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跨省监控:京津冀长珠三角成重点监控区

污染搬迁不单纯是一个物理位置的移动。如何才能使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切实的改善？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将相邻几个省市所在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大气治理，从而避免城市间大气污染的相互影响。

北京科技报6月29日报道 污染搬迁不单纯是一个物理位置的移动。搬迁后，新厂的技术水平会比原来有很大提高，另外，厂址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山区搬到近海，就会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减少很多，因为海陆风、季风会成为污染物扩散的有利条件。

如何才能使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切实的改善？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尝试——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所谓“联防联控”，其实就是将相邻几个省市所在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大气治理，从而避免城市间大气污染的相互影响。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环保部等《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被列为了防控的重点区域。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现在采取“联防联控”的举措？

朱彤：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及过去的10年相比，我们的空气质量总体上有了好转，但还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我们在减排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对能源的需求大，污染物的排放量仍然很大。同时，机动车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北京市就超过了400万辆。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相关研究已经发现，光靠北京一座城市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改善污染状况，周边地区对北京的大气污染同样存在影响。因为空气本身是流动的，在一个区域的几个城市中，排放的污染物会随着空气在相互间流动。另外，许多城市在治理空气污染时，把一些污染企业迁到了郊区，这使两座城市之间的区域存在很多污染源。

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尝试了“华北六省市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现在，国务院转发这个《意见》，是将奥运期间的尝试变成一种常态。

《北京科技报》：目前，大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是什么？

朱彤：在中国，可吸入颗粒物普遍存在，是最主要的；除此之外，是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可吸入颗粒物来自工厂的废气排放，尤其是发电厂，以及汽车尾气、施工场地的扬尘等。它们被称为“一次污染物”。“二次污染物”是在大气中，由于太阳照射诱发光化学反应而产生的。例如，二氧化硫转化成硫酸盐、氮氧化物转化成硝酸盐，这些污染物又会发生各种复杂的反应生成可吸入颗粒物。在夏季，“二次污染物”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一次污染物”。

二氧化硫的源头，以发电厂为主。氮氧化物主要由机动车排放，在北京，机动车的排放占了氮氧化物排放的50%以上。

京津冀的污染源有很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在春季，沙尘暴对环境的影响很大；夏季主要是光化学反应形成的烟雾、霾；到了冬季，取暖使用的燃煤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

《北京科技报》：这些污染物对人们的健康会带来哪些危害？

朱彤：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效应有两种。一种是急性效应，当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高时，人们会出现嗓子不舒服、咳嗽、眼睛干涩、呼吸道发炎、诱发哮喘等症状。这可通过医院急诊的人数、患病情况，与当时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相关性看出。

另一种是长期累积。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与空气质量有很明显的关系。哈佛大学曾在美国的6座城市，挑选了生活条件、生活习惯等比较相似的数千人，实施了近20年的跟踪调查。这期间，研究人员控制了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其他可能导致死亡的因素；然后根据环境、死亡率的变化发现了二者的相关性。

现在，我们主要通过一些亚临床的诊断，判断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亚临床”是指人体健康已经受到了损伤，但还没有出现疾病症状。我们通过测试心电图、呼吸道炎症标记物等指标作为亚临床诊断的依据研究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急性效应。比如，通常每个人的心率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变化范围，但在污染中，这个范围会发生变化。呼出气中的一氧化氮是呼吸系统炎症的指标，我们发现它的浓度高就表明空气污染物浓度也高，表明空气污染是导致呼吸系统炎症的一个可能因素。

奥运前，我们在北京对一些儿童、老人、青年进行了亚临床诊断，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会成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重点？

朱彤：这是中国最发达的三个区域，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最为密集，污染物的排放也最密集。同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因此，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会非常明显。

以北京为例，北京与河北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比较大。北京保留了几个发电厂，对其他很多污染企业采取了搬迁等，从而减少了污染源。最典型的就是首钢搬迁。这种方式能使本市的污染排放减少很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对能源的消耗不产生污染物排放，只是排放的地点发生了变化。

《北京科技报》：如果把一个区域作为整体，污染企业的搬迁似乎并不能减少污染源的数量。

朱彤：污染搬迁不单纯是一个物理位置的移动。搬迁后，新厂的技术水平会比原来有很大提高，另外，厂址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山区搬到近海，就会使得空气中的污染物减少很多，因为海陆风、季风会成为污染物扩散的有利条件。

《北京科技报》：发达国家是如何防控大气污染的？

朱彤：它们比较多地采用市场手段，比如，在区域与区域之间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的交易。为了减少酸雨对这些区域的影响，它们需要知道二氧化硫是从哪里来的，于是规定在一个区域内总的二氧化硫排放不能超过多少。有的区域控制得较好，就会把指标卖给控制不太好的。

在管理上，美国加州有一个空气资源管理委员会，协调加州各县城市之间的空气污染控制，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北京科技报》：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怎样才能把“联防联控”做好？

朱彤：首先要对现状有一个很全面的把握。我们一直在推动成立一个跨省市的空气污染研究中心，通过采集区域中大气污染的相关数据，研究和分析区域内重点控制的污染源类型和重点控制地区。

例如，准确地估算出这一区域中，某一地排放的污染物对其他地方的影响有多大；识别哪些污染物对整体环境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污染物的来源是机动车，还是发电厂；发电厂采取什么样的技术，对减少污染物最有效；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污染物有多密集，如何保护人体健康……这些研究可以为决策提供依据。

另外，就是在运行机制上，需要有一个跨省市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因为光靠一个省市很难进行协调，需要行政手段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