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江公务员年终奖: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经学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始兴的儒学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作为学术发展不可缺少的备件之一，学术流派之争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经今古文之争却是旷日持久，长达两千余年，自汉代起一直波及到汉代末年。且其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学术论争。

　　翻开《辞海》，“经”字的含义有：一是指历来被尊崇为典范的著作或宗教的典籍，亦指记载一事一艺的专书；另外则是指旧时图书目录中的儒家经典部分。

　　本文的“经”即：指儒家经典部分，也就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经”。古老的经书内容深奥，主要靠经师的传授得以流传。经师们除了注释文字、讲解内容外，还常常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述和发挥，由于讲授者对经书的理解各不相同，于是，便产生了以经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经学。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土，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有所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当时代人的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土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土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土对抗。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足，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

　　宋代，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

　　今古文经学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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