河的一级支流，也是穿平城而过的最大河流。另有发源于内蒙凉城曹碾乡的淤泥河（古称羊水），西来东向流经方山，至孤山底注入御河。孤山是龟的喉结，站在羊水和如浑水会合之处的孤山上往北看，两河分别从方山的东西两侧汩汩流来，恰似两只温柔细腻的小手拂抹着方山这个美人的脸颊，是那么的静谥，那么的性感，给人以梦幻般的想象空间。此时此刻，你又作何感想？你会不由得不佩服古人那独特的审美眼光。古人其实很聪明，他们早将大自然的玄妙了然于胸。
沿合流后的如浑水正直南下，先进入平城的北苑。龟的脖子北苑是北苑是北魏皇室的礼佛和游乐处。龟脖子又称官脖子，“龟”、“官”同音，命者运之所系，故为皇家禁地。前面已经提到的“周回三十二里”，面积约六十四平方公里的郭城，平面呈椭圆型，是龟腹。里坊间棋盘状街区则是龟负八卦。至于明代徐达将大同城建为“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蛐蜒巷”则是龟城附会。他舍弃御河东部建设，是将神龟立劈，置于死地。尤其，有意荒废城北原北苑地段，故意将神龟的脖子斩断，是有风水学用意的，是经过堪舆家指点的。他唯恐平城这座帝王形胜之地再使神龟活现，会威胁到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安全。生将魏都平城总而裁之，“大卸八块”。但他还是修了个龟城，不过是个小龟城。大家都知道明代大同城的西门没有瓮城，有人附会说是“凤凰展翅”云之。其实那是龟尾。龟的头部在东门，故东门门楼建筑雄状，但龟首回缩，取意于佛经：“龟藏六根，魔不得入侵。”另外，此龟调转方向，“山水朝阳，龟前戏水”。所谓朝阳就是朝拜明王朝，明庭在北京，在大同的东西。戏水则龟在戏嬉御河之水。这是后话并不多提，仅仅点到为止。
里坊之城南，有籍田、药圃。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农家田舍，星罗棋布般撒在良田沃野之间，景色非常优美。在城南还有七级浮图（地址失考），与之并行的是明堂。七级浮图与明堂似两颗铁钉将神龟紧紧地定住，防止神龟力挣而逃脱。城体呈南略偏东15°，与平城经常刮西北风的主导风向相吻合，便于通风采光；而且城内西高东低的地势，便于排水，使污水从龟尾泄出。至于龟足则是武周山、采凉山、马武山和马铺山。平城这座龟城，将文化背景与当地地理背景完美地统一起来，其造型充满了张力与动感，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堪称一流。
为了证明北魏帝王的风水学理念，还是引用《魏书•气象志》中记载：（天赐二年（公元405年）正月已卯）“月犯镇星，在东壁，七月已未如之，十月丁已对奄之，在室。可以造宫庙而镇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兴。明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这就不只清楚地说明了北魏邑居制度的由来，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北魏建平城之前是有过占卜活动的。
风水又称“堪舆”。在旧社会，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迷信。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但是我们要抛开其一些故异玄虚的东西，仔细思考，从中就会发现里边的许多内容是符合建筑理念的，例如风向、水情、坐向、采光、空气以及周围环境影响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将其转化为物理学来利用，则会获益匪浅。还有顺便提及，被后世称为“诸葛亮第二”的成吉思汗的谋士刘秉忠，在得宠成吉思汗之前，曾经在大同的宣宁寺闲任过三年。他为什么会在大同闲住，在大同都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虽然有几首诗作，如“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万里经手走风雨，一身无计卧烟霞”；“来朝又上居延道，怀古思君改鬓华”，从中也看不出什么，但是他对大同的形胜之处是悉底尽明的。在元初大同仍被立为西京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于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才改西京路为大同路的）我想是与刘秉忠分不开的。元大都和元上都都是由刘秉忠亲手设计经营的。想毕当年的摹本就是魏都平城。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1 18:00:15
平城明堂是魏都平城建设的重头戏，既是平城做为帝都的身份象征，也是“太和改制”的重要产物，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观念的一次大革命。有关平城的明堂过去只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文字记载，而未见其实物，哪怕是遗址遗蹟，故许多史家并不相信魏都平城会有如此辉煌的建筑。但随着1995年平城明堂遗址在大同的发现，这个划时代 杰作终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北魏平城明堂云：“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又据《北魏明堂辟雍遣址南门发掘简报》，明堂遣址总平面呈圆形，周长约900米，直径达290米，占地近百亩。中央是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3米（四边相等），是主体建筑“明堂”之所在地。当年这个台基上建有九室、十二堂，另有坛、陛、阶、栏、墙等建筑，重重叠叠、相当可观。尤其值得指出，该明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体积是现在北京天坛的三倍还多。另外明堂之外还有圆形围墙，圆墙四周辟有药圃、籍田、馆驿、流水和柳荫等。该明堂集明堂、辟雍、灵台于一体，多种功能于一身，是秦汉魏晋以来礼制文化升华的反映。
北魏平城明堂建于公元491年。“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已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太和十五年十月，是月，明堂、太庙成”。（《魏书•高祖纪下》）历时半年建成。其功用：一为祭祀。“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魏书•礼志一》）二、宣政教。郑玄注《周礼•考工记》即谓：“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孝文帝将由平城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斋于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谌筮之”。（《资治通鉴》卷一三八）三、朝诸侯。《大戴礼•盛德》云：“明堂者自古有之，所以朝诸侯”。《礼记•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魏书•成淹传》载：“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灵台以观旧物”。四、尊老敬贤，教化天下。“辟雍者，所以教天下春社、秋飨、尊事三老五更”。（韩婴《韩诗》）三老五更，是汉时对德高望重的老者之尊称。“三老”为知三德：即（正）直、刚、柔；“五更”为（知）貌、言、视、听、思五事。三老、五更，每朝各设一人。汉以桓荣为三老，李躬为五更。北魏孝文帝以尉元为三老，以游明根为五更。（《魏书•尉元传》云：“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着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于是善三老五更于明堂”。五、兴教学。“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雍。”（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二》卷四十一）六、观天象。灵台上置“铁浑仪”，并在明堂太室内画列宿、建斗柄以观天象。七，举乐舞。在明堂的祭祀和仪礼中，伴有乐舞，以“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祗、调阴阳、通人鬼……”（《魏书•乐志》）八测定度、量、衡及各项律历。各项律历和度、量、衡的准确测定，往往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科技文化水准的高下，而最最终定位的各种数据则取自灵台对天象的观察。所以灵台也是个工作的场设，等同于现时的国家科学院。
北魏平城明堂的价值，一是将辟雍、明堂、灵台三合为一，这是中国明堂史上的创新，也进而成为中国历代最为完善（备）的明堂。二是在明堂太室顶部设置了可以活动的“盖天图”，而且能用机械操作，这是祭祀与观象（科考）结合的旷事之举。早已超出迷信范畴。三是九室、十二堂的“三三相重”、“房间通街”的建筑形式，不仅是明堂建筑形式的重大改革，在结构力学运用方面也是新的创见。四是辟雍之外设圆墙，在明堂建设中首开先例，为北京天坛之圆墙树立了榜样。五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八项功能，对明堂的作用作了充分的扩大，完整地表达了鲜卑拓跋人对汉文化的深刻理解，体现了“汉化了的胡文化”的特色。六是“太和改制”的伴生物。说明“太和改制”不仅体现在政治建设和经济运作方面，而且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改革。礼制改革实质是文化观念的革命。由此可见，当时北朝鲜卑拓跋人的礼制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南朝汉族士子。
“北魏平城明堂在中国明堂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仅从其规模、制式、功能等方面来看，它就超过了秦、汉、魏、晋所有的明堂建制，就连号称历史上最大的新朝王莽之西安明堂，似乎也略逊一筹；其后的隋唐盛世之明堂，也是望尘莫及。宋元明清以降，明堂制度逐渐式微，就更无足比矣。所以平城明堂在中国明堂史中，大有独树一帜之势，可以说是中国明堂史的一块里程碑”。（见赵一德《北魏平城明堂》）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3 09:11:3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8 10:36:59
平城的城制源自于邺城，但在邺城基础上增加了北凉和建康（南朝）的内容，甚至还有中世纪前后欧洲的风格（云冈石窟第九、十窟前的罗马柱可以证明），可谓集东西方都城建设形制之大成，代表着当时世界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准。它的规模、气象、风采令万国来朝，东西南北各方竞相仿效。影响及于隋之大兴，唐之长安，宋之汴梁，元之大都及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
韩朝方面。高句丽于公元552年至586年兴建的新都——长安城（即现平壤）由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组成。先筑内城，后修中城、外城及北城，工程顺序类似邺南城和平城。城郭形制因地势伸曲，宫城处山之阳，面向平川。城内街道如同中国里坊，按棋盘格局设计。郭城周长约23公里，平面呈瓢状。百济都城—泗氵比 ，北依扶苏山城，南临锦江。锦江由北而西，三面环绕。王宫位于扶苏山城南麓，处于都城北部中央，位置与邺北城和平城相似。新罗都城——庆州王京的宫殿也建在略偏北部的半月型城内。宫南和东西街区也呈棋盘状，辟有大小不等的条坊。高丽时代的开城王京由宫城、皇城和罗城构成。皇城也是位于西北部，其北墙和西墙即罗城城垣，南部为罗城。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制特点。李氏朝鲜时代的都城——汉阳城，其主要宫殿均座北朝南。城内置坊，街区大体呈棋盘状。城外四郊置里，如孔德里、水铁里等。纵观韩、朝古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主要借鉴了邺城和平城的外郭城及宫城、皇城建筑呈“回”字形环环相套形制。宫城均置于都城北部；且为前朝后宫、前市后朝；棋盘式街区和里坊的设置；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相结合，在美学和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日本古代都城受到中国邺城和平城城制影响，突出表现在藤原京和平城京。奈良时代持统天皇八年（公元694年）建造的都城藤原京，其结构与邺南城和平城基本相似。也由宫城（内城）和外郭组成。平面呈纵长方形了，南北长约3086米，东西宽约2118米。宫城位于城内中央偏北部位，坐北朝南，依次为外朝、后宫、后园。宫前的南北大道即朱雀大路为全城中轴线。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平城京与藤原京十分相似，两京的宫城位置、条坊制、城内街路、佛寺方位都有明显的因革关系，只是其整个面积比藤原京大出3倍，日本学者上田早苗说：“邺京是日本大藤原京及平城京的祖型”。
“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关键，而这一城制布局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汉魏的邺城。因此，可以说邺城开启了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先河。以后，这一制度被历代都城所沿袭，这一都城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700多年，经过明清北京城的总结，走到了它的终点。”（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制系统》）牛润珍先生将其传承例出系统表：
邺（曹魏十六国）——平城（北凉和南朝，北魏）——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汴梁（北宋）——大都（元）——北京（明清）
由上表看出，北魏京都平城上承邺城，下传洛阳，处于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这个关节点的重要性和主要性在于其城制不仅吸取了来自西域的北凉和源自江南建康的建筑传统，还吸收了西方罗马及西亚犍陀罗建筑风格，是中世纪初期世界都城建筑系统的集大成者。以后这种建制又被韩、朝和日本诸国借鉴，沿承因革，形成了平壤（高句丽），庆州王京（朝鲜）和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以及平安京的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城和魏都平城。
作者：你丫丫闭嘴 回复日期：2010-07-28 15:05:01
作者：g26j05l69 回复日期：2010-08-02 12:31:3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12 10:44:41
宗教是一种神秘而又实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有了相应的发展，达到足以形成宗教观念的时候产生的。这就是说，当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抽象思维能力以后，才能把自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在支配着人本身和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因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念。对于一般人民群众来说，宗教一直在影响他们的生活，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后，有些宗教现象甚至成为民俗生活的重要内容。
1、北魏时期的佛教传播及其佛学和高僧
佛教大概在先秦时期即已传入我国现今新疆一带，到西汉末年开始传入内地，后经历代皇朝的提倡而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长江南北在都达到鼎盛。其特点是重禅观而轻空淡义理。佛教在北朝的传播过程比较曲折。在公元3-6世纪的佛教传播过程中，拓跋鲜卑族和来自西域等地的所谓“胡人”发挥了比较独特的作用；首先，胡人和鲜卑拓跋人是较早接受和传播佛教信仰的群体。北魏据凉后又掠有大批通晓胡语文的高僧，为佛教在平城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鲜卑拓跋人南迁，是传统游牧文明强行嵌入农业文明区的过程，二者的冲突异常激烈。这种冲突不仅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而且也是基于对生命存在的理解方面的。由于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冲突，也使得拓跋鲜卑族和汉族人民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心理变化和文化心态，佛教应运而来，就此成了北方各民族的一种共同的追求。
北魏佛教发展本来是顺利的，但出现了太武帝灭佛的短暂插曲。这一插曲因太武帝之死就便结束，佛教便以更大的反弹，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由于此后皇帝们的好尚和提倡，佛教的寺院塔庙和僧徒人数急剧增加。如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京都平城寺院达百所，僧尼就有两千余人。四方诸寺6478座，僧尼77258人。到孝明帝正光以后，全国寺院多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达到200余万。
当年平城佛教学说流行地论、四论、四分律、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细分尚有：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宗、楞伽师、禅师等10余种。
高僧有：惠始，也号“白脚师”。玄高，俗名魏灵育，被汤用彤先生誉为“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昙曜、僧周、道弁、跋陀、昙度、昙摩流生、惠生、宋云、道药、昙无最、师贤、庄说、僧义、僧意、僧渊、僧嵩、慧纪、道登、慧光、惠猛、惠深、崔光、道榛、法果等。还有很多外国名僧，如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
另外，从北魏初年，北地盛行一族一村的佛教组织——“义邑”和由贵族等组成的“法戒”，这两种组织对于佛教在民众中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太武帝的兴道与灭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两条重要的脉络：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处于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外来的佛教，构成近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
道家与道教作为三教之一，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家与道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它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忠德，效法自然”和以清静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因此被称作道家。至于“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顾名思义，“道教”的意思即“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企图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不仅有其独特的经典教义、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其宗派传承、教团组织、科戒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社团，与早期道家学派显然有所不同。道教重视个体生命（贵已重生），“全性保真”，即保全个人生命的自然本性，追求生命的永恒和人性的解放。从新生自然生命的价值观念出发，结合神仙信仰和养生方法，形成神仙道教和内丹道派的生命哲学和修炼方法。认为人通过道术修练，模拟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周期运行规律，可以达到“生道合一”，即可获得永恒的生命。
相对于道教而言，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产生于印度，形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发展为世界性宗教。佛教大约在两千多年前由新疆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漫长时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结合，形成了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在云南部分地区为傣族等兄弟民族信仰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中国汉语系佛教又先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历史上曾经有过四个帝王大举毁灭佛教，即北魏的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也即“三宗一宗”，佛教称这为“三武之厄”。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发生在大同，发生在当年北魏的帝都平城。细考之，这次“灭佛”不只是统治者的信仰之争，也不只是依仗什么立国施政的问题，说到底是一次中外文化的抗争。这次抗争以太武帝“人亡政息”而告结束，以佛教反弹最终取得胜利。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在位），“初崇佛。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於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於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因其欲图利用汉族传统的道教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皇权，在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和道士寇谦之影响下，转奉道教。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起，开始毁禁佛教以独尊道教，诏禁臣民私养僧尼，杀高僧玄高、慧崇等。七年（446年），又以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禁寺窟室藏匿妇女（实为郡牧富户防战乱而寄藏之家眷）和寺院广敛财物为理由，应崔浩疏，下诏令诛杀长安僧尼，命废除佛教，焚毁经像，坑杀沙门。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诏令，远近僧尼才得以闻风逃匿，佛教经卷亦多被秘藏，唯有境内寺塔被毁无遗。此后五六年中，北魏军队奉命四出烧掠寺院，坑杀僧尼，只有藏匿于山野的僧尼得免于难。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于太平真君十年（450年）犯讳下狱死。后二年，太武帝亦卒。其孙文成帝拓跋浚即位，明令重兴佛教，佛教又逐渐恢复兴盛。
发生在一千五百六十年前平城大地上的这场“太武灭佛”事件，表面上看是“佛道之争”，其本质是一次“文化撞击”，是把佛教看作“胡狄之教”的“夷夏之别”，影响极为深远，可惜史家均未能从文化视角予以研究，在“太武灭佛”前后有三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灭佛”的煽风点火者崔浩、道家代表人物寇谦之和开凿云冈前期五窟的大和尚昙曜。当然他们都是前台人物，而其背后发号施令的是太武帝和文成帝祖孙二人。作为帝王，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臣子是不尽相同的，臣子往往“献媚示忠”，看皇帝眼色行事。但皇帝则是考虑他们的江山稳不稳固，能否绵延万代，换句话说，其着眼点主要在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上。那么佛教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对维护封建统治是有利还是有害呢？以及佛教与儒家、道教相比，何者优劣呢？
儒者多认为佛教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广弘明集》）。道家则在《三破论》中说：佛教本是羌胡所奉，耗财苦民，“入国而破国”；离弃亲人，不讲孝道，“入家而破家”；出家为僧，剃发苦修，绝嗣不孝，违背传统礼仪，“入身而破身”。佛教对于这些批评，除在事实上作出辩解外，承认儒家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和统治，认为在劝世为善，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与儒家是一致的，然而佛教主张的善恶报应、三世轮回、解脱成佛理论是儒家所缺少的。至于与道教相比，佛家虽然认为自己优越，但同时认为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三教之间的互相比较和争论，更加促使它们之间彼此借鉴和吸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因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年《明佛论》提出：佛教与儒、道三教“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要帝王以儒家治国，信奉佛教以修养，就可以生为明君，死后灵魂超升，世代为王（神）”。顾欢的《夷夏论》说“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平城为都时的北魏诸帝接受了这些学说，即礼佛又崇道更尊孔，三教合流，融为一体。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15 15:38:08
作者：静心诀 回复日期：2010-08-15 15:40:59
作者：八风吹不动3 回复日期：2010-08-15 15:56:5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4 17:31:26
崔浩，字伯渊。出身名门。父崔宏，为白马公。崔浩少小聪慧，汉学基础深厚。《魏书•崔浩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对他非常赏识，“以其工书，常置左右”。拓跋嗣曾拜其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遭自然灾害，“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等提出迁都到邺城。崔浩进奏：“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虽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虑榛村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太宗深然之”。太武帝继位后，有些人在太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故出诰，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於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太武帝经常登门造访，有时“仓卒不及束带，泰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
崔浩“奉（寇）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常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于是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受符篆，月给道士衣食五千人，还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太平真君认为佛教是“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在“灭佛”过程中，寇谦之曾经苦劝崔浩手下留情，不要杀戮过度，崔浩不听。寇谦之见劝说无效，后来与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四年后，崔浩果然如寇谦之所言，被诛。崔浩被太武帝诛杀的理由，“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那么何为“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显而易见，就是崔浩在“尽述国事”时把拓跋祖先的一些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无非是说拓跋先祖来自嘎仙洞而且男女杂交云云。这就大伤拓跋焘的“自尊”，因而大开杀戒。崔浩死得很惨，“备五行，置之槛内，送平城南郊，使卫士溺其上，受尽凌辱”。受“国事案”牵连的，除崔家灭门外，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南柳氏，共杀一百二十八人。对崔浩报复之重，闻所未闻。这实际是向汉人的一次“大开刀”。史书上说“浩即诛死，帝颇悔之”。这又是为“尊者讳”式的语言。杀人毕竟不是杀鸡，何况杀了那么多的人，事先就没有考虑过？“帝颇悔之”不过是为了安抚在朝的其他汉族官罢了。可惜崔浩当了“佛道相争”的“替罪羊”。被太武帝玩于肱股之间，用他的脑袋祭了旗。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4 17:35:01
崔浩，字伯渊。出身名门。父崔宏，为白马公。崔浩少小聪慧，汉学基础深厚。《魏书•崔浩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对他非常赏识，“以其工书，常置左右”。拓跋嗣曾拜其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遭自然灾害，“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等提出迁都到邺城。崔浩进奏：“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虽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虑榛村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太宗深然之”。太武帝继位后，有些人在太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故出诰，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於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太武帝经常登门造访，有时“仓卒不及束带，泰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
崔浩“奉（寇）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常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于是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受符篆，月给道士衣食五千人，还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太平真君认为佛教是“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在“灭佛”过程中，寇谦之曾经苦劝崔浩手下留情，不要杀戮过度，崔浩不听。寇谦之见劝说无效，后来与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四年后，崔浩果然如寇谦之所言，被诛。崔浩被太武帝诛杀的理由，“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那么何为“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显而易见，就是崔浩在“尽述国事”时把拓跋祖先的一些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无非是说拓跋先祖来自嘎仙洞而且男女杂交云云。这就大伤拓跋焘的“自尊”，因而大开杀戒。崔浩死得很惨，“备五行，置之槛内，送平城南郊，使卫士溺其上，受尽凌辱”。受“国事案”牵连的，除崔家灭门外，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南柳氏，共杀一百二十八人。对崔浩报复之重，闻所未闻。这实际是向汉人的一次“大开刀”。史书上说“浩即诛死，帝颇悔之”。这又是为“尊者讳”式的语言。杀人毕竟不是杀鸡，何况杀了那么多的人，事先就没有考虑过？“帝颇悔之”不过是为了安抚在朝的其他汉族官罢了。可惜崔浩当了“佛道相争”的“替罪羊”。被太武帝玩于肱股之间，用他的脑袋祭了旗。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5 11:28:59
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字辅真，自称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后徙居关中冯翊万年（今陕西潼关北）。东汉初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寇恂的十三世孙。父寇修之，前秦东莱太守。兄寇赞，北魏初雍州刺史。
寇谦之少年时即修五斗米道，曾随“仙人”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自称在嵩山忽遇太上老君降临，授他天师之位，并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这是寇谦之假托神意在改造张陵、张衡和张鲁的旧五斗米道的教义，革除其交纳租米钱税制度和男女合气方式，代之以儒家礼教制度和服药内练方术。到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又假托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授给他《图录真经》六十卷，让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次年，寇谦之从嵩山来到平城，献上《图录真经》，又通过司徙崔浩的推荐，得到太武帝的赏识，并被尊为国师。每有军国大事，常向他询问“天意”。这自然是道教对儒、释两教的大比拼和大胜利。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死，享年83岁。
天师道，原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张陵创始于汉中，大约到东晋时，改称天师道。据《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天师道的主要任务是“教生民，佐国扶命”；反对“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允许道民“更受明圣”；革除男女合气之黄赤房中术；在道坛中“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经过寇谦之的“清整”，道教进一步贵族化，增加了封建礼教的内容，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皇帝的御用工具。他所创的新天师道又称“北天师道”。
寇谦之先於未亡，谓诸弟子曰：“及谦之死，汝曹可求迁缘，吾去之后，天容真难就”（《魏书•释老志》）。之后道教弟子们的前途均如寇谦之所预言。两年后崔浩被诛。从此北天师道逐渐失宠，到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溱……可移於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实际是让孝文帝赶出了京城，扫地出门。至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道教在与佛教的较量中败北，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废道教，让所有道士剃发为僧。至此，寇谦之所创新天师道散亡。
5、法果、师贤及昙曜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立足和发展，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事应变的“智巧”（“方便”），适应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适应了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适应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体制。特别是“助王化于治道”，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和支持。对此，有见识的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果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法果提出的“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观点，是对东晋慧远（公元334-416年）所撰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的重要修正。
师贤本 宾国人，“少入道，东游凉城。”是由克什米尔到凉州的著名僧人。太武帝平北凉，“徙其国人于京邑”，师贤、玄高、慧崇、昙曜等均被掠至平城。“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复日，即返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即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论者以为纯诚所感”（《魏书•释老志》）。
师贤完全继承了法果衣钵，造佛像“令如帝身”。就是要按照当今皇帝的模样雕凿佛像，更有意思的是竟将皇帝脸和脚上的痣也体现在石像上，既取悦皇帝又蒙蔽信徒。师贤的作为已经把法果“拜天子即礼佛”的思想实物化了。
师贤去世后，“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先在北凉弘法，“亦以禅业见称”（《高僧传•玄高传》），后被太武帝掠至平城。“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魏书•释老志》）昙曜原是准备殉教的，后经太子拓跋晃再三劝说才止。文成帝践极，下诏复佛。将昙曜从其躲藏的中山同中请出。昙曜正走在平城街头，“值帝出，见天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上演了一出君臣街头相遇剧。“帝后奉以师礼”。又经过文成帝同意，昙曜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云冈石窟前期五窟，也即“昙曜五窟”。此后在他的倡义下又建立了“僧祗户”和“佛图户”制度，“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他还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昙曜为“文成复法”贡献良多。“昙曜五窟”将所刻五佛与北魏诸帝对应，为佛与帝的合一作了创造性奉献。据对云冈学研究有精深造诣的知名学者赵一德先生说：现在的云冈石窟第16窟对应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造型英俊，有“姆陀罗手”意韵，又有捏指盟誓形状。第17窟对应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为一交脚大佛，头带菩萨冠，身着右袒披肩，神态端庄，威严气息似存呼吸间。第18窟对应世祖太武帝拓跋焘，造型气势雄浑，神态刚毅，肩披耀眼的“千佛袈裟”，有“万佛压身”之感。第19窟对应高宗文成帝拓跋氵睿 ，主像高16.8米，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面容慈祥，身躯平正，取“吉祥”坐式。文成帝复佛有功，对昙曜又有知遇之恩，故此造像多示褒赞。第20窟则是文成帝以后未来世的北魏诸帝共相。佛像面容丰满，双肩宽厚，两手合放趺面，呈大日如来之“毗卢印”状，比喻鲜卑王族“传祚无穷”。
从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1年）的“太武灭佛”，到兴安年间（公元452-454年）的“文成复法”，再到和平初（公元460年）昙曜任“道人统”并“更名沙门统”，前后大约二十年。平城大地上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洗礼、中外文化的大抗争、中华文化的大嬗变。其深刻程度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看起来似乎不起眼的平城，当年爆发的能量至今仍如地火滚滚作响。而在这幕历史剧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的“三剑客”：崔浩被诛死，寇谦之驾鹤野游去了，唯有昙曜是最后的胜利者。昙曜虽然出场较晚，但是功德圆满，他的行状永远地刻在了石头上，只要昙曜五窟在世，人们就不会忘记他。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30 09:16:30
犍陀罗，又作乾陀罗或健驮逻，古印度地名，相当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侵后，希腊文化艺术曾影响这一地区。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僧人来此传布佛教，逐渐形成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公元一世纪大月氏入主其地。公元二世纪贵霜王国强盛时期，成为迦赋色迦王统治的中心，首都布路沙布罗（即富楼沙，今白沙瓦）。后贵霜势衰，又为白匈奴所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称犍陀罗“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盛行于公元一至六世纪的犍陀罗雕刻艺术，吸取古代希腊雕刻手法，对东方雕刻艺术的发展曾有影响。
印度的佛教和佛教石窟艺术经由南北两路传播。南由印度南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在柬埔寨留有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北由印度北传到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在阿富汗留有巴米扬石窟。再越过帕米尔山口，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即史书所说的西域诸国。佛教在今新疆留下了克孜尔石窟、库车石窟等之后，又沿克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西端留下了莫高窟，东端则有凉州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然后进入平城留下云冈石窟，随着迁都洛阳又开凿了龙门石窟。石窟是佛教的重要遗迹，它呈网状分布于亚洲各地，其起点是印度。石窟艺术成型于犍陀罗之“凉州模式”；定型于“云冈模式”；完全“中国化”了则是在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一改游牧民族的粗犷特征，已经多了几分江南气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吸纳的结果。人类文化互补，通过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凉州。汉置，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及陕西定边、吴旗、凤县、洛阳等地。魏晋后辖境缩小，只限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北凉皆在此建国。北凉君主诅渠蒙逊最早在凉州开凿佛像，形成了“凉州模式”，这在佛教雕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公元439年八月，北魏大军扫荡凉州，城破后数十万人被押解至平城，其中就有三千多名僧侣。所来僧侣中有玄高、师贤和昙曜等，他们都曾参与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的开凿。昙曜开凿的云冈石窟受“凉州模式”影响则就顺理成章。
毫无疑问，云冈石窟风格也来自于犍陀罗艺术。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这几位斯里兰卡僧人带来的无疑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相信昙曜在奉命开凿五窟时参见过。但参见只是参见，并不是参照。而事实上“昙曜五窟”的风格对犍陀罗风格做了“中国化”式的改进。比如洞窟的“全石化”。佛像全都是用石头雕刻，少有泥塑佛像和彩绘壁画。发饰突出头上肉髻，鼻子方直，眉眼细长，两耳垂肩，少有唇髭，下颔重颐。衣饰由“罗马长袍”改为、“毡披”和“褒衣博带”，充满了儒家的君子之风。昙曜对“云冈模式”创新起到了承西启东、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2 17:50:19
奈良是日本元明天皇时期营建的国都，在公元710-789年间也被称为平城。魏都平城和日本的平城在称谓上是否有必然联系，因为手头资料缺乏，目前尚不好确定。但是，日本奈良的宫城形制受北魏平城建筑影响有据可查，尤其日本佛教——律宗源自于当年魏都平城兴起的《四分律》研习更是不争的事实。魏都平城在“佛法东渐”中充当“二传手”，链接了“平城文化”与“天平文化”，进而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亚文明的发展。
《四分律》是佛教戒律之集大成者。佛教典籍包括经、律、论三藏。经藏和论藏涉及全部佛法，律藏则集中记载各种戒律。戒律即通常所说的纪律，其实“纪律”二字原本也是从佛家用语中脱出的。《四分律》亦称《昙无德律》，该书对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及日常衣食坐卧，从身（运动）、口（言论）、意（思想）三个方面均做出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其中有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对违反戒律者，重的逐出僧团，轻则剥夺僧籍并责令向僧众忏悔。
《四分律》传入我国时间较晚，直到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才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俩位僧人在后秦苻氏政权支持下共同翻译成汉文。译出后又有大约六十余年“未广宣通”，“无闻于世”。（《续高僧传•慧光传》）以至于当时的佛家信徒只知道吃斋念佛，不知道还有戒律约束。更有不法僧尼乘机胡作非为，误解释意。“盖北朝上下，崇法未尝不热烈，其信仰亦不可谓不真诚也。但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息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魏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鼎盛并不等于平静，也曾经出现反复，先有“太武灭佛”，后有“法秀造反”。当时，随着战乱和大批破产农民逃入沙门，出家僧人众多杂乱，而且多有不法，或暗存兵器，或窝藏脏物，或与人淫乱，甚至聚众谋反。从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至孝明帝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四十余年间，沙门谋乱起事就达8次之多。
这一现象引起社会上的极大恐慌和封建帝王们的高度重视。太武帝拓跋焘下诏：“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文成帝拓跋浚谴责不法僧侣云：“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孝文帝拓跋宏颁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宣武帝元恪则忍无可忍，遂诏曰：“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7 09:47:01
为使广大僧尼有所约束，在孝文帝提倡下，首先在平城兴起了对《四分律》的研习。北魏平城《四分》之研习先自于法聪和尚。日本凝然大德《律宗纲要》说：“《四分》译已经六十余年，至元魏第六主孝文之世，有北台法聪律师，本学《僧祗》，开通精研。然穷初受部，依《昙无德》，辍《僧祗》讲，初弘《四分》。受随相契，事归撰，然是口授，未载简牍。道复以后，造疏释文。”又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文宣通，有道复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法聪和道复师徒在北魏孝文帝的支持下，于平城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研习《四分律》的先河。
《四分律》研习兴起于平城之后，迅速向南传播。先是代州净愿法师连讲《四分》，后有泽州清化寺慧光苦心钻研。慧光师承道复，广为法侣传诵《四分律》。每次开讲，僧众达上千人，出现道云和道晖等大批高足。至北周和北齐时，《四分律》由智首（公元567-635年）正式成立宗派，称为律宗。隋朝洪遵（公元530-608年）将此律推广到关中地区。唐时律宗进一步壮大，相继出现了道宣创立的南山宗、法砺（公元569-635年）创立的相部宗和京兆马怀素（公元624-697年）成立的东塔宗。以后道宣的南山宗逐渐发展成为在我国佛教中占有正统地位的律学体系。
作者：vqifsxnanikree 回复日期：2010-09-08 01:06:43
作者：snxsualruh 回复日期：2010-09-08 23:16:2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9 17:42:09
道宣以“化教”和“行教”进行判教。他把通过经、论二藏表述的大小乘教义统称为“化教”——教化之教；而把制约僧尼行为（侧重身、语二业）的教法，即戒律，称为“行教”。他主张止恶与行善并重，提出“止持”与“作持”的戒法理论。“诸恶莫作”是“止持”；“诸善奉行”是“作持”。道宣将戒律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行和戒相。道宣还依据唐初盛行的法相宗唯识理论来解释戒体，并把大乘佛教重视心性修养的思想引入律学，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道宣对律学的论述是来自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的民族化表现，是中国佛教律学的正宗，并且东传到日本。日本律学是靠中国东土大唐和尚鉴真传过去的。这就是家喻户晓，人们耳熟能详的“鉴真东渡”。
作者：绿水蓝山 回复日期：2010-09-09 2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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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13 16:34:42
鉴真讲经说法的驻锡地在奈良。奈良，位于日本本州岛中西部，四面环山。公元708年，元明天皇认为这是一片风水宝地，便调集全国能工巧匠，大兴土木，营建新城，并定名为平城京。710年，城市建设尚未完全竣工，元明天皇便下令将国都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平城京曾先后作为日本七代天皇的国都，是这座城市的荣耀。日本称以平城（今奈良）为京城的时代为“奈良时代”，“奈良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屡派遣唐使、留学生来中国，著名人物有道昭、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奈良时代”文化繁荣，尤以佛教建筑、学术和文学成就最大，因其辉煌时期在天平年间（公元729-748年），故又称“天平文化”。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16 15:46:38
由《四分律》这部经典发展成为佛教的一大宗派，追本溯源，当年在北魏平城率先开讲的法聪及其弟子道复和以后的慧光、道宣等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而在北魏平城兴起的研习《四分律》，最终走出国门，东传日本，唐代的鉴真和尚功莫大矣。《四分律》从法聪的口授，道复的笔录，慧光《四分律疏》的传世，到道宣南山律宗的形式，再到鉴真拼死渡海东传，可谓一脉相承、绵延累世。唯其源头则在平城（今称大同）。就律学东传而言，平城是源，奈良是流，这种源流关系靠《四分律》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证实北魏的“平城文化”和日本的“天平文化”是有千丝万缕的延承关系的。
魏都平城是当年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坐标，任何文字对它的赞美都显的苍白与无力……。透过一千多年前北魏平城与日本奈良的延承关系，可以了解到大同“平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1 20:06:56
1、“太和之治”及“太和新政”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所谓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诸如：“太康之治”（公元280—289年）、“元嘉之治”（公元424—453年）、“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和“开元盛世”（公元713—741年），以及“康雍乾盛世”（公元1662—1795年）等等。其实，抛弃民族偏见和以中原为正统的旧观念，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我认为还应该名列一个“太和之治”（公元477—499年）。
“太和之治”是由鲜卑拓跋人一手缔造的，他们是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改革家冯太后和素有中国封建社会“十大帝王”之一的北魏孝文帝（元宏）祖孙二人的共同推动下，“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魏书•薛虎子传》）通过颁行俸禄制，推行均田制，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等等，“思易质旧，式昭惟新”，“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不仅使“海内安之”，“国有九年之粮，户有水旱三年之麦”，而且人口数量高速增长，“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己矣”。（《魏书•地形志》）
因为前边提到了“太康之治”，故以北魏正光年间和西晋太康年间的人口数量相比较。据史料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我国人口为1616万，而由于北魏政府推行“太和新政”，到正光年间（520—525年）我国北方人口已经达到3232万，大约是太康元年的两倍。人口数量是考核社会安定程度的“硬指标”，透过人口数量大幅度地增长，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安定的，当时的老百姓不仅自己能够吃饱肚子，而且还有生儿育女的可能。更值得强调的是，从太康元年至隋大业五年的三百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3000万，平均每百年人口增长1000万，而这三百年的后二百年，在北方，正是北魏王朝建立、发展和繁荣时期。尤其公元五世纪的后二十多年值当太和年间，太和年间均田制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为华夏民族的人口繁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此一项，北魏的“太和之治”比之西晋的“太康之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康之治”为时仅只十年。公元289年（太康十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崩，贾后擅权，八王相继为乱达十六年。其时国势陵夷，地方大乱，匈奴主刘聪乘机攻破洛阳，掳怀帝（司马炽）而去，后怀帝遇弑而崩於平阳。史称“永嘉之乱”。晋愍帝（司马邺）于建兴元年（313年）即皇帝位，建兴四年（316年）降汉，次年也被汉主刘聪杀死，终年十八岁。西晋亡。历四帝，五十二年。
作者：收割麦田者 回复日期：2010-11-01 2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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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5 11:07:16
南朝的“元嘉之治”已成过眼烟云，但北朝的“太和之治”却正步入辉煌。首先，北朝的孝文帝交班于宣武帝元恪算是“和平交接”，没有动大的刀兵。“骆驼撕欢，蚊子遭殃”， 当年北魏治下的老百姓没有因为政权交替而遭殃受害。其次是太和年间的诸多政令得到了后世的认可，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像均田制，不光影响了北魏，还作用于东、西魏、北周、北齐乃至隋与唐。但凡新主登极，总是要否定前朝，这似乎己成定例。但北魏政令致为后世楷模，这正显示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仅于此只提“太康之治”和“元嘉之治”，而不提“太和之治”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至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武则天的一些做法是与北魏的“太和之治”有着源流关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隋唐盛世是从魏都平城走出去的。杨隋和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仅与鲜卑拓跋人有着浓重的血缘和君臣、主仆关系，他们的气度风范好多都是从北魏的帝王们尤其孝文帝那里学到的。说武则天的老师是文成文明冯太后，这句话并不为过。冯太后的治国理政经验，包括如何教育子孙的一些成功做法都是很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的。
我认为华夏文明在魏都平城拐了一个弯，这个弯拐的好，拐的及时，拐的成功。其成功就在于鲜卑拓跋人入主平城后抢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线上的枢纽地位，使中国历史面貌为之一变，为之一新。再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角度分析，北魏王朝因其 “厘革时弊”、“随时之宜”，而使华夏文明在中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领跑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请不要忘记了鲜卑拓跋人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应该心怀虔诚地向鲜卑拓跋人致敬。可是历史往往播弄于纸墨之间，更因为某些所谓“史家”的偏见及无知使其丧失本来面貌。这既是史学界的耻辱，也是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悲哀。人类社会只所以会坎坎坷坷，不能正常发展，大概与之有着很大地关系。对此，人们需要清醒，需要理智，当然更需要智慧。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6 15:58:08
客观地说，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篇章，而其最精彩部分，我认为除了太武帝统一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重新扭转到统一轨道上来之外，就是太和年间（括延兴年间）的新政作为，即所谓的“文教之事”。孝文帝5岁登极，在位达28年。起初的延兴年间（471—476年）太上皇献文帝健在，政权主要由献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把持，此二人结怨己深互相磨擦，孝文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政治上无大作为。或者说因为年纪幼小，涉世不深，“说话没风”，“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为时长达二十余年的太和年间，才是冯太后和孝文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时期。又可以太和十四年为界，分为冯太后与孝文帝共同秉政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独自“躬总大政”的两个阶段。其中后一阶段的太和十四年至太和二十三年（该年孝文帝去世）的十年间又可分为平城和洛阳两个时期。迁都洛阳是孝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大手笔。太和新政最见功力和成效的都是在新都洛阳，这都是孝文帝的“独创”。所以我们叙述冯太后和孝文帝业绩时，从时间节点上应该把握好延兴六年（承明元年，即公元476年，该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人类由上古时期进入到中世纪。）、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和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主持由平城迁都洛阳）三个重要年份。本文专讲“魏都平城”，故对迁都洛阳之后，仅只略述。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7 14:56:56
（皇兴）五年（延兴元年）。秋八月丙午，（孝文帝）“即皇帝位於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公元471年）“九月壬戍，诏在位及民庶直言极谏。有利民益治，损政伤化，悉心以闻。”
（延兴）二年。二月乙己，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自今己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己，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庚午，车驾耕於籍田”。“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技，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抑以公文”。“秋七月……壬寅，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十有二月庚戍，诏曰：“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己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竟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於令，永为彝淮”。
（延兴）三年。“癸丑，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甲戍，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剌史。”三月壬午，“诏诸仓屯谷麦充积者，出赐贫民。”“夏四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冬十月，诏：“……其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时，信义著於乡闾者，具以名闻。”
（延兴）四年。六月己卯，诏曰：“自今己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己。今德彼殊方，文轨将一，宥刑宽禁，不亦善乎？”
（延兴）五年。春二月，“癸丑，诏定考课，明黜陟。”“夏四月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承明）元年。“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戊寅……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八月甲子，诏曰：“朕猥承前绪，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缉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冬十月丁己，起七宝永安行殿。……自今以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
作者：wzheguilai0416 回复日期：2010-11-08 20:54:1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10 09:58:33
（太和）二年。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五月，诏曰：“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廼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淮。犯者以违制论。”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问民疾苦。”丙戍，“诏罢诸州禽兽之贡。”十有一月庚戍，诏曰：“悬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剌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朕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其成斯美。辜克已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於祖宗，百性见德於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
（太和）三年。二月辛已，“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五月辛酉，诏曰：“昔四代养老，问道乞言。朕虽冲昧，每尚其美。今赐国老各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匹。”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壬申，“诏群臣直言尽规，靡有所隐”。
（太和）四年。“四月已卯，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甲申，“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廪一年。”秋七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纟采 、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戍子，诏曰：“隆寒雪降，诸在徽纟墨 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饥寒者给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
作者：ryurdfghdfhg 回复日期：2010-11-13 06:12:0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16 11:09:21
作者：bs51721 回复日期：2010-11-16 1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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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hetyrtyrgf 回复日期：2010-11-19 04:44:06
作者：mnkgkutyutyi 回复日期：2010-11-20 03:44:16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1 23:23:4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1 23:25:41
（太和）六年。二月辛卯，诏曰：“灵丘郡土既偏土脊，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夏四月甲辰，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之禁。”十有二月丁亥，诏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缉纬象，独兹六诊。去秋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赈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办。爱毛反裘，甚无谓也。今课督未入及将米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劝课，以要来穰，称朕意焉。”
（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於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三月甲戍，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於路以食之，又驰关津之禁，任其去来。”九月壬寅，诏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於案文审狱，思闻已过。自今群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於远近。”十有二月癸丑，诏曰：“淳风行於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4 20:19:27
（太和）九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图谶之兴，起於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毁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墳典所载者，严加禁断。”乙己，诏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扌采下情，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匈荛。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谠直，思显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八月甲申，诏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己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妄，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冬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从略，后有详述。）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5 20:43:52
（太和）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六月癸未，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秋七月已丑，诏曰：“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九月庚戍，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廼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於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概述。可重遣精俭，勿令遗漏”。冬十月辛末，“诏罢起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甲戍，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於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十有一月，戊申，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
（太和）十二年。乙未，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秋七月，闺月甲子，“帝观筑圆丘於南郊”。
（太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於圆丘”。夏四月丁丑，诏曰：“升楼散物，以赍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秋七月，“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於京师”。九月丁未，“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
（太和）十四年。二月，“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已卯，“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秋七月甲辰，“诏罢都牧杂割。”“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冬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十有二月壬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明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已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五月已亥，议改律令，於东明观折疑狱”。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已亥，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乙已，规定礻帝 袷之礼。丁已，议律令事，仍省杂祀。”“冬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有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於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戌寅，专诸牧守”。
（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於平阳，虞舜於广宁，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阳。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四月丁亥朔，班新建令，大赦天下”。“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诏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甲辰，“诏曰：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勤，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秋七月，壬戍，诏曰：“王者设官分职，垂拱责成，振纲举纲，众目斯理。朕德谢知人，岂能一见鉴识，徒乖为君委授之义。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乙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癸丑，诏曰：“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扌舍 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於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於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
（太和）十七年。春正月乙丑，诏曰：“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命数之差，皆依别牒。”“二月已酉，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已丑，车驾始籍田於都南”。“六月丙戍，帝将南伐，诏造河桥”。乙已，诏曰：“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於汉晋，务必有恒，人守其职。经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扌采 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时以闻，当更附之”。秋七月，“丁亥，帝辞永固陵。已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壬寅，车驾至肆州，民年七十已上，赐爵一级。路见眇破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丁已，诏以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詠《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於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乙已，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於代京，车驾送於漳水上”。
（太和）十八年。“春正月丁末朔，朝群臣於邺宫澄鸾殿”。“戍辰，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二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於贤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冬十月，“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壬戍，次於中山之唐潮。……己已，幸信都。……丁丑，车驾幸邺。甲申，经北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乙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诏中外成严。戊申，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
（太和）十九年。夏四月，“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庚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癸未，车驾至自南伐，告于太庙”。“癸丑，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戊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八月，丙戍，“行幸邺”。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
（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丙午，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五月丙子，诏曰：“农惟政首，稷实民先，澍雨丰洽，所宜敦励。其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冬十月戊戍，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率，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十二月，“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丙寅，废皇太子恂为庶人；丁卯，告太庙”。“戊辰，置常平仓”。“恒州剌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遣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案治之。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
（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秋七月甲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冬十月丁已，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和围以守之”。
（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饗群臣於新野行宫”。秋七月壬午，诏曰：“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凱请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
（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群臣，以帝疾瘳上寿，大饗於澄鸾殿”。（三月）“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於鲁阳践阼。”“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至鲁阳发哀，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号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6 21:46:4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6 21:48:26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之前，吏治十分混乱，甚至到了“有吏而无治”的地步。其“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嗜杀成性”，每逢战争奋勇其身，胜则占地为王，鱼肉百姓、为所欲为。地方官吏不论政绩如何，任期均为六年，届时调换。那时的北魏最高统治层大力提倡掠夺与屠戮，各级官吏掳掠贪残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例如那位以血腥镇压上党丁零人出名的公孙轨，就是一个贪暴的典型。当年太武帝北征，要征发老百姓用驴驮运粮食，责成公孙轨监督将粮食运到雍州。公孙轨以为发战争财的时候到了，居然命令每个运粮的驴主皆加绢一匹，否则既不接受驴也不允许驴主运粮。老百姓嘲笑说：驴不管强弱，只要负绢自壮。公孙轨死后，太武帝对崔浩说：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受贿纵贼，至今余奸不除，轨之罪过。又说：其初来（上党）单马执鞭，返去则从车百辆，满载而归。还说：有丁零渠帅痛骂，轨怒，竟取渠帅母，以矛剌其阴而杀之。并从下倒劈，分裂四肢于山树上。轨幸而早死，否则，吾必族而诛之。当时如公孙轨这般暴虐贪赃者在北魏政权内部已非少数，以致太武帝在公元431年至437年的6年之内连下七道诏书，申述“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就北魏皇帝而言，对贪腐现象的惩治也不能说不严格。《魏书•高宗纪第五》（和平）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剌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货，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於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於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贪赃十匹以上皆死”。如此惩罚能说不重吗？但是又有谁敢举报，又会由谁来执法呢？诏令颁发数年，收效甚微。直到皇兴四年（470年），献文帝拓跋弘又一次祭旗斩杀。明令：“吏受所监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以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献文帝为了鼓励举报者竟要将所纠者（尚书除外）官职授于举报人，这在中国的反贪肃赂史上尚属少见。可见吏治腐败已经到家了。当然，透过上述诏令除了说明当年的法制不健全之外，也暴露出选官任官之毫无定制可言。难怪魏收在《魏书•目录序》中评之曰：“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
北魏历经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诸帝，大约立国八十余年后吏治仍然如此不堪，朝中有些有识之士为之格外忧心。献文帝的岳父（道武帝近臣张衮的孙子）张白泽（本字钟葵，显祖（献文帝）赐名白泽）就在显祖颁诏后不久则上表谏曰：“伏见诏书，禁尚书以下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羊酒之罚，若行不己，臣恐奸人观望，忠臣懈节。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务简，至於委任责成，下民难辩。如臣愚量，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乱群，常刑无赦。苟能如此，则升平之轨，期月可望，刑措之风，三年必致矣。”“显祖纳之”。献文帝因为官吏贪墨，头脑一热，轻薄为文，所发诏书被老岳父驳了回去。老岳父的理由很简单但又很充足：官无俸禄，古无此例，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但是张白泽虽然驳倒了献文帝的荒唐诏令，而“班禄”建议却难蒙重视，更未被采纳。
真正实施班禄制的是大改革家文明冯太后和孝文帝，别人是没有她们祖孙二人那般才识和胆略的。据《魏书•食货志》云：“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剌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丁卯，孝文帝颁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於优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兴之惟新”。同年八月戊戍，又颁诏曰：“俸制己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於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
对于俸禄新制，朝内也有不同意见，淮南王拓跋他就曾“奏求依旧断禄”。冯太后立即召集大臣讨论。中书监高闾上表曰：“……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禄足以行义。……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於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辐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长久之道。……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於今已久，……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诏从闾议”。这个高闾，渔阳雍奴人。“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儁伟，下笔成章。”（显祖）“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俸禄制是解决各级官吏贪酷苛虐行为的重要措施。俸禄制实行后，冯太后和孝文帝派出朝中大员分赴各地纠察。皇帝外戚李洪之时任秦益二州剌史，其为政贪墨，“素非廉清，每多受纳”。班禄之后，首以赃败。孝文帝首先从自己的亲戚开刀，命令将李锁赴平城，并召集文武百官于太华庭“亲临数之”，后听其“在家自裁”。其余官员坐赃死者40余人，使守宰犯赃者无不胆战心惊。太和十三年（489年）又有皇亲如怀朔镇大将、汝阴王天赐和长安镇大将、南安王元桢“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雍绝诉讼，”皆削其官职封爵，贬为庶人。对宗室诸王贪残的惩治，表现了孝文帝“克己忍亲，以率天下”的治国思想。孝文帝对自己的弟弟虽然笃爱有嘉，但对他们的要求和培育也是非常严格的。他告诫诸弟要“修身慎行”，“勿自骄怠”。（《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他虽然对咸阳王禧“礼遇优隆，然亦知其性贪，每加切诫”。赵郡王幹“闇于治理”，“贪淫不遵典法”，孝文帝“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虽为至亲其违法犯罪亦难免受到惩处。另（《魏书•酷吏列传》中共载十人，有七人在孝文帝时受到惩处，除一人外全部赐死。冯太后和孝文帝对贪赃枉法的皇亲贵胄们严刑正法，毫不留情，不是存亲以毁令，而是灭亲以明法。对不法官吏的严惩收到了良好效果，史载：“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其后不久，“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魏书•刑罚志》）正因为如此重拳出击，孝文帝时成为北魏吏治最为清明时期。史谓：“高祖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吏清政平，断狱省简”。（《魏书•良吏传序》）
从班赏到班禄，从无限制的掠夺到有限制的分配，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班禄与治贪又是一剑之双刃，左右其手、严刑峻法，使北魏初期之贪虐局面很快便大有改观。再者班禄与治贪的同步实施，也为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的其它厘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流光三月 回复日期：2010-12-07 00:17:38
现在这个世界真是颠倒黑白！！！自己祖先辛苦抗战 反攻夷狄成功 才让我们活下来！！现在反过来骂祖宗！！真是丧良心！！
至于血统 现代基因检测 已经正面至少百分之85以上的汉族是古华夏族的直系后裔！！而且剩下的那些主要都是当年那些主动归附的南方少数民族血统 跟匈奴这些民族没关系！！ 想认胡人当祖宗的人可以歇歇了！！
但是 如果有些人真得想要点胡人血统！！可以考虑把你们自己的老妈和女儿送到外蒙古去好了！这样你家就有光荣的胡人血统了
这是赵忠格先生的新作，先生边写，我边发、大家边读。
历史视野以一种比较的方式向过去铺展开来，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
阿诺德•汤因比
[摘 要]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毁废，欧洲进入长达千年的分裂、迷信、黑暗和充满挣扎与变化的中世纪。与此同时，地球另一端东方的北魏王朝却在步入辉煌，并从魏都平城走出了大唐盛世；另以“太和改制”为“分水岭”，华夏文明在中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领跑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
中世纪前后的四个世纪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种族攻伐”，“胡搅蛮缠”。这种历史现象东西方皆然，不光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具有关联性和同构性。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在人民（黄巾）起义和蛮（胡）族的侵扰血洗下，先后分裂为东、西罗马两个帝国和北魏、南（刘）宋两个王朝，即所谓的“东西共治”和“南北并峙”。从《洛阳伽蓝记》：“自葱岭以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的描述和云冈石窟第9.10窟前的罗马柱以及大同地下出土文物看，古罗马、君士坦丁堡与魏都平城之间的交往是密切和频繁的。这正说明了当年的地区间发展是相互关联和互为影响的。
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专家学者们的解释足有210种之多，但我以为，匈奴人和日耳曼人的劫掠是其最直接、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既然匈奴人和日耳曼人是西罗马帝国的“掘墓人”。那么，同样发迹于“匈奴故地”的鲜卑拓跋人为什么没有尾随北匈奴西徙，更没有“乘火打劫”血洗欧洲呢？又为什么他们会致力南下，主动汉化，并且用自己的身躯筑起捍卫华夏文明的血肉长城呢？我认为是文明使然，是鲜卑拓跋人倾慕、向往、追寻和创新华夏文明的结果。
“城则盛民也”，居住在平城的古代先民们不只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更奉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和创新力。使这座城市更加生机勃勃，繁荣昌盛。魏都平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座标，公元5世纪是魏都平城世纪。鲜卑拓跋人了不起。小民族办大事。鲜卑拓跋人的贡献不仅仅在华夏，而在全世界和全人类。
[关键词] 种族攻伐；胡搅蛮缠；人类文明；城市兴废
上 编
魏都平城（公元398年——495年）
引 言
由于传统史学研究着眼既往，线性分析，训诂般、孤立静止地，更没有或很少有与同一地球上其它国家与地区相关联地、互动地看待问题；也由于正统史学研究的偏见，每每谈起北方少数民族南进不是空叹亡国之悲愤，就是大骂“虏狄”之残暴，大汉族主义、情绪化分析、非理性思索，导致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被重视，更难说对其历史功绩有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北魏王朝的历史作用就被矮化和低估了。其实，看不起少数民族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猥亵。况且中国纯粹的汉人能有几个？本文希望通过对魏都平城和古罗马及君士坦丁堡三座城市兴废的研究，为北魏王朝正名，为鲜卑拓跋人请功，进而寻找中世纪以来辉煌将近千年的华夏文明的真正源头。“天可汗”李世民血液中流淌着鲜卑人的血，大唐王朝有着众多的北魏因子。叱咤中国数百年的武川系军人，当年都是些给北魏帝王们牵马拽蹬的中级军官。他们都喝过魏都平城的如浑水（今御河），有的就是喝这里的水长大的。这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承认的历史事实。其实“大汉”到“大唐”中间应该有个“北魏”。可惜史学家们往往叱之为“虏魏”，一字之差使中国的史学大家只能屈指可数。可惜、可叹也可悲。悲不在杰出史学家之少，而在人类认识轨迹的偏差，所以也很可怕，……。
一、北魏是个疆域辽阔的东方大国
大同，古称平城，曾经是北魏帝都，历六帝七世，立都长达97年（公元398至495年）。魏都平城是由鲜卑拓跋人一手建设和经营的，北魏王朝励精图治，把它打造成了“四裔往还极盛”的国际大都市，它也地灵人杰把北魏王朝推上了繁荣昌盛的顶峰。魏都平城则在公元5世纪“一枝独秀”，引领了中世纪初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人们普遍认为：由鲜卑拓跋人建立的北魏与南朝刘宋政权相比较只是个小王朝，其实不然，它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名符其实的东方大国。论疆域，北魏王朝包括整个蒙古高原，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南以黄河为界，后来扩张至秦岭、淮河，进一步跨有淮南之地。有州133个、边镇12个、郡527个、县1465个（《魏书•地形志》）。臣属部族范围：西至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以西，东至库页岛，北至贝加尔湖以北，南至西藏。论人口，在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魏书•地形志》）。西晋太康年间，全国共有户245.984万，口1616.3863万。（《晋书•地理志》）北魏正光年间则有户491.964万，口3232.7726万，是西晋时全国人口的两倍。当然，这也是个大约数。实际上人口比这还多，因为当时的奴婢、僧尼、杂户、内迁胡人是不入（民）籍的。如果把这些人也加起来，估计北魏社会实际人口不会低于3500万。（《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而与北魏王朝隔着黄河对峙的南朝刘宋政权有户906870，口约4685510，仅仅是北魏王朝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时人庾悦也曾说：“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北魏王朝无论疆域和人口都远远超过南朝，也超过其它东亚、中亚诸国，是当年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国强国。
另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资料：我国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5959万，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5648万，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1616万，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4601.9956万。（12世纪初我国总人口即过亿，18世纪末猛增至3.1亿，1850年达到4.3亿。）通过以上统计可知，北魏王朝人口数已经超过汉王朝总人口的一半。另也可知，从西晋太康元年至隋大业五年的三百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3000万，平均每百年人口增长一千万。而这三百年间特别是后二百年，正是北魏王朝的建立、发展和繁盛时期，所以北魏王朝对我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功不可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要知道，公元3世纪前后，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地区，当时的人口密度已近80人/平方公里。随着“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北方人口逐渐减少。但是由于北魏王朝采取了“与时休息”政策，特别是在“太和改制”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进入繁荣发展期，部分南迁人口开始回归；再加上“宗主督护”下的隶农隐蔽户口现象的减少，人口的真实状况逐步显现，所以出现了北魏时期的“人口井喷”现象。另查，南朝史籍中关于人口数量的记载，“不仅远不如秦汉，也远少于北朝，而且越到后期人口越少，及于陈朝人口数仅为200万。究其原因，实同南朝人口之大量隐匿私注官吏家籍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第六章注）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8 16:02:13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个被逝水淹没了的王朝，在和欧洲那些中世纪的城市比较后，北魏、平城会还原它们的本色，相信这部书稿会让大家耳目一新，重新审视那些我们心灵中被遗漏的片段。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09:24:31
1、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
罗马和平时期（公元前31—180年），“罗马城就有约100万居民”。（《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第一章）。“公元450—650年，世界上最大的而后来衰落了的都市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大约有50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而当时魏都平城人口足有百万之众。理由是，不算当地原住民，仅从外地迁往平城的移民就有14批次，150万人之多。（见朱绍侯《北魏徙民表》）以我粗略估计，城市人口至少有30万，郊甸人口大约70多万。就城市人口而言，当时平城与罗马城不相上下；比君士坦丁堡多出两倍。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帝国的心脏。它地处意大利中部一个叫拉丁姆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小山丘，当地人按照血缘关系，分别聚居在山丘上，以后逐渐形成村落。后来为了抵御外侮，七个村落联合起来，称为“七丘同盟”。这便是罗马建国之肇始。古罗马最初没有城墙，大约到了“王政时代”后期，即公元前六世纪时，才在这七个小丘周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资防守。所以罗马城曾被称为“七丘之城”。至于罗马（Rome）名称，则以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罗慕洛命名。
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旧称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临土耳其的博布普鲁斯海峡，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当欧亚交通要冲，扼黑海之门户。公元330年至1453年期间，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首都之一。据《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本统计：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有2座剧场、4座巴西利卡（公众集会大厅）、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153个私人浴池、53道沿街柱廊、5座粮仓、8条高架水渠、14座教堂、14座宫殿和4388座贵族宅邸。还有比我们云冈石窟晚建100多年的索比亚大教堂。这座教堂是被东西方世界共同景仰的“神圣智慧堂”。站在索比亚大教堂前，不能不感叹拜占庭和奥斯曼两大帝国的雄伟气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现有人口1700万，是现在大同市人口的5倍。而在1500年前，它的人口仅仅是平城（古大同）的一半。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大！君士坦丁堡当年人口比平城少，原因是其地形不如平城宽阔平坦，粮食全凭用船只从外地运输，客观上限制了它的人口发展。
都市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古代都市是奴隶制国家的首府，在奴隶制国家兴盛期，估计它们的居民曾达10-25万人。尼尼微在公元前650年有12万人，巴比伦在前有25万人，孟菲斯有10万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随着世事变迁，城市有兴有废。到了公元十世纪时世界上只有十座大城市。科尔瓦多（在今西班牙）人口45万，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多、也是最繁华的城市。我国的开封人口30万、君士坦丁堡人口30万（比公元五世纪时有所下降）、吴哥（在今柬埔寨）人口20万、京都（日本）人口17.5万、开罗人口12.5万、巴格达人口12.5万、内布沙尔（在今伊朗）人口12.5万、艾尔哈萨（在今沙特阿拉伯）人口11万、安希尔瓦达（在今印度）人口10万。又据资料统计，罗马帝国除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以外，另有几十万人居住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安提俄克等东部城市里。但当时帝国的城市都比较小，尤其在西部，“大部分城市都只有不超过5000的居民，比今日的多数学院要大些，但比多数综合性大学要小些”。（《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此外，欧洲的城市大多数出现较晚，如佛罗伦萨、马赛、奥尔良等都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出现的，人口一般也就几千人，上万人就算大城市了。到了13和14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也仅20万人。难怪马可•波罗惊呼元代时的大同是“一座美丽和伟大的城市”。
2、平城与国内其它城市的比较
我国的城市发展较之西方为早为快为大。公元二三世纪，我们的洛阳和长安就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中心了。洛阳号称“居天下之中”“阃域中华，道路辐辏”，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东汉时，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60年，但至汉末董卓之乱“烧洛阳城外二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到“永嘉之乱”，“自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北魏在平城建都时，洛阳依然是“城阙萧条，野无烟火”，衰败不堪达近百年。直至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后洛阳才又开始繁荣。长安，地处关中，河出四塞，雄据之势胜于洛阳。也是由于“永嘉之乱”，匈奴刘曜攻陷长安，将城内洗劫一空。史载：“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刺成林”。到刘裕破长安，“城内夷晋六万户，徙其百工技巧等民户而南”，自此后沦于荒残达110年。直到西魏和北周时才复以为都，方又繁荣起来。另外，成都虽“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左思《蜀都赋》）但在晋末经巴氐李氏之乱，已经“郊甸未实，都邑空虚”。（《晋书•李焘载记》）而此时的魏都平城却已“引沟穿池，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这时的洛阳、长安和成都已经没办法与魏都平城比美了。至于素有“天下之腰脊”之称的邺城，“其地北接涿蓟，南通郑卫”，十六国时期虽然后赵的石虎曾自襄国移都于此，但“冉闵之乱”，导致诸羌胡互相杀戮，饥饿死亡者众，邺城残遭毁坏。北魏王朝对该城也加修缮，曾经考虑移都于此。但孝文帝不同意，认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没有皇帝的重视，其繁荣是没有保证的，当然也就难与平城争雄。
北朝城市如此，南朝城市又如何呢？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南方尤其长江沿岸和下游地区出现了一些墟市、草市、“夷市”（武昌）和“獠市”（岭南诸城）的市场网络，以后渐次发展为城市。诸如京口、广陵、吴郡、会稽、山阴、宣城、毗陵、余杭、东阳、新安、义兴、广州、番禺等以及南朝北境的寿春、襄阳、江陵等等。迨至六朝，也曾形成了以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四个城市为中心的扬州、荆州、巴蜀、岭南四大城市经济区，从而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这些城市或城市群落正处于初建或发展时期，其规模都不算大，与平城自难相比。说平城的当年恢宏，仅一座云冈石窟就能证明。
3、南朝的都城——建康
建康（今南京）亦名建业、建邺，原名秣陵，在汉代是扬州丹阳郡下属的一个小县，自三国时孙权建都于此，人口繁盛，商贾云集，逐渐兴盛起来。左思在《吴都赋》描述：“开市朝而关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星转毂，昧旦永日”。反映出吴都建康，沽贩云集，店肆林立，士女如潮，交贸相景的繁荣景象。及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在众多居民中，“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隋书•地理志下》）。梁（公元502年至公元557年）是萧衍建立的，统治区域与南齐略同。历四主，五十六年。梁在建康立都时，“户二十八万”，如以每户四口计算，则有一百一十多万人。城市人口过百万，与北魏平城同属华夏大地上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但梁末侯景之乱，建康受到很大破坏，及王僧辩破侯景，“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南史》卷80《侯景传》）。
有必要指出的是，侯景乱梁前夕，人心浮动，此时士民对汉族政权已经绝望。南朝境内“豪家富宅，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诏）破产农民生活无着，纷纷出家当和尚，“假慕沙门，实避调役”。又据《宋书•周朗传》言：“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设使胡灭，则中州必有兴者，决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归国家矣。”“人人厌苦，家家思乱”（《资治通鉴》武帝太清元年）已经成了当年南朝士民的真实写照。此时的南朝民不耻生，政局动荡，前景暗淡，尤其精神颓废，气象腐败。虽然有几篇后世足道的诗文传世，但诗词曲赋并不是文明的全部，文明发生了问题，难免会出现政权更替。所以建康虽好，但是败象已现，尤其精神气象难与魏都平城相比。这是历史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甚为可惜。历史永远不会同情弱者，这是本文故意不将建康与平城相互比较的主要原因所在。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6-29 09:37:15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6-29 09:57:28
魏书中的讲西域各国，地理基点都是代都平城。
草原帝国中与法兰克帝国对比说北魏放弃自己的首都，放弃自己的优良传统迁都，汉化。其实这是一种无奈。平城所在的代地。自然条件太差，非常干旱，寒冷，比起中原自然条件差太多。不迁都经济，自然，经济压力都会非常大，而法兰克帝国却用不着迁都去罗马。这就是中国北方的蛮族永远游牧，长期停留在落后生产水品，永远要南下中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然环境。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10:27:59
作者：麻烦赶快看 回复日期：2010-06-29 11:34:3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29 16:28:26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30 09:19:13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平城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自平城向四面八方辐射的交通网络，平城建成了各国人民物资的集散地和各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发挥着国际城市的特殊作用。”前田正名给当年的平城冠以“国际城市”的头衔是公允的，但我以为还不够客观。因为平城是座都城，除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之外，更多的是政治活动，诸如藩邦属国进贡朝贺等等，“四裔往返极盛”，所以平城更是一个国际大都会。
北魏是个我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问题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个朝代。孝文帝说过“人主处心公平，可使胡越一家”。可谓中国古代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最高成就。“主贤客来勤”。定都平城百年间，平均每年总有两至三批贡使前来朝贺，“贡使络绎，不绝于道。”藩国使臣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珍宝名产，还带来歌舞雅乐。“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燕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高祖帅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表，於是和歌者九十人。”（《魏书•皇后列传第一》）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临幸的灵泉池就在平城北的方山脚下。通过上述文字描述，主属间狂歌劲舞，祥和欢快，乃至山呼万岁，声犹在耳。北魏的泱泱大国风范尽显，平城成了各国使臣追慕和向往的中心。
1、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域 汉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泛指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广大地区。近指葱岭以东而言。汉武帝于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初通西域，汉宣帝始置西域都护，以后各代中原王朝与西域均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亚、欧海运畅通前，横贯西域的大路长期是东西往来的要道，便利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西域号称有三十六国。
大宛 在今塔吉克共和国费尔干纳盆地，都城贵山城。这时的大宛国内有“大小七十余城，土宜稻麦，有蒲桃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晋书•大宛传》）北魏称大宛国为破落那国。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50年），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和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破落那国国王先后五次派遣使节来到魏都平城访问，并馈赠方物。其中太延三年与和平六年这两次，都向北魏皇帝赠送了汗血马。
者舌 都城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该国派使节来平城聘问，从此以后使节往来不绝。
悉万斤 其都城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太和四年（公元480年）、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永平二年（公元509年），该国先后十次派遣使节来魏访问，增献方物。在正始四年一年中有两次遣使来朝。
栗特 即古代的奄蔡，一名温那沙。住今里海。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栗特国使节来平城访问，并赠方物。太武帝灭北凉，在攻取姑臧（今甘肃武威）后将在凉州做生意的栗特商人收容至平城。到文成帝太安三年（公元457年），栗特王遣使来魏，请求将这些商人放回。北魏王朝慨然应允，优礼送归。献文帝皇兴元年（公元467年），孝文帝延兴四年（公元474年）和太和三年（公元479年），栗特王又曾先后三次派遣使节访问平城，馈赠方物，北魏朝廷回赠许多礼品，彼此间交流得以加强。
大月氏 其部族原居我国甘肃河西一带。汉文帝初年，因受匈奴压迫而西徙至新疆伊犁河流域。北魏太武帝时，大月氐有商人贩于京师平城，自称“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在平城就近采矿并熔铸之，铸成的琉璃“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太武帝诏令其制造能容百余人的“行殿”。即成，“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上述文字生动地记叙了大月氏商人在平城传授制造琉璃技艺的整个过程。另从其致使“琉璃遂贱”和“光泽乃美於西方来者”的文字看，平城当年就连琉璃建材也从“西方”运来，可见平城与西域或比西域更远的西方国家之间商业贸易之频繁和贸易品种的多样性。
大月氏贵霜王朝 由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贵霜部落建立，其鼎盛时疆域从今天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曾经拥有人口百万，士兵二十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首都布路沙布罗（或译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唐代高僧玄奘西游时还曾听闻贵霜帝国。公元520年（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北魏朝廷曾派取经使节宋云、惠生等到达富楼沙城。
作者：zaiwangpo 回复日期：2010-06-30 09:24:07
菜鸟免进谢谢。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6-30 16:08:37
作者：家住孟津河 回复日期：2010-06-30 21:37:48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1 09:42:23
据《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记载：“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师、栗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大约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公元435年至440年）上述诸国就已经派遣使者来朝魏都平城了。鄯善（古称楼兰），距离魏都平城七千六百里。太延四年（公元438年）国王曾派其弟素延耆来平城皇宫入侍。于阗国，“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连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太平真君年及天安、皇兴间曾遭蠕蠕侵伐，“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延望救援，”请求北魏王朝出兵保护。献文帝“虽欲遣师，势无所及”，由此生隙。当北魏王朝派遣使者韩羊皮出使波斯回返时，于阗国王借口出于安全考虑而将波斯国回赠北魏王朝的驯象及珍物扣留。献文帝闻言大怒，责成韩羊皮讨回。从此后于阗国“每使朝献”。悉居半国，故名西夜国。“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来献，自使贡使不绝。”车师国。其王居交河城。“世祖初，始遣使朝献”。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车师王车夷落上书：“人民饥荒，无以存治……思归天阙，幸垂赈救。”北魏王朝曾开焉耆仓放粮救济。正平初，该国王遣子到平城宫入侍。自后每使朝贡。龟兹国，“去代一万二百八十里”。“ 世祖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大获驼马而还。”“自后每使朝贡”。姑默、温宿、尉头等国均役属龟兹。乌孙国，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北魏太武帝在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派遣董碗出使其国，“后每使朝贡”。疏勒国，曾于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时派遣使臣至平城送来释迦牟尼袈裟一件，“长达二丈余”。文成帝“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於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观者莫不惊骇，心形俱肃”。悦般国，“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所谓“幻人”乃是玩魔术、耍杂技者。北魏太武帝看后被深深地迷住了，“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
萨珊波斯帝国 萨珊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达希尔（公元226-242年在位）於224年起兵，226年破泰西封，取代安息统治，建了新的波斯帝国。阿尔达希尔的祖父名萨珊，所以新王朝又称萨珊王朝（公元226-642年）。其国都仍在泰西封。泰西封住于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公元762年，阿拉伯人政治中心转移到巴格达后，泰西封逐渐衰落。萨珊波斯帝国向西扩张势力时，与罗马帝国争斗不断，从公元3世纪初至5世纪初的200年间里与罗马发生9次战争。曾于公元260年（魏陈留王景元元年）国王沙普儿一世生俘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公元363年（东晋穆帝升平四年）沙普儿二世又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东罗马皇帝朱利安受重创致死。
中国早在汉代就与波斯是重要贸易伙伴，魏晋之后曾因我国内乱而一度停止贸易。到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455年），萨珊王朝遣使来华，恢复了固有关系。从文成帝至孝明帝70余年间，波斯遣使来平城和洛阳有10次之多。其中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波斯“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表达了波斯与北魏长久良好相处的愿望。《洛阳伽蓝记》还记录了，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系“波斯国胡人也。”北魏也有人远赴波斯经商。如河间王元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他还有许多来自域外的珍奇宝贝，“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除文献记载外，近几十年在内地曾经出土大量的萨珊王朝银币和银盘等物。如在清理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古塔废址舍利石函中，发现波斯萨珊王朝耶斯提泽德二世（公元438-457年在位）时期银币四枚、卑路斯（公元457-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37枚。上世纪70年代，在大同城南工农路北侧清理一座北魏建筑遗址时，出土波斯八曲银洗1件、鎏金刻花银碗1件、鎏金高足铜杯1件、鎏金高雕交足铜杯1件、鎏金镶嵌高足铜杯1件及石雕方砚1件。鎏金刻花银碗高4.6厘米，口径10.2厘米。敞口、束颈、弧腹，腹部以“阿堪突斯”叶纹划分成四等份，中部有一圆环，环内有一男子作扭头状，高鼻，大眼，长发披颈。1989年，在大同的天镇县平远头村发现49枚波斯萨珊银币，直径2.0-2.3cm，厚度为1.05-1.8cm，重量为3.5-4.2克，平均重为4克。银币正面是卑路斯王头像，背面纹饰为袄教祭火坛。估计埋藏年代应该不晚于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和年间。又据《文物》1983年第8期《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萨珊银盘》记录：银盘高4.1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4.5厘米，盘面为一幅狩猎图。中间是一个伊朗人脸型留络腮胡的中年人，所带帽饰由九颗圆珠组成，脑后有两条萨珊式飘带。身前后有3头野猪。北魏封和突墓年代为正始元年（即公元504年）。位于大同城西的小站村。上述文物经过夏鼐等多位先生的研究，确认它们都是公元四五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物品。说明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北方及魏都平城与波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多么地频繁。
作者：江东书生 回复日期：2010-07-01 10:20:56
“北魏正光年间则有户491.964万，口3232.7726万，是西晋时全国人口的两倍。当然，这也是个大约数。实际上人口比这还多，因为当时的奴婢、僧尼、杂户、内迁胡人是不入（民）籍的。如果把这些人也加起来，估计北魏社会实际人口不会低于3500万。（《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而与北魏王朝隔着黄河对峙的南朝刘宋政权有户906870，口约4685510，仅仅是北魏王朝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时人庾悦也曾说：“今江右区区，户不盈数十万，地不逾数千里。”北魏王朝无论疆域和人口都远远超过南朝，也超过其它东亚、中亚诸国，是当年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国强国。”
---楼主似乎记错了吧。如果是以黄河为界，那南朝拥有河南、山东、淮北的人口密集地区，再加上逐步开发起来的南方，如此良好的地理条件人口居然只有北魏的七分之一？北魏人口密集地区只有河北跟关中的话凭什么总人口是南方的七倍？如果以淮河为界，那倒是有那么点可能。不过与北魏以淮河为界的是南齐不是刘宋吧？
作者：说谎0_0 回复日期：2010-07-01 11:25:2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1 16:02:46
作者：zshxwlong 回复日期：2010-07-01 16:46:16
作者：googlekim 回复日期：2010-07-01 16:48:1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2 09:22:58
天竺五国 魏晋南北朝时，印巴次大陆（今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境内）建立有许多国家，其中北魏王朝与天竺五国（今印度）的关系最为密切。印度，在中国史籍上最早称为“身毒”（《史记•大宛列传》），自《后汉书•西域传》始称“天竺”，所以“天竺”是古印度的别称。古印度范围很广，曾经出现过摩揭陀国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以及一些版图并不大的小国家。沙门慧超遂有“五天竺”之称（东、西、南、北、中）。据《魏书》记载，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在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四年（公元503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先后五次遣使访问魏都，并馈赠骏马、金银、佛牙等珍贵礼物。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正始四年以后5次派出使节，奉献方物。犍陀罗国王在接受宋云所持北魏皇帝诏书时，“坐受诏书”。理由是：“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读书，于理无失。”宋云也没办法。犍陀罗式佛教艺术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 ，云冈石窟建筑风格受其影响很大。南天竺的国王婆罗化曾遣使献骏马和金银。东天竺盘是国（在今孟加拉）在北魏时也曾多次派遣使臣到京城访问并赠献方物。位于今克什米尔境内的 宾国，与北魏交往较早，自太武帝正平二年（公元451年）到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先后6次遣使访魏，贡献方物。其它如阿喻陀、罗婆、婆罗捺、阿驹、可流、伽比沙、胡密、伽秀、弗菩提、婆比、佐越、伽使密、康国等许多国家都曾遣使来朝。由于使节频繁往来，搭起了双方国家间相互往来的桥梁，加强了平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大秦 关于北魏王朝与大秦国之间的往来，因涉及其都城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故在后边详加叙述。
史书对于北魏王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史臣曰：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
3、北魏王朝与海东和东北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与北魏同时期的朝鲜半岛上有高句丽、百济（今首尔以南）新罗和任那四个国家，北魏与高句丽和百济关系密切。在北魏王朝举行大型朝会活动款待外国使团的名单中，列在首位的是南朝使团，高句丽使团则在第二位。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六月，高句丽王高琏派遣使者安东奉表贡献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於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后贡使不绝，岁致黄金2百斤，白银4百斤。高琏骑墙与北魏敌国北燕和南朝时有所通，“世祖怒，欲往讨之”。后认错，“若天子恕其前愆，谨当奉诏”，表示服从。“至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太和十五年，“琏死，年百余岁。高祖举哀於平城东郊，在城东的白登山下为高琏设灵堂致祭。其后北魏又相继拜其孙朱云、重孙朱安继位为王。
百济 位于朝鲜半岛首尔以南的沿西海岸一带，“地界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百济王余庆与高句丽不善，遣使上表称臣并请求北魏出兵帮助谋伐高句丽。孝文帝派出使者邵安到高句丽了解情况，高琏不令东行，邵安只好返回。延兴五年（公元475年）邵安又一次从东莱浮海，准备赐余庆玺书，褒奖其诚节。又因遇海风，不达而返。
北魏王朝与东北各国间交往的主要有：
勿吉 在高句丽北，旧称肃慎。“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元初，又贡马五百匹。”太和十二年，勿吉又遣使献方物于京师平城。其附近有大莫卢、复钟、莫多回、库娄、素和、羽真侯等十余国前后各遣使朝献。
地豆于国 “多牛羊，出名马”，延兴二年（公元472年）八月，遣使到平城朝贡，直到于太和六年（公元482年）贡使不绝。
库莫奚 公元388年（登国三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自带兵讨伐该国，并在弱洛水之南大败之，获马牛羊十余万。“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也曾入寇安州，被击退，“后复款附，每求入塞，与民交易”。世宗下诏对其严加限制，“今虽款附，犹在塞表，每请入塞与民交易。若抑而不许，乖其归向之心；听而不虞，或有万一之警。不容依先任其交易，事后限节，交市之日，州遣上佐监之”。云云。北魏对该国又打又拉，拉打结合，思威并重，以树天威。
契丹 在库莫奚东。居今辽河上游，西辽河以南，老哈河以东的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与辽宁阜新市一带。曾与北魏发生过战争并被打败。太武帝太平真君时（公元440-451年），请求向北魏朝献，岁贡名马。到献文帝拓跋弘时（公元466-471年），派纥何辰来平城奉献，“班享於诸国之末”。归而盛赞北魏之美，东北各族听后“莫不思服”。于是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挈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皆得交市於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因惧怕高句丽入侵，“请求内附”。北魏王朝将其“众万余口”安置在白狼水（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以后“告饥”，孝文帝准其“入关市米”。
乌洛侯国 居于大兴安岭一带，其地北端有拓跋鲜卑的原始居住地——嘎仙洞。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派使臣来平城朝贺，“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窟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还”。（《魏书•列传第八十八》）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2 10:04:03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9 12:16:19
氐 被称为“西夷之别种”，号白马。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诗经•商颂•长安》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秦汉以来，世居歧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拜其部落大帅杨玄为征南大将军、都督、梁州刺史，杨玄立即上表“请比内藩”。后仇池内乱，时而依附南朝，时而请藩北魏。北魏朝廷深以为患，派刺史魏子建“以恩信招抚，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孝文帝时名将杨大眼系氐王杨难当庶子。大眼武技奇特，勇冠三军，时人“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传言江淮一带儿童哭闹时，一说“杨大眼至”，无不立即停止。荆蛮、萧梁均畏其名，是北魏南征和镇南的重要将领。
吐谷浑 本为辽东鲜卑首领徒河涉归的庶长子名字，因其英勇，故为部族名。其父死，因与兄弟不和，乃一怒之下，率部西走甘肃南部洮河流域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其俗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出产蜀马、牦牛等，还富产钢、铁、朱砂。西北诸族称其为阿柴虏或野虏。北魏太武帝时曾封其王为大将军、西秦王。至孝静帝时，吐谷浑可汗夸吕与魏和亲，“此后朝贡不绝。”
宕昌羌族 其先为“三苗之胤”，早年曾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居住在现今甘肃省白龙江以北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水地区的宕昌、岷县等地。地多山阜，有众二万落。北魏太武帝曾拜其首领梁弥忽为宕昌王。其后国内生乱，为孝文帝所救。“自此后，岁以为常，朝贡相继”。
邓至 为白水羌 世为羌豪，因地名为号。位于今四川平武、茂汶以北，土风习俗与宕昌同。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其王像舒治遣使到平城表示内附并朝贡，被北魏拜为龙骧将军、邓至王。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像舒治又遣其子朝贡，并奉表求授其子位。邓至以西有赫羊等20余国，受其影响，皆“遣使朝贡”。北魏王朝“皆授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
蛮 乃华夏族对多个部族的总称，他们为“盘瓠”之后，居于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分布极广。十六国时，中原大乱，诸蛮向北迁徒。河南陆浑（今河南嵩县）以南，满山遍野尽为蛮人，南阳和洛阳被掠为丘墟，一片萧条。由于诸蛮的虏掠及南北各王朝对诸蛮民族的剥削与处置不当，诸蛮叛附层出不穷。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来平城朝贺，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太武帝始光中，拜梅安为安远将军、江州刺史、顺阳公。文成帝兴光二年（公元455年）蛮王文武龙请降，诏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鲁阳侯。孝文帝延兴中（公元471-475年），大阳蛮酋桓诞率八万余落“遣使内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太和四年（公元480年），北魏南伐，桓诞“请为前驱”。“十八年，诞入朝，赏遇隆厚”。受其影响又有蛮酋田益宗、雷婆思等随户内属，诏给廪食。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诸蛮南向，成为北魏的重要边患。因已迁都洛阳，不提。
獠 是“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邛指现四川邛崃，笮指今四川茂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梁、益二州后，一部分獠人出山与汉人杂居，成为输租赋的编户齐民。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公元504-508年），獠人时有叛附。则是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以后事，故不多提。
当时与北魏王朝发生或战或和关系的北边民族主要有柔然、高车和突厥。
柔然 东胡后代，姓郁久闾氏“是由匈奴与鲜卑融合形成的”。（周伟洲《敕勒与柔然》）“柔然以小为大，风驰鸟赴， 倏来忽往，代京由之屡骇，戎车所以不宁”。北魏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於虫，故改其号为蠕蠕”。有贬意。南朝称其为芮芮，北齐称之为菇菇，皆为音转。柔然在相当于拓跋力微时曾役属鲜卑为部帅，岁贡马畜貂皮。道武帝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大破其部。天兴五年（公元402年），柔然乘道武帝亲征后秦而平城空虚之机，频犯边塞。曾“入参合陂，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始光元年秋，乃寇云中”，以后征抚不绝于书。柔然是北魏的强敌，为了抵御柔然进攻，北魏王朝在平城周围建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事重镇来拱卫京都。太武帝延和三年（公元434年）二月，将西海公主嫁于大檀部落首领吴提，并娶吴提妹为夫人，进为左昭仪。至阿那环，被北魏封为朔方郡公、柔然王。后又寇抄北魏。孝昌初，曾协助北魏镇压六镇起义。柔然与南朝也早有关系，曾相谋与刘宋政权南北夹攻北魏。
高车 “赤狄之余种”，初号狄历，北方以为敕勒，中原各国称之为高车、丁零。据说称高车，是因为它们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较多”。居住在今蒙古北境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额尔古纳河与巴尔喀什湖一带。其语言与匈奴大同小异，自称是狼的后代。
其部落强大，常与柔然争战，也每每侵袭北魏。北魏对高车有过多次重大打击，道武帝时曾虏获其生口马牛羊20余万，破其部落30余。太武帝在已尼陂（今贝加尔湖）获其降者数十万落，马牛羊也百余万，均安置在漠南。数年之后，畜牧蕃息，岁致贡献。以至平城牛羊价格大贱，毡皮委积。文成帝时（公元452-465年）“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致数万。大会走马，杀性游遶，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於此。会车驾临幸，莫不忻悦”。孝文帝曾召高车随军南讨，高车不愿南行，相继北叛。孝文帝命人讨伐，高车首领逃入柔然。很快又后悔，“寻悔，相率而降”。
高车是创造并歌唱《敕勒歌》的民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首境界高大，风格雄浑的草原放歌，短短27个字极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牛羊、大地，给人以天高地阔，壮美怡人的无限美感。这就是高车、高车人和高车人的歌。
突厥 居今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姓阿史那氏。曾受柔然役属，为其“锻奴”，经常生产锻炼武器为柔然服务。其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生，贱老贵壮。其最初兴起于准噶尔盆地之北。曾被柔然征服。西魏大统十一年（公元545年）遣使去突厥，突厥相庆：“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十二年，其首领土门可汗遂遣使献方物。其后详情，因已从平城迁都至洛阳，故不多述。
北魏王朝对上述三族肆兵极锐，长途征伐，“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也是实出无奈，正如史书所评：“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09 13:50:15
作者：g26j05l69 回复日期：2010-07-09 15:48:51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2 17:58:22
北魏王朝与南朝刘宋政权对峙期内，双方关系时紧时缓，紧则兵戎相见，和则聘使络绎，无论和与战双方均有索求，仍如昔往。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带兵南伐，至彭城，就在两军对阵之际还进行过一次大宗交易。据《宋书•张畅传》记载：“魏主既至，登城南亚夫冢，于戏马台立毡屋。先是队首蒯应见执，其日哺时，遣送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骆驼。明日，魏主又自上戏马台，复遣至小市门，求与孝武见，遣送骆驼并致杂物，使于南门受之”。另据记载：（拓跋焘）“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鼓。孝伯曰：有后诏：‘凡此国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张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义恭献蜡烛十挺，骏献绵一匹。”北魏所制盐为当年的名牌产品，或行销四方，或用作馈赠，都是时人想得到而难以得到的佳品。由于互市贸易可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拓跋焘“自彭城北归后，复求互市”。刘宋大臣颜峻坚决反对，认为“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触望……。”宋文帝迫于大臣反对拒绝了北魏的要求。两年后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北魏再次“求互市”，刘骏喜欢北方物品，遂同意“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致”。（《魏书•食货志》）。
萧齐与北魏并存时期，南北大致以淮水为界，双方“岁通聘好”，边境互市贸易不断发展。
北魏都于平城时，宋、齐各朝向北魏通贡达40余次。从天兴元年开始一直到太和后期，持续将近百年，平均两年多一次。当时贡使沿着太行山东麓而北上，先到达中山，再经飞狐道或者莎泉道抵达平城。贡使朝献后，又将所带多余器物再行民间贸易，追求高于本土的巨额利润。
北魏官员也积极参与了向南朝的“走私”，如北魏武陵公崔宽，“路与南通，贩贸来往”，通过在南北间来回贩卖，“家产丰富”。由于见钱眼热，北魏驻边将吏，“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贩贸相运，相望道路”。（《魏书•袁翻传》）
6、北魏平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口过百万的移民城市
鲜卑拓跋部原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序纪》）初进平城，虽然“散诸部落”，“息众课农”，但畜牧业在其社会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牛羊马皮成了当年权贵们的主要财富。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掳掠到大量牲畜，使拓跋部的牲畜数量空前增长。如道武帝（公元386至409年在位）“登国三年、太祖亲自出讨，至弱落水南，大破亡。获其四部落、马、牛、羊、 十余万”。（《魏书•库莫奚传》）“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纥部，大破亡。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复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魏书•薛干传》）另《魏书》卷二天兴五年（公元402年）二月癸丑条：“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干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匹，骆驼耗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
明元帝拓跋嗣时期（公元409-423年在位）对外征讨不象太祖时期频繁，北魏王朝把营造平城，移民实京，增加人口，作为施政重点。如永兴五年（公元413年）八月“甲寅，帝临白登，观降民，数军实”。在现今大同东门外的马铺山上观看清点降民人数并且检阅了部队。接着，北魏王朝又把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徒何族人迁到平城。如《魏书》卷三O《娥清传》记载：“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请徙之平城。请善绥抚，徙者如归”。到世祖拓跋焘时期（公元424年至452年在位），为统一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而大力征讨，平城的徙民也在这一时期成了最高潮。如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蠕蠕族六万骑兵入侵云中，经长孙翰等反击“诸军追之，大获而还”，获马匹万余匹。始光三年（公元426年）拓跋焘亲率轻骑兵二万，对赫连昌据守的统万城发起攻击，“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明日，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此次徙民万余家，估计有5万多人。第二年六月，大破赫连昌部，攻陷统万城，赫连昌仅率数百骑兵逃到上邦。“乙巳，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起等及司马德宗、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万匹、牛羊数千万、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貲将士，各有差”。公元428年二月，退驻平凉的赫连昌被北魏军捕获，三月押回平城。
公元429年北魏军队越过沙漠，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范围内分兵扫荡蠕蠕，蠕蠕十余万人归降北魏。冬十月，班师平城。公元431年二月，北魏攻破滑头，俘虏宋将朱修之和东郡太守申漠以及南宋军民一万余家，于当月回到平城。三月，安颉又献上南宋俘虏一万余人，甲贸三万人，使平城附近的汉人数量有所增加。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吐谷浑慕馈把捕获的赫连定押送到平城。
在北魏向西发展的时候，为解后顾之忧，世祖兴兵讨伐北燕王冯文通。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八月两军在龙城交战，九月拓跋焘班师西还，强迫四万余户随军西徙。“九月，魏军引还，徙民四万余户而西。”（《太平御览》卷一二七）平定北燕后，魏军又向北凉发起攻击。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拓跋焘率军攻下姑臧城，北魏完成统一北方大业。这时姑臧城内二千余户居民及库中所藏的无数珍宝悉归北魏所有，“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魏书》卷四）但《太平御览》认为，当年从凉州迁往平城的不止三万余家而是十万户。其记载曰：“九月，而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虽然两书所记人数大相径庭，但很值的关注的是，在这批降民中有许多著名官员和僧人，如辛绍、张湛、宗钦、赵柔、索敞、李佐、程骏、常爽、江式等和沙门师贤等。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卢水胡盖吴起兵叛乱，次年北魏军大败之。“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象。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魏书》卷四下）盖吴被其部下杀死，其首级送京师。余党屠名路那罗在安定被擒，后来送至平城处以斩首。太平真君（公元447年）“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次年“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在北魏世祖时从各地强迫迁徙到平城的大约有一百多万人。其中汉人居多，其他有匈奴人、屠各人、蠕蠕人、高车人（丁零人）以及西域人等等。汉人中多数是与宋、齐交战中俘获的降兵，如皇兴三年（公元469年）“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为此，还专门建立了平齐郡，如《魏书•崔道固传》记载：“乃徙青齐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数百家于桑干，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
作者：killywen1983 回复日期：2010-07-12 20:31:14
日尔曼人的一支进入高卢，高卢是被古罗马同化过的区域，说拉丁语。所以这支日尔曼人也改用拉丁语，信仰基督教了。 这和拓跋氏改习中原文明差不多。 当时拓跋氏占领的区域，也是南方的汉文明所同化的北方区域。 （不要总是带着优越的表情认为中华文化才能够吸引人）
中国有南北朝对峙，欧洲也是东西分裂，欧洲到后来，发现东罗马控制不了罗马城，干脆立蛮族人为皇帝。 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自立为皇帝的换了一茬又一茬。
从文化 科技发展来看，东罗马和中国南朝都是先进的有经验的组织体系在管理，长期内部安定，经济 科技的水平很高。东罗马的法典，南朝的天文地理史书等等。（元清野蛮人也有文化？ 别破坏文化就好了）
作者：逝去的2009 回复日期：2010-07-12 21:44:09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4 09:33:05
平城地处偏隅，但由于北魏王朝苦心经营，全力开拓，当年的道路纵横连结，可谓四通八达。西经秦州路，过鄂尔多斯沙漠南部，沿河西走廊可达西域。南过雁门关可抵黄河中游地区。东南走灵丘道或飞狐道可与河北平原连结起来。东过上谷路或经赤城附近，再走多伦可往东北地区。北经白道、云中和善无，可抵漠北。由于道路畅通，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向平城，平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其著作《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说：“在当时曾有大量的金银珠宝流入平城”。如世祖攻陷统万城时，“引诸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魏书•公孙表第二子轨传》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万度归率领北魏军大破焉耆三城，缴获了大量珍宝异玩。同年十二月又向龟兹国发动攻击，“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魏书•食货志》）
在《魏书•波斯国传》详细地列举了该国生产的金银、瑜石、珊瑚、琥珀、玛瑙、琉璃等奇珍异宝，既然一一列举，说明平城已有其物。此外，《魏书》中还记载豆拔罗国生产金银杂宝和大秦国（古罗马帝国）出产琅琊、明珠、夜光壁等等。总之随着西域各国贡使的到来，产自西域的大量珍宝、雅玩、令人惊讶的魔术（如“幻人”）、汗血马、琉璃技术、刻有高鼻深目伊朗人像的八棱鎏银杯、萨珊王朝的海兽纹八曲银洗以及银币等都传到了平城。并堆满了北魏王朝的府库。“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魏书•食货志》）同书还记载：“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之实库藏”。北魏文成帝拓跋浚于和平二年（公元461年）下令中尚方制作刻有“九域致贡，殊域来宾”字样的黄金合盘12具分别赠送各个贡国。另外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时还说过：“时承丰日久，库藏盈积”的话。同年韩麒麟在上高祖的《时务策》中指出：“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可见北魏王朝在平城府库之充盈。
说到北魏时平城的富足有三例不能不提：一是在白登山发现银矿。白登山即今大同市区东北边缘的马铺山。（古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引用服虔语曰：“白登，台名也，去平城七里”。）在北魏宣武帝元恪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秋季，恒州地方官报告，该山矿石八石可出银七两和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北魏政府在此设银官，监督开采。到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孝明帝下诏：“开恒州银山之禁，与民共之。”改官营为民营，生产规模有所增大。从史料看，北魏王朝不仅重视对平城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而且官僚生活用度豪奢，使用金银器皿很为普遍。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南朝刘宋政权将领刘泰之率军袭击汝阳北魏军营，见几个毡屋内，“食具皆是金银”。（《宋书》卷65《索虏传》）
其二，平城当年商贸繁盛，还开设有专门买卖金银宝玉的商店——“金玉肆”。在《魏书•李安世传》记载云：“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向价，缵（刘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李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玉，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另《资治通鉴》卷一三五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北魏太和七年）冬十月丙寅条亦记载：“冬十月丙寅，遣骁骑将军刘缵聘于魏。魏主容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内藏之宝，使贾人鬻之于市”。当然，如此炫耀自有其政治目的，但在当年的平城开设“金玉肆”，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三是当年的平城居然还有贩卖图书的书肆。北魏孝文帝时，有个叫崔亮的人少小孤贫，“佣书自业”。其从兄劝其依附李冲，谓“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从其与兄对答中可知，当年平城的书肆也是开架售书，不仅可买还能自取阅览。后来崔亮自学成材，被李冲发现后推荐给孝文帝，成为中书博士。
北魏王朝在平城的六帝一王励精图治，大兴改革，使国家富饶，百姓安生。其迁洛后更是城内有“西域商胡”，“附化之民”万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的繁荣，也使世人侧目。例如，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梁将陈庆之自洛阳还，感慨地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城市》）无论平城还是洛京，在鲜卑拓跋人的经营下时堪一流，真乃奇迹。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4 15:39:41
作者：极光下的白天 回复日期：2010-07-14 16: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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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不相信，庆之入魏，四面强敌，恶战不断，如何能知道这伙穿金戴银的就是人物呢？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5 17:08:24
唐代进士张嵩和唐官校书郎吕令问各有赞美魏都平城的《云中古城赋》一首。张嵩曰：（北魏平城）“因方山以列榭，按长城以为窟。既云和而星繁，亦丘连而岳突。月观霞阁，左社右廛阝……。灵台山立，壁水池圆。双阙万仞，九衢四达；羽旄林森，堂殿胶葛。当其士马精强，都畿浩穰。始摧燕而灭夏，终服宋而平梁。故能出入百祀，联延七主。”吕令问亦曰：“弃万里之沙漠，傍五原之风土，肇为此都，实为太祖。夫其规典章，辨封疆。池桑干之水，苑秦城之墙。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开儒士于壁诏，贮美人于玉房。潝潝沸沸，荧荧煌煌。取威定霸，于是乎在；施令作法，罔或不臧。武破六州之内，文宅山川之阳，何其壮也。”
以上是唐代文人眼里的或想象中的魏都平城的规模与气象。因为他俩毕竟不是当时代人，即使亲历平城，脚下踩的也是在“六镇之变”后被毁的废墟，在废墟上看到的只能是残垣断壁和破砖乱瓦，凭想象毕竟是有限的。那么当年的魏都平城到底是番何等的景象呢？
1、魏都平城的三次建设高潮
魏都平城由宫城、外城、郭城和汉代旧城四部分组成。郭城“周回三十二里”，面积约有六十四平方公里。大家都知道唐代的长安城以大闻名，其城市方园三十五公里，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魏都平城面积是长安城的四分之三，只比长安减少二十平方公里。唐长安是汉长安的三倍，是明清季北京城的一倍半，还比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出七倍，较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大六倍多，乃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都会。如此折算，魏都平城比汉时长安城大出两倍多，较明清之北京面积大出将近一倍，更是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城的五倍多。魏都平城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魏都平城的城制为“团城”，而非通常所说的“回字形”，主要是出于军事防守考虑，当然也结合了风水学原理。其郭城在外，外城在郭城内，宫城在外城北，呈现三个同心圆，环环相套，固若金汤。宫城主体部分在今大同火车站一带，部分宫区北沿至现马站和古店村一带的御河（当年的如浑水）河岸处。如“旧宫人作薄”所在处即在古店村一带。宫城南部的外城规模也不小，面积大约有二十平方里，“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魏书•太祖纪》）外城北部靠近宫城的是皇亲国戚、勋贵官僚的宅邸和驻卫军营盘。《南齐书•魏虏传》言：“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同书又记：“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里坊即为民居。平城发展很快，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时，即已“里宅栉比。”（《魏书•释老志》）在这棋盘般的里坊间居住着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可以想象出当年街巷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擦背，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比《清明上河图》更甚者的是高鼻子、兰眼睛的胡人众多。
北魏在平城立都近百年间，对平城的建设经营有过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道武帝在世的十一年间（公元398至409年）《魏书•莫含传附孙题传》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址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拓跋珪最初规划的平城形制是模仿中原的邺城、洛阳和长安的，而非是自己民族的穹卢式建筑。在这三地中主要是模仿了邺城，但也有改动。如邺城沿漳河，宫苑在北，市里在南。平城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尤其南部一马平川，故其外城和郭城主要在宫城之南。
道武帝在去世前的十余年间，主要抓了四大建设。一是在天兴二年（公元399年）驱使俘获的高车族9万余人“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营造了鹿苑。二是“始营宫室”，先后建起天文、天华、中天、紫极、昭阳、天安六殿。天文殿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另起太庙、玄武楼、凉风观、西武库和太子后妃们居住之处及皇室游乐郊猎的金华台、云母殿及池台等。三是修“人工河”，凿渠引武州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内外。又穿鸿雁池。鲜卑拓跋人生活习性是“逐水草而居”，具有浓厚“亲水”理念。沿河游牧，靠水扎营，河水是他们的生命线。有水近水，没水引水，反正生活地周围不能缺水。在这方面拓跋珪做的非常到位。四是增启京师十二门。古云：一门为寨，二门为堡，三门为镇，四门方为城。京城比一般城池要特殊，每面三门。另外天赐三年（公元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制度。”（《魏书•天象志》）。所言“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是指“正封畿，制郊甸”。它的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见《魏书•食货志》）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明清时大同府的辖境和解放后的雁北地区范围。其郊甸范围：“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寨（今山西灵丘南），北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地方千里（《元和郡县志•河东道》云州条）
平城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期从拓跋嗣永兴元年（公元409年）至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二年（公元451年）共42年。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六年（公元421年）“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增建了北苑宫室，析出西苑，新筑东苑，扩展西宫，营建东宫和北宫，并且筑起了宫城外墙。宫城东、北、西三面设苑，为规模宏大、建筑豪华的皇家园林。苑内殿宇林立，松柏参天，灵山秀水，美不胜收。采凉山为游猎区，山上有“虎圈”；白登山为祭祀区，建有太祖道武庙、昭成、献明庙；方山为佛事游览区。
从光安元年（公元452年）至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共41年，是平城改扩建时期，也是第三次建设高潮。一是兴建了许多宗教建筑，如开凿云冈，方山鹿野苑石窟。在城内兴建有佛寺百所。二是增建安昌殿、永乐游观殿、增德六合殿、乾象六合殿、思义殿、皇信堂等并修茸了内外城的门阙。三是献文帝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四是孝文帝为文成文明冯太后营建永固陵、万年堂、永固石室、思远灵图、斋堂、石阙、灵泉殿、灵泉池等陵园建筑，以及修建明堂、辟雍、圆丘和太庙等等。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19 15:13:59
鲜卑拓跋人对平城的建设和经营并非始自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而早在其八十多年前就由其先祖穆皇帝（拓跋猗卢）将平城立为南都了。据《魏书•序纪第一》记载：“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秦代以前，平城及其周围地区还是一片荒原。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七年……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由于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七天七夜，平城是以名动天下。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势力南退到雁门关内，平城及其周围地区先后成为匈奴、乌桓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场所。公元310年，拓跋珪的先祖拓跋猗卢受西晋赠封，为代王。以平城为代之南都，开始营建城邑，故拓跋猗卢为平城建都及营建的第一人。
“至公元376年，拓跋部被前秦击溃，平城又沦为会战之地，城邑毁坏，人口流散”。（杜士铎《北魏史》）以后，在襄国做人质的昭成帝什翼犍被石虎放回，于北返途中即位“繁峙之北”。时年十九岁，称建国元年。“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东自氵岁 貊，西至破洛那，莫不款附。”（《魏书•序纪第一》）什翼犍“以雄杰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号改都，恢隆大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制度，并获得周边国家承认。其即位之“繁峙之北”，在距平城以南不到百里的浑源北山中。这是鲜卑拓跋人继猗卢“立平城为南都”之后的又一段在平城附近建都的历史。不能不提。且道武帝拓跋珪於天兴元年“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峙宫，更选屯卫。”（《魏书•太祖纪第二》）说明道武帝时繁峙宫仍在，尚能作为行宫使用。
还有道武帝拓跋珪在由盛乐迁都平城前曾经有意选择邺城为都，“乃置行台”。这也就更进一步找到了平城都城形制所本邺城的佐证。道武帝拓跋珪是明成帝什翼犍的嫡孙，献明帝的遗腹子。“登国元年春正月戌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於牛川。”“夏四月，改称魏王”。“天兴元年……，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魏书•太祖纪第二》）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西靠太行山，南临黄河，东部由河渐海，北面又有富绕的河北平原，为河北地区繁华富庶的大市邑之一。拓跋珪在天兴元年的春季对邺城“将有定都之意”，为什么时过不到半年就改变主意，即于“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呢？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此后近百年，孝文帝也曾经视察过邺城，并“朝群臣于邺宫澄鸾殿”（《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但他认为：“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由孝文帝对邺城的评价分析，北魏的帝王们尤其拓跋珪虽然也羡慕邺城的豪华气派，但是耽心国祚不长，害怕再步石虎和慕容氏后尘而灭国；邺城周围又有柏人和列人这样的“恶”地名；尤北部边地很不安静，如果都城孤悬太行山南，一旦北敌犯境，则山川阻隔不好救援。出于政治和军事诸多方面考虑，故放弃了迁邺主张。最后还是迁都平城。事实证明，平城虽然地处偏僻，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并且具有人文学和人类学意义，是人类迁徙的必然。人类犹如“大雁南飞”中途需要歇脚一样，平城则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的“歇脚地”和“跳板”。历史上有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平城（大同）似乎格外垂青东胡民族，凡是在此立都的均能在这块土地上兴旺发达，如鲜卑、如契丹、如女真、如蒙古等等；而凡是与平城擦城而过的如匈奴、如乌桓，如突厥则往往会倏然过往，烟消云散。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在评价北魏孝文帝放弃平城而执意要迁都洛阳时，不无可惜地说：“弃代北而迁河南，非魏之利也”。一语中的，非常中肯。可谓金石之言。
作者：dzq1205 回复日期：2010-07-19 16:31:5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0 17:39:44
拓跋珪定都平城伊始，于天兴元年“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十有一月辛亥，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饗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拓跋珪任用的崔玄伯，“清河东武城人也”，“号曰冀州神童”。“太祖幸邺，历问故事於玄伯，应对若流，太祖善之”。“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邓渊是安定人，“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晁崇，“辽东襄平人也”，“崇善天文术数，知名於时”。董泌和王德也是汉人。道武帝的第一谋士张衮是上谷沮阳人，“常参大谋，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遂策名委质，竭诚优事”。“衮遇创业之始，以有才谟见任，率心奉上，不顾嫌疑”。“衮年过七十，阖门守静，手执经书，刊定乖失，爱好人物，善诱无倦，士类以此高之。”此外还有崔宏、崔逞、封懿等一大批汉族士子陪侍在侧，参与军机。北魏道武帝对汉族文化人士留心慰纳，凡是士大夫到军门求见，不论老少，尽量录用。天兴二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收生员三千人。天兴四年亲自祭拜周公、孔子。拓跋珪不光能征惯战，他本人的汉学修养也很深厚。如天兴三年（公元400年）十二月所颁诏曰：“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春秋之火，大一统之美”。“帝亲览经占……。”（《魏书•太祖纪第二》）
在汉族士子的影响左右和启发下，拓跋珪设计和建设平城时完全按照汉族的风水学理念勘察地形，选定城址，辨正方位，丈量东西南北范围，最后确定了魏都平城的城制。那么，风水学理念在平城城制方面都有哪些体现呢？
《周礼》云：“唯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诸子百家•管子》曰：“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处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诗•商颂•玄鸟》又有“邦畿千里”和“俾中天下”的建都圆心学说。如洛邑“四方入贡道里均”，即洛邑处于四面八方到洛邑入贡的距离均为相等的园心位置。《周礼》则提出：“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是在圆心说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建筑都邑首先要辨别地形地势之阴阳说。《周逸书》亦云：“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之制，命之曰大聚。”阴阳是风水学的基础。鲜卑拓跋人入主平城前的晋代是风水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有郭璞者著《葬书》，提出选阴宅要“乘气”、“聚气”、“顺气”、“界气”等概念，从此“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风水活动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随着风水学的兴起，山川被纳入到城市的营建之中，望王气成为建都的首要原则。
平城位于地质学大同盆地北部边缘，四周皆山。西北部有吕梁山过渡地带的七峰山、武周山、雷公山、采凉山，采凉山下还有在历史上被称做“白登”的马铺山。东南部属太行山北端的恒山、六棱山。中部为断陷盆地，地形平坦，河流相间。最大的河流是御河（古称如浑水），由北向南经市区，于吉家庄汇入桑干河，全长百余公里。流域内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桑干河则由西向东流经本区。故，平城微向东南开口，为八卦中的“巽位”。古人讲迷信，以为东南形胜，紫气、旺气、福气、财气、吉祥之气皆东南方向来，所以东南开口迎山接水，以纳其气。拓跋珪勘定的平城前有桑干河，一水中流；右为七峰山、武周山、雷公山等，耸立为虎；中为方山是为首领头脑；左为采凉山及马铺山，是为翼龙；南面近有智家堡山似一土龙为前案，远有恒山和六棱山如屏障，为第二案山。左青龙、右白虎、北玄武、南朱雀，四系完备。平城其山峰环立，北高南低，枕山蹬河，众星捧月，腹地平坦，窝风聚气。王气充沛，真乃“帝王之宅”。拓跋珪择定的京都平城从古代风水学上进是严丝合缝，没法挑剔的。也说明道武帝是煞费苦心，是独具慧眼的。
古人还特别强调城市的“厌胜”作用。东汉人赵晔编撰《吴越春秋》中记述了吴国都城阖闾城按照八卦营建，辟八座城门以应八风。立阊门以象天门，目的是此门通天而气旺，可以兴吴国以破楚，故又称此门为破楚门。在古人的观念里，城为镇物，镇于正穴，以钟灵镇邪魔。不少城市在规划设计上采用仿生学原理，按照“龟”的形状设计和夯筑。取法于天，取象于地，以求天地相融，天人合一。如成都、平遥和我市的浑源县皆筑成了龟形。成都是龟化城。公元前311年，张仪和张若沿龟行路线建造城市，有“龟画芙蓉”之说。如果说成都是神龟浮于长江，那么平遥这只神龟则出自汾河。浑源亦然，则是神龟浮于桑干河畔。都与水有关系。乌龟的生活环境与水密切相连，由此附会了人们的“亲水文化”。 龟在我国民俗文化中成了内涵极为浓厚和丰富的意象，这一意象化于城市便成了一个神圣而美妙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人们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无限意愿。
平城城制也似龟形。北魏道武帝时所设计和建设的平城是“神龟负图投尧”的模样。传说当年尧帝正在发愁不知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时，有一灵龟背负八卦图，趋于尧前。尧得神示，依图分治，天下大定。这只浮游在如浑水上的神龟，其头部在方山。故文成文明皇后冯氏（著名大改革家冯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冯太后深谙汉文化精髓，对“两河夹一山”的方山格外动心。为山水爱夫君，居然违背祖制，死不归葬金陵，而是自立陵墓，孤身一人，葬于方山，即谓“神安于此”。可见方山风水之绝妙，也显露出了大改革家迎风傲立和独占鳌头的心境与风范。
龟的主动脉或谓城市的中轴线是御河。御河（古称如浑水）发源于内蒙丰镇，为桑干河的一级支流，也是穿平城而过的最大河流。另有发源于内蒙凉城曹碾乡的淤泥河（古称羊水），西来东向流经方山，至孤山底注入御河。孤山是龟的喉结，站在羊水和如浑水会合之处的孤山上往北看，两河分别从方山的东西两侧汩汩流来，恰似两只温柔细腻的小手拂抹着方山这个美人的脸颊，是那么的静谥，那么的性感，给人以梦幻般的想象空间。此时此刻，你又作何感想？你会不由得不佩服古人那独特的审美眼光。古人其实很聪明，他们早将大自然的玄妙了然于胸。
沿合流后的如浑水正直南下，先进入平城的北苑。龟的脖子北苑是北苑是北魏皇室的礼佛和游乐处。龟脖子又称官脖子，“龟”、“官”同音，命者运之所系，故为皇家禁地。前面已经提到的“周回三十二里”，面积约六十四平方公里的郭城，平面呈椭圆型，是龟腹。里坊间棋盘状街区则是龟负八卦。至于明代徐达将大同城建为“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蛐蜒巷”则是龟城附会。他舍弃御河东部建设，是将神龟立劈，置于死地。尤其，有意荒废城北原北苑地段，故意将神龟的脖子斩断，是有风水学用意的，是经过堪舆家指点的。他唯恐平城这座帝王形胜之地再使神龟活现，会威胁到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安全。生将魏都平城总而裁之，“大卸八块”。但他还是修了个龟城，不过是个小龟城。大家都知道明代大同城的西门没有瓮城，有人附会说是“凤凰展翅”云之。其实那是龟尾。龟的头部在东门，故东门门楼建筑雄状，但龟首回缩，取意于佛经：“龟藏六根，魔不得入侵。”另外，此龟调转方向，“山水朝阳，龟前戏水”。所谓朝阳就是朝拜明王朝，明庭在北京，在大同的东西。戏水则龟在戏嬉御河之水。这是后话并不多提，仅仅点到为止。
里坊之城南，有籍田、药圃。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农家田舍，星罗棋布般撒在良田沃野之间，景色非常优美。在城南还有七级浮图（地址失考），与之并行的是明堂。七级浮图与明堂似两颗铁钉将神龟紧紧地定住，防止神龟力挣而逃脱。城体呈南略偏东15°，与平城经常刮西北风的主导风向相吻合，便于通风采光；而且城内西高东低的地势，便于排水，使污水从龟尾泄出。至于龟足则是武周山、采凉山、马武山和马铺山。平城这座龟城，将文化背景与当地地理背景完美地统一起来，其造型充满了张力与动感，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堪称一流。
为了证明北魏帝王的风水学理念，还是引用《魏书•气象志》中记载：（天赐二年（公元405年）正月已卯）“月犯镇星，在东壁，七月已未如之，十月丁已对奄之，在室。可以造宫庙而镇司空也。占曰：“土功之事兴。明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这就不只清楚地说明了北魏邑居制度的由来，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北魏建平城之前是有过占卜活动的。
风水又称“堪舆”。在旧社会，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迷信。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但是我们要抛开其一些故异玄虚的东西，仔细思考，从中就会发现里边的许多内容是符合建筑理念的，例如风向、水情、坐向、采光、空气以及周围环境影响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将其转化为物理学来利用，则会获益匪浅。还有顺便提及，被后世称为“诸葛亮第二”的成吉思汗的谋士刘秉忠，在得宠成吉思汗之前，曾经在大同的宣宁寺闲任过三年。他为什么会在大同闲住，在大同都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虽然有几首诗作，如“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万里经手走风雨，一身无计卧烟霞”；“来朝又上居延道，怀古思君改鬓华”，从中也看不出什么，但是他对大同的形胜之处是悉底尽明的。在元初大同仍被立为西京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于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才改西京路为大同路的）我想是与刘秉忠分不开的。元大都和元上都都是由刘秉忠亲手设计经营的。想毕当年的摹本就是魏都平城。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1 18:00:15
平城明堂是魏都平城建设的重头戏，既是平城做为帝都的身份象征，也是“太和改制”的重要产物，同时也是思想文化观念的一次大革命。有关平城的明堂过去只见于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文字记载，而未见其实物，哪怕是遗址遗蹟，故许多史家并不相信魏都平城会有如此辉煌的建筑。但随着1995年平城明堂遗址在大同的发现，这个划时代 杰作终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北魏平城明堂云：“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又据《北魏明堂辟雍遣址南门发掘简报》，明堂遣址总平面呈圆形，周长约900米，直径达290米，占地近百亩。中央是一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3米（四边相等），是主体建筑“明堂”之所在地。当年这个台基上建有九室、十二堂，另有坛、陛、阶、栏、墙等建筑，重重叠叠、相当可观。尤其值得指出，该明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体积是现在北京天坛的三倍还多。另外明堂之外还有圆形围墙，圆墙四周辟有药圃、籍田、馆驿、流水和柳荫等。该明堂集明堂、辟雍、灵台于一体，多种功能于一身，是秦汉魏晋以来礼制文化升华的反映。
北魏平城明堂建于公元491年。“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已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太和十五年十月，是月，明堂、太庙成”。（《魏书•高祖纪下》）历时半年建成。其功用：一为祭祀。“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魏书•礼志一》）二、宣政教。郑玄注《周礼•考工记》即谓：“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孝文帝将由平城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斋于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谌筮之”。（《资治通鉴》卷一三八）三、朝诸侯。《大戴礼•盛德》云：“明堂者自古有之，所以朝诸侯”。《礼记•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魏书•成淹传》载：“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灵台以观旧物”。四、尊老敬贤，教化天下。“辟雍者，所以教天下春社、秋飨、尊事三老五更”。（韩婴《韩诗》）三老五更，是汉时对德高望重的老者之尊称。“三老”为知三德：即（正）直、刚、柔；“五更”为（知）貌、言、视、听、思五事。三老、五更，每朝各设一人。汉以桓荣为三老，李躬为五更。北魏孝文帝以尉元为三老，以游明根为五更。（《魏书•尉元传》云：“前司徒山阳郡开国公尉元，前大鸿胪卿新泰伯游明根，并元亨利贞，明允诚素，少着英风，老敷雅迹，位显台宿，归终私第。……于是善三老五更于明堂”。五、兴教学。“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雍。”（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二》卷四十一）六、观天象。灵台上置“铁浑仪”，并在明堂太室内画列宿、建斗柄以观天象。七，举乐舞。在明堂的祭祀和仪礼中，伴有乐舞，以“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祗、调阴阳、通人鬼……”（《魏书•乐志》）八测定度、量、衡及各项律历。各项律历和度、量、衡的准确测定，往往标志着一个王朝的科技文化水准的高下，而最最终定位的各种数据则取自灵台对天象的观察。所以灵台也是个工作的场设，等同于现时的国家科学院。
北魏平城明堂的价值，一是将辟雍、明堂、灵台三合为一，这是中国明堂史上的创新，也进而成为中国历代最为完善（备）的明堂。二是在明堂太室顶部设置了可以活动的“盖天图”，而且能用机械操作，这是祭祀与观象（科考）结合的旷事之举。早已超出迷信范畴。三是九室、十二堂的“三三相重”、“房间通街”的建筑形式，不仅是明堂建筑形式的重大改革，在结构力学运用方面也是新的创见。四是辟雍之外设圆墙，在明堂建设中首开先例，为北京天坛之圆墙树立了榜样。五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八项功能，对明堂的作用作了充分的扩大，完整地表达了鲜卑拓跋人对汉文化的深刻理解，体现了“汉化了的胡文化”的特色。六是“太和改制”的伴生物。说明“太和改制”不仅体现在政治建设和经济运作方面，而且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改革。礼制改革实质是文化观念的革命。由此可见，当时北朝鲜卑拓跋人的礼制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南朝汉族士子。
“北魏平城明堂在中国明堂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仅从其规模、制式、功能等方面来看，它就超过了秦、汉、魏、晋所有的明堂建制，就连号称历史上最大的新朝王莽之西安明堂，似乎也略逊一筹；其后的隋唐盛世之明堂，也是望尘莫及。宋元明清以降，明堂制度逐渐式微，就更无足比矣。所以平城明堂在中国明堂史中，大有独树一帜之势，可以说是中国明堂史的一块里程碑”。（见赵一德《北魏平城明堂》）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3 09:11:3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7-28 10:36:59
平城的城制源自于邺城，但在邺城基础上增加了北凉和建康（南朝）的内容，甚至还有中世纪前后欧洲的风格（云冈石窟第九、十窟前的罗马柱可以证明），可谓集东西方都城建设形制之大成，代表着当时世界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准。它的规模、气象、风采令万国来朝，东西南北各方竞相仿效。影响及于隋之大兴，唐之长安，宋之汴梁，元之大都及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
韩朝方面。高句丽于公元552年至586年兴建的新都——长安城（即现平壤）由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组成。先筑内城，后修中城、外城及北城，工程顺序类似邺南城和平城。城郭形制因地势伸曲，宫城处山之阳，面向平川。城内街道如同中国里坊，按棋盘格局设计。郭城周长约23公里，平面呈瓢状。百济都城—泗氵比 ，北依扶苏山城，南临锦江。锦江由北而西，三面环绕。王宫位于扶苏山城南麓，处于都城北部中央，位置与邺北城和平城相似。新罗都城——庆州王京的宫殿也建在略偏北部的半月型城内。宫南和东西街区也呈棋盘状，辟有大小不等的条坊。高丽时代的开城王京由宫城、皇城和罗城构成。皇城也是位于西北部，其北墙和西墙即罗城城垣，南部为罗城。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制特点。李氏朝鲜时代的都城——汉阳城，其主要宫殿均座北朝南。城内置坊，街区大体呈棋盘状。城外四郊置里，如孔德里、水铁里等。纵观韩、朝古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主要借鉴了邺城和平城的外郭城及宫城、皇城建筑呈“回”字形环环相套形制。宫城均置于都城北部；且为前朝后宫、前市后朝；棋盘式街区和里坊的设置；并与当地地理自然环境相结合，在美学和艺术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日本古代都城受到中国邺城和平城城制影响，突出表现在藤原京和平城京。奈良时代持统天皇八年（公元694年）建造的都城藤原京，其结构与邺南城和平城基本相似。也由宫城（内城）和外郭组成。平面呈纵长方形了，南北长约3086米，东西宽约2118米。宫城位于城内中央偏北部位，坐北朝南，依次为外朝、后宫、后园。宫前的南北大道即朱雀大路为全城中轴线。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平城京与藤原京十分相似，两京的宫城位置、条坊制、城内街路、佛寺方位都有明显的因革关系，只是其整个面积比藤原京大出3倍，日本学者上田早苗说：“邺京是日本大藤原京及平城京的祖型”。
“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关键，而这一城制布局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汉魏的邺城。因此，可以说邺城开启了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先河。以后，这一制度被历代都城所沿袭，这一都城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700多年，经过明清北京城的总结，走到了它的终点。”（牛润珍《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制系统》）牛润珍先生将其传承例出系统表：
邺（曹魏十六国）——平城（北凉和南朝，北魏）——洛阳（北魏）——邺南城（东魏、北齐）——大兴（隋）——长安（唐）——汴梁（北宋）——大都（元）——北京（明清）
由上表看出，北魏京都平城上承邺城，下传洛阳，处于承前启后的关节点上。这个关节点的重要性和主要性在于其城制不仅吸取了来自西域的北凉和源自江南建康的建筑传统，还吸收了西方罗马及西亚犍陀罗建筑风格，是中世纪初期世界都城建筑系统的集大成者。以后这种建制又被韩、朝和日本诸国借鉴，沿承因革，形成了平壤（高句丽），庆州王京（朝鲜）和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以及平安京的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城和魏都平城。
作者：你丫丫闭嘴 回复日期：2010-07-28 15:05:01
作者：g26j05l69 回复日期：2010-08-02 12:31:3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12 10:44:41
宗教是一种神秘而又实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意识和思维能力有了相应的发展，达到足以形成宗教观念的时候产生的。这就是说，当人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抽象思维能力以后，才能把自然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在支配着人本身和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因而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念。对于一般人民群众来说，宗教一直在影响他们的生活，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后，有些宗教现象甚至成为民俗生活的重要内容。
1、北魏时期的佛教传播及其佛学和高僧
佛教大概在先秦时期即已传入我国现今新疆一带，到西汉末年开始传入内地，后经历代皇朝的提倡而迅速在各地传播开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长江南北在都达到鼎盛。其特点是重禅观而轻空淡义理。佛教在北朝的传播过程比较曲折。在公元3-6世纪的佛教传播过程中，拓跋鲜卑族和来自西域等地的所谓“胡人”发挥了比较独特的作用；首先，胡人和鲜卑拓跋人是较早接受和传播佛教信仰的群体。北魏据凉后又掠有大批通晓胡语文的高僧，为佛教在平城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鲜卑拓跋人南迁，是传统游牧文明强行嵌入农业文明区的过程，二者的冲突异常激烈。这种冲突不仅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而且也是基于对生命存在的理解方面的。由于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冲突，也使得拓跋鲜卑族和汉族人民迫切需要一种共同的心理变化和文化心态，佛教应运而来，就此成了北方各民族的一种共同的追求。
北魏佛教发展本来是顺利的，但出现了太武帝灭佛的短暂插曲。这一插曲因太武帝之死就便结束，佛教便以更大的反弹，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由于此后皇帝们的好尚和提倡，佛教的寺院塔庙和僧徒人数急剧增加。如孝文帝承明元年（公元476年），京都平城寺院达百所，僧尼就有两千余人。四方诸寺6478座，僧尼77258人。到孝明帝正光以后，全国寺院多达3万余所，僧尼人数达到200余万。
当年平城佛教学说流行地论、四论、四分律、乃至以实修为主的禅法及净土教等。佛教义学，小乘以《毗昙》、《成实》为盛，大乘则《涅槃》、《华严》、《地论》并弘。细分尚有：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地论师、四论师、四分律师、净土宗、楞伽师、禅师等10余种。
高僧有：惠始，也号“白脚师”。玄高，俗名魏灵育，被汤用彤先生誉为“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昙曜、僧周、道弁、跋陀、昙度、昙摩流生、惠生、宋云、道药、昙无最、师贤、庄说、僧义、僧意、僧渊、僧嵩、慧纪、道登、慧光、惠猛、惠深、崔光、道榛、法果等。还有很多外国名僧，如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
另外，从北魏初年，北地盛行一族一村的佛教组织——“义邑”和由贵族等组成的“法戒”，这两种组织对于佛教在民众中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太武帝的兴道与灭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两条重要的脉络：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处于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外来的佛教，构成近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
道家与道教作为三教之一，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家与道教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它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忠德，效法自然”和以清静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因此被称作道家。至于“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顾名思义，“道教”的意思即“道”的教化或说教，或者说就是信奉“道”，企图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成仙得道”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道教不仅有其独特的经典教义、神仙信仰和仪式活动，而且还有其宗派传承、教团组织、科戒制度、宗教活动场所。这样的宗教社团，与早期道家学派显然有所不同。道教重视个体生命（贵已重生），“全性保真”，即保全个人生命的自然本性，追求生命的永恒和人性的解放。从新生自然生命的价值观念出发，结合神仙信仰和养生方法，形成神仙道教和内丹道派的生命哲学和修炼方法。认为人通过道术修练，模拟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周期运行规律，可以达到“生道合一”，即可获得永恒的生命。
相对于道教而言，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产生于印度，形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发展为世界性宗教。佛教大约在两千多年前由新疆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漫长时期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结合，形成了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在云南部分地区为傣族等兄弟民族信仰的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中国汉语系佛教又先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历史上曾经有过四个帝王大举毁灭佛教，即北魏的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也即“三宗一宗”，佛教称这为“三武之厄”。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发生在大同，发生在当年北魏的帝都平城。细考之，这次“灭佛”不只是统治者的信仰之争，也不只是依仗什么立国施政的问题，说到底是一次中外文化的抗争。这次抗争以太武帝“人亡政息”而告结束，以佛教反弹最终取得胜利。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在位），“初崇佛。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於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於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魏书•释老志》）因其欲图利用汉族传统的道教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皇权，在信奉道教的司徒崔浩和道士寇谦之影响下，转奉道教。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起，开始毁禁佛教以独尊道教，诏禁臣民私养僧尼，杀高僧玄高、慧崇等。七年（446年），又以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禁寺窟室藏匿妇女（实为郡牧富户防战乱而寄藏之家眷）和寺院广敛财物为理由，应崔浩疏，下诏令诛杀长安僧尼，命废除佛教，焚毁经像，坑杀沙门。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诏令，远近僧尼才得以闻风逃匿，佛教经卷亦多被秘藏，唯有境内寺塔被毁无遗。此后五六年中，北魏军队奉命四出烧掠寺院，坑杀僧尼，只有藏匿于山野的僧尼得免于难。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于太平真君十年（450年）犯讳下狱死。后二年，太武帝亦卒。其孙文成帝拓跋浚即位，明令重兴佛教，佛教又逐渐恢复兴盛。
发生在一千五百六十年前平城大地上的这场“太武灭佛”事件，表面上看是“佛道之争”，其本质是一次“文化撞击”，是把佛教看作“胡狄之教”的“夷夏之别”，影响极为深远，可惜史家均未能从文化视角予以研究，在“太武灭佛”前后有三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灭佛”的煽风点火者崔浩、道家代表人物寇谦之和开凿云冈前期五窟的大和尚昙曜。当然他们都是前台人物，而其背后发号施令的是太武帝和文成帝祖孙二人。作为帝王，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臣子是不尽相同的，臣子往往“献媚示忠”，看皇帝眼色行事。但皇帝则是考虑他们的江山稳不稳固，能否绵延万代，换句话说，其着眼点主要在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上。那么佛教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对维护封建统治是有利还是有害呢？以及佛教与儒家、道教相比，何者优劣呢？
儒者多认为佛教奉佛造寺，使国贫民穷；僧尼激增，使国家承担赋役者减少；僧尼离开亲人出家，不要妻子，违背儒家的伦理纲常；佛教教理虚妄，对民众进行欺骗（《广弘明集》）。道家则在《三破论》中说：佛教本是羌胡所奉，耗财苦民，“入国而破国”；离弃亲人，不讲孝道，“入家而破家”；出家为僧，剃发苦修，绝嗣不孝，违背传统礼仪，“入身而破身”。佛教对于这些批评，除在事实上作出辩解外，承认儒家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和统治，认为在劝世为善，维护社会安定等方面与儒家是一致的，然而佛教主张的善恶报应、三世轮回、解脱成佛理论是儒家所缺少的。至于与道教相比，佛家虽然认为自己优越，但同时认为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三教之间的互相比较和争论，更加促使它们之间彼此借鉴和吸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因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年《明佛论》提出：佛教与儒、道三教“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要帝王以儒家治国，信奉佛教以修养，就可以生为明君，死后灵魂超升，世代为王（神）”。顾欢的《夷夏论》说“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平城为都时的北魏诸帝接受了这些学说，即礼佛又崇道更尊孔，三教合流，融为一体。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15 15:38:08
作者：静心诀 回复日期：2010-08-15 15:40:59
作者：八风吹不动3 回复日期：2010-08-15 15:56:5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4 17:31:26
崔浩，字伯渊。出身名门。父崔宏，为白马公。崔浩少小聪慧，汉学基础深厚。《魏书•崔浩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对他非常赏识，“以其工书，常置左右”。拓跋嗣曾拜其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遭自然灾害，“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等提出迁都到邺城。崔浩进奏：“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虽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虑榛村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太宗深然之”。太武帝继位后，有些人在太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故出诰，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於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太武帝经常登门造访，有时“仓卒不及束带，泰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
崔浩“奉（寇）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常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于是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受符篆，月给道士衣食五千人，还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太平真君认为佛教是“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在“灭佛”过程中，寇谦之曾经苦劝崔浩手下留情，不要杀戮过度，崔浩不听。寇谦之见劝说无效，后来与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四年后，崔浩果然如寇谦之所言，被诛。崔浩被太武帝诛杀的理由，“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那么何为“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显而易见，就是崔浩在“尽述国事”时把拓跋祖先的一些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无非是说拓跋先祖来自嘎仙洞而且男女杂交云云。这就大伤拓跋焘的“自尊”，因而大开杀戒。崔浩死得很惨，“备五行，置之槛内，送平城南郊，使卫士溺其上，受尽凌辱”。受“国事案”牵连的，除崔家灭门外，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南柳氏，共杀一百二十八人。对崔浩报复之重，闻所未闻。这实际是向汉人的一次“大开刀”。史书上说“浩即诛死，帝颇悔之”。这又是为“尊者讳”式的语言。杀人毕竟不是杀鸡，何况杀了那么多的人，事先就没有考虑过？“帝颇悔之”不过是为了安抚在朝的其他汉族官罢了。可惜崔浩当了“佛道相争”的“替罪羊”。被太武帝玩于肱股之间，用他的脑袋祭了旗。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4 17:35:01
崔浩，字伯渊。出身名门。父崔宏，为白马公。崔浩少小聪慧，汉学基础深厚。《魏书•崔浩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对他非常赏识，“以其工书，常置左右”。拓跋嗣曾拜其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授太宗经书。每至郊祠，父子并乘轩轺，时人荣之”。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平城遭自然灾害，“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等提出迁都到邺城。崔浩进奏：“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虽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虑榛村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太宗深然之”。太武帝继位后，有些人在太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世祖虽知其能，不免众议，故出诰，以公归第。及有疑议，召而问焉。浩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而性敏达，长於谋计，常自比张良，谓已稽古过之”。太武帝经常登门造访，有时“仓卒不及束带，泰进蔬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
崔浩“奉（寇）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常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于是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受符篆，月给道士衣食五千人，还于440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在崔浩和寇谦之的影响下，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太平真君认为佛教是“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
在“灭佛”过程中，寇谦之曾经苦劝崔浩手下留情，不要杀戮过度，崔浩不听。寇谦之见劝说无效，后来与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四年后，崔浩果然如寇谦之所言，被诛。崔浩被太武帝诛杀的理由，“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那么何为“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显而易见，就是崔浩在“尽述国事”时把拓跋祖先的一些不应该让世人知道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无非是说拓跋先祖来自嘎仙洞而且男女杂交云云。这就大伤拓跋焘的“自尊”，因而大开杀戒。崔浩死得很惨，“备五行，置之槛内，送平城南郊，使卫士溺其上，受尽凌辱”。受“国事案”牵连的，除崔家灭门外，还有其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南柳氏，共杀一百二十八人。对崔浩报复之重，闻所未闻。这实际是向汉人的一次“大开刀”。史书上说“浩即诛死，帝颇悔之”。这又是为“尊者讳”式的语言。杀人毕竟不是杀鸡，何况杀了那么多的人，事先就没有考虑过？“帝颇悔之”不过是为了安抚在朝的其他汉族官罢了。可惜崔浩当了“佛道相争”的“替罪羊”。被太武帝玩于肱股之间，用他的脑袋祭了旗。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25 11:28:59
寇谦之（公元365-448年），字辅真，自称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后徙居关中冯翊万年（今陕西潼关北）。东汉初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寇恂的十三世孙。父寇修之，前秦东莱太守。兄寇赞，北魏初雍州刺史。
寇谦之少年时即修五斗米道，曾随“仙人”成公兴入华山学道。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自称在嵩山忽遇太上老君降临，授他天师之位，并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这是寇谦之假托神意在改造张陵、张衡和张鲁的旧五斗米道的教义，革除其交纳租米钱税制度和男女合气方式，代之以儒家礼教制度和服药内练方术。到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又假托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授给他《图录真经》六十卷，让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次年，寇谦之从嵩山来到平城，献上《图录真经》，又通过司徙崔浩的推荐，得到太武帝的赏识，并被尊为国师。每有军国大事，常向他询问“天意”。这自然是道教对儒、释两教的大比拼和大胜利。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因“气息不接，腹中大痛”而死，享年83岁。
天师道，原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张陵创始于汉中，大约到东晋时，改称天师道。据《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天师道的主要任务是“教生民，佐国扶命”；反对“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允许道民“更受明圣”；革除男女合气之黄赤房中术；在道坛中“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经过寇谦之的“清整”，道教进一步贵族化，增加了封建礼教的内容，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成为皇帝的御用工具。他所创的新天师道又称“北天师道”。
寇谦之先於未亡，谓诸弟子曰：“及谦之死，汝曹可求迁缘，吾去之后，天容真难就”（《魏书•释老志》）。之后道教弟子们的前途均如寇谦之所预言。两年后崔浩被诛。从此北天师道逐渐失宠，到太和十五年，孝文帝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溱……可移於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实际是让孝文帝赶出了京城，扫地出门。至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道教在与佛教的较量中败北，北齐文宣帝高洋下诏废道教，让所有道士剃发为僧。至此，寇谦之所创新天师道散亡。
5、法果、师贤及昙曜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立足和发展，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事应变的“智巧”（“方便”），适应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适应了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适应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由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体制。特别是“助王化于治道”，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和支持。对此，有见识的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果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法果提出的“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观点，是对东晋慧远（公元334-416年）所撰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的重要修正。
师贤本 宾国人，“少入道，东游凉城。”是由克什米尔到凉州的著名僧人。太武帝平北凉，“徙其国人于京邑”，师贤、玄高、慧崇、昙曜等均被掠至平城。“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复日，即返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即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论者以为纯诚所感”（《魏书•释老志》）。
师贤完全继承了法果衣钵，造佛像“令如帝身”。就是要按照当今皇帝的模样雕凿佛像，更有意思的是竟将皇帝脸和脚上的痣也体现在石像上，既取悦皇帝又蒙蔽信徒。师贤的作为已经把法果“拜天子即礼佛”的思想实物化了。
师贤去世后，“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先在北凉弘法，“亦以禅业见称”（《高僧传•玄高传》），后被太武帝掠至平城。“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魏书•释老志》）昙曜原是准备殉教的，后经太子拓跋晃再三劝说才止。文成帝践极，下诏复佛。将昙曜从其躲藏的中山同中请出。昙曜正走在平城街头，“值帝出，见天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上演了一出君臣街头相遇剧。“帝后奉以师礼”。又经过文成帝同意，昙曜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云冈石窟前期五窟，也即“昙曜五窟”。此后在他的倡义下又建立了“僧祗户”和“佛图户”制度，“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他还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
昙曜为“文成复法”贡献良多。“昙曜五窟”将所刻五佛与北魏诸帝对应，为佛与帝的合一作了创造性奉献。据对云冈学研究有精深造诣的知名学者赵一德先生说：现在的云冈石窟第16窟对应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造型英俊，有“姆陀罗手”意韵，又有捏指盟誓形状。第17窟对应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为一交脚大佛，头带菩萨冠，身着右袒披肩，神态端庄，威严气息似存呼吸间。第18窟对应世祖太武帝拓跋焘，造型气势雄浑，神态刚毅，肩披耀眼的“千佛袈裟”，有“万佛压身”之感。第19窟对应高宗文成帝拓跋氵睿 ，主像高16.8米，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面容慈祥，身躯平正，取“吉祥”坐式。文成帝复佛有功，对昙曜又有知遇之恩，故此造像多示褒赞。第20窟则是文成帝以后未来世的北魏诸帝共相。佛像面容丰满，双肩宽厚，两手合放趺面，呈大日如来之“毗卢印”状，比喻鲜卑王族“传祚无穷”。
从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1年）的“太武灭佛”，到兴安年间（公元452-454年）的“文成复法”，再到和平初（公元460年）昙曜任“道人统”并“更名沙门统”，前后大约二十年。平城大地上经历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洗礼、中外文化的大抗争、中华文化的大嬗变。其深刻程度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看起来似乎不起眼的平城，当年爆发的能量至今仍如地火滚滚作响。而在这幕历史剧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的“三剑客”：崔浩被诛死，寇谦之驾鹤野游去了，唯有昙曜是最后的胜利者。昙曜虽然出场较晚，但是功德圆满，他的行状永远地刻在了石头上，只要昙曜五窟在世，人们就不会忘记他。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8-30 09:16:30
犍陀罗，又作乾陀罗或健驮逻，古印度地名，相当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入侵后，希腊文化艺术曾影响这一地区。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僧人来此传布佛教，逐渐形成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公元一世纪大月氏入主其地。公元二世纪贵霜王国强盛时期，成为迦赋色迦王统治的中心，首都布路沙布罗（即富楼沙，今白沙瓦）。后贵霜势衰，又为白匈奴所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称犍陀罗“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盛行于公元一至六世纪的犍陀罗雕刻艺术，吸取古代希腊雕刻手法，对东方雕刻艺术的发展曾有影响。
印度的佛教和佛教石窟艺术经由南北两路传播。南由印度南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在柬埔寨留有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北由印度北传到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在阿富汗留有巴米扬石窟。再越过帕米尔山口，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即史书所说的西域诸国。佛教在今新疆留下了克孜尔石窟、库车石窟等之后，又沿克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西端留下了莫高窟，东端则有凉州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然后进入平城留下云冈石窟，随着迁都洛阳又开凿了龙门石窟。石窟是佛教的重要遗迹，它呈网状分布于亚洲各地，其起点是印度。石窟艺术成型于犍陀罗之“凉州模式”；定型于“云冈模式”；完全“中国化”了则是在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一改游牧民族的粗犷特征，已经多了几分江南气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吸纳的结果。人类文化互补，通过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交流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凉州。汉置，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及陕西定边、吴旗、凤县、洛阳等地。魏晋后辖境缩小，只限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十六国时前凉、后凉、北凉皆在此建国。北凉君主诅渠蒙逊最早在凉州开凿佛像，形成了“凉州模式”，这在佛教雕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公元439年八月，北魏大军扫荡凉州，城破后数十万人被押解至平城，其中就有三千多名僧侣。所来僧侣中有玄高、师贤和昙曜等，他们都曾参与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的开凿。昙曜开凿的云冈石窟受“凉州模式”影响则就顺理成章。
毫无疑问，云冈石窟风格也来自于犍陀罗艺术。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这几位斯里兰卡僧人带来的无疑是犍陀罗风格的佛像，相信昙曜在奉命开凿五窟时参见过。但参见只是参见，并不是参照。而事实上“昙曜五窟”的风格对犍陀罗风格做了“中国化”式的改进。比如洞窟的“全石化”。佛像全都是用石头雕刻，少有泥塑佛像和彩绘壁画。发饰突出头上肉髻，鼻子方直，眉眼细长，两耳垂肩，少有唇髭，下颔重颐。衣饰由“罗马长袍”改为、“毡披”和“褒衣博带”，充满了儒家的君子之风。昙曜对“云冈模式”创新起到了承西启东、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2 17:50:19
奈良是日本元明天皇时期营建的国都，在公元710-789年间也被称为平城。魏都平城和日本的平城在称谓上是否有必然联系，因为手头资料缺乏，目前尚不好确定。但是，日本奈良的宫城形制受北魏平城建筑影响有据可查，尤其日本佛教——律宗源自于当年魏都平城兴起的《四分律》研习更是不争的事实。魏都平城在“佛法东渐”中充当“二传手”，链接了“平城文化”与“天平文化”，进而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亚文明的发展。
《四分律》是佛教戒律之集大成者。佛教典籍包括经、律、论三藏。经藏和论藏涉及全部佛法，律藏则集中记载各种戒律。戒律即通常所说的纪律，其实“纪律”二字原本也是从佛家用语中脱出的。《四分律》亦称《昙无德律》，该书对出家的比丘和比丘尼的修行及日常衣食坐卧，从身（运动）、口（言论）、意（思想）三个方面均做出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其中有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对违反戒律者，重的逐出僧团，轻则剥夺僧籍并责令向僧众忏悔。
《四分律》传入我国时间较晚，直到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才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俩位僧人在后秦苻氏政权支持下共同翻译成汉文。译出后又有大约六十余年“未广宣通”，“无闻于世”。（《续高僧传•慧光传》）以至于当时的佛家信徒只知道吃斋念佛，不知道还有戒律约束。更有不法僧尼乘机胡作非为，误解释意。“盖北朝上下，崇法未尝不热烈，其信仰亦不可谓不真诚也。但通常事佛，上焉者不过图死后之安乐，下焉者则求富贵利益，名修出世之法，而未免于世间福利之想。故甚者贪婪息恣，浮图竟为贸易之场；荡检逾闲，净土翻成诲淫之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北魏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鼎盛并不等于平静，也曾经出现反复，先有“太武灭佛”，后有“法秀造反”。当时，随着战乱和大批破产农民逃入沙门，出家僧人众多杂乱，而且多有不法，或暗存兵器，或窝藏脏物，或与人淫乱，甚至聚众谋反。从孝文帝延兴三年（公元473年）至孝明帝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的四十余年间，沙门谋乱起事就达8次之多。
这一现象引起社会上的极大恐慌和封建帝王们的高度重视。太武帝拓跋焘下诏：“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文成帝拓跋浚谴责不法僧侣云：“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孝文帝拓跋宏颁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宣武帝元恪则忍无可忍，遂诏曰：“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7 09:47:01
为使广大僧尼有所约束，在孝文帝提倡下，首先在平城兴起了对《四分律》的研习。北魏平城《四分》之研习先自于法聪和尚。日本凝然大德《律宗纲要》说：“《四分》译已经六十余年，至元魏第六主孝文之世，有北台法聪律师，本学《僧祗》，开通精研。然穷初受部，依《昙无德》，辍《僧祗》讲，初弘《四分》。受随相契，事归撰，然是口授，未载简牍。道复以后，造疏释文。”又据《续高僧传•慧光传》载：“先是《四分》，未文宣通，有道复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法聪和道复师徒在北魏孝文帝的支持下，于平城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研习《四分律》的先河。
《四分律》研习兴起于平城之后，迅速向南传播。先是代州净愿法师连讲《四分》，后有泽州清化寺慧光苦心钻研。慧光师承道复，广为法侣传诵《四分律》。每次开讲，僧众达上千人，出现道云和道晖等大批高足。至北周和北齐时，《四分律》由智首（公元567-635年）正式成立宗派，称为律宗。隋朝洪遵（公元530-608年）将此律推广到关中地区。唐时律宗进一步壮大，相继出现了道宣创立的南山宗、法砺（公元569-635年）创立的相部宗和京兆马怀素（公元624-697年）成立的东塔宗。以后道宣的南山宗逐渐发展成为在我国佛教中占有正统地位的律学体系。
作者：vqifsxnanikree 回复日期：2010-09-08 01:06:43
作者：snxsualruh 回复日期：2010-09-08 23:16:20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09 17:42:09
道宣以“化教”和“行教”进行判教。他把通过经、论二藏表述的大小乘教义统称为“化教”——教化之教；而把制约僧尼行为（侧重身、语二业）的教法，即戒律，称为“行教”。他主张止恶与行善并重，提出“止持”与“作持”的戒法理论。“诸恶莫作”是“止持”；“诸善奉行”是“作持”。道宣将戒律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行和戒相。道宣还依据唐初盛行的法相宗唯识理论来解释戒体，并把大乘佛教重视心性修养的思想引入律学，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道宣对律学的论述是来自印度佛教戒律在中国的民族化表现，是中国佛教律学的正宗，并且东传到日本。日本律学是靠中国东土大唐和尚鉴真传过去的。这就是家喻户晓，人们耳熟能详的“鉴真东渡”。
作者：绿水蓝山 回复日期：2010-09-09 2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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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13 16:34:42
鉴真讲经说法的驻锡地在奈良。奈良，位于日本本州岛中西部，四面环山。公元708年，元明天皇认为这是一片风水宝地，便调集全国能工巧匠，大兴土木，营建新城，并定名为平城京。710年，城市建设尚未完全竣工，元明天皇便下令将国都从藤原京迁至平城京。平城京曾先后作为日本七代天皇的国都，是这座城市的荣耀。日本称以平城（今奈良）为京城的时代为“奈良时代”，“奈良时代”是开放的时代，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屡派遣唐使、留学生来中国，著名人物有道昭、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奈良时代”文化繁荣，尤以佛教建筑、学术和文学成就最大，因其辉煌时期在天平年间（公元729-748年），故又称“天平文化”。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09-16 15:46:38
由《四分律》这部经典发展成为佛教的一大宗派，追本溯源，当年在北魏平城率先开讲的法聪及其弟子道复和以后的慧光、道宣等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而在北魏平城兴起的研习《四分律》，最终走出国门，东传日本，唐代的鉴真和尚功莫大矣。《四分律》从法聪的口授，道复的笔录，慧光《四分律疏》的传世，到道宣南山律宗的形式，再到鉴真拼死渡海东传，可谓一脉相承、绵延累世。唯其源头则在平城（今称大同）。就律学东传而言，平城是源，奈良是流，这种源流关系靠《四分律》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证实北魏的“平城文化”和日本的“天平文化”是有千丝万缕的延承关系的。
魏都平城是当年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坐标，任何文字对它的赞美都显的苍白与无力……。透过一千多年前北魏平城与日本奈良的延承关系，可以了解到大同“平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1 20:06:56
1、“太和之治”及“太和新政”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所谓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诸如：“太康之治”（公元280—289年）、“元嘉之治”（公元424—453年）、“贞观之治”（公元627—649年）和“开元盛世”（公元713—741年），以及“康雍乾盛世”（公元1662—1795年）等等。其实，抛弃民族偏见和以中原为正统的旧观念，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我认为还应该名列一个“太和之治”（公元477—499年）。
“太和之治”是由鲜卑拓跋人一手缔造的，他们是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改革家冯太后和素有中国封建社会“十大帝王”之一的北魏孝文帝（元宏）祖孙二人的共同推动下，“革前王之弊法，申当今之宜用，定贡赋之轻重，均品秩之厚薄，”（《魏书•薛虎子传》）通过颁行俸禄制，推行均田制，实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等等，“思易质旧，式昭惟新”，“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不仅使“海内安之”，“国有九年之粮，户有水旱三年之麦”，而且人口数量高速增长，“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己矣”。（《魏书•地形志》）
因为前边提到了“太康之治”，故以北魏正光年间和西晋太康年间的人口数量相比较。据史料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我国人口为1616万，而由于北魏政府推行“太和新政”，到正光年间（520—525年）我国北方人口已经达到3232万，大约是太康元年的两倍。人口数量是考核社会安定程度的“硬指标”，透过人口数量大幅度地增长，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安定的，当时的老百姓不仅自己能够吃饱肚子，而且还有生儿育女的可能。更值得强调的是，从太康元年至隋大业五年的三百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3000万，平均每百年人口增长1000万，而这三百年的后二百年，在北方，正是北魏王朝建立、发展和繁荣时期。尤其公元五世纪的后二十多年值当太和年间，太和年间均田制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为华夏民族的人口繁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仅此一项，北魏的“太和之治”比之西晋的“太康之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康之治”为时仅只十年。公元289年（太康十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崩，贾后擅权，八王相继为乱达十六年。其时国势陵夷，地方大乱，匈奴主刘聪乘机攻破洛阳，掳怀帝（司马炽）而去，后怀帝遇弑而崩於平阳。史称“永嘉之乱”。晋愍帝（司马邺）于建兴元年（313年）即皇帝位，建兴四年（316年）降汉，次年也被汉主刘聪杀死，终年十八岁。西晋亡。历四帝，五十二年。
作者：收割麦田者 回复日期：2010-11-01 21: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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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5 11:07:16
南朝的“元嘉之治”已成过眼烟云，但北朝的“太和之治”却正步入辉煌。首先，北朝的孝文帝交班于宣武帝元恪算是“和平交接”，没有动大的刀兵。“骆驼撕欢，蚊子遭殃”， 当年北魏治下的老百姓没有因为政权交替而遭殃受害。其次是太和年间的诸多政令得到了后世的认可，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像均田制，不光影响了北魏，还作用于东、西魏、北周、北齐乃至隋与唐。但凡新主登极，总是要否定前朝，这似乎己成定例。但北魏政令致为后世楷模，这正显示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仅于此只提“太康之治”和“元嘉之治”，而不提“太和之治”显然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至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武则天的一些做法是与北魏的“太和之治”有着源流关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隋唐盛世是从魏都平城走出去的。杨隋和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仅与鲜卑拓跋人有着浓重的血缘和君臣、主仆关系，他们的气度风范好多都是从北魏的帝王们尤其孝文帝那里学到的。说武则天的老师是文成文明冯太后，这句话并不为过。冯太后的治国理政经验，包括如何教育子孙的一些成功做法都是很值得后人研究和学习的。
我认为华夏文明在魏都平城拐了一个弯，这个弯拐的好，拐的及时，拐的成功。其成功就在于鲜卑拓跋人入主平城后抢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继线上的枢纽地位，使中国历史面貌为之一变，为之一新。再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角度分析，北魏王朝因其 “厘革时弊”、“随时之宜”，而使华夏文明在中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领跑中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当我们回溯历史时请不要忘记了鲜卑拓跋人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应该心怀虔诚地向鲜卑拓跋人致敬。可是历史往往播弄于纸墨之间，更因为某些所谓“史家”的偏见及无知使其丧失本来面貌。这既是史学界的耻辱，也是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悲哀。人类社会只所以会坎坎坷坷，不能正常发展，大概与之有着很大地关系。对此，人们需要清醒，需要理智，当然更需要智慧。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6 15:58:08
客观地说，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篇章，而其最精彩部分，我认为除了太武帝统一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重新扭转到统一轨道上来之外，就是太和年间（括延兴年间）的新政作为，即所谓的“文教之事”。孝文帝5岁登极，在位达28年。起初的延兴年间（471—476年）太上皇献文帝健在，政权主要由献文帝和冯太后共同把持，此二人结怨己深互相磨擦，孝文帝只能顾左右而言它，政治上无大作为。或者说因为年纪幼小，涉世不深，“说话没风”，“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为时长达二十余年的太和年间，才是冯太后和孝文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时期。又可以太和十四年为界，分为冯太后与孝文帝共同秉政和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独自“躬总大政”的两个阶段。其中后一阶段的太和十四年至太和二十三年（该年孝文帝去世）的十年间又可分为平城和洛阳两个时期。迁都洛阳是孝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大手笔。太和新政最见功力和成效的都是在新都洛阳，这都是孝文帝的“独创”。所以我们叙述冯太后和孝文帝业绩时，从时间节点上应该把握好延兴六年（承明元年，即公元476年，该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人类由上古时期进入到中世纪。）、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和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主持由平城迁都洛阳）三个重要年份。本文专讲“魏都平城”，故对迁都洛阳之后，仅只略述。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07 14:56:56
（皇兴）五年（延兴元年）。秋八月丙午，（孝文帝）“即皇帝位於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元年。”（公元471年）“九月壬戍，诏在位及民庶直言极谏。有利民益治，损政伤化，悉心以闻。”
（延兴）二年。二月乙己，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自今己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己，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庚午，车驾耕於籍田”。“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技，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癸酉，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行者抑以公文”。“秋七月……壬寅，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十有二月庚戍，诏曰：“书云，三载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顷者己来，官以劳升，未久而代，牧守无恤民之心，竟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俭，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岁积有成，迁位一级。其有贪残非道，侵削黎庶者，虽在官甫尔，必加黜罚。著之於令，永为彝淮”。
（延兴）三年。“癸丑，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甲戍，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剌史。”三月壬午，“诏诸仓屯谷麦充积者，出赐贫民。”“夏四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冬十月，诏：“……其有鳏寡孤独贫不自存者，复其杂徭，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时，信义著於乡闾者，具以名闻。”
（延兴）四年。六月己卯，诏曰：“自今己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己。今德彼殊方，文轨将一，宥刑宽禁，不亦善乎？”
（延兴）五年。春二月，“癸丑，诏定考课，明黜陟。”“夏四月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
（承明）元年。“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年”。“戊寅……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后”。八月甲子，诏曰：“朕猥承前绪，纂戎洪烈，思隆先志，缉熙政道。群公卿士，其各勉厥心，匡朕不逮。诸有便民利国者，具状以闻”。“冬十月丁己，起七宝永安行殿。……自今以后，群官卿士下及吏民，各听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风俗者，有司以闻。朕将亲览，与三事大夫论其可否，裁而用之”。
作者：wzheguilai0416 回复日期：2010-11-08 20:54:1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10 09:58:33
（太和）二年。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汤泉。所过问民疾苦，以宫人赐贫民无妻者。”五月，诏曰：“婚娉过礼，则嫁娶有失时之弊；厚葬送终，则生者有糜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廼者，民渐奢尚，婚葬越轨，致贫富相高，贵贱无别。又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淮。犯者以违制论。”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问民疾苦。”丙戍，“诏罢诸州禽兽之贡。”十有一月庚戍，诏曰：“悬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赏；悬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实要。诸州剌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朕承太平之运，属千载之期，思光洪绪，惟新庶绩；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其成斯美。辜克已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於祖宗，百性见德於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
（太和）三年。二月辛已，“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温泉，问民疾苦，鳏贫者以宫女妻之。”五月辛酉，诏曰：“昔四代养老，问道乞言。朕虽冲昧，每尚其美。今赐国老各衣一袭，绵五斤，绢布各五匹。”秋七月壬寅，“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之”。八月壬申，“诏群臣直言尽规，靡有所隐”。
（太和）四年。“四月已卯，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诏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狱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遣，以赴耕耘之业’。”甲申，“赐天下贫人一户之内无杂财谷帛者廪一年。”秋七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纟采 、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戍子，诏曰：“隆寒雪降，诸在徽纟墨 及转输在都或有冻馁，朕用愍焉。可遣侍臣诣廷尉狱及有囚之所，周巡省察，饥寒者给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轻锁。”
作者：ryurdfghdfhg 回复日期：2010-11-13 06:12:07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16 11:09:21
作者：bs51721 回复日期：2010-11-16 1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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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hetyrtyrgf 回复日期：2010-11-19 04:44:06
作者：mnkgkutyutyi 回复日期：2010-11-20 03:44:16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1 23:23:42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1 23:25:41
（太和）六年。二月辛卯，诏曰：“灵丘郡土既偏土脊，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夏四月甲辰，赐畿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丐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庚子，罢山泽之禁。”十有二月丁亥，诏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缉纬象，独兹六诊。去秋淫雨，洪水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赈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办。爱毛反裘，甚无谓也。今课督未入及将米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劝课，以要来穰，称朕意焉。”
（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诏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於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三月甲戍，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於路以食之，又驰关津之禁，任其去来。”九月壬寅，诏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惧，然听政之际，犹虑未周，至於案文审狱，思闻已过。自今群官奏事，当献可替否，无或面从，俾朕之过，彰於远近。”十有二月癸丑，诏曰：“淳风行於上古，礼化用乎近叶。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斯皆教随时设，治因事改者也。皇运初基，中原未混，拨乱经纶，日不暇给，古风遗朴，未遑厘改，后遂因循，迄兹莫变。朕属百年之期，当后仁之政，思易质旧，式昭惟新。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以不道论。”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1-24 20:19:27
（太和）九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图谶之兴，起於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毁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墳典所载者，严加禁断。”乙己，诏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扌采下情，勤求箴谏，建设旌鼓，询纳匈荛。朕班禄删刑，虑不周允，虚怀谠直，思显洪猷。百司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书极谏，靡有所隐”。八月甲申，诏曰：“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天之所谴，在予一人，而百姓无辜，横罹艰毒，朕用殷忧夕惕，忘食与寝。今自太和六年己来，买定、冀、幽、相四州饥民良口者，尽还所亲，虽娉为妻妄，遇之非理，情不乐者亦离之”。冬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从略，后有详述。）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5 20:43:52
（太和）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六月癸未，诏曰：“春旱至今，野无青草。上天致谴，实由匪德。百姓无辜，将罹饥馑。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内外股肱之臣，谋猷所寄，其极言无隐，以救民瘼”。秋七月已丑，诏曰：“今年谷不登，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九月庚戍，诏曰：“去夏以岁旱民饥，须遣就食，旧籍杂乱，难可分简，故依局割民，阅户造籍，欲令去留得实，赈贷平均。然廼者以来，犹有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於此。朕猥居民上，闻用概述。可重遣精俭，勿令遗漏”。冬十月辛末，“诏罢起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甲戍，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於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十有一月，戊申，诏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气劲切，杖捶难任。自今月至来年孟夏，不听拷问罪人。又岁既不登，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
（太和）十二年。乙未，诏曰：“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诸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以闻”。秋七月，闺月甲子，“帝观筑圆丘於南郊”。
（太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车驾有事於圆丘”。夏四月丁丑，诏曰：“升楼散物，以赍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毁伤，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穷老贫独者”。秋七月，“丙寅，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於京师”。九月丁未，“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鳏无妻者”。
（太和）十四年。二月，“戊寅，初诏定起居注制”。已卯，“诏遣侍臣循行州郡，问民疾苦”。秋七月甲辰，“诏罢都牧杂割。”“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冬十月，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十有二月壬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若明附豪势，陵抑孤弱，罪有常刑”。
（太和）十五年。夏四月，已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五月已亥，议改律令，於东明观折疑狱”。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已亥，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乙已，规定礻帝 袷之礼。丁已，议律令事，仍省杂祀。”“冬十月庚寅，车驾谒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庙成”。“十有一月丁卯，迁七庙神主於新庙。乙亥，大定官品。戌寅，专诸牧守”。
（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诏祀唐尧於平阳，虞舜於广宁，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阳。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杂事”。“四月丁亥朔，班新建令，大赦天下”。“甲寅，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诏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甲辰，“诏曰：务农重谷，王政所先；劝率田畴，君人常事。今四气休序，时泽滂润，宜用天分地，悉力东亩。然京师之民，游食者众，不加督勤，或芸耨失时。可遣明使检察勤惰以闻”。秋七月，壬戍，诏曰：“王者设官分职，垂拱责成，振纲举纲，众目斯理。朕德谢知人，岂能一见鉴识，徒乖为君委授之义。自今选举，每以季月，本曹与吏部铨简”。“乙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癸丑，诏曰：“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扌舍 兵甲之行。然则天下虽平，忘战者殆，不教民战，可谓弃之。是以周立司马之官，汉置将军之职，皆所以辅文强武，威肃四方者矣。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於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於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后敕”。
（太和）十七年。春正月乙丑，诏曰：“其武兴、宕昌，各赐锦缯纩一千；吐谷浑世子八百；邓至世子，虽因缘至都，亦宜赍及，可赐三百。命数之差，皆依别牒。”“二月已酉，诏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已丑，车驾始籍田於都南”。“六月丙戍，帝将南伐，诏造河桥”。乙已，诏曰：“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於汉晋，务必有恒，人守其职。经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扌采 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虽不足纲范万度，永垂不朽，且可释滞目前，厘整时务。须待军回，更论所阙，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时以闻，当更附之”。秋七月，“丁亥，帝辞永固陵。已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壬寅，车驾至肆州，民年七十已上，赐爵一级。路见眇破者，停驾亲问，赐衣食终身。”“戊申，幸并州。亲见高年，问所疾苦”。“丁已，诏以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詠《黍离》之诗，为之流涕”。“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於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乙已，诏安定王休率从官迎家於代京，车驾送於漳水上”。
（太和）十八年。“春正月丁末朔，朝群臣於邺宫澄鸾殿”。“戍辰，经殷比干之墓，祭以太牢”。二月，“甲辰，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九月壬申朔，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於贤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临朝堂，亲加黜陟”。冬十月，“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壬戍，次於中山之唐潮。……己已，幸信都。……丁丑，车驾幸邺。甲申，经北干之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乙丑，车驾至洛阳”。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卯，诏中外成严。戊申，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
（太和）十九年。夏四月，“癸丑，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庚午，迁文成皇后冯氏神主于太和庙。”“癸未，车驾至自南伐，告于太庙”。“癸丑，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戊午，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八月，丙戍，“行幸邺”。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九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
（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丙午，诏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五月丙子，诏曰：“农惟政首，稷实民先，澍雨丰洽，所宜敦励。其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冬十月戊戍，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司州之民，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率，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十二月，“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丙寅，废皇太子恂为庶人；丁卯，告太庙”。“戊辰，置常平仓”。“恒州剌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遣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案治之。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
（太和）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秋七月甲午，立昭仪冯氏为皇后”。“冬十月丁已，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和围以守之”。
（太和）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朝饗群臣於新野行宫”。秋七月壬午，诏曰：“朕以寡德，属兹靖乱，实赖群英，凱请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戎之亲，三分省一”。
（太和）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群臣，以帝疾瘳上寿，大饗於澄鸾殿”。（三月）“庚子，帝疾甚，车驾北次谷塘原。甲辰，诏赐皇后冯氏死。诏司徒勰征太子於鲁阳践阼。”“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至鲁阳发哀，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号高祖。五月丙申，葬长陵。”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6 21:46:45
作者：劳谦匹夫 回复日期：2010-12-06 21:48:26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之前，吏治十分混乱，甚至到了“有吏而无治”的地步。其“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嗜杀成性”，每逢战争奋勇其身，胜则占地为王，鱼肉百姓、为所欲为。地方官吏不论政绩如何，任期均为六年，届时调换。那时的北魏最高统治层大力提倡掠夺与屠戮，各级官吏掳掠贪残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例如那位以血腥镇压上党丁零人出名的公孙轨，就是一个贪暴的典型。当年太武帝北征，要征发老百姓用驴驮运粮食，责成公孙轨监督将粮食运到雍州。公孙轨以为发战争财的时候到了，居然命令每个运粮的驴主皆加绢一匹，否则既不接受驴也不允许驴主运粮。老百姓嘲笑说：驴不管强弱，只要负绢自壮。公孙轨死后，太武帝对崔浩说：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受贿纵贼，至今余奸不除，轨之罪过。又说：其初来（上党）单马执鞭，返去则从车百辆，满载而归。还说：有丁零渠帅痛骂，轨怒，竟取渠帅母，以矛剌其阴而杀之。并从下倒劈，分裂四肢于山树上。轨幸而早死，否则，吾必族而诛之。当时如公孙轨这般暴虐贪赃者在北魏政权内部已非少数，以致太武帝在公元431年至437年的6年之内连下七道诏书，申述“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而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带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就北魏皇帝而言，对贪腐现象的惩治也不能说不严格。《魏书•高宗纪第五》（和平）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剌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货，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於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於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贪赃十匹以上皆死”。如此惩罚能说不重吗？但是又有谁敢举报，又会由谁来执法呢？诏令颁发数年，收效甚微。直到皇兴四年（470年），献文帝拓跋弘又一次祭旗斩杀。明令：“吏受所监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以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献文帝为了鼓励举报者竟要将所纠者（尚书除外）官职授于举报人，这在中国的反贪肃赂史上尚属少见。可见吏治腐败已经到家了。当然，透过上述诏令除了说明当年的法制不健全之外，也暴露出选官任官之毫无定制可言。难怪魏收在《魏书•目录序》中评之曰：“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无风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
北魏历经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诸帝，大约立国八十余年后吏治仍然如此不堪，朝中有些有识之士为之格外忧心。献文帝的岳父（道武帝近臣张衮的孙子）张白泽（本字钟葵，显祖（献文帝）赐名白泽）就在显祖颁诏后不久则上表谏曰：“伏见诏书，禁尚书以下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羊酒之罚，若行不己，臣恐奸人观望，忠臣懈节。而欲使事静民安，治清务简，至於委任责成，下民难辩。如臣愚量，请依律令旧法，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乱群，常刑无赦。苟能如此，则升平之轨，期月可望，刑措之风，三年必致矣。”“显祖纳之”。献文帝因为官吏贪墨，头脑一热，轻薄为文，所发诏书被老岳父驳了回去。老岳父的理由很简单但又很充足：官无俸禄，古无此例，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但是张白泽虽然驳倒了献文帝的荒唐诏令，而“班禄”建议却难蒙重视，更未被采纳。
真正实施班禄制的是大改革家文明冯太后和孝文帝，别人是没有她们祖孙二人那般才识和胆略的。据《魏书•食货志》云：“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剌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丁卯，孝文帝颁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周礼》有食禄之典，二汉著受俸之秩。逮于魏晋，莫不聿稽往宪，以经纶治道。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朕永鉴四方，求民之瘼，夙兴昧旦，至於优勤。故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兴之惟新”。同年八月戊戍，又颁诏曰：“俸制己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於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
对于俸禄新制，朝内也有不同意见，淮南王拓跋他就曾“奏求依旧断禄”。冯太后立即召集大臣讨论。中书监高闾上表曰：“……德高者则位尊，任广者则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禄足以行义。……君班其俸，垂惠则厚；臣受其禄，感恩则深。於是贪残之心止，竭效之诚笃，兆庶无侵削之烦，百辟备礼容之美。斯则经世之明典，为治之至术。自尧舜以来，逮于三季，虽优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辐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国用不充，俸禄遂废。此则事出临时之宜，良非长久之道。……二圣钦明文思，道冠百代……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於今已久，……今给其俸，则清者足以息其滥窃，贪者足以感而劝善；若不班禄，则贪者肆其奸情，清者不能自保。难易之验，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王）之议，不亦谬乎？”“诏从闾议”。这个高闾，渔阳雍奴人。“少好学，博综经史，文才儁伟，下笔成章。”（显祖）“数见引接，参论政治。命造《鹿苑颂》、《北伐碑》，显祖善之。”“承明初，为中书令，加给事中，委以机密。文明太后甚重闾，诏令书檄碑铭赞颂皆其文也。”
俸禄制是解决各级官吏贪酷苛虐行为的重要措施。俸禄制实行后，冯太后和孝文帝派出朝中大员分赴各地纠察。皇帝外戚李洪之时任秦益二州剌史，其为政贪墨，“素非廉清，每多受纳”。班禄之后，首以赃败。孝文帝首先从自己的亲戚开刀，命令将李锁赴平城，并召集文武百官于太华庭“亲临数之”，后听其“在家自裁”。其余官员坐赃死者40余人，使守宰犯赃者无不胆战心惊。太和十三年（489年）又有皇亲如怀朔镇大将、汝阴王天赐和长安镇大将、南安王元桢“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雍绝诉讼，”皆削其官职封爵，贬为庶人。对宗室诸王贪残的惩治，表现了孝文帝“克己忍亲，以率天下”的治国思想。孝文帝对自己的弟弟虽然笃爱有嘉，但对他们的要求和培育也是非常严格的。他告诫诸弟要“修身慎行”，“勿自骄怠”。（《魏书•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他虽然对咸阳王禧“礼遇优隆，然亦知其性贪，每加切诫”。赵郡王幹“闇于治理”，“贪淫不遵典法”，孝文帝“乃亲数其过，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还第”。虽为至亲其违法犯罪亦难免受到惩处。另（《魏书•酷吏列传》中共载十人，有七人在孝文帝时受到惩处，除一人外全部赐死。冯太后和孝文帝对贪赃枉法的皇亲贵胄们严刑正法，毫不留情，不是存亲以毁令，而是灭亲以明法。对不法官吏的严惩收到了良好效果，史载：“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其后不久，“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魏书•刑罚志》）正因为如此重拳出击，孝文帝时成为北魏吏治最为清明时期。史谓：“高祖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吏清政平，断狱省简”。（《魏书•良吏传序》）
从班赏到班禄，从无限制的掠夺到有限制的分配，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班禄与治贪又是一剑之双刃，左右其手、严刑峻法，使北魏初期之贪虐局面很快便大有改观。再者班禄与治贪的同步实施，也为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的其它厘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者：流光三月 回复日期：2010-12-07 00:17:38
现在这个世界真是颠倒黑白！！！自己祖先辛苦抗战 反攻夷狄成功 才让我们活下来！！现在反过来骂祖宗！！真是丧良心！！
至于血统 现代基因检测 已经正面至少百分之85以上的汉族是古华夏族的直系后裔！！而且剩下的那些主要都是当年那些主动归附的南方少数民族血统 跟匈奴这些民族没关系！！ 想认胡人当祖宗的人可以歇歇了！！
但是 如果有些人真得想要点胡人血统！！可以考虑把你们自己的老妈和女儿送到外蒙古去好了！这样你家就有光荣的胡人血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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