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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1943-1944）：最危难的岁月》（40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最真实的记忆）

作者：李幺傻

李幺傻，曾从事过公务员、记者等职，在全国多家媒体工作过，发表文学和新闻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暗访十年》等文学作品八部，现供职于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
　　
　　 这十几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诞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政府部门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二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可惜，我在电视屏幕上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
　　 后来，我从政府部门辞职了，做了一名流浪记者，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里，我先后采访了40多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一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都晚景凄凉，他们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和那些佩戴勋章的欧美二战老兵比起来，我们的抗战老兵被人忽视了，而且忽视了很久很久。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也彻入骨髓，我也无力改变。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是，整整十四年，十四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我只能不断地阅读描写抗战的书籍，这些坐在书斋里的学者作家们，他们并没有进行田野调查，甚至连抗战遗址也没有去过，仅凭自己的想象和参考资料，就能够下笔千言，妙笔生花。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做，是对抗战老兵的大不敬。
　　 直到前几天，我买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援。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崔永元是中国名人，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
　　 我还会继续寻找。
　　 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
　　
　　（两点说明：1、因为个人水平有限，年代久远，在叙述中可能会有差错，请大家及时指正。
　　 2、因为暗访过很多黑恶势力和不法窝点，请大家只看文章，别猜测我的信息。） 【第一章：石牌保卫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叶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和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国军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被炸成了几块。
　　 1943年，冯学佑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他也跟着村人逃避，他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学佑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村子里哭声一片，穿着军装的国军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国军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学佑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先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国军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国军又将他们赶下江水。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学佑老人不知道，他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国外史学家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保卫战。
　　 这场对中日战争起着决定性意义的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位位置是何等重要。
　　 而且，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转过了石牌村这个弯角，长江两岸无险可守，可以直达重庆，兵临城下，重庆唾手可得。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蒋介石就在重庆。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华民族就会亡国灭种。
　　 1943年发生在石牌的这场战役，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当时抗战的形势，用千钧一发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座小小的村庄。
　　 守卫石牌村的，是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成就了胡琏的一世英名。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据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国家。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石牌保卫战，更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一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和当初国共两军的很多将领一样，他出生于穷苦家庭。过去有一句俗语叫做“穷文富武”，是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上学，富人家的孩子习武强身。练武对体力消耗很大，习武之人饭量也很大，穷人家的孩子都吃不饱饭，哪里还有体力去习武。
　　 胡琏十八岁走出校门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子丹、段德昌，国军中出自黄埔四期的著名战将更多：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每一个名字都响当当，每一个名字都足以照彻中国现代史的辉煌一页。
　　 毛泽东对国军军师一级的将领评价并不多，然而，他却对胡琏给予了极高的重视。1946年，中原战场上，胡琏的十八军面对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取得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毛泽东在对华野和中野高级指挥官的电文中说：“18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
　　 然而，胡琏更为人们熟知的是金门战役，在1949年10月份，大陆已经基本解放，国军退守台湾，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叶飞率部攻打金门，结果，三个团9000余人在金门岛遭到全军覆没，这是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整支部队全部覆没的唯一的一次。当时，国军将胡琏称为“金门王”，军中还有说法：“三个西北王，比不上一个金门王。”西北王，就是国军元老级将领胡宗南。
　　 人们都熟知胡琏的这些故事，唯独不知道胡琏壮怀激烈的石牌保卫战。
　　
　　 18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6年，国军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国军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砥柱呢?)
　　 十八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74师、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十八军也即整编十一师，整编十一师是十八军前期的名称。
　　 十八军十一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十一师与强冦松井石根的第三师团在罗店鏖战一月，致使日军遗尸数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三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四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十八军十一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也在各自忙碌，席不暇暖：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74师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74师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五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此时正在加紧练兵；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
　　 胡琏坚守石牌，没有人可以依靠。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远远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冦。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比陆军更强。日本的空军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国军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国军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国军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国军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一百多公路。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幢幢，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援，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凫游，而等到在曚昽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国军的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了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凫。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惹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1943年，我们积弱积贫的民族已经山穷水尽，却还不得不与武装到牙齿的虎狼之师浴血抗争。

中国和日本是世仇。
　　 放眼世界，你无法找到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它一旦强大就要侵略扩张，一旦弱小就会卑躬屈膝。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西方历史学家说，岛国人都具有宽广的胸怀，日本除外。
　　 自唐宋以降，中国沿海地区就屡屡遭受日本的侵扰，远的如倭寇犯边，近的如抗日战争。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如同中国的跟班小弟一样，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略，不同的是，当清政府在要不要改革中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立即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当清政府穿着长袍马褂慢腾腾地考虑着以哪一种符合礼仪的姿态转身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抢先起跑了。
　　 日本和中国同时遭受了漂洋过海的舰队侵略，他们同时意识到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时代，中国的海军舰队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的海军舰队才呱呱坠地姗姗学步。当北洋舰队来到日本岛扬威异域的时候，日本的全体国民痛哭流涕。然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痛心疾首，发誓此后不再登陆日本，即使他老先生从美国回来，要在日本换船的时候，也在两支船舷上搭块木板，靴子上不沾日本一粒脏土。
　　 甲午海战，日本狮子大张口，中国被迫答应战争赔偿，国库因之告罄。日本拿着中国的赔款大力发展军事，觊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日本口中的满洲，就是满清政府的发祥地东北。
　　 当日本人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准备侵略中国的人，中国人在干什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再一次割地赔款；1911年，清政府灭亡；1912-1931年，内战不休，民不聊生；1931-1937年，日本依托东北的优厚资源，军事力量倍增。
　　 在这四十年里，日本举国一心，欲图中国，军事力量步步增强；中国四分五裂，混战不止，各方力量都被削弱。
　　 就这样，一个巨人变成了侏儒，一个侏儒长成了巨人。
　　
　　 所以，当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军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最后退缩西南一隅。
　　 那时候，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又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大最好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们，上战场的时候，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每杆汉阳造只能配四发子弹。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想想看，如果用这样原始简陋的舰艇与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作战，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武官就敢威胁国军海军上将陈绍宽说，如果你们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你们参战，就将你们全部击沉。
　　 陈绍宽参战了。
　　 然而，用这样的一支舰队与强悍的日军舰队激战，那是以卵击石。
　　 陈绍宽采用了最悲壮的自杀式战斗：沉船。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70多艘军舰和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宜昌和重庆。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中国海军做出了自杀式攻击：沉船。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国军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中国海军的想法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无法前进，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这种战法叫做“关门打狗”。
　　 “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败在内奸。
　　
　　 “关门打狗”当时是国军的最高机密，就连各战区司令长官比如李宗仁、薛岳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蒋介石、陈绍宽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泄密了，泄密者是一个小卒。
　　 这个小卒就是行政院秘书黄浚。
　　 “关门打狗”的机密会议讨论时，有两个人担任会议记录，一个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另一个是行政院主任黄浚。而黄浚当时已经被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发展为内奸，南造云子是抗战初期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美色女间谍。日军为了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有军人，还有间谍，不但有土肥原贤二这样的男间谍，还有南造云子这样的女间谍。这些间谍都非常出色。当土肥原贤二拿到山西地图时，他手中的地图居然被阎锡山的军用地图还详细；当蒋介石和陈绍宽准备“关门打狗”时，南造云子已经将这个计划的每一细节都报告给日本军方。
　　 南造云子是和黄浚在一个名叫汤山温暖招待所的色情场所相识相知的。黄浚是一个好色之徒，美色当前，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忠义气节早就丢在脑后。
　　 淞沪会战8月13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12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国军的8艘舰艇相继凿沉，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20艘大船，全部凿沉。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先天夜晚，悄然驶入大海。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调查，黄浚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被枪决。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多艘航空母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于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大战在江阴爆发了。
　　 一方是拥有航空母舰的先进舰队，一方是服役超期的破烂船只；一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团机群，一方少得可怜的飞机还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不需预测。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所有参战海军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本方面参战的是第二、第三舰队，而驻扎在青岛的第四舰队，等待观望；而在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舰队整装待发。中国方面，则集聚了所有海军，破釜沉舟，以死相拼。
　　 然而，现代战争拼的是实力，不是意志。中国海军注定了将会是异常悲壮的结局。
　　 江阴保卫战开始后的一周里，日军只派遣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轰炸，中国一艘炮艇被炸沉，日本两架飞机被击落。
　　 陈绍宽预感到日本将会进行血腥报复，而中国的舰艇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就来到江阴前线看望这些决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他刚刚介绍完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各舰舰长就齐声表示，誓与舰艇共存亡，决不后退半步。
　　 他们已退无可退，背后就是首都南京，而江阴，是南京唯一的水上屏障。江阴丢失，南京危矣。
　　
　　 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中日两国的军队都汇集上海一带，史称淞沪会战。在丛山峻岭中，在阡陌稻田中，在丘陵浅滩中，一支支衣着破烂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奔跑着赶往淞沪前线，川军从四川赶来了，滇军从云南赶来了，湘军从湖南赶来了……而在长江水域，中国几乎所有的战船和民船也赶往江阴，甚至还有吱呀摇橹的运载粮食的舢板……
　　 抗战初期，我们就是以这样原始的装备，与强大的侵略者抗争。甚至当淞沪会战结束的时候，我们穿着草鞋或者赤脚的川军和滇军还在急急赶往上海的路上。当日本能够把他们的每一个士兵用军舰运往中国沿海的每一个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只能依靠双脚来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
　　
　　 后来，日军舰艇开赴江阴，战争进一步升级。
　　 江阴保卫战持续一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击落了日军20架飞机，而日本击沉了中国几十艘舰艇，精华尽失。
　　 此后，中国海军退出了海战。
　　 然而，中国海军并没有退出这场战争，这些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才俊们，沿着长江水域布雷，阻挡日军进攻。
　　 中国每一个布雷的战士，都是中国海军幸存的精华。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舰长，而现在只能在狂风暴雨中跳进水中布雷。
　　 他们中很多人，永远就沉入了江底。
　　
　　 抗战开始，日本有多少架飞机？可能现在无法统计，但是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生产了24000架飞机，那么，抗战开始的日本，飞机数量远远超过24000架。
　　 当时中国的飞机，还不足1000架。
　　 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是日本的4%。而飞机数量还不到日本的4%。
　　 中国的海军和空军是在用血肉之躯与日军抗争。

淞沪抗战后的六年，石牌保卫战开始了。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陆军与日本陆海空军作战。
　　 这六年里，中日之间无日不战，仅仅数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就有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浙赣会战。国军牺牲在正面战场上的将军数百位，牺牲的战士数百万人。如今，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这些将军的名字，而那些士兵呢？当日本的靖国神社里罗列着一个个域外战死的士兵姓名时，当美国的公墓里为每一个战死的士兵竖起一块纪念碑时，我们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死疆场的抗战士兵魂归何处？难道美国和日本的士兵生命就贵如金玉，我们的士兵就贱如蝼蚁？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像这样悲壮，像这样万众齐心众志成城，像这样让人悲愤填膺让人欲哭无泪。
　　
　　 石牌保卫战开始前，国军在不断地布雷，日军在不断地扫雷。这种情景很像多年后的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地雷战》，不同的是，电影演的是地雷，国军布的是水雷。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布雷队员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日军俘获了他们。
　　 国军准备营救。
　　 布雷队员被关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营救，关押地点是什么地形，国军一无所知。
　　 于是，十一师的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情报。
　　
　　 范一贵是一名小生意人，他经常坐着柴油机船来往于宜昌市夷陵区的长江两岸。陈光林是范一贵的外公。
　　 陈光林家在距离石牌村20公里的金狮洞，他参军的时候只有20岁，因为出生在本地，对长江三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所以，就自告奋勇前去下游刺探情报。
　　 想来陈光林以前荣立了很多战功，要不然也不会在强将如云的十一师担任谍报队队长。陈光林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而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再也不知道陈光林当时是怎么被日军识破身份的，只知道陈光林牺牲的时候非常悲惨。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十一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后来，日军把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全部集中在一起，告诉说，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陈光林依然在大骂日军。因为太过残忍，围观的人都不敢观看，有的妇女发出了哭声。日军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抬起头来，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死。
　　 陈光林的死亡地点是黄柏阿，读音是这样，具体地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也就在这一天里，日军后方的江苏北部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往事。这件往事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

六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造访石牌，祭扫当年战死的将士们。
　　
　　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那座墓很大，据说一万多士兵就葬在这里。想象一下，其中不乏十六七岁的小兵，个头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啜着香茶，看着儿孙玩耍，悠闲的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他们战死了，以身殉国了。
　　
　　
　　能看出来，过去墓地阔大的石台，变成了今天的小学校园的地基。石台阶梯正前方几十米外的杂草中，有一座干涸的水池，丈余见方，用巨石和水泥垒砌而成，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这是战死的将士们在被埋葬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那时生者们用肩膀把江水挑到山顶上，在这池子里为阵亡者拭去遍身的血迹和泥土，为他们换上虽破旧但已洗净的军衣。据村中老者回忆，他听说着那池子最多曾放置过三千多具尸体。有的尸体仅仅是一条腿！
　　
　　
　　小学操场前有一根旗杆，其基座特别高大，还刻着饰边，原来这基座本是墓地纪念碑。石碑仰面朝天的躺在石阶脚下，无奈的仰望长天，裸露着胸膛上的碑文。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在它身上跳跃嬉闹，几乎磨平了碑文。有心人取出饮水，一个字一个字的洗净了碑上的尘埃：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均与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缅怀忠良……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筑公墓于其上……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
 这是发生在共产党军队与日军之间的一场血战。
　　 那时候的国军很贫穷。
　　 那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更贫穷，国军一杆步枪配四发子弹，而他们一杆步枪连四发子弹也没有。但是，八路军新四军有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拼刺刀。可以这么说，抗战的老八路老新四都是拼刺刀的好手，在平型关战役中，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背靠背，七八个八路军也难以近身，而这个时候，两个鬼子背靠背，一个老八路就能将他们刺个透心凉。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增强了。
　　 经历了长征和多年抗战的老八路，个个都是宝贝，百炼成钢。而小日本因为多线作战，既在中国战场和中国人作战，还在太平洋战场上和美国人作战，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在英国人作战，兵员严重不足，战斗力急剧下降。可以这样说，先期老鬼子的战斗力，是后期小鬼子的好几倍。
　　 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降低了，但是鬼子的武器先进了，所以，国军和八路与日军的作战，仍然很困难。
　　 鬼子擅长拼刺刀，八路也喜欢拼刺刀。为什么？鬼子拼刺刀是因为武士道的熏染，八路拼刺刀是因为缺少弹药。
　　 在那些黑白老电影中，八路一包围了鬼子，打上几枪，就吹响冲锋号，战士们纷纷上刺刀，跃出战壕，将鬼子团团围住拼刺刀。这不是艺术加工，这是实际情况。
　　 都说鬼子拼刺刀厉害，可是后期的八路比他们更厉害。因为没有弹药，八路训练的时候不能实弹演习，只能空枪瞄准，八路的枪法不如鬼子，因为鬼子有大量的子弹可供练习，但是八路的拼刺刀技术绝不含糊。
　　 老电影中的八路长官冲锋的时候，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一把大刀，这也不是艺术加工，这也是实际情况。八路中的军官，甚至师长团长，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后来成为解放军少将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一到战场上，就抡起大刀冲上去，据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以王疯子为原型。少林和尚许世友当了军长后，一到战事紧急，还会抡起大刀片带着敢死队上去，气得徐向前威吓说，再遇到许和尚丢下部队只顾自己冲锋，就枪毙了他。当然，国军的一些师长团长也不含糊。赵登禹在29军132师做师长时，刀法在全军数一数二，死在他刀下的鬼子估计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他在战场上抡起大刀片，十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鬼子也不敢近身。而且，29军的官兵刀术都异常精湛，一格一挡，刀锋就奔向了鬼子的脖子，所以，日军只要与29军作战，必定戴上铁围脖，保护脖子。李弥在远征军第八军做副军长时，攻击松山受挫，他手持大刀片带着几百名敢死队趁着夜色摸上去了，天亮后，李弥摇摇晃晃地走下松山，全身浴血，身无完缕，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那时候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就是要求战士们多多训练劈杀，掌握高超的劈杀技术。彭德怀，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回了延安。
　　
　　 八路武器不如日军，八路拼杀胜过鬼子，八路的头脑更远远超过鬼子。
　　 八路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不会退下子弹，而鬼子则会退下子弹，握着空枪与八路拼杀。八路能拼杀过，则不会浪费子弹；如果处于不利，就会开枪。日军为什么会退下子弹，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日军受武士道精神鼓舞，头脑僵化，要拼杀则就不开枪；有人说日本的三八大盖设计有缺陷，拼刺中枪容易走火，伤了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日军拼刺刀的时候，先退下子弹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的欧洲战场上，同为邪恶轴心的德国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而日本还在运用冷兵器和武士道作战。日军遇到了积弱积贫的中国，才这样飞扬跋扈，而在比他武器先进得多的苏联面前，则败得像个龟孙子。
　　 在张公子引着东北军一路撤退到了关内，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时，日本自以为他们无敌天下，准备向西侵占苏联，向南吞并中国，然而，诺门坎一战，让日军认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此后，不敢西顾，转而专心南侵。
　　 日本的武器比中国精良得多，但比苏联落后得多。
　　 更落后的是日本的战略战术。
　　 八路的骑兵和日本的骑兵曾有一场决战，结果，以骑术和武器更为精湛的日本骑兵全军覆没而告终。
　　 八路的骑兵是129师的骑兵。那时候的骑兵非常珍贵，平时担任的是通讯、警戒和侦察任务，刘伯承元帅舍不得拿他的骑兵部队去冒险。但是这一次却事出意外。
　　 129师的骑兵部队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的骑兵部队遭遇了。无论是人数马匹和武器，日军都占优。八路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让几挺机枪埋伏在马队的后面，一到日军骑兵冲到跟前，就玩命地打。
　　 八路的骑兵做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诱惑日军骑兵冲锋。日军骑兵按照骑兵操典的章程，列队举刀，然后扑了过来。八路的骑兵向两边闪开空挡，机关枪响了，日军骑兵丢盔撂甲。
　　 这支八路骑兵部队的指挥叫曾思玉，1955年授勋时，为中将。
　　 日本没有《孙子兵法》，日军不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八路军新四军与鬼子作战，从来不做折本生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少于日军，即使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这次。  

这场战斗叫做“刘老庄战斗”。
　　 抗战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打过阻击战，因为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是无法组织起有效地阻击的，而且，阻击战也就是消耗战，几个人一条破枪的八路消耗不起。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刘老庄战斗，新四军却不得不打起阻击战。
　　 阻击战一方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3000名日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000名日军从淮阴城倾巢而出，他们是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的。那时候的新四军代军长是陈毅，新四军还没有发展壮大，它和此时正在印度休整的新一军是同等编制，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了第三野战军。
　　 82名新四军战士经过泗阳时，与3000名日军不期而遇。怎么办？打！日军只要出城，就一定有目的。用《亮剑》中新一团团长丁伟的话来说：“他要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成功。”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只要见到日军，就二话不说，迎头痛击，揍他娘的！
　　 82名战士与3000名日军接上了火，沿着刘老庄外的一条壕沟边打边撤。壕沟一般四通八达，岔路很多，出口很多，只要进入壕沟里，一般都能摆脱敌人。可是，这条壕沟居然是条死沟，没有出口。
　　 于是，新四军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冲上来的鬼子展开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大刀砍杀。到了夜晚，82名勇士全部牺牲，而占尽绝对优势的日军也死亡170多名。
　　 那时候的中国士兵，个个都是好汉。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场小的战斗都有后面的大背景。
　　 刘老庄战斗的背景是日军的扫荡，日军的扫荡是为了肃清自己后方的抗战势力，以便把更多的兵力调往前方。1943年的日军，多线开战，每条战线上都需要兵员补充。
　　 石牌保卫战的背景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的目的是日军从水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
　　 从湖北进入重庆，一定要经过宜昌，从宜昌进入重庆，只有一条水路，这就是长江水路，就是经过石牌村的长江水路。
　　 难道就没有陆路吗？
　　 有，陆路是一条在千沟万壑间盘旋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攀援行走，它的名字叫做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需一挺机枪，就能阻挡日本百万大军。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日军想从东边进入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  

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铁路，早在詹天佑所处的清末时代，就准备修建。可是，这条道路工程太过艰巨，投入资金巨大，而清政府又太过腐败，收了四川百姓的钱，却放弃不修路了，便引发了保路运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武昌的清军赶去镇压，于是武昌空虚，武昌首义便应运而生，全国各地一起响应，满清政府就垮台了。一条道路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谁也不会想象到的。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直到2010年才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叫做宜万铁路。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还没有建好，还没有通车。
　　 在这里，无论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春天，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千难万险的水路，实在是孤注一掷。
　　 要进入战时陪都重庆，有四条路：第一条是从南面的云南进入，第二条是从北面的陕西进入，第三条是从西面的青藏高原进入，第四条是从东面的湖北进入。
　　 陕西当时有黄河天堑，陕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陕北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要想进入，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就算占领了陕西，还有秦岭需要翻越。而陕西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栈道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日军走这条路绝无胜算。青藏高原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百万雄兵更恐怖，何况，要进入青藏高原，谈何容易。所以，日军要进入重庆，就选择了从南从东两条路。
　　 南面是云南，这条路几乎被日军打通。
　　 在石牌保卫战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命悬一线。
　　
　　 抗战时期的国军装备异常简陋，补给异常困难，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在独立抗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意识到中国是和他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军人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就会变轻。
　　 于是，财大气粗的美国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是枪炮子弹。
　　 国和国之间从来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可是，美国援助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援助？
　　 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占领，美国只能将援华物质运至印度的利多，然后修了一条史迪威公路，从印度的利多把战略物质运到缅甸，再从缅甸运至云南。史迪威是美国在亚洲战场的最高长官，那条中国战场的生命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中国的抗战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日本盯上了这条生命线，他们要切断。
　　 日本派出四个师团的兵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驻守在缅甸的英军不堪一击。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派出了自己当时最好的机械化军队第五军，和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新一军，还有其他部队，一共十万人，开赴缅甸，驱赶日军。这支部队以后诞生了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中的另外两支：十八军、整编74师，此刻在参加鄂西会战。这支部队后来诞生了一大批名震华夏的战将：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湘、李鸿、潘裕昆……
　　 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四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56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子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200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5万人左右。国军是10万人。10万人正面抗击5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56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国军惨败。56师团来自于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者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和用远征军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中华民族的命运，就维系在一座摇摇晃晃的桥上。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凫水过来。刚好此时36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唯一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丛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运输的人，就叫贩私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丛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6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搓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灭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2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8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子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质，国军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质，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就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此前和此后，父亲蒋介石都没有过这种情况。
　　 浴室之外，蒋介石内心再焦虑，也要故作坚强；而只有在浴室里独自面对时，蒋介石才露出自己心中的脆弱。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蒋纬国是一个好青年。
　　 蒋纬国是蒋介石的次子，远征军失利的这一年，他只有26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曾有一次，在火车上，蒋纬国坐在窗口的座位上看书，来了一个小连长，小连长喝令蒋纬国起来，把座位让给他。蒋纬国站起身来，没有说“我爸是李刚”，而是把座位让给了小连长，站在旁边继续看书。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侍从室的几名警卫满车厢找蒋纬国，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小连长看到侍从室警卫的臂章，听到他们称面前这个青年为“蒋公子”，大惊失色，浑身颤抖。警卫们要带走小连长军法从事，蒋纬国制止了。警卫们教训了小连长几句后，就和蒋纬国离开了。
　　 后来，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时候，蒋纬国到青年军第206师任少校营长，师长是衡阳保卫战的民族英雄方先觉。以后，我会详细写到方先觉。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将近200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叔叔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麦克阿瑟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都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
　　 “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做“驼峰航线”。
　　 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质，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质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学佑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军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军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更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国军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被人们得知。
　　 宜万公路是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一条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尚未通车，而宜万铁路直到2010年才通车，所以，67年前的日军进攻重庆，除了走长江水路，再别无选择。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几千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十一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再不会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14】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爬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是的，我国虽有13亿人，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要活得有尊严。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鄂西会战尚未结束，傅正模就被升为副军长。后来，他一直留在大陆，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儿子叫傅乐平，解放后一直在台湾。改革开放后，两岸可以互相走动，傅乐平来到了金鱼坪村，在当初野战医院外的乱坟堆边站立了很久，流着眼泪。
　　 那些坟堆是在一座山脚下，2010年夏天的一场大雨过后，这里被冲出了3000具尸骨。那些尸骨全是预四师的。
　　 预四师才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傅乐平那次来的时候，在易升泉家住了一个夜晚。
　　 那时候，易升泉的奶奶还在，奶奶是预四师伤兵野战医院的见证人。奶奶说，当时国军死的人太多了，都来不及仔细掩埋。每天早晨，几个村民就拉着架子车，从野战医院里往外拉死尸，拉到村外山脚下的大坑里。铺一层死尸，洒一层土，再铺一层死尸，再洒一层土。就在村民们抬着死尸准备丢进大坑的时候，有的伤兵突然醒了，发出一声呻吟，或者眼睛睁开了，村民们又把他拉回野战医院。然而，第二天这个伤兵又死了，再拉过来掩埋。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奶奶说，主要是没有食物，也没有医药，有的饿死，有的病死。
　　 现在，奶奶已经离去多年了。

【15】
　　
　　 有时候，随同傅正模来到野战医院的还有一个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只知道他姓温，那时候的人们都叫他温副官。
　　 温副官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野战医院的医生没法治愈，很多人都认为温副官没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说，让他试试。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丰，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结果，周仁丰用土方子治好了温副官的病。温副官非常感激。
　　 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鄂西会战的时候，在师范学校上学，他和比自己大几岁的温副官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常常谈论到天亮，谈论历史，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述说志向。易顺仓去了师范学校后，他们还有书信来往。后来，易顺仓一直保存着温副官写给他的信。易升泉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易顺仓还拿出温副官写给他的信，念给儿子听。易升泉说，那些信都是用毛笔写在黄纸上，有一封信引用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熬其筋骨……”易升泉听不懂，父亲一句话一句话解释给他听。父亲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那时候的父亲易顺仓有40多岁，“40多岁的人念起书信还在哭啊。”易升泉感慨地说。
　　 温副官来到野战医院的时间，刚好与冯学佑所说的日军轰炸石牌村的时间重合。这段时间，就是鄂西会战的时间。
　　 鄂西会战结束后，预四师要开拔，温副官和父亲易顺仓难分难舍，他们说了一夜话，第二天天亮，温副官离开了。临走前，他送给父亲易顺仓一个笔筒，一双象牙筷子，还有一件日本军官的大衣。
　　 这一走，温副官再也没有了消息。
　　 易升泉推断说，温副官可能是以后牺牲在战场上，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看望父亲易顺仓，还有他的救命恩人周仁丰。温副官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那个笔筒和那双象牙筷子，易顺仓一直珍藏着，文革中，害怕带来祸患，只有都砸毁了。那件日军军官的大衣，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铜纽扣。
　　 父亲易顺仓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宜昌市夷陵区的中小学任教，退休的时候是初中语文老师，已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易升泉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温副官来到他们家，偷偷地问易顺仓：“家里还有没有吃的？”易顺仓问：“有啊，怎么了？”温副官说：“我一个老乡，在野战医院里，野战医院没有吃的，他快要饿死了。”易顺仓从厨房里拿了两个面饼，跟着温副官跑进了野战医院。野战医院里一间房屋的地上躺满了人，一个个面黄肌瘦，伤痕累累。温副官的老乡躺在最外面，等着被收尸的人拉走。温副官把面饼撕成长条，塞进老乡的嘴里，可惜老乡已经饿得没有任何力气，嘴巴不会动了，没有力气咀嚼了。温副官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很快地，温副官的这个老乡就死了。
　　 那时候国军预四师的将士们，在前线与日军殊死拼杀，只有受了重伤才会被抬到后方的野战医院。然而，野战医院缺少食物，又缺少医药，等待他们的还是死亡。
　　 2010年的一场大雨冲出了国军预四师的3000具尸骨，世人震惊。易升泉说，当时掩埋的尸骨远远超过3000具。解放初期，村里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着这些尸骨攀爬，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抗战将士的尸骨，但是从来就没有人收殓，任阳光暴晒，风雨浸淋。文革初期，有人把抗战将士的尸骨架火焚烧，作为肥料，撒在田里。
　　
　　 将温副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中医周仁丰，命运和这些抗战将士一样悲惨。
　　 宜昌刚刚解放，周仁丰就被当地民兵抓起来，因为他给国军的官员治过病，就要枪毙他。那些年，周仁丰的眼中只有病人，没有什么阶级，没想到给自己惹来了祸端。一位在宜昌任职的高官，听说周仁丰要被枪决，骑着快马从宜昌赶来，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赶到的时候，枪声已响。
　　 这位高官解放战争时期在鄂西山中打过游击，周仁丰曾经救过他。

【16】
　　 鄂西会战非常惨烈。
　　 参加过鄂西会战的预四师老兵刘邦瑞曾经给儿子易强讲过，距离野战医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宝山，预四师的一个连曾经在那里打过一仗，面对四百多名日军和日军的重机枪、小钢炮，死战不退。当时，刘邦瑞所在的那个连仅有140人，仅有一挺轻机枪，其余的都是汉阳造，很多枪支因为使用时间长，膛线都磨平了。日军攻击很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三八大盖的刺刀长长的，亮光闪闪。日军的炮弹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后面，掀起的气浪把帽子都吹掉了。国军的轻机枪压不住日军的重机枪，重机枪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刚才还在打枪的战士，突然没有了动静，刘邦瑞一看，战士的脸上都是血。连长挥舞着驳壳枪嘶声叫喊着：“人在阵地战，杀一个够本，打狗日的。”
　　 尽管国军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敌众，加上武器低劣，日军最后攻上了山头。国军的子弹打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刘邦瑞看到日军越来越近，就跳进一个坑沟里，拉过身边的几具死尸，盖在自己身上，盖了好几层。日军来到了坑沟边，用刺刀捅着一具具死尸。刘邦瑞听到几米远的地方，传来了呻吟声，接着是刺刀捅进肉体的声音，呻吟声没有了。
　　 刘邦瑞在坑沟里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才搬开盖在身上的死尸，抹掉脸上的血迹。刘邦瑞站起来，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尸，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山顶上又出现了六个人，手无寸铁，他们和刘邦瑞一样，是这场战役的幸存者。
　　 140人，现在只剩下了7个人。
　　 天黑后，这7个人捡起空枪，下山寻找大部队。
　　
　　 后来，刘邦瑞所在的部队，又与日军开战。
　　 战斗中，一颗子弹飞过来，刘邦瑞的腿部受伤了，他仍在坚持战斗，爬在地上，看到日军走近了，就射击。
　　 这场战斗，国军打赢了，残余的日军逃下山去。
　　 打扫战场的时候，营长看到刘邦瑞腿部负伤，爬不起来，就安排两个士兵，将刘邦瑞背到了野战医院所在的金鱼坪村。刘邦瑞在养伤期间，一直打听前线的情况，后来听说，这个营长牺牲在战场上。
　　 鄂西会战结束后，刘邦瑞的腿上还没有好，无法跟着部队开拔，只好在金鱼坪村继续养伤。后来，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就入赘在了这座村庄。
　　
　　 易升泉的二爷名叫易子培，是当地民团的首领。
　　 由于预四师伤亡很大，当地的民团士兵就转入了预四师。
　　 易子培说，预四师是湘军部队，刚刚开来的时候，从师长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后来伤亡太大，不断补充，就有了全国各地的人。
　　 湘军强悍，世人皆知。在国军的作战序列中，特别能打的除了湘军，还有桂军和秦军，桂军坚韧，秦军凶猛。清朝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无湘不成军”，过去人认为吃盐长精神，添力气。所以，清政府很长时间里，不给湘西提供食盐。广西十万大山，地瘠民穷，铸造出了广西士兵极为坚韧的性格，他们像川军一样吃苦耐劳，又像湘军一样性格刚烈。“军神”林彪一生打过两次败仗，一次是血战四平，被湘军大败；一次是青树坪战役，被桂军打败。打响抗战第一枪的29军，将士大多都是陕西子弟，在与日军拼杀中，日军戴上了铁围脖，刀砍不如，29军的将士就从上向下劈砍，将日军砍为两截。抗战初期最凶悍的最具战斗力的日军王牌，也不是29军的对手。
　　
　　 预四师开拔前夕，傅正模最后一次来到了金鱼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尸骨的山下立了一块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师长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写的，石碑上还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名字。鄂西会战，交战双方是国军第六战区和日军第十一军。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黄昏，他才转过身来，人们看到他满脸都是泪水。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都忘记了碑文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不朽殊勋，光照千秋。”
　　 除了这块石碑，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的预四师排长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有一块石碑。石碑从山下排列到山顶上，密密麻麻。
　　 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营长的石碑。此后，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刘邦瑞都会来到营长的墓碑前，点燃纸钱，枯坐良久。
　　 解放后，有人要盖房屋，就盯上了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垒猪圈，还有人用石碑铺路，任成千上万只肮脏的脚踩在上面。现在，山上没有一块石碑了，抗战烈士们都没有“千秋”。
　　 而那块上面刻着陈诚名字和傅正模撰写祭文的石碑，因为太过巨大，无法搬走，就被人砸毁了。
　　
　　 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寻找烈士中的亲人。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曾经有一个同学，名叫杨印池，先在民团里，后来进了预四师，离开的时候，他是排长。后来，大陆解放，他去了台湾。两岸能够走通后，杨印池来到了金鱼池村，了解抗战烈士们的情况。离开的时候，他哭成了泪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刘的人，据说是民航三局机关主任（这个单位和称呼不知道是不是确切），也来到了这里，鄂西会战的时候，他的两个舅舅都牺牲在这里，都在预四师担任官职。刘主任在这里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了一个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钟有煌；另外一个舅舅的墓碑没有找到。
【17】
　　
　　 中国20世纪最有名的军事家是谁？是蒋百里。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作战的路线，全部在他的掌握和预料之中。而他，已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蒋百里先在日本军校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走了日本天皇的佩剑，让同期的日本同学捶胸顿足；后来，蒋百里又留学德国，专门研究德国军事，把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后人称道蒋百里，是因为他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军事观点，而中日战争都按照他的设想在进展。人们以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杰作，其实第一个提出中日之间“持久战”的是蒋百里。蒋百里还提出了全面抗战，遍地开花，让日军首尾难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而蒋百里最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不是他的论持久战，不是他的全面抗战，而是他的变南北抗战为东西抗战理论。
　　 当时，日军占领东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蒋百里向国防部建议，一定要迫使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这样就能够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后来，中日之间的作战路线，果然就走这条路。
　　 然而，这也是一招险棋。所以，蒋百里又告诫蒋介石，一定要警惕日本模仿800年前蒙古铁骑灭南宋的线路，即从山西打过潼关，翻越秦岭，先占领汉中，再攻取四川与湖北。如果日军走这条路线，亡国必矣。
　　 所以，抗战打得再激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一直屯集陕南和关中，寸步不动。有的书中说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是为了监视延安，实在是无稽之谈。八路军精锐都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星罗棋布，力量渐增，几十万国军精锐部队，何必监视陕北一座空巢？
　　 那时候，国军最有威力的武器叫做“三十二倍十五榴”，这些来自德国的超级大炮也被部署在黄河西岸的潼关，用来对付东岸的日军。据说，这种超级大炮，射程高达20公里，一颗弹头就重达50公斤。
　　 抗战前夕，德国是西方对中国最好的国家，而德国又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据说，当时，蒋介石准备让德国人帮助中国训练80个德械师，用来收复被少帅丢弃的东北，可是，少帅导演的事变爆发了，全面抗战提前打响。
　　 抗战开始的时候，原定80个的德械师，其实只装备和训练了四个：中央军校教导总队、36师、87师、88师。在淞沪战场上，这些德械师，军中翘楚，天之骄子，给了日军极大的杀伤。后来，在南京保卫战中，尽管处于劣势，这四个德械师仍然顽强奋战，但是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的长官有名将桂永清、宋希濂、孙元良等。
　　 德械师作战能力极强，有相当一部分史学家认为，如果抗战再晚一两年爆发，中国军队接受80个师的德式装备，那么，抗战根本就不会打那么长时间。
　　
　　 1943年夏天，日军按照中国军事家蒋百里当初的设想在进攻，沿着长江溯流而上，步步受挫。

1943年夏天，日军旨在打通宜昌，直逼重庆的计划，一再受挫，于是进行疯狂的军事报复。
　　 距离宜昌300多公里外的湖南南县，73军一万余人在转战常德的途中，与日军发生了遭遇战。73军属于湘军序列，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极其凶猛。至今，在长沙的岳麓山上，还有73军死难将士纪念碑。然而，此时，在开阔地上，在水田河网间，73军面对强敌，只能且战且走，随同一起撤退的还有两万多名百姓，日军天上飞机，地面军队，洞庭湖面上还有舰艇，行动迅疾，兵力雄厚，将73军和老百姓包围在南县厂窖镇。于是，厂窖惨案开始了。
　　 厂窖惨案，日军三天屠杀三万人，创下二战史上单天屠杀的最高纪录。可惜，这笔血债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
　　 厂窖镇位于洞庭湖的一个半岛上，长十几公里，宽四五公里，三面临水，只有一条道路与外界相通。73军与百姓被逼入这座半岛，就是面临死地。
　　 日军在飞机轰炸和舰炮轰炸后，陆军开始登上了这座半岛。
　　 郭鹿平是那场惨案的幸存者，至今回忆起那场惨绝人员的大屠杀，老人还充满悲愤，全身颤抖。郭鹿平家在街上开有一家药店，大屠杀发生前，看到难民成群结队地从门前经过，郭父意识到要发生大事，把家中的女眷和弟弟送到益阳避难，父子两人看守着药店。
　　 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炮弹也在街面上爆炸，父子二人为了安全，就跟随着逃难的人来到了一户姓李的人家。那户李姓人家是个大户，有高大的院墙，他们幻想着高墙深院能够阻挡鬼子的进攻。当时，院子里躲藏了100多人。
　　 这一天是1943年5月9日，老人记忆非常深刻，清晨，日军荷枪实弹，砸开了李家大院的院门，端着刺刀，逼迫他们来到附近学校的操场里，操场里还有很多人。日军将他们每个人的右手绑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都靠墙站着。大家惊慌不安，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郭鹿平还在想着，是不是日军要抓大家去做苦力？突然，站在第一个的人大喊了一声：“鬼子杀人了！”郭鹿平循声望去，看到呼喊的是村中一个姓曹的木匠，日军的刺刀捅在了曹木匠的胸脯上，曹木匠没有喊出第二声，就软软地倒下去。
　　 接着，站在郭鹿平面前的日军也动手了，他一刀捅在了郭鹿平的肚子上，刺穿了，郭鹿平仰面倒了下去，愤怒地望着鬼子。后面走来了另一个鬼子，在他的前胸处一连刺了七八刀，每刺一刀，鲜血就溅了出来。郭鹿平昏了过去。
　　 下午，郭鹿平醒过来了，看到日军离开了，操场上躺满了尸体，死尸堆里间或还有哭声，那是和他一样死里逃生的人。郭鹿平想爬起来，浑身的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又昏死了过去。
　　 郭鹿平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四周一片静寂，惨白的月光照着横七竖八躺倒的一望无际的死尸，空气中飘散着血腥味。郭鹿平解开手上的绳子，爬向身边的麦田。那时候的麦田已经有了半米高。
　　 郭鹿平在麦田里躲避了两天两夜，饿了，就吃地上的青草和青苗。第三天，他被清理死尸的人发现了。人们看着遍体鳞伤的郭鹿平，感到17岁的他能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
　　 厂窖惨案三天死难三万同胞，目前未有一人获得日本赔偿，甚至连日本的一声道歉也没有。
　　 这段惨痛的历史，就这样悄然消失。

【19】
　　
　　 在厂窖惨案中，因为73军面临绝境，被日军疯狂赶杀，余部转战到了常德一带，退出了鄂西会战。
　　 多年后，从日军的揭秘档案中，人们得知，当时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的目的，就是为了挫败中国将士的斗志。日军想尽快占领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战事，以便让更多的军队开赴太平洋战场。那时候，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武器装备更为优越的美军，与日军逐岛争夺。
　　 然而，中国军队依靠着山形地势，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军输死抗争，至死不降。
　　
　　 鄂西会战中，与国军第六战区战斗序列对垒的是日军11军司令官横山勇。
　　 横山勇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从时间上来算，应该是蒋百里的师弟，横山勇求学期间，与日军侵略战略的理论家石原莞尔、日军总参谋长饭村穰齐名，当时，他们三人被称为“三羽鸟”。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蒋百里才是日本士官学校里最有名的毕业生，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都达成了共识。
　　 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维新后，积极扩军备战，要拓宽疆域，首先依靠海军，所以日本的海军要强于陆军。因为日本很早以前就提出“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所以，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精华，而关东军的整体能力又强于海军。
　　 日军对华全面战争开始后，横山勇来到了东北，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第一师团，是日军最早的六个师团之一。这六个师团和以后的近卫师团，统称为日本第一等师团。横山勇能够担任第一师团师团长，可见天皇对他的重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横山勇一直在东北养精蓄锐，防备苏联攻击东北。自从诺门坎战役后，日本才意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尽管经过了严酷的肃反，一大批优秀的苏军将领被集体枪决，但是，苏军的整体实力仍然远远超过日军，蜷伏东北的日军，只能从攻势转为守势。
　　 就在鄂西会战开始前，横山勇才从东北来到武汉，从第四军司令官的位置，挪到了第11军司令官。原来的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死得极为窝囊。
　　 冢田攻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比横山勇早两届。日本人的姓氏，很多都以居住地的特点为姓氏，想来横山勇家的门口横着一座山，而冢田攻家的门口则建了一座坟墓吧。
　　 冢田攻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冢田攻是攻占南京的直接指挥着，亲自起草了《攻占南京城纲要》，又亲自下令“血洗南京”，还一手策划了贻臭万年的“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坏透了的老鬼子。
　　 冢田攻是在鄂西会战前的半年时间担任第11军司令官的，此前第11军的司令官是阿南惟几。日军第11军下辖6个师团，有23万人，是当时在华中地区最强悍的部队。
　　 鄂西会战开展前夕，冢田攻坐着专机去南京开会。在返回武汉的途中，他的专机遭到藏在深山中的桂系高射炮连的射击，一炮就击中了座机，冢田攻“壮烈殉职”。
　　 就在冢田攻的飞机被击落的同时，日军的任命书也下达到了武汉，冢田攻被任命为大将。所以，冢田攻之死，诞生了一个记录，他成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将领。而日军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级别最高的将领，则是三本五十六大将，日本海军总司令，他也是坐在专机上被美军炮弹击落的。专机，赵本山解释为拉砖的拖拉机，比较危险，还是少坐为妙。
　　 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上的倒霉将军，还有好几个：饭冢国五郎、酒井直次、楠木实隆……
　　 饭冢国五郎，他家门口还是有一座坟墓，他死在自己那个亮光闪闪的钢盔上，饭冢国五郎当时戴着优质钢盔舞着战刀让日本记者拍照，突然被中国哨兵发现后，一枪毙命，可见，日本人名字中带个“冢”字的，都没有好下场，名副其实。
　　 酒井直次死在地雷上，工兵都顺利过去了，没有什么事，偏偏他骑着马过去的时候，就一蹄子踩在铁西瓜上。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
　　 前几个还没有什么，毕竟是死在战场上，楠木实隆最倒霉了，他死在检阅部队的路上，是被马夫三枪打死的，三枪都是面对面打在胸脯上，想救都没法救了。
　　 抗战时期，日本有近百名将军死在中国战场上，他们死得各有特色，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让人拍案叫绝。
　　
　　 冢田攻死了，横山勇急急上任，他改东北的战略防御为武汉的战略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